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儒学的公平追求及其平民风格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泰州儒学的公平追求及其平民风格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泰州儒学倡导公平社会，把公平看作是治国安民的一项基本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为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建议统治者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公平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人平等以及"以天下治天下"的新观点；泰州儒学强调教育的平等性，主张实施“有教无类”的教育。此外，泰州儒学具有鲜明的平民化风格，强调爱民、顺民、养民、厚民。同时其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其理论也更加适合了平民的需要。

泰州儒学；公平；平等；平民化

泰州儒学是对泰州历史上儒学思想的整体称谓。泰州儒学的社会学基点是社会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州儒学也是研究社会公平的学问。泰州宋代的胡瑗、明代的王艮、清末明初的黄葆年在公平问题上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同时，他们在公平要求的基础上，又积极倡导社会平等，主张建立公平合理的和谐社会。如他们在政治上主张享受平等权利，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最为突出的是他们注重平民价值，关心平民生活，立足于在平民中学道，在平民中广泛开展讲学及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笔者以胡瑗、王艮、黄葆年的思想为样本，探讨泰州儒学的公平追求及其平民风格。

一、泰州儒学的公平之倡

泰州的儒家学者们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这就是倡导社会公平。他们把公平看作治国安民的一项基本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如，胡瑗就十分强调公平的价值。在胡瑗看来，所谓公平，就是要做到至正而不邪。他认为，只有做到至正公平，才能兴滞补弊。胡瑗在治国、教育、法治以及奖赏、用人、分配等许多领域都提出了公平要求。比如要实现天下治平，就必须用心不偏；在财物的分配上，要做到多者不积私，少者尽其养；在用人问题上，他认为，要按才德授任。否则，不仅造成用人不公，而且“有隳官之谤矣”。[1]卷8在执法问题上他认为，有保持威严，就必须做到“无所偏党，临事果断”。[2]卷下具休如在断讼量刑方面公正无私，辨伪正枉，无至于失法。就教育而言，胡瑗认为，如果为官者是否公平处事，也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他说：“夫感说之道，必须至公至正，无所偏系。使天下之人自然而说之则可也，固不可以言语口舌柔邪，以苟取于人而求其说。”[1]卷10显然，胡瑗的公平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当然，对于胡瑗的“公平”思想并没有突破“礼”的范畴，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比如，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富贵者制用无节、风俗奢糜；一人耕之而十人食之，一人蚕之而百人衣等等[3]64。为此他倡导土地制度改革。当然，王艮对古代井田制很欣赏。而正因为古时候“田有定制”，所以“民有定业”[3]64。他在家乡就曾提出均分草荡的方案，并为官府采纳。当然，王艮的“平均”主义思想还很重，他所提出的“均节不忒”的改革要求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均节不忒”，就是要做到全部平均，没有不均。他的这种平均思想工作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王艮的弟媳们由于妆奁有厚有薄，经常吵闹，王艮就叫各家拿出所有的财物放在天井中，然后平均分到各家。王艮公平思想最具积极意义的是他的“以天下治天下”的全民参政思想[3]66。“以天下治天下”，就是以天下人治理天下。他认为，以天下治理天下是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要求的。

太谷学派同样倡导社会公平，不过，他们在理论上阐述不多，但在实践上的表现比较突出。比如，张积中在黄崖聚众时制定了严格的“山规”：民众入寨，须先至公局通名登记，并将私有财产的一半捐交给山寨公库，并宣布寨民严禁恋色、吝财，禁止互相馈赠、宴请，不歧视妇女等[4]。他还要求门人参加集体劳动，与他人平等生活。太谷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黄葆年在苏州兴办“归群草堂”，实行的是弟子供养制度。富庶之家就在学堂附近的街巷，如凤凰街、带城桥、十梓街等处租赁房屋，较清寒的就寄住在学堂的别院，由学堂供给膳宿，每天需十七八桌。当时，由于闻讯来学的人很多，大多学者在草堂附近租屋居住，凡无钱租屋者他就让学堂资助其食宿，而学堂的这些供养经费又由一些较有权势与财力的弟子来承担。黄葆年采取的这种供养制、资助制以及富户出资制，含有极大的公平成份，也正由于这种公平措施的实施，到归群草堂求学的人往来不断，盛极一时。当时不论码头、车站、或游览归来的人，不用讲地址，只说声“黄公馆”，就能迳直送到。每讲学，黄葆年也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耐心解答每个学生提出的问题，讲课结束，学生自行组合讨论，谈心得体会[5]。所以黄葆年不管是办学制度、管理机制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公平的特点，这在当时有着较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泰州儒学的平等之求

