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东安全治理的中国参与

时间：2024-08-31

摘要：在全球安全体系中，中东安全治理面临重重困难，中东安全问题不仅是当前该地区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也是周边和世界各国的关切所在。当前中东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地区局势不断变化，旧的安全秩序面临瓦解，另一方面，安全问题与日俱增，不断恶化且迅速蔓延。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成为全球整体趋势转变以及中国外交历史转型背景下承担全球责任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对于西方安全治理思路在治理中东时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症，本文认为中国方案将对中东地区以及整个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其中，以政治对话促安全，以综合治理促安全，以文化交流促安全，以共同发展促安全可能具有广阔的前景，帮助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关键词：中东地区安全治理中国

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对于安全概念的理论思考层出不穷，但是，巴瑞·布赞就曾表示安全是一个欠发达的概念，关于其含义和应用势必产生未决的争论。与此同时，任何理论的产生均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东安全作为持续存在的热点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安全反思”。中东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介入该地区可能导致麻烦缠身，是埋葬大国的坟墓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市场，但是随着时代与环境的改变，随着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确立，要求中国加大对中东事务参与力度的声音不断增强。在当前中国与中东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已势在必行。本文将基于中东地区形势发展的新特点，探讨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现有的安全治理理论大多来自西方经验，一些西方学者基于欧洲地区的经验提出安全治理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在安全治理的主体上，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行为体，从个人到非政府组织、公司，再到各种国际组织等，都将参与到安全治理中;在各治理主体的关系上，不再强调从属、集中、权威、控制等，而更强调相互独立、分散、自治与自主、自愿、协调;在安全治理的内容上，治理概念更多地是运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然而，西式安全治理思路在治理中东时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以及避重就轻。

（一）治理主体的问题

首先，西方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无法适用于中东国家。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但如今非国家行为体早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正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就难以分析国际政治和民族国家的行为。”“相对欧洲的现代领土民族主义思想，中东民众习惯于围绕其他观念来阐释他们的集体身份和组织政治生活”。因而中东地区存在着众多非国家行为体，但却使该地区的形势紧张程度加剧，众多教派、部落、家族的利益纷争导致动乱不断发生，原教旨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也威胁着国家领土完整和地区稳定，同时吸引着域外大国介入该地区事务，因此，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模式不仅无法带来有效的安全治理，反而对于中东地区的安全和局势的动荡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极大损害地区治理效果。因此，面对中东安全问题，“如何治理”可能比“谁来治理”更为重要。

（二）治理范围的问题

其次，西方安全治理思路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分离，常常关注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不足以应对中东复杂的安全问题。在西方的安全治理理论中“存在有意或无意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治与治理割裂、对立起来的倾向。”然而在中东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这种割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治理路径在中东难以适用。只关注单一议题的治理会存在一定的缺陷，难以掌握全局，忽视地缘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类因素之间联系以及乱象背后的深层危机。尤其是中东地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猖獗，是中东国家的重大关切，这种割裂缩减了现实情况下安全治理理论应用的可行性和价值。因此，对于中东而言，如何实现综合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治理目标的问题

此外，西方对于中东安全治理目标的界定无益于中东困境的解决，其对于中东安全的理解更多体现为“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安全”、“美国安全”，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东安全研究也在于维护西方大国的利益，如防止来自中东的任何威胁，确保西方国家获得稳定的石油资源，管控阿以冲突，防止地区霸权出现，维持友好政权的生存等。无论是大中东民主计划还是新中东战略，都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霸权，旨在建立一个服从美国安排、保障美国及其中东铁杆盟友以色列的利益的中东，一个保持分裂、制衡状态的中东。当谁的安全受到威胁、谁的利益需要维护这种基本问题存在缺陷时，中东安全的实现根本无从谈起。只有将中东安全主导权握在中东国家与人民手中，其利益被真正囊括在安全目標中，中东安全的实现才有更大的可能。

