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化及其研究的新思考：写在汉语欧化研究百年之际

刁晏斌

引 言

早在1921年6月16日，著名学者、翻译家陈望道先生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语体文欧化底我观》一文(1)陈望道《语体文欧化底我观》发表于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6月1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第四张评论专栏)。，这是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汉语欧化的研究文章。这篇文章虽然短小(不算标题及标点符号仅290个字)，但是内涵丰富，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欧化的必要性。文中指出：“中国原有的语体文，太模糊而不精密，又有许多处所，说法很不方便，违文法处也太多。所以凡是思想精密，知道修词，了解文法的人们，一定不会反对语体文底欧化，而且认为必要。”

第二，欧化的限度。该文强调，欧化要有限度，具体而言就是不能“使人看了不知何谓”，而又“有法遁于非议”，即不应以欧化之名，造出使人不懂的语句，所以应当“一面提倡欧化，一面就该提出限制条件”。

第三，欧化的原则与要求。该文是以“欧化的限制条件”立论的，一共列出两点，其一为“须是原有文法底扩张”，其二为“须是原有文法底颠倒或离合”。以上两点分别举例说明，其核心是强调欧化应为以汉语原有句法为基础的扩展与改造，认为“必需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做去，才能够欧化而人仍能懂”。

第四，欧化现象的实际考察。文中指出：“我有暇时，我想用这标准略略检点国内欧化语体文底优劣，请识者指正。”这样，就把欧化研究由“理论”的层面，引向“操作”和“检验”的层面，而二者的结合，无疑才是比较均衡、合理的。

在我们看来，以上4个方面，基本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欧化研究大纲，而后来的相关研究也大致就是顺着这一方向和路径继续前行。

如果我们把陈文看作汉语欧化研究起点的话(2)这里是着眼于以整个“欧化”为论题的研究，如果着眼于其中的某一方面，时间可能更早。比如胡开宝《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一文提到，胡一鲁早在1914年就对外来词进行过探讨。，那么时至今日，时间正好过去了100年。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回顾百年来的汉语欧化研究，展望未来的发展，无疑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对“汉语欧化”的基本认识是：第一，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即如果没有前人欧化的主张与实践，今天的现代汉语绝对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所以它理应成为我们了解与认识百年汉语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第二，它是一个历时的概念，即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而言，“欧化”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有明显的发展，并随时代而变化，所以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历史地看待它。如果立足于以上两点来看汉语的欧化与欧化的汉语，我们的一个直接认识就是欧化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及研究空间。[1]

本文拟在我们以往对汉语欧化现象梳理、思考的基础上，从9组相对的概念入手，来梳理当下的汉语欧化研究应有的基本观念和认识，以及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用力，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调整，从而整体上推进这一研究深入、全面地发展。

一、狭义欧化与广义欧化

这对概念主要包含以下3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欧”的具体所指，二是“化”的具体内容，三是“欧化”的表现形式。以下逐一讨论。

(一)“欧”的具体所指

狭义的“欧”指的是欧洲，因此从具体所指的角度看，狭义的“欧化”也就是欧洲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及其给后者带来的变化(3)我们所见，在相关研究中，很多人认为“欧”是“印欧(语言)”的简省形式，不够准确和严谨。。关于这一点，早期的汉语文改革先行者们说得很清楚，比如瞿秋白指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应当明白中国言语自己的字法，根据中国字法来采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文法。”[2]

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则这里的欧洲语言主要是指英语，关于这一点，王力说得非常清楚：“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拿英语来比较研究是更有趣的事。”[3]334

广义的“欧”，无疑是指更大的范围。邵莉、王克非在《鲁迅白话小说译作中句法欧化现象的历时变化——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根据已有研究，认为“欧化”的内涵从狭义到广义至少可以概括为3个层次：英化、印欧化、外化。文中指出，由于语言接触的复杂性，现代汉语所受外语影响是多源而非单一的，并且说明“‘欧化’在本文中泛指外语对汉语的影响”[4]。很显然，邵、王文中的“欧化”等同于其所说的“外化”。其实，上述观点和做法早已有之，比如毛迅、熊辉在《欧化：汉语文学语言的疏离与生长》一文中就作出以下说明：“由于人们习惯于将汉语受外来影响的结果称为‘欧化’，故本文采取‘欧化’这种习惯性称谓来涵指‘西化’或‘外化’。”[5]我们所见，也有学者不加说明而直接使用广义的所指，比如徐时仪指出：“汉语与印欧语言及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导致了汉语的两次欧化。”[6]这里就把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也纳入了欧化的范围。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曾就欧化的“名”与“实”展开过很多讨论，很多人因其“名不符实”而试图换用其他的指称形式取而代之，除上文出现的“外化”和“西化”外，还有“洋化”“现代化”等，但都因为“欧化”之名“占位”在先，以及那些替代形式本身的诸多不足，而一直未能撼动其地位，更未能取而代之。目前所见，只有“日化”一词在一些讨论汉日语言接触与交流的研究中较常使用。

我们认为，词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就是所指范围由小到大，即使专有名词或术语有时也不例外(4)比如“现代汉语”就有广、狭二义，“语法”也包括“用语造句的规则系统”和“语法学”这样两个含义。，那么，对于“欧化”这个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和使用过程的词来说，包含从狭义到广义的多个内涵，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二)“化”的具体内容

关于欧化影响及其表现所涉及的方面或领域，这方面的狭义观是欧化仅限于语法。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辟专章讨论“欧化的语法”，这被认为是第一次对汉语欧化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对后来的欧化研究影响极大，其中也包括使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把欧化与语法联系甚至捆绑起来。即如有学者所说：“所谓汉语欧化是指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在汉语中出现过的，以及存留下来的新语法现象。”[7]在语法层面，很多人认为欧化的主要是句法，所以就产生了“欧化句”一词，在相关的研究中使用频率极高。比如，倪宝元、张宗正指出：“不少知识分子受到印欧语的影响，不仅大量地使用音译的外来词，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印欧语的语法现象引入到汉语的书面作品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欧化句。”[8]即“按印欧语特有而汉语所无的句法结构构成的句子”[9]。

以上是“欧化=语法”的狭义认识，此外还有稍加扩大的“中间义”，即“语法+词汇=欧化”，持此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例如，胡明扬指出：“首先是在外译中，特别是英译汉的作品中，大批原先不见于汉语书面语的词语和句式频频出现了，不久也在我国作家的自创作品中出现了。这就是所谓‘欧化现象’。”[10]郭熙也认为，所谓欧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行文中加进一些外国词语(音译的或原文照搬的)，二是在语法上采取西洋语法的结构。[11]

