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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传音:名人手札中的交大故事

时间:2024-04-23

胡端 陈晓俊 徐骞

纵观古今中外,一所名校的铸就,总是与那些名师、名家、名人相结缘,校因人显,人以校名,相得益彰。作为一所跨越百年的巍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在历史长河的奔流前行中,曾与无数中外近现代历史名人相遇、相识、相交,并通过一封封有细节、有温度、有韵味的笔墨书札记录下了他们与交大的故事。

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2000余卷历史档案里,完整地保存着数千封名人手札。鉴于名人手札的文献史料、文博收藏、书法艺术等多重价值,6月28日至 9月28日,“笺之语——上海交通大学收藏名人手札撷英展”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董浩云航运博物馆举行。26通1949年以前的名人手札真迹首次公开亮相,涉及名人均为民国时期各领域先驱人物、大师学者、社会名流。主要有“状元实业家”张謇、“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海上闻人”杜月笙、“七君子”之一沈钧儒、“民主将军”冯玉祥、“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等。

細细品读这些妙文雅信,走进有历史温度的笔墨世界,可以发现它们述说的是各界名人对交大或精心呵护、或激励督勉、或求助解困的故事,也折射出交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的办学传统。以下,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名人手札若干通,考释史事,钩沉史实,解读背后所蕴藏的前贤办学治校的资源、理想、情感与智慧。1934年9月30日,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收到“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一封信笺。内容是杜月笙有一位友人之子,名叫高天麟,就读于交大土木工程科二年级,由于生病旷课,当年学期成绩59.54分,微末之差,未能及格,按照学校规定需要留级。杜月笙此信,语气诚恳,恭敬有礼,希望黎校长看在他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开个“后门”,予以通融升级。黎照寰收悉后,专门请人查阅了高天麟在校的成绩,发现他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次的因病不及格,而是在一、二年级尚有多门科目不及格。为严守校章风纪,黎校长复信杜月笙,遗憾地表示“未便通融办理”,婉拒了这位“海上闻人”的请托,并请学校文书处将该生不及格科目附便条一起邮寄给了杜月笙。

黎照寰的这封回信,可说是老交大“门槛高、要求严”办学传统的完美注脚。民国时期的交大,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曾任铁道部部长兼任交大校长的孙科,他的儿子孙治平报考交大时,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合格,未能录取,这种公平正义之风已经在师生中约定俗成,蔚然于心。

1936年4月8日,时逢交大40周年校庆,校长黎照寰特邀请一批学界名流来校演讲,以助盛典,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钱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都在受邀之列。当时的茅以升已辞去北洋大学舒适的教授工作,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建造中,此时的他工作极为繁忙,但在收到黎照寰校长的信后,他欣然应允来校演讲,题目为他擅长的“桥梁工程”。另一位身在杭州的著名学者竺可桢,这一年刚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他还兼任南京北极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回复黎照寰说,愿依时至校演讲,拟讲的题目为“民族复兴与历史”,时间约半小时。

这两场演讲,由交大科学、工程、管理三个学会联席组织,安排甚为顺利。黎照寰后来复信称,师生久慕茅、竺二人之名,出席者众多,“敬聆名言伟论,启迪良深”。

1943年5月7日,尚在重庆九龙坡办学的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致信中国民主同盟领袖、著名律师沈钧儒。内容是交大机械系一位三年级学生陈以德在赴重庆大学访友期间,被校方诬为进入学生宿舍偷窃物品,被重庆市警察局第十四分局拘捕候审。吴保丰称陈以德在校品行素来端正,此次受累,应是蒙受不白之冤,请沈钧儒仗义援手,担任这名学生的辩护律师。

沈钧儒在著名的“七君子”之狱后,以坚持民主斗争、保障人民权利而声名大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沈钧儒也到重庆继续从事民权保障运动。1942年,他在重庆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人组织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经常为被迫害的人民和抗日军属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而且接案不以营利为目的,对贫苦人或受难者经常免费辩护,还给予资助,人称“政治律师”。

5月31日,沈钧儒回信吴保丰,慨然应允辩护。他说已经与本所同事林亨元律师起草诉状,将于当日午前向法院递交,尽力为陈以德洗脱犯罪嫌疑。不久,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由学校出面先将该生予以保释,在厘清案情原委后,沈钧儒认为陈以德确系无端受诬,但考虑到交大与重庆大学历来关系敦睦,如为这件偶然冤案公然诉诸法庭,必损两校友谊与形象,他建议暂缓诉讼,另觅其他妥善途径解决为宜,吴保丰深以为是,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航空学领域内,风洞是非常重要的实验设施,没有风洞实验的依托,航空工程教育就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建造风洞实非易事。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成立航空系之初,国内只有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航空系,并建有风洞。抗战期间,位于重庆九龙坡的交大航空系,师生做风洞实验需要到20余里之外的沙坪坝中央大学进行,非常不方便。

1947年复员上海后,交大申请到一笔14000多美元的经费用以向美国订购风洞。时任航空系主任的曹鹤荪立刻给老同学钱学森写信,请他代为母校考察风洞。钱学森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担任教授,主要从事航空和火箭技术的理论研究,非常熟悉风洞设计、方案论证与实施流程。他收到曹鹤荪的信后,精神为之一振:母校终于有机会建设高水平的航空实验室了。

1947年8月14日,钱学森给曹鹤荪写了一封信,他将美国各大风洞公司的说明单及相关资料收集齐备,寄给曹鹤荪。当时,他正在国内,应邀赴清华大学讲学,所以信中称从北平回上海时,会亲自拜访曹鹤荪,为母校航空实验室建设助一臂之力。毕业后的交大学子,即便未来天各一方,也像是仅仅向学校“请了个长假”。每当母校有需要,他们无论身在何处,定会鼎力相助。这封钱学森助力母校风洞建设的手札,就是交大校友“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生动写照。

这些上海交通大学馆藏的名人手札精华部分,对于深化历史名人研究,探究民国大学办学理念、校务治理与师生管理,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以为除了文献史料价值外,书法艺术价值亦不言而喻。细赏每一件手札书法,或汪洋闳肆,或简远平和,或圆转流畅,或率真朴拙,钩沉出那个时代人物的风骨和气质,是时代变迁的重要见证。在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键盘打字、触摸屏写字的时代,名人手函墨迹更显珍罕。通过本次展览,缅怀前辈先贤,致敬传统文化,赓续大学文脉,传播大学精神是主要意义之所在。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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