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结构演进与国家角色地位变迁

时间：2024-04-24

张卫华温雪梁运文

摘要：以“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18年的双边贸易数据矩阵，运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法，考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价值引力常数偏度、区域价值网演化、国家角色定位变迁。结果显示：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较大贸易影响力，与中国区域价值引力较大的国家主要是位于“一帶”和“一路”前端的东盟和俄罗斯;“一带一路”区域存在中国、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四个紧密关联的贸易中心，其他国家往往与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进行贸易，形成四大空间区域;中国“核心”和“桥梁”功能显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引力和网络粘度较高，已在价值网中居于强主导地位。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区域价值网;角色变迁;治理体系;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1-0133-08

一、引言

“逆全球化”趋势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世界经济和治理体系再平衡。一方面，美国通过关税等手段大肆挤压中国的国际市场，使得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势头受到影响，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迈向中高端升级发展变得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打破了全球水平分工产业链平衡，国际交流锐减、物流运输停滞、人员流动受限，让原本不同地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转变为劣势 [1]，倒逼全球分工体系由以效率为主向效率、安全兼顾转变，产业空间布局由全球化向区域化、本地化和多元化转变。在此背景下，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成为中国对外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价值链位势、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和理想选择，依托“一带一路”区域的外延拓展空间，中国可利用与不同国家间的发展梯度，差异化向发达地区“借智”和后发地区“借市”。通过扩大产品市场和提升创新能力，构建具有主导权的区域价值网，对突破欧美发达国家“高端封锁”[2，3]、缓解东盟和印度等国家替代竞争压力[4]、促进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跃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区域人口比重超过世界的60%，经济总量为全球的1/3，覆盖范围贯穿亚欧非大陆，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区域腹地中的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协同发展潜力。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企业与产业边界正“穿透”国家行政边界，在“一带一路”空间区域内选择最优地点“扎根”，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分布不平衡，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要提出中国产业借势“一带一路”升级发展路径，就必须厘清沿线国家的贸易分工和价值地位，以及中国在区域价值网治理体系的角色，进而判断“一带一路”能否成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

现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多停留在发展能力研判与发展对策建议等定性研究层面。如赵江林（2016）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价值链将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外在表达[5];魏龙、王磊（2016）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关系强于竞争关系且具有高端竞争优势，中国拥有形成“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能力[6];黄先海等（2017）提出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实现国际分工地位跃升[7];陈健等（2018）认为，中国已具备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动力机制[8]。而在定量研究层面，主要集中在分析测算中国与沿线个别国家间的贸易潜力。如宗会明（2017）采用HM指数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依赖程度进行了分析[9];殷杰（2019）运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旅游合作网络进行解构研究[10];赵景瑞、孙慧（2019）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密度演变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在网络中长期处于最重要的位置[11]。

以上文献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但从定量角度对“一带一路”国家综合贸易引力大小、区域价值网络演化态势、区域价值网络中国家主导权强弱等进行测度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基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一是通过构建区域价值引力模型，详细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之间价值引力的大小及演进规律，并将美国纳入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中国在区域价值网中的角色和主导权大小，以及美国等“一带一路”域外国家是否对中国主导权形成潜在威胁。二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各国在“一带一路”网络中的角色，识别不同区域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分布和演变特征，辨别在网络中的“核心”和“枢纽”功能，为协同推进沿线国家建设、提升中国治理能力提供方向和依据。三是探讨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实现相对高端嵌入的可行性，为贯通刘志彪教授提出的“国家价值链（NVC）→区域价值链（AVC）→全球创新链（GIC）”理论“添砖加瓦”[12]，探讨国家价值链（NVC）→“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B&R-VN）→全球创新链（GIC）路径的可能性，并提出增强中国“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治理主导权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区域价值引力测度模型。

20世纪60年代，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两国之间贸易流量关系[13]。根据贸易的定义和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原理，可借助引力模型来解释“一带一路”下两个贸易伙伴之间关联度变化。选取双边贸易额代表两国之间的区域价值影响力，为凸显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主导作用，在引力常数Kijt中引入一国经济规模在双方经济总量的占比，以此建立关于“一带一路”的区域价值引力模型：