广义的认识，则是欧化发生在现代汉语内部及其表达的辅助方式、手段等的各个方面。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第六章“欧化的语法”后边的“附录”中，就列出“标点和格式”一项，分别指出：除私名号及书名号外，其余的标点大致都是采用西文符号。现代文章书写的格式，大致也是模仿西文的，如字的顺序，行列的顺序，文章的分段，每段的开始，引语、注释、夹注、序言、例言、目录、附录、参考书目、索引，等等。[3]334-396也就是说，把标点与格式都纳入欧化的范围，或者说汉语书面语文本的标点和格式也发生了欧化。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比如张彤指出：“‘欧化’可以概括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体等方面的变异，汉语欧化现象曾以诸如‘拉丁化’‘拼音化’‘外来词’‘欧化语法’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2]尹德翔甚至把欧化扩展到“精神”层面：“无论从语言的面貌、精神还是表达方式方面，汉语，尤其是书面汉语，都在向印欧语大幅倾斜。这就是我所说的汉语的欧化。”[13]

(三)欧化形式的资源类型

所谓欧化形式的资源类型，即欧化以什么样的语言资源作为表现形式(5)在近年的研究中，语言资源观日益受到重视。在语言资源观下，所有的语言发展变化都是对已有语言资源的再利用，包括一种语言中的外来形式，也是对外民族语言资源的引进和利用。，这也是在欧化研究中较受关注的一个问题。贺阳指出：“欧化语法大致有宽窄两种理解，狭窄的理解是限定在汉语原本没有，完全是出自对印欧语语法结构形式的仿造而产生的语法结构形式上，而宽泛的理解则是把凡主要是在印欧语影响下产生的语法现象都纳入到‘欧化’中来，既包括汉语原本没有、完全是由于对印欧语语法结构的模仿而出现的新兴语法形式，也包括汉语原本虽有，但只是在印欧语的影响下才得到充分发展的语法形式。”[14]27-28上述的“宽窄两种理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欧化资源类型的广义与狭义之别，即单纯的“他源”和“他源+自源”，这两种认识都有其认同者与支持者。就狭义而言，正如朱一凡所言：“所谓汉语欧化是指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在汉语中出现过的、以及存留下来的新语法现象。”[7]这里的“新”，自然就是强调其“从无到有”的属性；广义的认识，如谢耀基认为，欧化表现为“新形式、新用法的产生，以及旧形式、旧用法在应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方面的增加。”[15]这里“新”“旧”并提，显然取一个更大的范围。

(四)小结

我们认为，以上3个方面的由狭义到广义的认识，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欧化现象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人们欧化观的发展，以及相关认识的不断深化与进步。总体而言，建立广义的欧化观，有助于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汉语欧化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均衡化、系统化的全面研究。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要使欧化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郭鸿杰指出：“近几十年的欧化研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如词汇、语义、词法、句法等。表面上看，欧化研究在广度上已经拓展得差不多了。但从接触语言学研究目的看，语音、语篇结构、语用等方面研究得较少。”[16]不管出于什么研究目的，像这样“研究得较少”的部分，自然有理由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二、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

这是着眼于欧化的“显著”程度所作的划分。前者指比较明显、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欧化现象，后者则指隐而不显，与汉语固有形式区别不明显的现象。欧化现象有显、隐之分，这一点似乎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人提及，但也是了解和认识汉语欧化的一个窗口，所以有必要加以强调，以及进行较为充分的讨论。

(一)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的客观性

贺阳指出：“(欧化语法现象)这一概念既指汉语中以印欧语言为摹本，通过模仿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也指汉语中原本处于萌芽或休眠状态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17]就“显著度”而言，上述两种形式肯定有差异：新兴形式大致属于显性欧化现象，而原有形式则基本可以归入隐性欧化现象。

以上是就大的类别粗略言之，就具体的形式和用法来看，大致也有显性与隐性的区别。比如在词汇层面，字母借形词语、音译词语与汉语固有词语的区别度高，外来特点明显；而音、意兼译的外来词，如“苦力、绷带”等，则与汉语词语的区别度极低，隐性特点突出。再如句子层面，各种倒序句，“大肚子”定语、状语，以及“是时候+VP”“看医生”这样的“直译”形式，都是欧化色彩十分明显、突出的；而产生于近代汉语的“被”字句，虽然很多人都讨论了它的欧化表现，但就其外来色彩的显著度而言，显然要大大低于前述各类形式。

(二)显性欧化现象

谈到显性欧化现象，人们首先会注意到那些汉语原来所无的新生形式，这样的形式也的确不少。朱一凡在讨论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的欧化问题时，列举了大量当代新兴的此类形式，如具有语篇功能的“尽管如此、从那时(候)起”，表达人际功能的“一般来说、就我所知、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更重要的是、引人注意的是、谁能料想”等。[18]此外，朱氏还列举了更多的外来形式和结构，如“在某种程度上、除了……外、在……之后、当……时”等。[19]相对于传统白话，它们的异质性更强，大致可以归之于显性欧化现象。

上述形式大致是因为对译外语“原式”而生，此外，还有一些显性欧化现象是改变了汉语原有结构规则，由此而造成与传统不同的新形式。比如，王艾录研究了方位短语的结构规则，指出西语这类词的结构一律都是“方位形容词+名词”。影响所及，现在汉语用户除了使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也可以使用“东华、南华、西华、北华”。后者是前者的逆序形式，属于“欧化式”。[20]

除了从无到有，显性欧化现象也包括某些形式的从有到无。例如，陈原谈到，解放后常常看见这一类没有定冠词的句子：“文章说……”(=这篇文章说……)、“小说写的是……”(=这篇小说写的是……)，认为很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受俄语影响，因为俄语不用冠词，常常光秃秃地写“文章”“小说”，意思不是泛指，而是指文中所指的(特定)东西。[21]

(三)隐性欧化现象

关于隐性欧化现象，我们很少看到具体的讨论，只有一些零星见到的比较宏观的论述。比如，杨海明、周静指出：“经过五四萌芽期并在其后的时间内蔓延的欧化语法现象，现在有一部分经过时间的检验已经在汉语中站住了脚。其中有些已经分不出是外来因素了，这主要体现在表时间、处所、条件等状语中。已融入在汉语中的英语句法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感觉出来了，这已经成为汉语的一部分了。”[22]张明林、尹德翔也指出：“现在的中国人一出生就处在一个已经欧化的汉语环境里，他每天读的、听的、说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欧化的东西。于是他不自觉地认为这就是天造地设的东西，想不到要把这种成分从自己的语言中分别出来。这一点大多数专门研究汉语的人士恐怕也不能例外。”[23]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稍加观察与梳理，还是能够看到不少隐性欧化现象的。比如，张中行在谈到汉语句子变长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外语译文”的影响，例如“收到好的效果”，却要说“收到了好的效果”；本来应该说“写在黑板上”，却偏说“写在了黑板上”。再如“涉及”和“涉及到”之间，“而且”和“而且还”之间。[24]像这样在汉语原有表达形式上添加“时态”或关联成分的“小打小闹”现象早已十分普遍，大致都可以归入隐性欧化现象。再如，现代汉语的兼类(特别是动名兼类)现象非常突出，有学者直接指明这是欧化现象，[25]有学者则把欧化作为可能的原因之一。[26]就汉语所无的词性来说，它相对而言是比较突显的；但是这一外来的意义和用法又是“借用”已有的词形，因此有可能被认为是原有词自身的发展变化所致，而这无疑就在很大程度上“冲淡”或掩盖了其外来身份，使之隐而不显。

