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士风与文学

谢盛华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520）

建安时期士风与文学

谢盛华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520）

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常常与一个时期的政治面貌、时代状况形成巨大的反差，三国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建安三个历史阶段，士风的变化都明显影响着当时的文风，也反映出政治、文化与士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建安；文士；士风；七子；三曹

建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前，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年），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年）。

一、初露端倪——建安文士的聚合

第一阶段，建安文士们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聚合的过程。汉末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过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士人亲身经历了这种苦难。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建安士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较东汉文士更注重现实，关心民生；另一方面又不像东汉文士那样砥砺名节。重情性，尚通脱，露才扬己，求为世用，是士人的普遍风尚。隐逸山林，埋首书斋，虽也时有所见，积极用世却是士林主导倾向。由埋首书斋而走向激扬政治，依附皇权而走向人格独立，尚古唯经而张扬主体创造，表现了东汉尤其是汉末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士风之变导致了文风的变化。文学由润饰鸿业、歌功颂德，转变为批判现实，激扬清浊;由依经立论，表现外部世界，迫求普同性，而转变为抒情言志，走向心灵世界，表现个性化。①

文士陆续聚合到曹魏阵营并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曹操给予文士优惠的厚待，使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奔而来。而提及建安文学的形成，曹操功不可没。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所以当时主流士大夫阶层对他也比较不屑。曹操早年期间就主动向清流靠拢，在光和四年（181年），曹操还冒着极大风险上书为窦武、陈藩等党人伸冤，书云：“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人盈朝，善人壅塞。”《三国志》）经过这样一系列的与党人的交往，使得清流士人对其有所称道，其在士人集体有了良好的声誉。后人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又有谋略，知人善用，善于用兵。尤其求贤若渴，厚待文士。几次三番发出诏令以招揽文士。其《举士令》《求贤令》《求逸才令》等一系列诏令的下达，都表明了他的求才若渴。因此使许多甚至本身有缺点但又才能显著的士人得到任用。而他这种求才的渴望也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他的诗作之中。如其《短歌行》中所言“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当然，这一时期的士人没有办法自己独立，所以只能依附相对实力强大的那些所谓“明主”如曹操、刘备。比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一。早在建安时期之前，孔融与曹操都同属清流士人一派，彼此有过交往。在建安初期，一心想匡扶汉室的孔融当真把曹操看做是兴复汉室的栋梁功臣，对曹操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如其作品《六言诗》所言：“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以孔融那种孤傲耿介的清流品格，这应当是真挚地对曹操进行赞美，充分表达了对其敬爱之意。绝非后来部分士人为讨主上欢心而作的歌功颂德应景之作。后来逐渐发现曹操野心，又无法撼动曹操掌权的局面后，万般无奈下，性格狂傲的孔融，由于政治上分歧甚至对立的情绪，只能对曹操“赘阉遗丑”的出身及其人格进行嘲讽。后来由于他以“酒，礼之用也，不宜禁”公然反对曹操的《禁酒令》，彻底惹怒曹操。在建安十三年，曹操终于杀了孔融。孔融用其不屈的一生捍卫了他作为文士的名节，他代表了心念旧朝，宁折不弯的一类文士。

孔融被杀的时候，作为建安文学非常重要的文士——王粲未进入邺城。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在经历汉末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原本出身世家的王粲寓居在荆州，却得不到任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使王粲与其他同时期的士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悲怆感及责任感。一方面，对黎民遭受如此灾难表示同情，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辅佐明主改变这个乱世；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寓居流离朝不保夕的处境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其前期作品中表现对社会的优患意识的作品首推《七哀》。写白骨蔽平原，写饥妇弃子草间不忍离去。写出了作者对这种悲惨社会的同情和无奈。如陈作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评：“乱世之苦，言之真切。”而表现其个人忧患意识更多的，最著名的当属《登楼赋》。建安十三年，王粲回到中原，来到邺城。在此之前，刘桢、阮瑀、荀彧、徐干等名士已经陆续跟随曹操了。

至此，建安文学最后一个到达曹魏阵营的主要作家——王粲来到邺城。标志着邺城文士集团的形成，建安文士完成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建安文学的第一阶段结束。

