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中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演变及当代启示

时间：2024-08-31

刘凤立

[摘要]人口是发展的关键，处理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是实现人类长远福祉的前提。早期西方学者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以古典经济学家人口经济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梅多斯等人“增长极限论”为代表的三个阶段，表达了“人口多有利于发展”“人口过剩”“人口与经济增速过快约束长远发展”等不同观点，这一时期各种观点颇受争议，没有达成共识。至2 0世纪7 0年代，在时代急剧变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观”在对已有理论的争论探讨中诞生，成为人类共识，为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提供新框架。遵循可持续发展观是追求人类长远福祉的有效路径，中国应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在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与发展相协调。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论增长的极限可持续发展人口与发展协调

[中图分类号] C 9 2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6 7 1-2 8 0 3（ 2 0 2 2） 0 2-0 1 0 0-0 7

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中国经历了鼓励人口增长、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增长和放开生育政策的不同阶段，政策转变都是基于人口形势和现实处境转变，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做出的抉择。[ 1]当前，中国面临生育率降低、人口加速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如何处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梳理西方经典理论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论述，探寻其一般规律，为正确处理中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并实现稳定发展提供借鉴。

一、古典经济学家：人口增长有利于发展

1 6 0 0年英国创立东印度公司开展垄断性贸易，随之开启海外殖民地扩张，同一时期，荷兰、法国等国家也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英国等欧洲国家从殖民地掠夺大量财富，这些财富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大量财富的积累促进了其经济发展。1 7世纪中叶，随着西欧经济发展，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人口开始增长，在此之前的历史长河中人口增长并不明显，此时丰富的人口经济理论随之出现，古典经济学家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2]这一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财富增加，人口被视为财富和国力的象征，鼓励人口增殖。

研究人口与发展关系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有威廉·配第、弗朗斯瓦·魁奈和亚当·斯密等人，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将人口分为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在他看来，和非生产人口相比，生产人口对生产财富尤其重要，应增加生产人口数量。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生活的法国由于重商主义的推行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国内农业人口减少，农业经济受损严重，农业萎缩，基于此，魁奈提出人口多寡影响国家强弱，而维持人口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财富因人口需要而增长，同时财富的增长能引起人口的增长。亚当·斯密对于资本积累与人口关系的描述与此类似，他认为资本积累会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促进人口增殖；斯密强调社会分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分工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主张增加人口。虽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财富积累，主张人口增殖，但他们并不完全主张盲目增加人口，在分析影响人口增长因素时，魁奈指出“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 2]，斯密分析了生活资料、贫困和富裕对人口生产的影响，认为生活资料不足限制人口增长。

这一时期全球经济体系尚未形成，对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多局限于学者们所生活的区域，且重点关注国家经济增长。

二、马尔萨斯的忧虑：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

生产力不断提高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 1 7世纪末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制度转变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1 8世纪，播种机、飞梭、纺织机、蒸汽机等相继发明，工业革命开始，生产工具改进大大提升生产力，生活资料充裕，人口快速增长， 1 6 5 0年至1 8 0 0年间，人口从5. 5亿增加到9亿。在此期间，法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矛盾激化，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学者孔多塞从人口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推断随着社会进步与技术改进，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且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只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英国的威廉·葛德文赞美法国革命，认为财产制度的不平等导致了人类的贫困与罪恶，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建立平等的社会，反对人口过剩论调。

在此背景下，为驳斥孔多塞和葛德文的观点，马尔萨斯于1 7 9 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诞生，后经过五次修订完善，成为人口学乃至社会科学里程碑式的著作。马尔萨斯论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自此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探讨进入“人口过剩”阶段。

马尔萨斯的观点与孔多塞、葛德文的论断相反，马尔萨斯认为当“食物是人类所必须的”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将几乎保持现状”[ 3]这两个前提正确时，“人口的增殖力和土地的生产力不相匹配”[ 4]，人口数量过多会使得生活资料缺乏，食物缺乏则人口增长必然会被抑制，这是社会自我完善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否认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将会持续不断地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作用”，当生活资料不足以满足人口需求时，会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在自然法则下人口增长会受到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预防性抑制是因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而做出不生育的选择，积极性抑制主要是发生在下等阶层的苦难，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受到的抑制”，所有抑制因素都可归结于贫困与罪恶两大类。马尔萨斯通过对游牧国家状态、文明国家状态的分析来证明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增长力，随后又结合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实际情况论述人口增长受到的积极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进而结合当时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新殖民地的情况来论证其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的命题：“若无生活资料，人口便无法增長；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长；若无贫困和罪恶，人口增殖力便不会受抑制。”[ 3]