平等思想是泰州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平等思想既反映了宋以后市民阶层的的需求，也反映了贫苦百姓的需要。从胡瑗、王艮、黄葆年的思想来看，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不同朝代的要求，但其主张社会平等的思想还是一致的。当然，不同朝代，不同学派，在平等思想的表述上有所不同。

胡瑗的平等思想既体现在上述他的公平思想中，也体现在他的教育平等上。一方面，胡瑗主张大办学校。宋初地方官学很少，且不许州县随便立学。中央官学生员寡寡，地方官学更是寥若晨星。针对如此状况，胡瑗发出了“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的呼声[6]197。在胡瑗看来，只有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才能推进教育的公平。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胡瑗主张放宽招生条件。他在苏州、胡州掌教时就招收平民子弟入学，到了京城，同样注意改革招生制度。据史料记载，当时国家虽然设立了国子监，但入学资格为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而且这些官员子弟多空挂学籍，很少人真正到校学习。到了科举考试之前，才聚集到学校来，而考试一过，就又云散归去。史书上如是说：“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之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7]为此，胡瑗管勾太学时，向仁宗建议放宽入学资格条件得到允许，于是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以至于连马军都虞侯公寓都变成了学生的宿舍。此外，在教学中，胡瑗还主张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由于胡瑗实施平等教育，他的众多弟子对这位恩师都极为尊敬和爱戴。

王艮主要是从人的本质、能力和特性等方面来证明人的平等性的。其平等思想的哲学源点是“生而知之”。王艮继承了孟子等人的观点，但又有所不同。古儒们认为，“道”是不能为普通老百姓所掌握的，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它，掌握它。宋明时期这种观点有所改变，但对于“圣人”与“百姓”的区别并没有消除。比如，王阳明虽然讲“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他也也不否认“圣人”与“百姓”之间的差别。而王艮则认为，由于人人都有成圣的心性，所以人人也都可以掌握“道”。具体地说，一方面良知乃先天禀赋，人人本有。另一方面，良知又等同于百姓日用，所以普通百姓比圣人更能“致知”。为此，他提出了圣愚平等、贵践同等的基本思想，主张天地间各色人等全部平等。王艮甚至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一种平等的师友关系。在教育问题上，王艮主张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用王艮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包容”。他说：“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3]13他这里所说的“容”，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事实上，他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在自家的门上所写的“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帖子，就是其平等教育思想的反映[3]69。

太谷学派的平等教育思想也十分明显。比如，李光炘的讲学不分男女、远近、生死、富贵、贫贱，甚至其门下的一个厨子也受其所学，从识字开始乃至终有所成，令人钦佩。李光炘招收的弟子也由以往的社会下层转而吸引社会各层次人士加入，特别是对社会中层人士的吸引。[4]黄葆年对学生提出了向学、亲师、善学的学习要求。黄葆年对一弟子说：“女之来也，不远七千里可谓诚矣，女虽病不废其学，闻教不厌其严，可谓能为弟子者矣。”[8]267黄葆年对这种不畏病苦、诚心向学、乐受严教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和褒扬。他还解释说：“女勇于从兄，勇于从母，勇于从师”，就可以说是笃信好学的人了[8]527。就平等教育而言，黄葆年提出了“男女无别”的思想。他说：“学不以男女异也，观国风可知也。”[8]407黄葆年本人也收有不少女弟子。应该说，在男女同校之禁未开之时代，他的这种大胆之举是了不起的。同时，他的这一理念也极具时代气息，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三、泰州儒学的民化之风

平民儒学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这就打破了封建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强调学术的平民性，将文化与学术社会化、普及化，将儒学真正深入民间，渗透到普通民众日用生活之中[9]。总体上来看，宋以前儒学都是“经生文士之业”，而到了宋明时期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平民相关的理学思想“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10]812泰州儒学与中国儒学整体发展趋势相合拍，他们大胆创新，终于把经生文士之学，变成了具有泰州特色的平民儒学。

