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垣： 人才本是由市场来配置的一种资源

当前，正值2018年毕业季，二线城市“抢人大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根据教育部数据，2018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达82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西安、武汉、南京等20多个城市的“抢人大战”也再度升级，送房、送钱、送户口，力度之大令人咂舌。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福垣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参与抢人大战的这几大城市，恰恰是不缺少人才的，而且堪称中国的人才高地。近来一些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暴露的是它们的信心不足，甚至根本不知道发展为何物！”

那么，二线城市“人才大战”背后耍得什么梗？疯狂抢人背后，这些城市都走了哪些弯路？企业和年轻人，真正需要的又是怎样的尊重？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富垣教授。

记者：如何看待当下二线城市“抢人现象”？

刘福垣：陷入“人才大战”的这几大城市中，其实并不缺少人才。西安、武汉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储存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武汉以开办大量院校为代表，西安则是国家级高科技研究院所。现在西安搞了个“人才落户”政策。

什么是人才？人才以用为主，你不用他，储存起来有何用？人才本是市场的要素，是由市场来配置的一种资源。此时却要由政府通过一个户口把他拴在这儿！这就如同当下中国的很多怪现象——用土地把农民拴上，用房子把市民拴上……但其实劳动者通常是哪里有岗位、有用武之地，它就跑到哪里去。人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人才纷纷奔往深圳特区。可以说，当下深圳的主体人才中，武汉就提供了一大部分。

当下有人总说“东三省衰落、东三省缺人才”，真是这样吗？其实深圳市政府的前四把手都是我们东北人，他们成长为人才都是在东北炼成的。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个“美国梦”，美国当年人少地多，移民到那儿后很容易成为“小地主”，有自己的农场。后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没有经历战火等因素，所以移民去了不少。

记者：这些抢人的地方政府“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刘福垣：我很理解他们的状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吏治、特殊的税制，特别是“财政包干体制”。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地方政府也不知道发展为何物。甚至早已被很多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忽悠晕了。

当下很多学者在讲：“人口红利要没了，要寻找新的红利。”我们天天喜欢用“红利”二字，却不知道红利是何物。这里我要郑重告诉大家：“红利都是带血的！”是在把劳动力当成消费品挥霍性使用！

那“红利”又是什么？红利=劳动力的价值-工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费用。

举个例子：“假设吃穿住用行折合为一天5个馒头，保证吃出这5个馒头，你可以劳动寿命40年。”但因为劳动力多，“两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最终“老板用3个馒头就雇了5个馒头才能雇到的人”，无形中老板就得了“两个馒头”。这“两个馒头”就是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作为人口红利成为物质财富的堆积。所以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物质财富的积累与贫穷的积累是同时进行的，劳动力不仅是相对平均化，也是绝对平均化。

此时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我们应该三呼万幸。因为人口红利期要过去了，意味着，人力资本的负积累期即将过去，正积累阶段将随之到来。但现实却是很多人都还做着“寻求新的人口红利”的事——幻想着用户口把人才忽悠（吸引）过来。试问这些人如果自己有信心，那还用得着解决户口吗？户口管得住人才吗？

记者：人才争夺是一把“双刃剑”，各地“抢人才”的不断升级，是否会带来一些隐患？

刘福垣：“人才争夺战”在推动人才合理流动、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人才均衡布局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比如，弥补了人才断层，促进了人才结构的调整；补齐了产业短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了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了本地创新创业等。

各地“抢人才”的不断升级也可能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过度的人才争夺不仅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造成区域、城市之间的“零和博弈”，也会导致人才配置不协调，出现结构性失衡。同时，当前一些城市提出的人才新政，多与收入、住房等福利待遇有关，这不仅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容易拉大引进人才与本地人才之间的待遇差距，加剧不公平感。

记者：由此也能参透整个经济运行的逻辑——“人随钱走，钱随项目走”？那钱又是从哪里来的？

刘福垣：确实。因为有项目，所以钱会跟着项目走。而项目是由一个地区的发展结构和发展战略决定的。

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人们都奔向深圳？因为深圳有改革开放新的市场机制。反观搞“人才大战”的这些城市，暴露的是没有本事改革，尽管改革的口号越喊越凶，新词儿一组组、一串串地冒出来，但改革的动作却依然没有。

记者：近10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徘徊阶段，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发展为何物。您认为发展具体要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刘福垣：当前的发展，是要解决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两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说白了就是要铲除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结果搞来搞去，封建的经济基础、2.6亿小农户依然存在，甚至怕它消亡，又来一个确权把人钉在耕地上。

发展是要转变这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具体怎么转？把2.8亿农民工“市民化”是唯一出路。结果这些抢人才的二线城市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却指望着所谓“新的人才优势”。

记者：如果要把2.8亿农民工“市民化”，那么，具体将如何执行？

刘福垣：所谓“市民化”，即将劳动力转换为资本，前提是必须要为其提供舞台。没有帅才，何来的将才和专才？即便给人才劳动力许以特殊政策，把钱、房子都落实好，没有帅才，人才照样跑掉。这也是为何“中国芯不过硬”。为什么会出中兴这个事？本质是因为我们缺人才吗？是因为我们缺钱吗？都不是，我们缺的其实是体制、是机制。

与此同时，这就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要求。即企业的人力资源创新，首先要设计好人力资源的结构。当下我国正处在从劳动力商品向人力资本转换、由人力资本低级资本向高级资本积累的阶段，所以要抓住关键矛盾的关键因素，加强“将才、帅才、专才”的培养。

其中帅才就是企业的一把手，所以企业一把手要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资本家，真正的企业家。但这不是单纯讲人力资本、讲人才，而是要把帅才抓住。有了帅才，就不愁将才；有了将才就不愁专才，有了专才，就不愁工人队伍素质的提高。我们的政府核心是一把手，我们企业的核心也是一把手，现在下了很大力气去招人才，核心问题是企业老板要自己先练好内功，也要让你的将才和专才自己练好内功，而不是只想着光挖别人的人才。

记者：您给这些抢人才的二线城市的建议是什么？

刘福垣：西安、武汉这样的二线城市，当前需要的不是抢人才，而是老老实实地改革体制。尽管当下改革体制很难，因为我们能想到的改革，能改的都已经改了，现在最难改的是什么？中国改革的本质是改政府，是政府的重新定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几万字的改革顶层设计中，最值钱的话是什么？是“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政府要先从市场退出来。我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工作过，太多人忙了自己不该干的事，而真该干的事情没干——社会保障到位了吗？悠悠万世，唯此为大，给中国社会定性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才是应该投入精力的重点。

记者：您认为当下人才最希望获得的是怎样的尊重？

刘福垣：人才要获得真正的尊重，必须让人从绝对贫困化转到相对贫困化，再提升到简单再生产，最后提升到能扩大再生产的程度。人的发展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的前提是，敢“工资月月光”，尤其对广大年轻人而言，社会保障要达到不仅敢工资月月光，而且还敢借钱消费的程度。一个城市建立这样的机制，还用得着去“抢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