当然，上述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不可能是绝对的划分，具体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时同一主体/对象就有可能具有不同的欧化表现，而不同表现的欧化显著程度也可能有所不同，由此就使得显性与隐性现象结合或纠缠在一起。例如，董娟娟讨论了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欧化，列出3点重要表现：一是“他”的阴、阳及中性区别；二是所有格形式“-的”使用量的增加；三是使用频率的提高。[27]其中第一种情况因为引起词形变化，大致属于显性欧化现象，而后两者只是促使汉语旧有形式提高了使用频率，基本可以认为属于隐性欧化表现。

(四)问题讨论

以上对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这对概念进行了简单的举例说明，因为相关研究非常不足，所以我们也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情形。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对这组概念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是相对的概念，难以实现整齐对应的划分。比如，它们有时会因人、因时、因地、因语体及文体等的不同而变，这样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整齐的、绝对的；而不同项目(比如词汇和语法)显、隐的具体表现以及判定标准等也理应有所不同。另外，在典型的显性与隐性欧化现象之间，应该还有中间状态，而这无疑也增加了这对概念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因为此前一直没能提出这两个对立概念，所以至今基本还看不到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对以上提出的诸多因素还所知甚少，而这也恰恰应该成为今后欧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是历时的概念，绝非一成不变。一般的情况是，刚产生的欧化形式，因其陌生化程度高，所以辨识程度也高，显性特征明显，因此更易被归入显性之列；而经过长时间的使用，特别是一些比较高频的形式，其外来色彩会不同程度地消减，显著度也会相应降低，最终甚至有可能与汉语旧有形式融为一体。我们可以想见，那些至今人们已经习焉不察的欧化形式，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使用和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与汉语交汇与交融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建立欧化及欧化研究的历时观，同时也会促使人们关注欧化现象本身的发展，以及与汉语旧有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其消长变化。

第三，从显、隐角度看欧化现象，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进而增添新的研究内容。我们首先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何为显性？何为隐性？判定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其二，造成显、隐状态的主客观因素有哪些？

其三，由显到隐的转化机制是什么？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其四，“显性欧化—中间状态—隐性欧化”可否构成一个连续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对欧化研究的影响是什么？

其五，这对概念跟本文所讨论的其他各组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有无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是什么？(6)我们认为，本文讨论的9组概念之间多有密切关联，比如就狭义欧化与广义欧化而言，不同的范围内，显、隐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方式及造成原因等，就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三、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

这是着眼于欧化现象的“好坏”所作的划分。后者经常作为讨论对象被提及，而前者也会被连带提及。我们认为，这也是了解和认识汉语欧化的一对重要概念，但是研究得还很不充分，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廓清认识。

(一)现象及举例

这对概念大概由台湾学者兼诗人余光中最早提出，他认为所谓欧化也有善性恶性之分，并且指出，“善性欧化”在高手笔下，或许能增加中文的弹性，但是“恶性欧化”是必然损害中文的。“善性欧化”是欧而化之，“恶性欧化”是欧而不化。[28]在此基础上，香港学者谢耀基作过稍微具体一点的说明：“善性欧化，指借用外语形式、用法，能够取长补短，‘欧而能化’，增强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恶性欧化，指仿用外文语法，陷于乱用、滥用，‘欧而不化’写出不中不西的语句，使汉语不通、不简、不解。”[15]

也有学者使用了其他同义形式，比如“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29]以及针对恶性欧化的“恶意欧化”“畸形欧化”“过度欧化”“恶性西化”等。

就目前所见，相关研究多指向恶性欧化，多是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列举与分析，例如王力在讨论欧化语法现象时，就曾对一些“恶意欧化”现象提出批评，[3]334-396后来在其另一部著作中批评了助词“着”大范围使用现象(书中称之为“滥用”)。[30]302-303思果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欧化的各种“恶化”表现，比如受英语不定冠词影响，“一个”多用，甚至一句话中出现两次。文中举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语言问题》第一页第一段的例子——“这是一件很愉快、很荣幸、使我很兴奋的一件事情。”[31]王飞把“动词弱化和名词抽象化现象”称为“恶性欧化”的第二宗罪，即在翻译体的影响下“动词不动”，需要借助其他动词共同来表达涵义，例如“做出巨大贡献”“作出反应”“进行实验”“作了演讲”“有……发生/存在/表示”等；另外名词的抽象化也日益突出，如“可读性”“知名度”“前瞻性”等。[32]张小川认为，“一量名结构”是恶性欧化的表现。[33]

经常为人所提及的再如“当当不绝”(即介词“当”的滥用)[34]、“的的不休”(结构助词“的”大量使用)[35]，以及“它它不已”(即人称代词的过量使用)[36]。刘珍振、桂林认为，“的”的不休只是汉语恶性西化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问题等着我们去探究、去改进，这包括“被”字句不断、“们”的滥用、名词肿胀症等。[37]

此外，朱一凡讨论了译界造成畸形欧化的两个误区，一是“忠实”论的误区，二是“异化”论的误区，[3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整个汉语恶性欧化的主要来源和产生原因。

相对于以上对具体恶性欧化现象的讨论，以下则是具有概括性、总结性的论断：“汉语的欧化发展受到明显误译和佶屈聱牙的劣质翻译影响，西化之风已浸染渗透汉语的血脉中，标准化汉语正日益溢出生存空间。”[39]

(二)问题讨论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的讨论还很不充分，比如以下几个问题就很少涉及，更遑论达成共识了：