马尔萨斯人口论引来大量批评，也有很多误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马歇尔等都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正因为这些批评和指责，使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得到更广泛传播。[ 4]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甚至影响了政府政策制定，成为现代人口理论开端。

当代人口思想很多都是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延伸，时至今日再看马尔萨斯人口论，其观点是否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用其观点描述的是哪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人口发展。[ 5]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集中描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悲观地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人口的增殖力和土地的生产力天然地就不相匹配”[ 3]，改善人类福祉所面临的困难难以克服。然而，在考察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时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在不同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口与生产条件的关系不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不一样，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也不相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人口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和生产条件的关系”[ 6]。在经济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很显然马尔萨斯的观点与现实相符。伴随技术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突破土地生产力制约，马尔萨斯的观点便不再能解释新现象。其次，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不同国家适用情况也不一样。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论述了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学者关于马尔萨斯的研究从清末开始，李中清和王丰等（ 2 0 0 0）结合大量中国历史数据，深刻全面剖析了马尔萨斯观点，发现不论是死亡情况，还是婚姻和生育等来看，马尔萨斯的研究都与中国实际不相符，他们认为可以用中国集体主义和西欧个人主义之间的差异来解释中国与欧洲不同的人口现象，不同文化、思想和政治取向对人口行为有显著影响。[ 7]再次，马尔萨斯将人口视为独立变量，孤立的看待人口问题，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除了受人口数量影响，也还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如技术、社会条件等。

不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正确与否，对当代人口发展依然有借鉴意义，马尔萨斯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全人类，旨在探寻人类长远福祉的可能性，不论是理论描述还是在论证中都有所体现。

三、《增长的极限》的警示：人口与经济增速过快

馬尔萨斯人口论问世后颇受争议，但其关于人口增长过快会带来不利影响的观点依然被很多学者和公众接受，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李嘉图等都支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直到2 0世纪初，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人口经济观。凯恩斯在其早期的论述中对马尔萨斯人口经济论持赞同观点， 1 9世纪中叶西欧和北美人口增长放缓，至2 0世纪3 0年代，很多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停滞甚至缩减，凯恩斯意识到人口增速放缓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随之改变观点，认为“人口增长缩减是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3]，人口增长缩减时对资本的需求也会缩减，不利于经济发展，应防止人口减少。与此同时，人们对人口过剩的担忧也从未停止，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进入“鼓励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增长”观点并行阶段，“人口转变”理论和“适度人口论”应运而生。

二战后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人口总量急剧增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索取和对自然环境的随意破坏与污染造成极大负面效应，很多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森林被大量砍伐，空气、土壤和水资源被污染，温室效应严重……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完善，人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认识趋于全面。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人口变动与生活资料和财富的关系上，人口本身也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各种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人口数量与财富、生活资料或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对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参量与发展的关系关注较少，少有将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等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进行综合研究。人们从关注人口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逐步转向对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1 9 7 2年美国学者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受罗马俱乐部委托，撰写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其不仅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论述，也对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报告提出人口和经济增长受地球“吞吐能力”极限的影响，“增长的物质极限是地球的‘源提供所需物质和能量的能力及地球‘汇吸收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能力的限制”，此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依赖于地球已有的资源，很多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急剧减少，面临枯竭风险，在开采和使用资源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大量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造成环境污染，人口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对地球有限的资源和对污染的容纳能力带来挑战。人口与社会经济系统呈指数型增长，呈指数型增长的数量会突然达到一个固定的极限，生态占用增长可能突破极限而崩溃，“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指数型增长是永远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崩溃不仅仅是自然的崩溃，也包含经济的崩溃。增长的终结可能以很多种方式出现，如人口和人类福利不可控制的下降。但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崩溃，取决于人类是否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减少人口增长和稳定生产资本存量是需要采取的措施。“减少人口或者每个人累积的物质存量都将有助于把人类世界保持在地球极限范围之内。”市场的信号会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扩展极限“由于其物质增长很慢甚至处于停止，由于其技术进步快到足以将生态足迹降低到可持续的水平，它有时间、有资本也有能力解决其他问题”[ 8]，但技术和市场并不必然延缓经济过冲，且其结果与服务对象的目标有关，目标是“增长”还是“公平与可持续”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增长的极限》发布后，很多人对该书观点产生误解，从而产生极端的悲观论点。该书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认为，“该项研究的主要科学结论是，全球范围内的决策延迟将会导致人类经济在人类生态占用增长的缓慢下降之前超过地球极限。一旦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人类社会将被迫降低其资源利用率和排放率”[ 9]，很多人将《增长的极限》的观点误读为其在倡导“零增长”，人口和经济发展都应该以零增长为目标，事实上梅多斯等人的观点在于控制人类的贪婪，约束增长的速度，放慢人类对生态占用增长的速度，避免崩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而非眼下经济增长。