（四）治理模式的问题

最后，西方治理模式无论是在观念还是手段上都不尽人意。中东地区大多数为伊斯兰国家，以穆斯林文化为主，对外接纳程度较低，西方却以其主导的价值为普适标准，缺乏对区域性的关注，更加深了中东地区对于西方与自身之间强势和弱势的理解，甚至激起自卑感与痛恨感。美国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地区外介入性因素，参与中东地区的治理的最大特点，就是企图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来造就中东地区局势，并自任中东地区的仲裁者，把这一地区的特定非亲美国家划定为“流氓国家”（rouge states）、“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等，用武力推行其民主仲裁和扶植亲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引发美国“越治越乱”的外界批判。伊朗总统莱西表示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创造安全，相反的是它破坏了世界的安全和稳定。由于中东穆斯林生性强悍、排他性极强、毕生怀有有仇必报的信念，以武力来强行使中东人的中东成为美国人的中东只会适得其反，全盘西化的模式也因而没有未来。在中东这个特殊地区实现有效的治理，如何在世界潮流中凸显其崭新面貌和特有风采是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中东安全治理，其治理主体、治理范围、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试图梳理新形势下中东的发展变化特点，对中东安全治理困境提出中国参与可能的路径选择。

二、中东安全形势新变化

当前中东安全局势发展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面临瓦解，地区安全结构失衡。其二，重大安全问题集中爆发，旧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热点又产生，不断在区域内外扩散。

（一）地区局势与地缘秩序重塑

第一，传统国家政策调整。其一，美国控制力减弱。一百年前，中东分裂为现在的状况，在中东历史进程中，西方列强起到重要引导作用，中东斗争激烈的原因正是在于外部列强的干预。新形势下，美国受国内政治气氛、经济发展的影响，加之中东战略的失败，对外战略重心东移，干预中东事务主观意愿呈下降趋势。一方面，作为传统主导性域外大国已经无法控制未来中东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政治走向，使得中东自我调节空间能力增大;另一方面也带来动荡和失序。其二，俄罗斯影响力增强。中东权力生态悄然改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的安全格局，俄罗斯强势回归，从战略收缩转向战略扩张，对美主导下的中东安全秩序构成冲击。俄罗斯参与中东治理总体而言具有明显的强硬性和灵活性特点，阻止西方大国垄断、主导中东成为重要的目标，但是相比较而言手段还略显单一。其三，欧洲差异化明显，作为近代中东地区两大殖民帝国，英国与法国对比较为强烈，英国日趋保守，对于中东地区主要是配合美国，缺乏主动性，转向更富有弹性的务实外交。法国则更积极主动，认为自己是地缘上最接近中东的欧盟大国，对中东的介入程度更高，但影响力有限。德国对于中东地区政治影响力更弱，尽管总体反应不积极但与中东国家关系显著增强。尽管这种差异化中也包含着一致性，但总体上都难以左右中东局势的走向，在治理困境中不易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地区国家强势崛起。其一，内部争夺，即地区国家之间的博弈导致格局变化。中东的“地区大国俱乐部”扩编，包括传统大国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埃及，也包括日益崛起的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这些地区国家纷纷看到机会，或希望恢复往日荣耀，或希望掌握自身命运，或力图在竞争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但总体而言，仍处于主导力量缺失的状态，无法承担起中东治理的责任。其二，内部自救，适逢阿拉伯之春动乱十周年，中东国家开始进行反思和探索。一些中东国家能够正视并反思民主模式的不适应症，其不仅没有实现和平与发展，反而带来动乱和衰退，西方国家推崇的以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都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之路。但是，社会政治转型与改革进程会带来动荡，整体性或者局部性都是可能的。

其三，新兴国家深化参与。伴随着国际力量的消长，新兴大国群体进入全球安全治理格局，構成维护中东地区安全的建设性力量。逐渐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不仅是新兴大国的客观需要和战略选择，也是中东国家对新兴国家发挥更多作用、带来更多机遇的期待。

综上所述，中东地区主导性模式尚未建立，新的秩序结构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但是在新的变局中，构建中东治理新方案具有比较广阔的前景。

（二）安全问题与安全风险攀升

第一，安全问题的普遍性。中东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叠加，同时恶化且相互作用，形成最为复杂的复合型安全问题。中东安全问题几乎涵盖各个层面，领域广泛、类型繁杂、形态多样。对于中东地区而言，传统安全威胁并未减弱，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节节攀升，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激荡，非传统安全问题常常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恐怖组织猖獗，对中东国家和人民安全造成极大损害，政治安全问题频发，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极端主义威胁宗教正常发展和文化生态，伊斯兰文明的价值遭到否定和怀疑，生态与资源安全危机也笼罩中东地区，成为难民问题的重灾区，世界毒品的重要产出与流散地，无力应对卫生安全等威胁。总体而言，爆发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始终存在，民族和宗教矛盾持续上升，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不断恶化，安全困境程度不断加深，原有问题无法解决，新问题又不断产生，日趋成为中东治理面临的新特点。

