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代鼓吹乐

李冬梅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管理系，河南济源 454650)

鼓吹乐是指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音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有过重要的地位，形成之初常常使用鼓、角、箫(排箫)、笳等乐器演奏，并有相应歌词，可供歌唱。本文所指鼓吹乐，特指汉魏以来，宫廷、军府、官府中与仪仗、军旅、宴飨有关的一个乐种，常常由乐府或太常等机构编制。

一、鼓吹乐的早期发展

鼓吹乐是在汉代发展起来的，以管乐和打击乐为主，同时兼有歌唱的表演形式。它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马上之乐，主要用鼓、钲、箫、笳、角等乐器演奏，声音洪亮高亢，气势威严。和先秦的雅乐、丝竹器乐相比，具有雄壮、粗犷、刚健、热烈等特色。传入中原后，因其威严和雄壮而被宫廷采纳。开始为皇室专用，用于军队、仪仗和宴乐之中后，也将其当作特殊恩赐赏给有功的边将与臣下使用。

汉代时鼓吹乐已经成熟。因乐队的编制和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有黄门鼓吹、横吹、骑吹、短箫铙歌、箫鼓等不同称谓、不同种类，并开始以一种独立的音乐形式出现。《宋词大辞典》中“词乐”条，将汉代的鼓吹乐按用途分为下列几种类型:黄门鼓吹，由天子近侍掌握，主要列于殿廷，用于宴享礼仪等，也用于天子专用的“卤簿”;骑吹，用于卤簿，帝王、贵族等的随行车驾，使用箫、笳、鼓等乐器，因马上演奏而得名;短箫铙歌，蔡邕称它为军乐，主要用于社、庙、恺乐、元会、郊祀、校猎等场面盛大的活动;横吹，用为军中马上之乐，随军演奏，朝廷也常用来赏赐边将［1］。

鼓吹乐虽然有分类，但在使用上没有严格的界限。南北朝时期，鼓吹乐各类之间的差别就越来越小，并逐渐混同，统称为鼓吹。隋唐鼓吹乐仍由天子近侍及太常鼓吹署掌管，分部与名称也各有不同。《文献通考·乐考十》中记载:陈氏《乐书》曰:“古者更卤簿作鼓吹。……至隋始分为四等:一㧏鼓，二铙鼓，三大横吹，四小横吹。唐又别为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铙吹，四大横吹，五小横吹。……迨於宋朝，总号鼓吹云。”［2］但鼓吹的礼仪用途依然是汉代鼓吹的延续。

二、宋代鼓吹乐

宋代鼓吹乐隶属于太常鼓吹署，在宋宫廷中使用十分广泛，皇室祭祀、皇帝出行、夜警晨严、朝会、凯旋奏乐、合朔伐鼓、婚丧、以及朝廷的纳后、册宝、宴会等许多礼仪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礼仪活动不同，所使用的鼓吹人数和乐器也相应不同，不同时期所规定的制度也有所不同。按宋初仪仗:凡大驾用1530人;法驾用761人，小驾用816人。使用乐器有金钲、节鼓、㧏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觱栗、箫、笳、笛等。因为仪仗中鼓吹人数巨大，而“太常鼓吹署乐工数少”，所以“每大礼，皆取之于诸军。”［3］《宋史》记载，鼓吹乐除了用于皇帝出行的仪仗之外，皇太子、皇后、皇太后乃至一至三品官员，都有自己的鼓吹乐队，且人数、曲目之数都有很严格的等级区分。南宋绍兴年间，鼓吹所用人数甚至多于北宋，“太常前后部振作通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3］。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因兵部上言，才减少鼓吹人数，缩小鼓吹规模。

在礼仪活动中鼓吹的作用一般有两个:一是在各种活动中作为卤簿仪仗的一部分“备而不作”，只是以其众多的人数，整齐的阵容，庄严的姿态来增加活动或仪式的隆重肃穆，而不是增加欢乐气氛;二是在祭礼结束时，作为祭祀队伍回宫的导引进行鼓吹演奏，增添威仪。总起来说鼓吹在祭祀中的作用是“肃仪卫而严祀事”［3］，即增添仪仗和祭祀的严肃庄重气氛。

鼓吹在宋属于俗乐，使用的乐器也多属于俗乐部，但鼓吹参与的活动却是神圣的郊庙祭祀活动乃至隆重的国家大典。《宋史》中保留的鼓吹歌词都是在隆重的活动和场合中使用的，所以应该说，鼓吹乐虽然被排除在正统的雅乐之外，但以其自身的雄壮和威严一直参与严肃的宫廷活动，属于俗乐雅奏的一种形式。