胡瑗理学官学成分较浓，但其理学思想含有大量关注民生的平民思想，具有平民化的倾向。胡瑗对民生的关注与胡瑗长期生活在基层有关。他在泰安苦读十年之后，就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塾师，此后在苏州、湖州任教也接触了大量的平民百姓，所以人民在他心中的位置较高。其“国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论述，以及对统治者进行的治理天下必须使民足食，劳而厚业的劝导，都体现了对平民百姓的关心。当然，胡瑗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也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他还有深度论述。比如他要求统治者能以己之心，推天下之心。他认为，只有这样，天下的人才能“合心而从之”[6]238。所以统治者应当做到忧国忧民不忧己，以天下之心为心。还有如，在百姓有难的时候，要及时解民之难，不能拖延。此外，胡瑗认为，国家关于财税方面的政策措施要符合实际情况，顺应民心民意。胡瑗主张厚民。厚民就是要以仁义之道，务农重本，轻徭薄赋。胡瑗特别强调酌民厚薄，取之有节。要注意观察调查、了解民情。他认为，只有做好观察调查、了解民情，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使人民安居乐业。胡瑗的这些平民思想有其独特的体系，涉及到厚民、安民、顺民、养民等各个方面。由于其后来掌管太学，又为天章阁侍讲，所以他的思想对于推动统治者仁民、爱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泰州学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成员平民化、讲学风格平民化、讲学内容通俗化。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有着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自由的要求，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11]220。王艮是“灶丁”出身，从小参加制盐劳动，对平民百姓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验，对老百姓的作用也看得比较清楚。因此，他善于从老百姓生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的“百姓日用是道”说，也是一种以人（百姓）为本的思想，是为老百姓争取平等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思想。他有一首咏《下》诗是这样说的：“万派具从海下来，天大还包在地下。”[3]57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百姓的价值。王艮还认为，“圣人之道”以“百姓日用”为旨归，只有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学说，才是真正的“圣道”。王艮不仅其学问本身具有显著的平民色彩，而且其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也具有很强的平民化特征。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那样：“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容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所以王艮能“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12]。如果说孔子讲学授徒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王艮的讲学授徒则是为了“启发愚蒙”。他毅然担当起指点百姓省觉天理（道）的重任，而且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入手，同时注重在百姓中传播。王艮的听众虽然五花八门，但大多还是邻里、乡人。

太谷学派起初是力图将儒家文化“宗教化”，从而使与一般人不加关涉的“儒家文献”变为激动庶人的信仰资源。但发展到黄葆年时，其经学由学派玄奥神秘的学风转向平实，更有利于百姓接受。比如，黄葆年以理学家、教育家的眼光看待六经，理解六经、解释六经。他一方面保持了太谷学派三教合一的传统，另一方面，实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补的转化，使宗教化的学派发展为圣功儒学学派。由此，在对待经文方面，他不再像早期太谷学派的学者们那样，着力发掘其不显传之秘，而是按照儒家的经世要求，对经文进行义理化、实用化解释，使其更符合社会的要求。同时，黄葆年在教学内容方面也考虑到了由易到难的规律，如汉代古文经学家对经文的排列次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种顺序是按照经书的成书时间先后来定的。”[13]而黄葆年编著《诗经读本》、《礼记读本》、《书经读本》则是按照各经内容的难易程度来编排的。事实上，黄葆年在治学与讲学方面已经考虑到了自近及远、由显通微、由易入难的问题，这与周太谷等先期学者先讲天地生成的大道理，给人深奥莫测大大的不同。黄葆年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其治学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更符合治学与教学规律，也更有利于其思想在民间的传播。关于这一点，从黄葆年在民间传道的规模就可看以看出，鼎盛时，黄葆年的弟子达万名，这不仅说明他所讲的内容具有独特性，还说明他的理论及讲解方式具有平民化倾向，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1]胡瑗.周易口义[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缩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胡瑗.洪范口义[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缩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陈祝生.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周新国.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太谷学派发展轨迹探讨[J].扬州大学学报，2010（3）：3-9.

[5]金文子.我所知道的太谷学派[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20-25.

[6]徐建平.胡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7]金林祥.胡瑗教育思想研究[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101-106.

[8]方宝川.太谷遗书第一辑（四）[M].扬州：广陵书社，1997.

[9]陈寒鸣.《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J].中州学刊，1997（3）：69-73.

[10]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容肇祖.明代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王惠荣.陈澧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校：张广宇）

Taizhou Fair Pursuit of Confucianism and Its Civilian Style

ZHANG Shu-jun
(CPC Party School in Taizhou,Taizhou,Jiangsu 225300)

Taizhou Confucianism advocated a fair society to the public and considered a fair society as the basic policy to run the country well and give the people peace and security.Taizhou Confucianism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deas for his proposal.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o establish a fair social system,Taizhou Confucianism suggested that the ruler of the land should carry on system reform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air,everyone was equal.In the meanwhile,it made a proposal of the new ideas"the world rules the world".It especially declared the equality in education,advoc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 child left behind education.Taizhou Confucianism was of a common style with emphasizing such principles as"love people, treat people kindly,follow the public opinion,raise the civilian".Taizhou Confucianism has reforme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make its theory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the civilians.

Taizhou Confucianism;justice;equality;common

B 222

A

1672-738X(2015)01-0104-04

2014-11-28

张树俊(1957—)，男，江苏姜堰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