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汉语师资培训策略——从新加坡“先研—后证—再教”培训模式谈起

[新加坡]陈志锐

一、引言

“一带一路”建设为教育新视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在“一带一路”的大教育背景下，各国各地携手合作、互学互鉴，在研究和培训方面谋求共同的利益，力争构建“一带一路”华文教育共同体。教育研究和培训在这个资讯互通、开放合作的新时代也将经历天翻地覆的变革。如何利用这百年一遇的教育变革时机，促成合作共赢，成为各地学府和教育界人士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2013年倡议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上，新加坡虽然身为小国，却有相当独特的教育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除了自1965年独立以来的双语教育制度之外，新加坡的国家师资培训体制更是让新加坡教育素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全球排名中名列榜首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新加坡华文教师的师资培训及其研究的理念与实践入手，解析其策略与模式。

在新加坡，今日的华文师资培训主要分为两大阶段：职前培训与在职培训。职前培训大部分都由国立教育学院的亚洲语言文化学部负责。国立教育学院是新加坡唯一的教师资格认证单位，为还未正式成为教师的在校学生提供语言、文学、教学法、教育理论、课程、教学评估、教育心理、课堂管理等多方面精、广、深的学科知识与技能训练，培训时长从一年到四年不等。教育学院的职前教师培养课程相当全面，包括文凭课程[非大学毕业教师文凭课程(Diploma in Education)和大学毕业教师文凭课程(PGDE，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新加坡的“教师文凭”相当于中国的师范专业文凭]，以及本科课程，即大学本科兼教师文凭课程(Bachelor of Arts)。尽管三种课程的学生程度不尽相同，中文系的这些课程却有着相当一致的特色：首先是门类齐全，包括语言技能提升、语言学理论、中华文学等；其次是理论与实践并重、东西方相结合、教学法融通与变易、前沿研究与一线教学互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育部—教育学院—学校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师范专业的在校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教育研究，例如本科生有机会参与南洋理工大学“本科生在校研究计划”(Under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on Campus，URECA)的研究项目，在学术导师(academic mentor)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型与教学型相结合的教育与教学研究。[1]

至于在职培训(相当于中国的职中培训)方面，过去新加坡的师资培育没有固定的形式与内容，也未有一套全面的在职培训框架为4 000多名教育部在职华文教师提供培训。由于过去的培训课程未能统一规划，不能较为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师教学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未从教师作为学习者的生本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较难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育理念的改变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2]自从新加坡教育部与国立教育学院于2009年成立了隶属于南洋理工大学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目的之一是借以推动华文的在职培训和研究)以来，教研中心便与教育部及华文教育界同仁紧密合作，合力做好华文教师的在职培训，通过语文教学研究、教学资源开发与及时性(Just in time)培训等策略，有力提升了双语环境下华语作为二语的教学成效。[3]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进步，教育理念也不断地在改变，简单的包括从以教师为主的“一言堂”(teacher-centred)改为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red)的教学，[4]复杂的包括各种教学法的穿插使用、分层教材与差异性形成性评估的融合调整。当代的华文教师必须因时制宜，不断地输入教育新知和教学新理念，方能更好地为学生和课堂输出教学策略和方法。此外，特别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家庭语言环境快速“由华入英”的国家，学生对于华语文的态度以及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早已经大不如前，[5]教材和教法等的需求也大幅度改变，华语逐渐趋向第二语言。[6]

有鉴于此，优质的职前与在职师资培训成为不断提高华文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的必要手段了。近年来，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以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通过培训、研究与出版等行为、手段，协助学前到高中的华文教师在大环境的变迁中保持平衡，甚至走到教学与研究的前沿。在一个英文为最强势官方语言的教学环境下，新加坡的华语文教学培训能够在逆境中逐渐形成影响，建立口碑，逐步迈向本区域华文的教研核心，[7]甚至获得国际华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认可，与新加坡华文师资培训的一个重要策略不无关系，而这个策略就是2009年由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提出并在近年推展到国立教育学院，进而贯彻至今的——“先研—后证—再教”。[8]

二、“先研—后证—再教”的理念阐述

“先研—后证—再教”的理念与实际运作，看似“研、证、教”是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事实上，三者是环环紧扣的有机组合。

第一步——“先研”：首先要研究教育部、学校、教师及学生的需要，以其为根本，再以世界前沿的语文学习理论和教学策略为依据，大胆提出革新的教学法，并在实验学校课堂或者教育学院模拟教室进行先导性研究，时间可以短至几堂课，也可以长至一两年。