第一，为什么要研究欧化的“善”与“恶”？我们之所以把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作为正确理解和认识汉语欧化及其研究的一对重要概念，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相关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这方面，大致可以从3个角度或方面来看：其一，是针对欧化现象本身。欧化包含不同的种类，借由不同的生成方式而进入汉语，那么，具体的方式有哪些？各自的产生路径与方法是什么？与汉语的适配程度如何？为什么？其二，是立足于汉语。欧化的“善”与“恶”其实也是观察汉语某些特点的一个独特窗口，可能会得到一些借由其他途径难以观察到的特点和规律。所谓善性欧化，即指那些可接受程度高的欧化现象，那么汉语为什么趋于接受它们？所谓恶性欧化，就是那些可接受程度低的现象，那么汉语为什么排斥它们？上述的接受和排斥，反映了汉语的什么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和规律能从哪些方面或角度补充甚至矫正我们对汉语的已有认识？其三，是着眼于汉语用户。汉语用户对不同欧化现象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什么样的语言心理和“欧化观”？这些欧化观又怎样反作用于各类欧化现象，对其在汉语中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或哪些影响？

第二，“善”“恶”的判定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研究涉及，但是诸如余光中所说的“欧而化之”“欧而不化”均为比较空洞的表述，并无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而谢耀基所说的“不中不西”大致也是如此；至于“不通、不简、不解”的判定与感受等自然也是因人而异，即对于同一现象，不同人的认识与感受并不相同，由此就会影响到对其“善”“恶”的评判。比如，有学者针对余光中把“并”“和”“……之一”“献身于革命壮烈大业的他”等都归于“恶性西化”，指出这“似乎又过于捍卫汉语的纯洁性”。[40]很显然，如果“善”“恶”的判定标准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就只能是非学术性的一般表述，难以成为内涵、外延明晰的学术概念。

第三，相对于对恶性欧化的关注和讨论，善性欧化则基本不在人们的视野范围，既没有在讨论恶性欧化时将善性欧化作为对立面而进行的相互对比、对照研究，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欧化类型而进行的从内到外，以及从外到内的研究。其实，所谓善性欧化，无非就是指那些汉化程度高或与汉语的契合程度高，或者是更符合汉语用户语言心理与表达需求的形式，至于具体情况，则因其类型不同而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语音、词汇、语法、表达方式以至于格式、标点符号等，自然不会有统一的标准与模式。所以，对于善性欧化(当然也包括恶性欧化)现象，我们无疑应该进行从具体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

四、共时欧化与历时欧化

这是着眼于“时间”因素所作的划分，也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一对概念。

(一)已有的相关论述

以往的欧化研究基本都在共时平面展开，这样给人形成的印象似乎它就是一种共时现象。其实，欧化既是一种共时现象，也是一种历时现象。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关于欧化动态性或历时性的表述，比如赵德全、陈琳就指出：“汉语欧化过程是动态的。”[41]朱冠明认为：“近代以来汉语同西方语言(以及日语)又一次大规模的接触，更是给汉语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这种接触和影响目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42]思果则基于更长时间过程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不良的新鲜说法大都遭到淘汰，这要归功于多数人都有头脑。另一方面，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31]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新欧化”概念，指的主要是“IT行业”“用wi-fi”“两张CD”“加入WTO”“GDP增速”“CT扫描”等表达中的借形词语，以及“……化”“……型”“……性”等造词模式。[43]这里提及的现象都很普通，但是“新欧化”这个概念本身却极富历时内涵。

也有一些研究是对某一或某些欧化现象的历时考察，例如刘芳指出，名词加“地”作状语的用法在刚进入现代书面汉语时，凭借有利的语言态度，有过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有这种用法的大部分名词逐渐受到了汉语自身语法系统的排斥。除了“本能地”“历史地”等为数不多的个例，已经很少见到其他名词加“地”作状语的用法了。[44]

邵莉、王克非以鲁迅1918—1924(前期)和1930—1936(后期)的白话小说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4种典型欧化句法结构的历时变化，这4种结构即修饰语+“的”+人称代词、以“的”为标记的复杂定中结构、“被”字句、“是”+形容词+“的”结构。这一研究基于历时语料库，对译作中欧化句法结构的使用频率与用法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进而概括其历时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是：所考察的4种典型欧化句法结构中，只一类结构的使用频率上升，其他3类结构使用频率下降，去欧化趋势明显，用法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去欧化趋势，但欧化进程并未停止。[4]

类似的研究还极为少见，这也说明，历时的欧化尚未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更未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欧化研究课题。

(二)问题讨论

在本文一开始，我们谈到对欧化的两点基本认识，其中之一即为欧化是一个历时的概念。我们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地意识和认识到这一点，就难以正确认识欧化及其对汉语的持续性影响，以及汉语自身对欧化的排拒与消解、接纳与融合过程。如果我们以“五四”时期为现代汉语的起点，那么，保守地说，汉语欧化已经具有了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7)实际的汉语欧化历史还要长一些，现在不少研究把其起点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白话翻译和写作联系起来，这样，起始时间还要向前延伸几十年。。

所以，我们强烈呼吁在汉语欧化研究中建立历时观，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

其一，是整体的欧化历时观。即把欧化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观察和分析其在汉语中的从“泊来”到生存发展，或者是遭到淘汰的过程。有学者就这一过程作过极具宏观性的表述：“事实上，八十年来，‘我们的语言’总在不停地‘欧化’，——纠正，进一步‘欧化’——再一次纠正；‘欧化’了有必要‘欧化’的，纠正了过分‘欧化’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的语言’有了不断的变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45]281

其二，是局部的欧化历时观。这里指的是众多欧化领域或方面中某一领域或方面的历时观。比如，语法是汉语欧化的“重点”区域，无论研究欧化语法还是汉语语法，都应具有欧化历时观，并形成立足于此、或者是作为重要参数与变项的历时研究。语法如此，其他方面大致也应如此。再比如词汇，罗常培曾经指出：“借词的研究工作一方面要揭示共时上的状况，还应将其进行历时的考察才能深入挖掘其发展规律。不要停留在单一时间点的描写解释上，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最具时代性的单位，动态的展示才能呈现词汇发展的概况。”[46]

其三，是具体现象的欧化历时观。汉语的欧化现象多如牛毛，每一现象或形式都有其生命周期，有的长用不衰，而有的则仅如昙花一现；且在二者之间，还有更多的曾经或长或短存留于汉语的形式。简而言之，一切欧化形式都有其历史过程，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都应该了解甚至还原它们的历史脉络。

五、书面语欧化与口语欧化

这是立足于不同语体所作的划分。

(一)书面语欧化

贺阳认为，欧化语法现象影响的主要是汉语书面语而不是口语，[14]44-51所以，贺文所讨论的那些欧化语法格式基本都是书面语格式。至于个中原因，贺阳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就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语法现象来看，汉语语法接受印欧语言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书面翻译而不是语言不同的人群的直接接触，因为五四以来并没有发生过足以影响整个汉语社会的这种直接语言接触，换言之，现代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主要是间接语言接触的结果。”[17]