第二，安全风险的外溢性。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跨越政治边界、功能边界和时空边界。在世界紧密交往互动的今天，中东安全问题迅速蔓延扩散，具有突出的外溢效应，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影响遍及世界，因而中东地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促进本地区乃至全球的繁荣和稳定均至关重要。全球化下，风险跨越时空界限具有了巨大的流动性和扩散性，原来仅仅局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内的风险，因为子系统合并而在大系统中传播，扩散到更多的区域，全球化成为 “失控的全球化”。而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破坏了现存秩序的稳定，但也可以被视作通往构建新制度和跨国网络的关键一步。进入21世纪，中东地区经历了多次风险挑战，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远胜以往，国际社会对中东安全治理变革的需求也比以往显得更为迫切。认识中东的发展困境以及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积极参与中东治理提升其有效性，有助于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整体提高抵御各类安全风险的能力，把握风险变化带来的机遇。

三、中国参与中东治理的原因

中国对于中东一直采取的是一种超脱的态度，但近年来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中东关系也逐渐深化，中国对中东事务参与的力度不断加大，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全球整体趋势变化

全球化时代，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国家碎片化趋势明显，世界秩序由主权国家多极共治向主权国家和功能组织多极多元、协调共治方向演进，军事要素的权重和优先性缓慢下降，经贸、外交、法律等要素优先性不断上升，日益多元的国际行为体虽未撼动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但已推动国际结构日益“分层化”和“自组织化”，各国政治及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持续推进，探索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成为大势所趋，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严重对立，双方在各类重大问题上分歧加剧，激发新的对抗和极端思想。这些新的特点在中东地区有所体现，深入认识这些趋势，顺应时代的变化成为势所必然，因而要求中国在中东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与建设性作用。

（二）中国外交历史转型

中国外交正在经历一种伟大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要打碎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枷锁的革命者。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角色，从革命者变成和平与发展的一个新的参与者。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树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征程。随着中国的国际化的日益加深、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角色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旁观者越来越多的变成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一种形象。因此，在外交方式上就需要更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灵活多样地来彰显中国外交的亲和力、责任心、创造性。在中东治理问题上，以全球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就是一种重要的实践，做中东和平建设者、中东发展贡献者、中东秩序维护者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方向。

（三）承担全球责任

全球化使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任何一个地点的坏消息及其严重后果的扩展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如果没有及时的介入和制止，一个国家内部的消极事态，很有可能不仅伤害本国本地区的人民，而且危及周边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在新的时代，国际安全的保障，各国自身的稳定，全球治理的推进，都要求对传统的中东政策做出某种修正，更多地承担起对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中东地区许多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这要求中国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在中东这一全球重要的战略板块发挥相应担当，同时一些中东国家也纷纷呼吁中国加强在中东事务的发挥更公正的作用，对中国存在越来越多的期待。

（四）捍卫国家利益

捍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最直接和根本的现实原因之一，在于构建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基于这一现实需要中国的外交方针与整体国际战略必须考虑这一新现实，实施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保障，以从前不具有的积极态度和统筹策略介入各种涉华的中东事务。

由此，无论是对自身、中东地区还是国际社会，中国在中东不再是事不关己，而是事关重大。

四、中东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如何在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加以探索和发展，更好的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中东发展面临的安全困境，中国方案可能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与创造性，成为一种有益的补充。通过政治对话促进主体间关系，通过综合治理实现系统化规制，通过文化交流达成尊重理解，通过共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以期由此增进互信互谅，破解信任赤字，消除文明隔閡，筑牢中东地区和平的基石，实现中东与世界安全。

（一）以政治对话促安全

中东国家内部在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政治和解过程中，不能期待以一方的力量战胜另一方力量，也不能期望强大的一方“吃掉”弱小的一方，否则中东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难以具有可持续性。中东的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从传统的安全类型上分，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地区国家间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及教派和民族冲突，如巴以冲突;二是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三是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族群及部落之间的冲突，如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以及相关国家的库尔德问题等等;四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暴力事件等等。无论是上述哪一种，面对此起彼伏的危机，政治对话解决问题都应是最符合冲突各方和广大民众利益的选择。中国在处理中东热点问题时，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基本作用，维护多边主义，以推动公平正义的政治对话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维护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