虽然《增长的极限》发布之初引起广泛批评，但随着时间变化其阐述的很多现象在现实中一一出现，时间证明了它的价值。虽然技术革新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其提出的很多方法和概念依然具有生命力。[ 9]《增长的极限》出版后给沉迷于经济发展的世人敲了一记警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口、自然、经济之间的关系，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人口规模变化来促进发展或限制发展，减少人口也非实现人口零增长，而是在资源限制之下约束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

四、西方理论中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当代启示

所有理论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点，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研究重点的变化折射出时代问题的变化。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增长的极限》基于不同时代背景产生，也依然存在相似点。除了它们都在问世之初饱受批评但其对后世影响深远外，最重要的是两者的关注点都是如何实现人类长远福祉，对当今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

（一）可持续发展是必然选择

2 0世纪以来全球很多国家生育率下降、經济增长放缓，还有一部分国家依然陷于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口基本需求的贫困境地，世界贫富分化愈发严重，全球气候变化负效应显现，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人类在追求长远福祉的美好意愿和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中对社会和自身的现状与前景产生了新一轮焦虑。人口与发展不协调问题严峻，实现人口与发展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发展策略，是人类发展共同的必经之路。1 9 8 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提出要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 1 9 8 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1 0]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追求长远福祉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时对前人理论总结并创新的结果，已成为人类共同理念。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为人口与发展相协调提供了理论框架。

（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在政策变化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拓展提升，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极其短暂的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的阶段，但主旋律一直是人类长远福祉，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升华。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生态文明建设初探，到1 9 8 3年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1 9 9 6年将环境保护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再到2 0 0 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在我国完成了第一次提升，随后2 0 0 7年“生态文明”提出，直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 1 1]，我国一直在实践中丰富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五个领域，其中人口是关键。[ 1 2]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能力提高的结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依靠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 1 3]，人力资本依附于人存在，人口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观中，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从未中断，从建国之初鼓励人口增长，到2 0世纪7 0年代计划生育实施以减少人口，再到2 1世纪放宽生育政策，及至今天进一步放开三胎政策，所有人口政策的变化都基于当时人口与发展关系以及可预期的变化来调整。当前，关于“控制人口”与“鼓励生育”的争论源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不协调，人口结构不合理等对发展产生或预期会产生负面影响。从我国人口与发展变动关系来看，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多是滞后的，人口结构变动究竟是带来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与外在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制度都有关系，并不能简单判断人口数量应该多还是少，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应是人口与发展相协调的模式。[ 1 4]

（三）实现人口与发展相协调

首先，正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是前提。已有人口经济理论都认同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人口数量的增减会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人口作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一部分，对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不能只关注人口对发展的影响，忽视发展对人口的反作用。究竟是人口决定发展还是发展决定人口？现今“我们已经认识到人口变动（含生育率变动）在本质上是由人口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所决定的”[ 5]，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人口变动内生于发展过程，发展影响人口变动，生育、迁移等都是发展的结果。[ 1 4]反过来，人口对发展的作用却是随时代和区域变化而变化，人口数量增多或减少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不一样，并非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主张的人口增加财富增加，也不是后来学者表达的人口增加会成为发展的包袱。正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正确看待人口变动对发展的影响，以及发展对人口的反作用，将人口与发展视为整体，实现人口与发展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

其次，人口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基础。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人类处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心[ 1 5]，因此，只有在人口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人口才有可能发挥其能动性，从而促进人口与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 1 6]要实现这一点，首先，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环境，要处理好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素质、人口行为等参量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之间的关系。其次，人口变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需尽量实现均衡，人口可持续发展观需要遵循三个原则：代际间的人口转换要保证规模平稳、时空人口结构协调、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 1 7]人口规模随时间的变化应是平稳的，人口急剧减少和骤增都会带来某些阻碍发展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人口维度来看要求实现人口区域均衡[ 1 6]，人口的空间均衡对发展也尤为重要。此外，人口政策制定还需根据历史变化与当前现状，充分考虑人口变动的滞后效应，寻求人口与发展长期协调。同时，在理论研究时更加关注作为可持续发展系统一部分的人口变量，关注人口与发展的双向影响，为人口与发展的协调模式寻找更多可能性，实现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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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WC E D.O u rC o mm o nF u t u r e〔M〕.O x f o r d： O x f o r dU n i v e r s i t yP r e s s， 1 9 8 7.

[ 1 1]孙经纬.新中国成立7 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演进[ 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 0 2 0，（ 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