我们所见，很多论著都是直接把欧化与书面语关联起来。尹德翔指出：“汉语的欧化与日常生活口语关系不大，和各地方言更不相波及。但是，如前所述，它强烈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47]何九盈指出：“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48]刘泉指出：“在现代文化观念的集中影响下，旧式白话成功地取代了文言，并借助于汉语的‘欧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构了现代意义上的书面语言体系。”[49]

除了上引论述外，也有学者直接列举了一些书面欧化现象，比如游汝杰、邹嘉彦把“五四”后在西方语言影响下汉语语法的新发展分为两类，即“已经进入口语的新结构”和“只进入书面语的新结构”，后者计有连词“和”在多项并列结构中的位置放在末两项之间，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分化(即分为“他”和“她”)，“的”“地”分用，定语复杂化，人称代词带定语，多个动词管一个宾语，多个助词共管一个动词等情形。[50]230-231

(二)口语欧化

我们所见，有的论著直接列出一些口语欧化现象，但多是着眼于语法以外的其他方面，且基本限于举例，并未进行深入分析与阐述。比如，上引游汝杰、邹嘉彦所说的“已经进入口语的新结构”就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动宾结构的新词(如“动员、保险”)，二是部分构词成分的词缀化(如后缀“手、者”，前缀“非、反”)，三是名词和代词数范畴的最后确立(即用“们”表示复数)，四是一些连词的普遍使用(如“因为……所以”)，五是被动句的普遍使用(指“被”字句可以用于“遭受”义以外的中性义表达)。[50]230赵德全、陈琳也讨论了口语欧化现象，认为比较典型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新增模仿英语的感叹词，如“哇哦(waoo)”、“嘿(hey)”、“噢(ouch)”等；二是译借的外来词直接采用外语原词的语音形式，如“拜拜(bye-bye)”、“脱口秀 (talkshow)”、“休克(shock)”、“酷(cool)”、“马赛克(mosaic)”、“台风(typhoon)”“木乃伊(mummy)”、“托福(TOEFL)”、“雅思(IELTS)”等；三是汉语表达中夹杂外语单词，如“这个conference的memo我一会Email给你”等；四是汉语中大量直接使用外语缩略词，如“WTO”“NBA”“APP”“CEO”“PM2.5”等；五是直接套用外语句式，如“我不建议你去找他(模仿英文否定转移结构)”等。[41]这样的列举，对于人们一般性地了解和认识欧化现象及其语体分类，自然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研究的角度看，却是远远不够的。

(三)问题讨论

虽然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对于书面语欧化与口语欧化或抽象或具体的讨论，但是总体而言既不全面，更难说深入，由此就在这方面留下较大的开掘空间。我们认为，首先应当明确以下几个认识，并在这些认识下展开相关研究。

第一，口语欧化与书面语欧化各有其对应的方面和部分。游汝杰、邹嘉彦在分别列出进入口语与进入书面语的两类形式后，作了如下总结：“能够在口语中扎根的外来成分，大致限于词汇和词法结构，句法结构的影响大致限于书面语。”[50]231上文所引欧化只与书面语相关的表述，基本都是立足于狭义的欧化内涵，即就语法(主要是句法)而言的，至于前文提及的标点符号及行文格式等，那更是典型的书面欧化形式；另一方面，像语音、一般生活词语等的欧化现象，更多是在口语的层面，因而基本属于口语欧化现象。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语言与自然语言界限的日趋模糊，一些传统的书面语欧化现象也会在口语中有所表现，反之亦然。然而，由于汉语欧化研究基本还没有在“语体”的层面展开，所以现在对很多问题只能粗略言之，像这里所说的口语欧化、书面语欧化与具体欧化现象的对应性，就是如此。

第二，口语欧化与书面语欧化很多时候界限不清。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一，一些欧化形式一产生就具有中性语体色彩，比如王庆举过以下的例子：体育界用语“头号种子”“二号种子”之类，是硬性拿取英语或其他语言中的词语直译为汉语等同词语的缘故，由此使得汉语“种子”一词的词义在英语“seed”的影响下扩大了。另外，受英语“play basketball”“play musical instrument”的影响，汉语中也有了“玩篮球”“玩乐器”的说法，“玩”的意义也扩大了。[51]如果说这里的“玩”主要用于口语的话，那么“种子”却是书面语、口语通用的形式，即大致只有中性语体色彩。其二，随着时间推移，二者也可以实现转化。朱自清曾经指出：“这类变化(按：指欧化)虽然还只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的。”[52]关于这一点，有学者举例说，汉语的“可能式”原本是从英语直译过来的，当然是欧化的，如“It may rain today.——今天可能下雨。这里原先还有个顺不顺口的问题，现在早已习惯了”[53]。如果说这是书面语向口语的转化，那么应该也有口语欧化向书面语欧化的转化，这在词汇层面可能最为容易，比如“拜拜(bye-bye)”在英语中就属口语形式，引进之初大致也是如此，而在当下的书面语中也较为常用。总之，一般的情形是，从“入口”看，有的直接进入书面语，有的直接进入口语；由发展看，有的由书面到口语，有的则由口语到书面，最终实现了语体的全覆盖。当然，也有的可能只是停留在“入口”位置，仍只保有或书面语或口语的语体色彩。

第三，口语欧化与书面语欧化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如上所说，汉语欧化研究基本还没有在“语体”的角度和层面展开，所以既缺乏具体的调查，更没有总体的把握。其二，已有研究还有较大的局限，比如在基本是与书面语欧化相对应的语法方面，有学者指出：“从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上看，欧化研究的大部分语料仅来自书面语，这并不能反映汉语欧化语法的全貌。随着英汉语言直接接触机会的增多，通过使用口语语料来研究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会有很大的意义。”[16]其三，相关研究本身具有较大难度，比如需要“刨根问底”追溯到最初的欧化形式及其使用环境和条件，这样大致就可以确定其“初始”的语体色彩，然后再循着历时的线索观察其发展变化。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我们一是极少看到这样的研究，二是即使有一些相关表述，一时也难成定论。就后者而言，比如有学者说，“像‘谢谢你们的来’‘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等，欧化如此严重，这么多‘的’字充斥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以至于见多不怪，以至于进入书面语，无处不在，这或多或少污染了汉语书面语。”[53]在我们看来，这里很可能说得不对：一是口语中这样的“的”用得并不多；二是就顺序来说，应该先是作为书面欧化现象产生，然后部分进入口语。再如，有学者以“意味着”和“是时候VP了”为例，来讨论汉、外语言接触及其对汉语的影响，认为前者由翻译借入汉语书面语，然后进入口语，而后者则是直接模仿英语“It’s time to…”句式而进入汉语口语。[42]这里对“意味着”的发展概括得非常准确，但是对后者的表述，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8)文中也提到，有学者认为“是时候VP了”是最先进入书面语并且主要在书面语中使用，而作者基于自己的认识和理由提出不同意见。根据我们的语感和实际调查，“书面说”可能更接近实际。