（二）以综合治理促安全

在现代性风险面前，所有的国家都是风险的来源和去处，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不得不忍受安全风险的存在。而变局中的世界正体现了风险分配的基本逻辑：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扩散不分国家大小，不分个人贫富。其被称之为消极平等，是今天的现实，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克服的一种状态。现代性风险的覆盖范围非常广，因而需要对传统的、非传统的包括人为的各种安全风险进行规制。但是，单一的治理议题或手段已经不能适应中东地区的治理需求，应当推动建立多领域、多手段、多环节的综合治理机制，塑造多元多层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要抓住机遇，在安全理念、模式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不断发挥作用，使中东治理与全球治理相协调，积极构建全球安全问题上的统一战线，促进全球安全体系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和高效的方向转型，推动全球安全秩序变革和机制优化，合力推动中东地区以及全球安全的实现。

（三）以文化交流促安全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最主要的力量，在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重视文化互鉴。这首先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东外交没有西方救世主式的幻想，即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对外交往中也自视为上帝选择的国家来“拯救”世界，与此相反，中国的崇尚的是“礼有来学，而无往教”，强调追求多样性的和谐。主张文明多样性，通过加强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以及民心相通。中东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中东文明是人类弥足珍贵的财富，尊重中东特色、中东模式和中东道路自然成为对话交流的基础，中国与中东两个古老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相连接，双方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一步。中东地区国家之间以及与域外国家之间都应以此为基础，世界是多样的，文明冲突或者文明优劣的观点充满偏见，强加的霸权治理不具合法性基础，纵观不同国家与地区，源自不同文化的理念和实践可以通过平等对话实现互补甚至融合并形成新的合体，充分重视包容性的意义将有助于分辨和界定不同行为体在中东治理中的不同理念，同时理解这些理念中合理的成分并进行结合和借鉴，推动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的产生。与此同时，相互尊重与交流有益于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建立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进而推动全球化时代形成人类共同需要的基本理念和共同规范，实现普遍安全的价值共识的达成。

（四）以共同发展促安全

当前中东国家种种乱象和难题的主要根源不在于所谓的民主自由问题，而在于经济发展问题。转型失败、发展迟滞、民生艰难是导致众多地区国家陷入动荡的深层次原因。***曾在阿拉伯国家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东动荡的根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以发展促和平，是中国和平理念与实践的重要内核。中东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发展赤字问题，常常陷入发展与安全的恶性循环。中国可以从自身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坚持以发展促和平的中东治理理念，提供发展援助，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推动中东地区内外互联互通，振兴经济、创造就业、改善民生从而促进稳定、消除恐怖主义土壤，推动中东走出和平发展的新路，以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同为基础，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开创合作新局面，为中东及世界发展增添新动力。由此，通过“发展和平”取代“民主和平”，留在中东的将不是战乱纷争、经济贫困和民生倒退，与此相反将是和谐稳定、繁荣昌盛与民生福祉的改善与提高。

五、结语

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十年，也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 10 年，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十年。未来十年，也将是中东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一段时期，当前中东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呈现出新的特点：伴随着外部干预的收缩与减弱，中东国家开始进行反思和探索，新兴大国也逐渐发挥更多积极作用。但是失序与失衡，仍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关键词，旧有秩序面临解体，新秩序孕育于各方撕扯中艰难嬗变。安全的普遍性与外溢性，成为中东困境的客观现实，旧有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从四面八方迅速诞生，中东安全治理在变局中既有困难挑战也有机遇和新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其源于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准确认知，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召唤，也在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赋予中国的新角色，以昂扬的姿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全球的期待。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将使中国发出更多伸张国际正义的声音，也使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愈加深入人心。

中国是中东国家可靠的伙伴，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是中国的宣言。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基石，也是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的根本保障。以坚持该原则为基础，中国在处理与中东事务时应当发挥更多灵活性，进行创造性介入，需重视以下几点：第一，以政治对话为现实出路。第二，以综合治理为基本路径。第三，重视文化交流的意义。第四，以促进发展为基本目标。中东的和平稳定道阻且长，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将助力中东安全之治，在新时代帮助解决中东困境，为全球治理发挥应有作用与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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