二、鼎盛时期——邺下文人集团

这一阶段，是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经历了正式形成到结束的阶段。钟嵘在《诗品总论》中形容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大时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盛。

建安文士的察性通脱，既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政治，又以浪漫的情调对待文学。而三曹不仅是政治上的领袖，亦是文学上的领袖。史称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在这一时期，曹操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已经长成并步入其创作时期。所以邺下文人的领袖是曹操，而曹丕、曹植则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这一时期文人组成这一文学集团，其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文人们自以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而进入邺城。由于曹丕、曹植的贵公子身份，这批文士不少人就担任过他二人的属吏，如徐干、刘桢、应玚等。

邺城时期，文士身份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作为曹丕、曹植兄弟的属吏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文士成为了曹操的属吏，多少都有了一些官职。但大都官职较低，不入公卿大臣之流。这些属吏中职位最高者王粲，也才升任侍中，还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建立以后的事。但是这些文士能够得到曹操的信任，都是曹操亲随，所以闻知军机要事的程度明显高于朝廷显贵。如《魏志·王粲传》中记载：“军国书檄，多琳、踽所作”，这就不是一般大臣所能做到的。

由于身份的变化，文人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以前的那种社会性的责任感，那种对天下苍生的悲悯，逐渐变为一种为君国大事、为个人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而努力的心态。这种情绪就逐渐从士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加之文士本身得到曹操信任又可以跟曹操随军征战，使得他们的情绪得到激励鼓舞，所以文风也变得比较激昂豪迈。如王粲《从军诗》：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牧边地贼。忽若俯拾遗……

这首诗高昂地歌颂了从军之乐，表现了文士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一向以“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著称的徐干，在其他文士普遍情绪的传染下，也写了《西征赋》。同时期其他文士也写过很多同类作品，都用来表达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同时，邺城文士除了醉心功名、驰骋沙场的诉求以外，还有一种斗鸡走马，邀宴贵游的风气。而当时文士作为二人属吏，跟随出游的机会也比较多。加之曹丕文学造诣相对较高，有感而发经常乘兴进行创作，而其他文士跟随唱和，便有了“贵游文学”的出现。

这一类作品，当属曹植最多，如《名都篇》《箜篌引》《斗鸡》《妾薄命》《游观赋》《娱宾赋》等，都是描写贵游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出现难免会降低作品思想深度。虽然文气较高，但在骨力上不如建安前期。如敖器之在《敖陶孙诗评》中评价曹植：“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当然，这只是用来评价曹植在邺城时期的创作特点。在建安文学后期，曹植经历争帝失败挫折的蜕变后创作有了质的飞跃，此是后话。单就邺城时期来看，骨力不如建安前期。但是，这时期作品描写精细巧妙，追求写作技巧和辞彩，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有所提高，客观上对文学进步起到了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在创作方式上，邺城文学还有一个特点——群体性。不少作者同题作品很多。在曹丕的《玛瑙勒赋》序以及《寡妇赋》序等作品中都提到“命陈琳、王粲并作”、“命王粲并作之”之类。不少作品为应和酬唱交流讨论场所产生。比如曹植、刘桢都有的《斗鸡诗》。诸子皆有的《公宴诗》等，其情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时序》）”这一现象，激发了文士表现才华的欲望，激励他们互相切磋，一逞文才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了文学水平的总体提高。

这一阶段在政治上，贯穿了曹丕、曹植兄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但在文学领域，两人则都有相当优秀的表现。曹丕著作颇丰，《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数百篇。”可见其作品丰富。其黄初年间所著《典论》，作为文章或者文论，都具有很高价值。与曹丕一样，曹植也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可以建功立业。著名的《白马篇》在其前期作品中有着特殊地位。全篇勇烈激昂，意气风发，气概如虹。向往“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征战沙场。表现了青年时期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曹植强烈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也可以说，这是每个有血性的年轻人都曾做过的英雄梦。而通过曹植精彩的写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以及身为“贵介公子”是分不开的。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热情奔放，任性放达的性格。这一性格，注定了曹植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文人，却也是他不能够胜任帝位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他任性、饮酒不节、好表现却缺乏实际能力，又加之沾染的纨绔子弟浮华浅薄习气，最终导致了他失去父宠，进而失去与曹丕竞争的机会。

