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破美之表皮的审丑书写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言：“了解丑之为丑，那是一件愉快之事。”丑是对优美所具备的和谐性、完整性、合规律性的破坏与背离，具有畸形、混乱、失度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则具体表现为道德准则的沦丧、语言形式的粗鄙、行为方式的怪异、生理形态的畸形等等，而这些丑的形态在文学作品中能够得到复杂而充分的反映。丑与美总是相互界定的，读者对丑的审美特征的假定，与人们对美的特征的认识紧密联系，需要从美丑之间的“构成性”关系角度把握丑的特征。

在中國现当代作家中，莫言的“审丑书写”尤其大胆热烈，在狂欢化的语境下具有撼魂动魄的美学力量。他粗粝奔放、天马行空地在火热的高粱地上演着一场负隅顽抗、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生命大戏，孕育着一场强弱对调、美丑倒置、善恶不分的颠覆。

美丑对立的审美形态在莫言的作品中被大开大合地刻画，突出体现在其描写对象选取的原则上——美丑善恶的肆无忌惮。莫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失度且缺乏节制的审丑书写，往往将大残暴、大粗俗、大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丑陋、残酷的场面的模式令人不忍卒读。

莫言擅长堆砌丑陋意象，对秽物进行失度且非理性的描写，单纯追求生理、感官上的怪诞刺激，与审美范畴内的优美与崇高背道而驰，从而破坏了柔和平稳、舒畅喜悦的美感心理。纵观莫言作品，在同一段描述中常常是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真实与虚幻并存，人物被塑造成正邪难分的“莫言式英雄”，生龙活虎地在这个“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能喝酒最能爱”的东北高密乡奏响着一支又一支芜杂欲望的交响曲，每一个鲜活的人物都不屑于高风亮节的行事作风，不屑于固守贞操的封建传统，美丑交织的叙事角度使著作形成了异常多面与丰饶的美学系统。

余占鳌，精忠报国，有抗日英雄的肝胆血性，将野性、兽性、人性、英雄气概统一在了一起。规范被统统稀释，种种行为竟然不存在对错的尺度，而仅仅在情欲和生存面前表达人性，成功塑造了一个农民英雄身上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朴素炽烈的民族意识，多么英雄好汉！

审美活动必然包含对于美的发现、欣赏、创造与对于丑的揭露、鞭挞，而美与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物化形态，而是在审美实践中不断变化与发展着。在特定条件下，经由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丑可以使人联想到美，进而转化为美。在此进程中，一方面，丑的特征得以突出，另一方面，丑所引起的空洞感、失落感、破碎感、荒诞感被渐渐消除，转而体现为平凡的美。“普通知觉目之为丑的东西，往往是最高贵的艺术中十分突出的东西，深深地灌注着不可否认的美的品质，以致不能解释为只是同丑自身明确区别来的美的要素的衬托物。”因此，丑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和审美范畴，化丑为美的建构能够凸显美之完美

莫言用他的庞大理念和泛滥感性，将丑的意象涂抹上雄浑奇异的感性色彩，致力于化丑为美，在戏谑的语气下反讽的效果强化，五在迷雾中达到毁灭，美在重生。他笔下脱离常规的叙事极其的丑，却又极其的美。“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一头栽倒……那些雪自的大饼，葱绿的大葱，揉碎的鸡蛋，散在绿草茵茵的草坡上。”但莫言绘声绘色地追寻着化丑为美的法则，听觉、视觉、触觉、味觉样样俱全。人被子弹击中后必然产生剧烈灼烧的疼痛感，但莫言仍然选择让奶奶发出“欢快”的叫声，用白、绿、黄如此绚丽的色彩为奶奶陪葬，赋予其神秘和畸曲的色彩，消解了死亡的恐怖感，礼赞着奶奶英勇豪壮地为国捐躯的伟大人格。

莫言对丑陋之物向美的转化，最终探寻的都是纯净美好的精神世界。对于丑的意义另解，是对美更加丰富、扩展的方式，解放去蔽，建构出了一种“艰难的美”。丑的内容一旦重新被发现和认识，它将成为一种富有新的历史观的内容，具有了向美转化的倾向。莫言以这种写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打破审美趋向的单一性和同一性，形成美与丑在艺术世界内的“生态平衡”，从化丑为美的渲染中建构崇高之美。

总之，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通过美丑对立、美丑共存、化丑为美的方式挖掘审丑书写的美学价值，毅然撕破美的表皮，对丑进行放大镜式的肆意展览，既在多个维度建构了美与丑的颠覆性意义，又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观照，提出了对真善美存在形态的拷问。爱便如火如茶，恨就咬牙切齿;生得自由自在，死也波澜壮阔，这也许就是先辈们用血浆浇灌的高粱地里最英雄好汉的精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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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子晴（1999.10-），女，广东省珠海人，广州市番禺区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