2.区域价值网态势演进拟化模型。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点度中心度”指标来衡量国家之间价值引力的大小，采用“网络中心势指数”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区域的整体集聚程度。

为更准确地对比不同时间各节点影响力的变化，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剔除网络规模大小的影响，处理后的点度中心度称之为“相对点度中心度”。其表达式如下：

一个网络的中心势指数越高，说明该网络中各节点的联系越紧密，节点之间的集聚程度越高[15]。其表达式如下：

3.区域价值网角色地位测定模型。

为进一步了解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是否具有“超级节点”的现象，尝试借助幂律函数对区域价值网络中的国家节点分布进行检验。

假设各国家的相对点度中心度Cia′服从参数为α的幂律分布，则其概率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此双对数坐标下，如果“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符合幂律分布，则所有节点表现为收敛于一条斜率为负的直线。

（二）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部分国家数据缺失，同时考虑到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连接力较弱等原因，本文选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将美国纳入研究对象范围，旨在探讨美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影响力大小，对比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的作用，研判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发展空间外延拓展的优势和主动权。在具体测算过程中，国家之间双边距离采用地理上的纬度距离，数据来源于谷歌地图中各国首都之间距离，选取时间为2019年3月;各国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Open Data）。研究时间段为2012-2018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演进态势分析

1.“一带一路”国家区域价值引力静态分析。

根据式（1），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引力常数K。K表示的是在双边贸易中两国之间自身拥有的“实力”。当一国GDP规模在两国GDP总规模的占比大于0.5时，用“左偏”表示该国在双边贸易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反之，当一国GDP规模在两国GDP总规模的占比小于0.5时，用“右偏”表示该国在双边贸易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如果在双边贸易中，一个国家“左偏”的情况大于“右偏”的情况，可以认为该国的引力常数处于强主导地位;反之，则认为该国的引力常数处于弱主导地位。根据式（2），计算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引力常数偏度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引力常数数值与自身经济规模呈正向相关关系，与贸易交流国经济规模呈负向相关关系。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其在区域中的价值处于相对主导地位，如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其在区域中的价值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如文莱、黑山、亚美尼亚等。分国家看，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处于强主导地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影响均为“左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与中国“左偏”程度最小（即K值大于0.5，且接近0.5）前三个国家分别为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美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均为“左偏”，经济规模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中“左偏”程度最小的前三个国家依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具有较大影响力。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区域价值引力最大，其中与越南（引力值为2073.42）之间的引力值大于与其他国家间的引力值;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区域价值引力最大（引力值为2604.89），但与排第二位的波兰的引力值已经骤降至261.68，表明俄罗斯对外区域价值引力不具有全面性;印度对外区域价值引力最强的是阿联酋，然而引力值仅相当于中国对越南的12.6%。（2）与中国区域价值引力较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前端的东盟国家和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前端的俄罗斯，这表明地理空间邻近仍是贸易联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也说明双边国家的发展战略对于价值引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和中俄战略合作持续升级，东盟国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双边价值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3）美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区域价值引力都是较大的，表明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和紧密度仍然最高;但美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区域价值引力均较弱，对排名第二的印度引力值仅为49.26，仅相当于中国对越南引力的1/42，表明美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中的总体影响力相对较弱。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但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区域价值引力均相对较小。

2.“一带一路”国家区域价值网动态演进分析。

在拟化区域价值网动态演化过程中，为了更直观地识别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特征，对各国之间引力的大小进行二值化处理，分别选取各年贸易矩阵中引力均值的1/2作为临界值，大于或等于临界值的取“1”，小于的取“0”，對角线取值为“0”。根据不同年份的二值化矩阵测算结果及式（3），计算各国相对点度中心度，借助社会网络可视化工具Ucinet6.0，将模型测算结果以拓扑形态展示，得到“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变化情况[17]（结果如图1-图4所示）。