六、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

这是着眼于“主体”及使用场域所作的划分。前者出自翻译家之手，来自对外民族言语作品的直接对译；而后者则出自汉语写作者之手，是对各种汉语欧化形式的自主使用。我们认为，这方面也存在区分意识不强，研究不够的问题。

(一)已有的相关论述和认识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并区分上述二者，比如以下的表述：“现代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的构建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翻译实现的。句式上模拟欧洲语言句法结构，创建白话文句式，甚至通过翻译直接借用它的语法规则。”[32]如果说这样的表述还不够清楚明确，那么以下一段话就再清楚不过了：“然而汉语的欧化是受我国社会文化制约的，汉语吸收了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词汇和结构，这个欧化过程往往以‘翻译腔’开始，到语言的本土与语法化结束。”[41]有学者使用独特的指称形式来区别二者，比如董元兴、赵秋荣以被动语态为例考察翻译对现代汉语发展变化的影响，文章指出，汉语原创中“被”字句先升高，后降低。这就是历时的发展变化；[54]也有学者以“翻译汉语”为题，进行专题性的讨论。[55]前者的“汉语原创”无疑是指我们所说的写作欧化，而后者的“翻译汉语”显然是指翻译欧化。

然而，像这样的论述还很少见，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语域的区别，即把翻译中的欧化现象与写作中的欧化现象混为一谈。王力在谈到欧化的语法时说：“谈欧化往往同时谈翻译，有时差不多竟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也难怪，本来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译品最容易欧化，因为顺着原文的词序比较地省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30]349事实上，上述“混为一谈”的情况的确比较常见，这一点仅从一些论文的标题与内容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有一篇论文题为《“欧化”辨析——兼评“归化”现象》，[56]标题以“欧化”立论，但讨论的却是“英译汉中的所谓欧化现象”；另一篇论文题为《论欧化翻译的两面性：消极欧化和积极欧化》，[29]标题明确指向“欧化翻译”，而正文却以一般的欧化现象为讨论对象。

(二)问题讨论

在这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二者确实存在一系列区别，主要表现为：其一，生产主体不同。前者是翻译者，而后者则是母语写作者，虽然有时二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叠，但是主体部分还是能够分得清的；其二，有先后之别。翻译在前而母语写作在后，翻译欧化借助写作欧化而最终进入共同语，这样，二者之间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源与流的关系；其三，欧化程度有所不同。相对而言，翻译更“严重”一些，比如讨论恶性欧化者，多举翻译为例，或者是限定在翻译的范围内；其四，覆盖范围有所不同。未必所有的翻译欧化现象都进入汉语写作中，特别是着眼于“后时”，总有一些“硬译”“直译”等形式，不易为普通写作者接受，或者是很快被淘汰掉，这也就是说，写作欧化经过了一个对翻译欧化“二次选择”过程；其五，所属不同。一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一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有很大的交叉，但从学科类属上，也有必要分清。

第二，为什么要区分二者？对二者的区分，固然是因为它们具有多方面的差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足于汉语欧化研究的需要。简单地说，区分二者是弥补已有研究不足，进而把欧化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途径。对翻译与写作语言不加区分，这样就有可能忽视以上所说的区别，把不同性质、满足不同需要的文本形式混为一体，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是粗疏不精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失真”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研究成果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除上边所说由标题显示的二者混同外，再如一篇题为《试析“欧化”现象的恶化》的论文，其摘要中说：“分析一篇中文译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茶文化》来具体分析欧化问题，指出欧化问题的严重性，以期引起大家对汉语欧化问题的重视，进而维护中文的纯正。”[57]很显然，这里是就翻译来研究欧化，大致属于以部分代替整体。

第三，怎样区分二者？我们认为应抓住以下两点：其一是观念层面，建立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二元对立、区分的观念，既注重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同时也不能忽略或无视二者之间的诸多差异，这样才能够对汉语欧化持正确的认识，进而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差别化”研究。其二是操作层面，应区分“整体的欧化研究”和“局部的欧化研究”。前者指翻译欧化与写作欧化相互联系及对比等的研究，而后者则指二者各自独立的研究。就后者而言，无论是具体现象的个案研究，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有归总性质的较为宏观的研究，首先都要注意语料的选择：写作欧化研究的主体语料应当完全剔除翻译作品，而以“汉语原创”为唯一选择对象。

七、普通话欧化与“国语”/华语欧化

这是立足于欧化现象发生的地域分布所作的划分，也是非常有内涵的一组概念。

(一)概念简释

以前所说的欧化，1949年以前是指“国语”(即当时的民族共同语，亦即民国政府时期的现代汉语)的欧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则是指普通话的欧化。随着“华语”以至于“全球华语”“大华语”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现在应该是提出“普通话欧化”与“‘国语’/华语欧化”这组概念、建立其联系与区别观念的时候了。按我们对“全球华语”的理解和认识，它由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中国台港澳地区的“国语”(港澳台地区使用的现代汉语)，以及中国以外的华语构成。[58]按这一划分，我们就应该分别提出普通话欧化、“国语”欧化与华语欧化的概念，不过考虑到后两者之间相对于普通话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加之在提出这些概念之初似乎宜粗不宜细，所以我们暂且把后两者归为一组，以“‘国语’/华语欧化”称之，等将来条件成熟，再分而治之，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二)事实简述

普通话的欧化人们已经非常熟悉，这里以“国语”/华语中的相关事实为讨论对象。目前，从已有研究中能够看到部分相关事实，可以看出“国语”/华语欧化的提出理由和存在价值。比如，邵敬敏对香港的外来词进行了其与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列出了其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之处，其中之一是有的外来词的汉字书写形式相当不雅观，举的例子有“屎”(fans，追捧者)和“骚”(show表演、表现)，[59]这样独特的音译形式便为香港所独有；程祥徽则就澳门的情况作了以下表述：“这些年来，澳门的中文与香港一样，已被英语、日语侵蚀得‘体无完肤’，甚至连大学生的口语和文章已经很难找到纯正的中文，更遑论准确、严密、优美的中文！”[60]这就说明，香港、澳门共同语的欧化程度远比普通话严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新加坡，吴英成指出：“新加坡学生常在华语句式中掺杂新加坡社会通用的英语词汇，杂烩式华语便成为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使用华语地区独特的语言现象。”[61]至于具体的事实或现象，例如王晓梅讨论了“安娣”(Aunty)一词，指出这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华语中特有的社会称谓语，用以指称女性长辈。文章通过对中学生和成年人两组问卷调查，证明该词近年来开始有语义范围扩大的趋势，比如可以受“很”的修饰并且带上贬义色彩，而与之相应的“安哥”(Uncle)一词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62]笔者近期对东南亚华语词汇的“外来移植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也显示了其欧化程度与特点。简言之，这一现象指的是华语词由于在具体的使用中与英语词词义相对应而产生的新义，比如动词“拿”就因为“植入”了英语对应词“take”的一些意义，而可以表示“申请、申领，获得”等义，这一现象在华语词汇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9)笔者就此题目完成了两篇论文，即《论华语词汇中的外来移植义》(《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1期)和《再论华语词汇中的外来移植义》(《世界华文教育》2021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在第二次欧化研究高潮中，句法的欧化也受到一定关注，呈现4个方面的特点，其中最后一个是“研究视野由内地汉语向港澳台汉语和新加坡等海外汉语扩大”，但是在具体的讨论中只提到了一些香港汉语欧化的研究论著。[1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研究还是非常不充分的。

