激进主义与教育重构

赵梓淳

《去学校化社会》是当代著名社会批评家、教育思想家伊万·伊利奇的作品，由我国著名教育社会学专家吴康宁教授翻译。这本书虽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但毫无疑问，其观点在今天仍然是犀利前卫的。基于伊利奇激进批判教育学的理论背景，我们在阅读时可以获得更客观且更思辨的视角，这对教育的重构多有启迪。

一

据说从1967年开始，伊利奇和赖默便定期在“跨文化文献中心”碰面。“跨文化文献中心”的存在即是一种跨界整合、系统思维的昭示，两位在这里定期探讨着教育与社会问题，或者说探讨着他们理想中的或是未来的教育模样。而赖默本身就是一位持有“学校消亡论”的激进主义者，在两位不断的碰撞中，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思想诞生了。这一富于新见的思想在1969年的《星期六评论》中公开阐述。

《去学校化社会》一共七章，分别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废除学校”“学校现象学”“仪式化了的进步”“制度光谱”“荒谬的一致性”“学习网络”“‘厄庇米修斯式的人的再生”。对此标题，吴康宁教授在《破除学校神话走向学习化社会——<去学校化社会>译者导读》中有着非常好的诠释，建议大家借着“导读”读译著，得到的启发会更深刻。

比如，我在读其中第四章“制度光谱”的第二节时，发现令人印象深刻的类比：高速公路和学校教育一样，是“虚假的公共事业”。当前的学校教育现状在某些方面限定了人们选择学习的自由。甚至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本身的精神都在无形中被限制或控制。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学校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学习的自由：假如没有这一途径，很难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鸿沟就一定会缩短，就一定拥有自己选择教育方式的自由。这是伊利奇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一种体现，需要从多方面来看待。

二

激进主义一般分为作为社会运动式和社会思潮式。前者发展到剧烈阶段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扰乱社会秩序和正常生活。而后者则主要发生在高校师生等知识分子中，是针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相对过激的思想主张，其主要批判的则是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体制规章、生活方式等。

显然，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属于后者。它批判的更多是学校这一制度，但它并不否认学校所承担的教育功能。伊利奇所构想的“去学校化社会”并不是“去教育化社会”，不是去除所有的现代因素，而是要对现有教育制度实质、教育结构形态进行彻底变革，是要打破学校垄断，提升教育品质，形成“通体透明的世界”。我以为伊利奇所期待的世界不仅通体透明，而且自然美好。

英雄所见略同，《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也指出现有教育的弊端：教育成了一种“存储行为”，人们已因此不可避免地“失去创造力”。由此可见，“伊利奇们”其实是想以一种激进的表达来匡正他们所观察到的共同问题，实现他们所期待的美好诞生。而对于这份美好，所有人都形成共识。

三

这本书的逻辑脉络是“破”和“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于“学校化社会”的猛烈批判，二是对“去学校化社会的构想”。而“破”和“立”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伊利奇不仅在对“学校化社会”的主要批判中埋下全新教育制度构想的引子，也在对教育重构的论述中强调问题的现状与导向。与此同时，参考译者导读，可以整理出如下的思维导图（如图1）。

其他相关书籍的逻辑脉络则有所不同。如本质观点相似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关注点则在于教育和对话之间的紧密联系：一部分将灌输式教育与提问式教育进行对照，指向提问式教育需要对话;一部分则进行了对教育项目的主题调查，指向教育需要对话。《被压迫者教育学》对于几种教育模式，尤其是灌输式教育进行了反复重申，相比较而言，《去学校化社会》的“破”与“立”要更为清晰。也就是说伊利奇不仅提出了问题，更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而这些是30年前的预言。

四

事实上《去学校化社会》中的朴素运用距离我们并不远，甚至是无意识发生的。在规范的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还存在着难以被关注到的“自学生群体”。他們分散在全国各个角落，通过网络找到同伴和坚持的理由，Flow共创平台就是其中的一个聚集地。

组织者之一会在平台上列举出自学面对的几种障碍：学校、父母、自我，即学校不接受自学，父母恐惧，担忧未来，自我迷茫或自责。对此，她以自己的探索给出了一些解决他人疑惑的答案，例如以下记录：

（1）过去1 周在校学习效率记录表

（2）国庆、寒假期间自学效率、成功记录表

（3）在家自学学习计划（包括时间节点、学习方法、自律方案、学习资源一览）

（4）自学方式的反馈与改进、终止机制（回答老师可能的困惑：如何发现自学有没有出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解决不了，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回学校？）

在调查中，有大约6000多个家庭的孩子在家上学，并且这只是表面展现出来的一部分。

尽管现有的访谈较为浅层化，代表案例的选取仍有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对于“在家上学”的模式与结果认知仍然缺失，甚至在文章《中学就是一所活生生的监狱》中有过激的完全否定，但是正如自学者所说，这是“需要大家探讨的”：学校学生能得到体制内的系统性学习，但也冒着扼杀自己天赋和兴趣的风险;家庭自主学习遵循了个体意愿，却冒着失去系统性学习机会的风险。这对矛盾的存在值得大家进行深入探讨。

“去学校化”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并且在它所提供的可能性之外带来变革的启发和思考。在我看来，伊利奇的《去学校化社会》固然是过于愤激、过于理想主义且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当下社会的，他的理论背景与根源决定了这一点：激进主义者在总体上反思现代性，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社会。他们的质疑由于过激甚至会掀起学界的滔天巨浪。因此，很难想象反现代、反秩序的教育思想能够和现代的、在控制下运转的社会和谐相融。

然而，著作中的批判与构想并没有因此失去其价值，因为激进主义只是一面理论的背景幕布，而观念的导向在于教育的解构重塑。伊利奇所呼唤的是一种变革——在教育理念接近深渊或部分成熟而近于僵化时，能带来教育对象以及本体生命活力的变革。

因此，“伊利奇们”所期待的或者说所需要的“去学校化社会”，是要大胆地进行“结构性改变”，寻求制度之外的潜能，将“人”的主体发展视角放在第一位，是以顺应“人”的自主自然发展为特征的理想诉求。

在当下，教育改革正在各个方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伊利奇激进主义教育学的理论正部分契合了这一需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去学校化社会》提供了一种激烈的教育解构热情与重塑教育新样态的思想与途径。在教育改革征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乃至他们所处的体系都可以从其中批判性地吸收新的观念、信念以及方法。

因此，《去学校化社会》犹如火种，不仅照耀昨日、激荡现在，更鼓舞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