根据式（4），计算得2012-2018年“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心势指数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2012-2018年“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络的骨架和层次趋于明了，整个区域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价值网，在网络内部形成了“核心—边缘”连接小区域，区域内部任何一个环节或链条的缺失都可能造成其他小区域甚至整个区域价值网的断裂。具体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从网络集聚程度看，2012-2018年“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络中心势指数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但变动幅度相对较小，表明各国家之间的区域价值关系总体变动不大，具有相对稳定的关联性。中心势指数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到2015年3月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随后，中心势指数呈现下降态势，可能的解释是中间品贸易增多，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更精细化、均质化，处于中间位置国家的作用由“集中”向“枢纽”转变。

（2）从单个国家中心度看，中国的相对点度中心度由2012年的16.279%提升到2018年的25.58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由第2位跃升至第1位，表明中国最大贸易国的核心作用在不断显现，作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桥梁”和“核心”功能增强。点度中心度提升较大的国家还包括：越南由0提升到4.651%，马来西亚由4.651%提升到6.977%，土耳其由4.651%提升到6.977%。但也有一些国家的点度中心度呈现下降趋势，如俄罗斯由2012年20.93%下降到2018年的18.605%，乌克兰由2012年4.651%下降到2018年的2.326%等。

（3）从国家的核心—边缘位置来看，“一带一路”区域存在四个相互关联的贸易中心，分别是中国、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其他经济体一般都在这四大贸易中心的外围地带，并往往与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进行贸易，形成了四大空间区域。截至2018年，中国已将价值链延伸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中国-东南亚区域群”;俄罗斯已将价值链延伸至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土耳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西亚国家或东欧国家，形成“俄罗斯-东欧西亚区域群”;波兰已将价值链延伸至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形成“波兰-东欧区域群”;匈牙利已将价值链延伸至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罗马尼亚等南欧国家，形成“匈牙利-南欧区域群”。

（二）“一带一路”国家区域价值网角色识别与分析

根据式（6），借助Matlab软件，可画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的幂律分布函数。该网络不符合幂律分布，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超级节点主导而散发出来的群落，而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网络整体。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尽管有少数几个国家表现为核心国家、大多数国家为边缘国家[18]，但这种“核心—边缘”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核心国家只扮演了“桥梁”作用，而不是可以掌控整个网络中其他国家“命运”的超级国家。

借助社会网络中的中间中心度来进一步研究各国“中介”地位的分布情况。中间中心度是指网络中的节点作为“桥梁”作用的大小。网络中某节点的中间中心度越高，表示该节点对其他节点的控制和影响力越大。其表达式如下：

式（7）中，CA表示网络中节点A的中间中心度，MBD（A）表示节点A对节点B和D间控制的能力大小，其中MBD（A）= GBD（A）/ GBD，GBD表示B和D的所有關系路径， GBD（A）表示必须经过A的B和D的关系路径。同样地，为更准确地对比不同时间各节点中间中心度的变化，可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剔除网络规模大小的影响，处理后的中间中心度称之为“相对中间中心度”。其表达式如下：

根据式（8）计算各国 “相对中间中心度”大小。从结果可以看出，2012-2018年中间中心度较强且地位相对稳定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中国、波兰、匈牙利等4个国家。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的中间中心度均在10%以上，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中间中心度变动范围相对较大。美国只在2012、2013年表现出微弱的“桥梁”作用，2014年以后“桥梁”作用基本为0，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以俄罗斯、中国、波兰、匈牙利国家为中心“桥梁”，其他国家为组合的有机统一的整体，美国等其他国家对这个区域的干扰作用正在逐步变弱。

进一步，按“引力常数偏度-核心地位-中介地位”测算结果，可将“一带一路”区域沿线国家竞争优势分为“强势”“较强势”“一般”“弱势”四个类别，由此能清晰看出国家角色地位和竞争优势分布，以及“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的治理层级体系（结果见表4）。