(三)问题讨论

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组概念？我们的理由主要有：其一，按前述“广义观”和“全球华语观”，欧化即外来形式对普通话/“国语”/华语的影响及表现，是铸成不同华语子社区语言面貌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之一；其二，促发各社区汉语欧化的外族语言来源有所不同，除了共同受英语的影响外，由于各地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和环境，以及语言状况等，还分别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如日语对中国台湾“国语”的影响，葡萄牙语对中国澳门“国语”的影响，以及马来语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影响，泰语对泰国华语的影响等，由此就形成了普通话与“国语”/华语欧化差异的一个方面；其三，欧化可以成为各言语子社区自身及相互对比研究的一个固定视角，借此可以发现一些独特的个性特征，从而在整体上丰富各社区语言及其欧化内涵；其四，提出“‘国语’/华语欧化”概念，能把欧化研究引入更大的范围，即整个华人世界，使之成为全球华语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之一。

第二，这组概念对欧化研究有何裨益？我们的回答是：其一，有助于共时平面的欧化研究。具体而言有两个要点：一是可以确立一个最大的研究范围，从而有利于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二是可以确立多个比较和参照对象，进行不同华语言语子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其二，有助于历时平面的欧化研究。上文提出了历时欧化的概念，强调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欧化、进行相关研究。不同的华语区之间，常有欧化“借贷”现象(比如普通话就从“国语”/华语中引进了不少欧化形式)，对于这一现象的寻根溯源，就由共时层面进入了历时层面。其三，有助于欧化的预测研究。在不同华语区，同一欧化形式的发展过程往往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借助互相之间的比较，就有可能对某一言语社区该欧化现象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合理预测，而这也为“预测语言学”或“语言预测学”增添了新的内容。比如，“是时候+VP”在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中的表现就不完全相同：普通话基本只取“是时候+VP了”一种形式，这显示其似乎还没有摆脱原有的“是+VP的时候了”的约束；马来西亚华语则多取“是时候+VP”形式，且具体用法还有较多的变化，比如可以用于否定句中。我们认为，二者显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也可以预测，如果这一形式在普通话中继续存活，那么它未来也会向与马来西亚华语大致相同的方向发展。

八、白话欧化与文言欧化

这是着眼于文体不同所作的划分，由此就有了“欧化白话”与“欧化文言”的概念。这对概念，特别是“欧化文言”的提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汉语欧化观的改变，同时也对传统的欧化研究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一)欧化白话

这里的“白话”，大致可以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白话”词条的释义来理解：“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主要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在社会上普遍应用，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早在1924年，胡适就提出“欧化的白话”概念，他指出：“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63]现在，多是文学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比如“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64]也有学者使用的是“白话文的欧化”或“欧化的白话文”，前者如：“中国现代文学‘欧化’的首要内容就是语言文字的‘欧化’，确切地讲，是白话文的‘欧化’。”[43]后者如：“对于欧化白话文在中国古代、近代的存在及其发展线索、对后来国语运动的意义，目前还缺乏研究。”[65]至于欧化白话的相对概念，有学者指出：“文学界有人把欧化白话与本土白话相对使用。”[66]

欧化白话概念的提出，不仅有益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学语言产生、发展以及流变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语言学角度的欧化研究。大致而言，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白话的范围大于现代汉语或普通话，这样，进行欧化白话而不仅仅是欧化现代汉语或欧化普通话的研究，从理论上讲，就获取了一个更大的范围，由此可以进行更加广泛的观察与研究。

第二，根据已有研究，欧化白话并非始于“五四”时期，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存在一些受到欧洲语言影响的欧化白话文的翻译和创作文本。[67]然而，传统的汉语欧化研究都以“五四”为起点，这样在时间上实际大大地延后了，而欧化白话概念有助于把欧化研究推进到“起始”阶段，从而在更广的时间范围内来考察汉语欧化，追溯其源头，梳理其发展过程及脉络。

第三，由欧化白话，连带又提出了本土白话的概念，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参照物，以未受欧化影响的、“纯净”的白话文本，来与欧化白话相对照，由此更容易理清欧化进入汉语的时间、过程及方式等。

(二)欧化文言

文言是指“五四”以前通用的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语。欧化文言的思想最早由胡适提出，他说：“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68]此外，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某些文言译文的欧化现象，例如：“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69]直接提出“欧化文言”概念的是曹而云，她在对梁启超的“新文体”进行评论时指出：“‘新文体’之‘新’只是相对于未改造的文言和传统白话而已，它是介于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之间的混血语言。”[70]这里把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相对，同时也与“未改造的文言”(10)这里“未改造”的一个重要所指，是未经欧化改造。即传统文言相对，由此就明确了它的所指范围。

我们认为，“欧化文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既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提出了汉语欧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一直是“双文”(文言与白话)并存，近代以来，受外来语言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不仅是白话，文言也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变。[71]所以，既然提出并承认“欧化白话”，那么也就无法否认“欧化文言”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就是说，它不仅只是一个与欧化白话、传统白话及传统文言相对的概念，而且是指称一类重要的欧化文本，指称汉语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可惜的是，整个学界特别是语言学界，对此几乎完全忽略。我们的基本认识是：一般而言，先有文言翻译，后有白话翻译；先有欧化文言写作，后有欧化白话写作。一言以蔽之：先有欧化文言，后有欧化白话。所以，要真正弄清汉语欧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和规律，理应“先入为主”，即先从欧化文言入手。[72]

此外，“欧化文言”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有学者结合梁启超“新文体”所说的——“它在语言上较旧文体前进了一步，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73]在我们构筑的“新汉语史”体系中，现代汉语系由文言史与白话史“汇流”而成，[74]但这并不是说文言以传统原貌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在传统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有一座桥梁，这就是欧化。进入现代汉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是经过欧化改造的文言，即欧化文言。[75]