三、宋鼓吹曲辞

(一)历代鼓吹曲

鼓吹乐历代都有曲调和歌词，曲目名称、数量、内容在不同时代都不相同。

汉代鼓吹军乐的曲调，最初是由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调子而改写的。“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2］，每首乐曲都配有歌词。汉《短箫铙歌》，也叫做《鼓吹曲》，有《战城南》《圣人出》等二十二曲［2］，记叙内容包括战争、皇帝巡幸、祭祀、祥瑞以及其他事情，可见《短箫铙歌》除了用在军队中作为军乐之外，也用于宫廷活动。魏有《克官渡》等十二曲，晋有《征辽东》等二十曲，都是仿照汉代《短箫铙歌》的形式，改换曲名而制作的;唐有凯乐《破阵乐》《应圣期》《贺朝欢》《君臣同庆乐》四曲，都有歌词相配。

(二)宋代的鼓吹曲

唐末天下大乱，鼓吹原有的乐曲都已经遗失不传，宋代鼓吹曲使用教坊新声重新制作而成。宋代鼓吹乐中有《导引》、《六州》、《十二时》、《降仙台》、《奉禋歌》等乐曲，并且采用依调填词的方式进行歌词创作，实际上是宋词的一种特殊形式。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宋代鼓吹曲有介绍:“宋大驾鼓吹，恒用《导引》、《六州》、《十二时》三曲。梓官发引，则加《袝陵歌》，虞主回京，则加《虞主歌》，各为四曲。南渡后郊祀，则于《导引》、《六州》、《十二时》三曲外，又加《奉禋歌》、《降仙台》二曲，共为五曲。”［4］

查看《宋史》和《全宋词》中保留的成套鼓吹曲的内容，正如王国维所说，《导引》、《六州》、《十二时》三曲是基本曲目。《导引》一曲在出行车驾返回时演奏。皇帝出行时随从官员、侍卫、军队、仪仗等人数众多，因而警戒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内容，晚上斋宿，更需要演奏鼓吹来警戒众人。《六州》《十二时》是作为警场使用的曲子，《宋史》以及《全宋词》中保留下来的鼓吹曲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文献通考》中也讲“车驾出入，奏《导引》及《降仙台》;警严，奏《六州》《十二时》”，“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岘言:‘郊祀有夜警晨严，《六州》《十二时》及鼓吹回仗时，驾前《导引》三曲’”［2］。这三支曲子基本上在各种宫廷活动中都要用到。另外还有《降仙台》、《合宫歌》、《昭陵歌》、《虞神歌》等，和上面三支曲子配成一套在不同场合中使用。

鼓吹曲是“合数曲而成一乐者”［4］，都是成套使用的。王国维指出北宋保留下来的祭祀所用一套鼓吹曲最多只有四首，南渡后高宗、孝宗郊祀使用五曲。《宋史》和《全宋词》中保留下来的鼓吹曲词正是这种情况。但王国维所说的“南渡后郊祀，则于《导引》《六州》《十二时》三曲外，又加《奉禋歌》《降仙台》二曲，共为五曲”。南渡后加“两曲”的说法不准确。《奉禋歌》是北宋景祐二年，仁宗亲制而成的。仁宗在整治雅乐的同时，也对鼓吹提出要求，他认为警严乐是严肃警戒众人的，不能用其他曲子替代。以往只有两支曲子，于是亲自制作《奉禋歌》，用做第三支警严曲，并在当年的郊祀就使用了此曲［2］。南渡前郊祀多是三支(《导引》《六州》《十二时》)或四支曲子(《导引》《六州》《十二时》《奉禋歌》)，如“治平二年(北宋英宗1066年)南郊鼓吹歌曲四曲《导引》《六州》《十二时》《奉禋歌》”［3］。《降仙台》也并非是南渡后才开始使用的，如“熙宁十年(北宋神宗1078年)南郊皇帝归青城就用了《降仙台》一首”［3］。同时《宋史》中还记载:“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演奏了《导引》《六州》《十二时》《奉禋歌》《降仙台》［3］，虽《宋史》和《全宋词》中均没有见到歌词保留，也表明南渡前就已经有五支曲子合成一套使用的例子。南渡后高宗、孝宗南郊时使用五支曲子是沿用南渡前的旧例。

鼓吹曲，歌词内容上没有太大的艺术价值，但却保留了宋词的一种特殊形式，王国维称鼓吹曲是“合数曲而成一乐者”、“合曲之体例，始于鼓吹见之”［4］，它不同于其他的联章词。其他的联章词是用同一词牌反复歌咏，内容相对集中统一，而鼓吹曲则使用的是不同词牌构成的在某一次活动中有不同用途的一套词。

［1］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

［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