由分析结果可知：（1）经济偏度对国家竞争优势存在一定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强势”的中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都是左偏国家，国家竞争优势处于“较强势”“一般”的国家中左偏的比重较大，国家竞争优势处于“弱势”的国家中右偏的比重较大。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对其国际贸易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总量越大，在国际贸易中越处于主动地位。（2）国家中介地位对核心地位具有传导效应。强中间性的国家都是核心国家，弱中间性的国家都是半核心国家，无中间性的国家则是半核心国家或边缘国家。表明中介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等“一带一路”区域的四个贸易中心，借其有利位置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将前文提出的彼此相互孤立的四大空间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他经济体一般都在这四大贸易中心的外围地带，并往往与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进行贸易。（3）中国在价值网治理体系中具有优势地位。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核心”和“桥梁”功能总体呈现递增态势，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中国的“媒介”和“枢纽”作用加入到区域价值网中，中国是沿线国家中规模第一的中间产品贸易国，还拥有庞大的“中国市场”，越来越成为其他国家贸易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并且有意“操控”世界经济和贸易，但就“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络来看，美国核心地位不高，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和价值联系也主要通过中国这个“媒介”。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主要围绕中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区“中心”而形成，沿线国家发展层级和竞争优势差异明显，核心国家的“强势”主要体现在贸易影响力以及桥梁主导作用中，中国已在价值网治理中具有较强的主导地位，能够构筑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体系——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体系并将其整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从而利用发展梯度和空间地理优势，发挥“内外联通”的枢纽作用，形成具有“1+1>2”价值创造协同效应新格局。综合现实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分析得出：国家间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区域内多边合作更是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重大事件冲击下，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区域价值链，将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融合发展的新动向。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设“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减轻对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冲击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美国单方不断挑起经贸摩擦，意图打破由市场决定的合理分工格局，企图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产品上“替代”、企业上“剔除”、产业上“断链”，多方阻遏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应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本地区-外延拓展空间”区域价值网，凭借比较优势形成相对技术先进方，建立对“本地区-外延拓展空间”区域价值网的价值分配权，打造“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的总部地区或链主，按产品内分工原则，逐步把自身某些缺少比较优势的产业，按照区域价值网的治理机制，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转移，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发展。同时要加强利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的辐射作用，将产业链向中西部和东北部延伸，构建以东部沿海为主导的国内生产链，延伸实现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并带动中西部和东北部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和产业链复苏和机会平等地增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发挥中国的“枢纽”作用，实现对GVC和B&R-VN的“双重嵌入”

充分发挥中国成为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枢纽”的核心地位，以及连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的四大空间区域“媒介”的关键作用，根据“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中间中心度”位置分布和资源禀赋优势不同、所处价值网空间位置不同，应采取双向差异化借势的策略，向沿线国家“双重借势”。一方面连接“一带一路”的发达国家，通过在海外建立研发平台、对外逆向发包，就地利用海外高科技人才，开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活动，加强新技术创新与推广合作，推动国际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创新人才正常流动与合作，规避发达国家“高端封锁”和避免“游牧风险”，从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另一方面连接周边产业互补性强的新兴国家，将我国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式辐射到这些地区，利用相对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积极主动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价值网”，通过选择自身相对于这些国家的优势产业，推行“高端嵌入”借势发展战略。

（三）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增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联系度

企业是参与“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建设的主体，延长企业价值链有助于企业更好融入区域价值网，增强企业在区域垂直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升中国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此，一是应大力提升本土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鼓励我国优势产业中的本土企业“走出去”，积极向“一带一路”拓展经营空间，在海外建立更多研发中心、科研实验室和离岸创新创业平台，打造能主导的“一带一路”企业价值网络。二是应进一步提升本土创新生态环境，积极吸引“一带一路”国家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来华办厂，鼓励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融入中国各地建设的科创中心，增强企业间联系与资源整合能力，提升“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网的联系度。三是加快建设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促进区域新型互联互通能力提升;打造跨境电商平臺，鼓励平台企业运营模式创新，促进产品研发、生产、营销、配送、售后服务、支付、融资等多个价值链环节整合集成;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探索服务产品定制和反向定制等新模式，发展定制化生产和线下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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