九、欧化与去欧化

这是着眼于汉语欧化整体进程及其演变所作的划分。因为“欧化”早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所以下面仅就“去欧化”进行说明和讨论。

(一)“去欧化”的来源和所指

2016年，笔者在指导2014级博士生郝锐同学写作毕业论文《中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49—1978)》时，建议文中使用“去欧化”这一术语，来指称外来形式以及受外语影响产生的用法等趋于消减的现象及表现，后来该论文的第五章即以《中期现代汉语“欧化”与“去欧化”现象》为题。2017年，该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这或许可以认定为“去欧化”概念的最早出现时间。

就目前所见，公开出版的论著对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见于邵莉、王克非2018年的表述：“语言演变中可能存在与欧化相反的‘去欧化(de-Europeanization)’现象，例如，欧化形式的使用频率下降，使用范围缩小，或是在用法上更趋近汉语传统规范等。”[4]其后，郝锐对此作过更加全面的讨论和举例说明。[76]在此之前，有学者用其他词语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比如朱恒使用了“白话化”和“化欧”：“其实，白话对欧化也有一个‘白话化’，即‘化欧’的过程。如果说五四至 20 世纪 40 年代是汉语被‘欧化’，那么，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至今，汉语都处在一个‘化欧’的过程中。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说，现代汉语不是‘欧化’的语言，而是‘化欧’的语言。”[77]周光庆、刘玮使用的是“纠正”：“事实上，八十年来，‘我们的语言’总在不停地‘欧化’，——纠正，进一步‘欧化’——再一次纠正；‘欧化’了有必要‘欧化’的，纠正了过分‘欧化’的。”[45]281

(二)“去欧化”提出的依据

我们认为，“去欧化”概念的提出有着充分的理由，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

第一，就概念的“均衡”而言，只讲“欧化”而不讲“去欧化”，未能形成相互对待的一组概念。由此而造成缺项，应该弥补。当然，这还只是表象，概念缺失反映的是考察对象与研究内容的缺失。换言之，只研究欧化而不研究去欧化，实际上只是研究了欧化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的一半。

第二，就欧化的过程而言，远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起伏跌宕，几乎始终处于如上引文所说的其与“化欧”的博弈、甚至斗争中。因此，不提去欧化，就不能完整地反映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第三，就汉语发展的事实而言，能够“善始善终”的欧化现象固然不少，但是“中途夭折”，甚至如“昙花一现”的也有很多，后两者自然是去欧化的结果；即使前者，也可能经过了去欧化的某些改造而提高了“汉化”程度，最终才扎下根来。总之，如果只提欧化而不顾去欧化，就有可能遮盖一部分事实，以及造成这些事实的内在动因和机制，从而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

第四，就语言接触理论而言，无论是主要反映在口语上的直接接触，还是主要反映在书面语中的间接接触，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诸如语言与语言竞争力、语言本质及语言选择、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教育、语言与民族发展、语言与国家政治等，[78]所以往往难以“一面倒”或“一以贯之”，在这种情况下，欧化无疑也需要，甚至离不开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

(三)“去欧化”与汉语欧化研究

结合以上几点理由，立足于汉语欧化研究，提出“去欧化”概念，或者说建立“欧化+去欧化=欧化”观念，其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是可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具体而言：第一，具体梳理每一种欧化形式的来龙去脉；第二，总体把握欧化形式的发展过程；第三，形成完整、均衡的汉语欧化研究。

结 语

著名欧化问题研究者谢耀基指出：“对于欧化成分，固然要认清哪些合乎语法规范，哪些不合规范，同时，还要认清哪些用于口语，哪些见于书面语；哪些是普遍的、一般的用例，哪些是个别的、特殊的用例，只流行于一时一地。”[15]受此启发，反思百年来的欧化研究，我们提出并分别讨论了关于汉语欧化及其研究的9组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确立了与以往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的汉语欧化观。借由这些观念，一方面，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回顾与总结以往的欧化研究实践；另一方面，更能够明确下一步研究的方向、追求与目标，从而把这一研究引向可持续发展，以及不断深入的境界。

在上述欧化观下，我们认为汉语欧化研究可以而且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切实的、更大的努力：

第一，是拓展。欧化几乎实现了对现代汉语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差不多在现代汉语的所有构成要素及其应用的所有方面，都能看到欧化的具体表现或痕迹，它涵盖了从词素、词、句到篇的各个语言单位，此外还可以在语音、语言风格及修辞手段等方面看到它的表现和影响，[79]因而具有最大范围的“广义”性。然而，相对于汉语欧化现象和形式的无比丰富，已有的欧化研究却不够丰满，在不同范围以及不同程度上，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狭义”性，即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于缺项，比如以上所提的广义欧化、隐性欧化、历时欧化、口语欧化、“国语”/华语欧化、欧化文言以及去欧化的具体所指及表现等，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方面的结合或互相观照的研究，更是难以见到。

有学者谈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倒装句式逐渐发展成为用来突出重点、强调感情的一种修辞手段，如主谓倒装，定状后置，偏正互易等，都是常见现象。[80]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从修辞现象到语法现象的“修辞语法化”，以及修辞现象完成词化或形成修辞性新义的“修辞词汇化”，而以上表述给我们的启发是：其一，强调“逐渐发展成为”，说明这是一种历时性的变化，背后肯定存在某种或某些动因及机制；其二，这些倒装形式均被一般论者归为比较典型的欧化句式，这样上述现象大致可以视之为“语法修辞化”，应该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其三，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立足于欧化的修辞研究，以及立足于修辞的欧化研究；其四，再由此推而广之，还可以进行更多方面的两结合或多结合研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拓展。

第二，是加深。如前所述，汉语欧化研究已经进行一百年了，相关成果虽然比较丰硕，但是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基于对70多年欧化语法研究的细致梳理指出：“从研究的深度看，已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仍显得不够深入，描写较多，解释较少；共时的平面研究较多，历时的综合研究较少；流于感觉层面的较多，真正全面、系统研究的较少。”[81]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比较准确。冯胜利、施春宏在谈及欧化研究时也指出：“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样的问题：西方语言特点为什么会植入汉语，以及如何植入汉语。换言之，‘欧化语言’的现象植入汉语的机制和内在动因是什么，仍然不明。”[82]

就现有的研究来看，类似上述的“不明”还有很多，比如对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基本都限于一般性的举例说明，而未能从更加全面、深入的层次进行讨论，对其产生机制、判定标准、自身的发展变化等，都很少涉及，所以总体而言学术性不强，还有必要从汉语本身的特点与规律、对欧化形式的容受与接纳限度，以及汉语用户的语言文化及心理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此外，对于本文所列其他一些概念及其所指称的欧化现象，也应如此，如显性欧化与隐性欧化及历时欧化、口语欧化、“国语”/华语欧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