曹操作为这一时期曹魏政权的掌权者，不希望手下身边的文士有太多的独立人格。首先，在政权内部得理顺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不少士人像孔融那样，具有较高名声地位，起初却是抱着兴复汉室的心态加入曹魏阵营的。还有即使是直接跟随曹操的士人，也要加以留意。加之曹操为人好猜忌，以致很多名士在当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曹操对其打击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同时达到震慑的作用。与孔融交好的如杨修、祢衡等都相继遭难。

可以看出统治者吸纳文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文学上的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人当做实现自己目标的使用工具。又比如刘桢，就因为平视甄氏，险被处死。如《世说新语》中所言，“刘公干以失敬罹罪。”群欢宴饮之际，俯首跟平视真有事关生死这么重要吗。显然只是为了给素有“清高”之名的刘桢施加点压力让他知道害怕，收敛规矩而已。以上事例，说明了文士在当时虽然地位、生活有所提高，但是本质上还是政治权贵的附属工具，看似可以随驾从军，可以与统治者共同饮宴，但还是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丝毫差池便可能引起杀身之祸。

建安末，建安七子以及其他大部分著名文士由于瘟疫相继去世。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次年称帝，献帝禅位，曹丕定都洛阳。邺城文学集团宣告结束。

三、尾声——建安文学的结束

曹丕由文人身份转变为帝王身份，政务缠身，离真正的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只有郁郁不得志的曹植，在经历人生起落之后，思想境界进入新的层次，创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而这一时期曹植在文学上的发展才真正奠定了他的大家风范。

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评论曹植“但美邀游，然颇有优生之嗟”。前句是形容曹植早期作品的风格，后半句则是描说后期的风格。曹操去世后，曹植失去以前的贵公子地位。当上皇帝的曹丕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性的迫害。

起初，曹植对自己的安危是极其担心的。由于立嫡之争，曹丕为泄愤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于是曹植被经常治罪。所以在黄初初期，曹植很怕引来杀身之祸而谨小慎微。

黄初四年，诸王朝京都，曹植到洛阳之后，曹丕不接见曹植。于是曹植就开始惶恐，写了《责躬诗》用以自责寻求宽恕。整个诗篇无非用歌功颂德来乞怜。但其序颇值一读：

臣植言：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迫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

……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终篇所述，显得无比可怜。内心的惶恐表现在作品之中。此时的曹植，沮丧颓唐，根本保持不了当初的那种高贵骨气。与前期“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般的曹植判若两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曹植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经历打击之后，曹植表现得好像并不十分怕死了。不再一味地卑躬屈膝，在其作品中逐渐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之情。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任城王薨，回封地时又不允许他与白马王曹彪同行。离别之际“愤而成篇”。虽然心有余悸，但是在悲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不平的情绪。这一点足以看出此诗与《责躬诗》的不同。也表明了曹植作为失意文人心态上的变化。之所以曹植会受到很多后人的追捧，除了他创作本身的华丽以及世人共有的对弱势一方的同情外，就源于此种情绪。因此，曹植成为了可以代表历代失意文人的标志性人物。

同一时期，曹植还创作了表现内心抑郁的《洛神赋》在后世也甚为推崇。最终，曹植在郁郁寡欢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建安文学也就此走向结束。

建安士风的转变是在魏正始年间。汤用彤先生认为：“《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的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陷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②正始前后学风不同，仍因士风不同之故。士风之变，一因学理演进，一因时势变化③。

注释：

①③刘运好：《论魏晋士风对其文风的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8

②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

[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Ml.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3]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赵玉萍.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4]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校：张广宇）

Scholars Style and Literature in Jian An Period

XIE Sheng-hua
(Department of Art and Humanities,Guangdong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 510520)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literary and artistic,achievements often took the shape of great contrast with the political affiliation,age conditions,such being the case,the Three Kingdoms Era held a period.In the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Jian An period,the scholar style changes ha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writing style and present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yle of the political,cultural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literature.

Jian An Period;literati;ethos;seven sons;three Caos

I 206.2

A

1672-738X(2015)01-0108-04

2014-11-12

谢盛华（1975—），男，湖南邵东人，中文讲师，文艺美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