第二步——“后证”：在不同背景的第一线课堂(例如邻里学校、特选学校、教会学校等，或者特别课程、快捷课程、普通课程等不同能力和程度的课堂)，或者学生实习的课堂，进行小干预或完全不干预的多方验证，这个过程中根据个别课堂的差异性进行教学法的调整。这里的时间跨度可从几周到半年，之后再总结出最有效率、最切实可行的、具有差异性的教学策略与方案。

第三步——“再教”：教研人员根据第二步骤的实验结果设计出具有差异性的培训方法，甚至配套教材、教案、教学策略、评估材料等，并开设与培训配套资料相配合的职前与在职培训课程。如此为教育学院的受训学生和学校的一线教师提供培训与配套资料，将能帮助教师更好地运用并实践新的教学法。

2009年，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之所以在创立初始就大胆提出此一颇具野心且颇为耗时费力的“先研—后证—再教”的理念，其目的是想通过提供优质甚至崭新的培训课程，提升华文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并尽力促进华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无论是国立教育学院，还是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其职能与任务目标一致，都是致力于创新教学与学习策略的研究，致力于在多语环境中推广行之有效的华文教学法，期望开拓出独特、有效的教学方式，以强化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区域内华语第二语言教研引领者的地位。

过去的职前和在职师资培训，课程内容基本上决定于国家教育机构对教育发展方向的认知，或者也受国家教育政策或者决策者的影响，所以在设置培训课程内容时，大多是采取从上到下，顺从大方向进行培训的方法。如此展开职前和在职培训，好处是与国家教育大方向契合，但可能较难从教师的教学实际需要、困难和挑战出发，而教研中心和教育学院通过“培训中心—学校—学员”的紧密沟通，以及“先研—后证—再教”的环环相扣，正是要针对受训学员和教师当下的需要，为他们量身定制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案。唯有当培训课程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同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和方法，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育理念才会发生质的改变，对教育产生积极的促动作用。这正是新加坡各科的师资教育可以不断自我检视、反思且得以提升的关键因素。

三、“先研—后证—再教”培训策略的执行

师资培训的一大隐忧是在大专学府的师范体系里，师资培训人员(如国立教育学院的教师和专家学者等)经常因为脱离教学一线而容易趋向理论化和理想化，因而影响师资培训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新加坡每年都有师范生从国立教育学院毕业，加入一线教师团队成为生力军。他们在国立教育学院的职前培训期基本上都是1—4年，时间虽然有限，但却是为日后从事教育事业做铺垫、打基础的决定性时期，必须好好把握，传授合时宜、确实有效的教学法。“先研—后证—再教”正可以让师资培训人员，包括专家、教授等研究人员深入到教学一线，即一般学校的华文课堂，实际测试其提出的教学法的有效性，然后再回到教育学院课堂分享实际数据和成效，甚至是和师范生一同进行课堂研究。

当然，教育学院的职前培训时间还是有限的，所以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展开的专业在职培训就有其重要意义。教师要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本身就需要在教书过程中不断地进修、更新自己的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只有这样，才会有连续不断的源头活水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提供养分。教研中心是在先研、后证的基础才开设课程的，有充分的研究依据和可以信赖的验证，教师就可以放心地根据教研中心所提供的课程，特别是教学法课程，为自己量身制订培训蓝图，母语部主任也可以据此为华文部的教师规划专业知识领域的学习，促进其教学能力的提升。

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以及新加坡教育部在2011年共同研发和推出的《华文教师专业发展框架》当中，华文教师在职培训内容主要由三大块内容组成，分别为：

其一，学科及专业知识：包括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基础知识、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课程与教材、华文文学、历史与文化、教学评价与研究法等知识内容。这能让教师拥有基本教学素养，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其二，华文教学实践技能：指的是教师能根据语言教学的要求，即听说读写的能力、口语互动能力和书写互动能力课程标准，为不同能力的学生设计有效的华文课程和评价模式。

其三，资讯科技知识及其应用：包括教师如何选用各类华文资讯科技与数码资源进行有意义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同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在这个大的专业发展框架下，“先研—后证—再教”的策略主要适用于后两者，特别是与听说读写相关的教学法。以下以一个在职培训的操作实例为例子，作进一步介绍与说明。

最早的“先研—后证—再教”计划之一是笔者亲自参与的，由隶属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少年学生报《逗号》、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联手开展研究的“读报教育”。早至2008年，三家合作单位就开始组织21位来自19所中学的华文教师编写读报教育教案。2009年，三家合作单位与12名不同背景的华文教师在不同背景的6所学校展开读报教育校本研究，利用报馆提供的最新学生报为主要阅读与活动内容，与研究员和报馆编辑一起设计教学法，之后进行前后测与观课。研究的对象包括中学一到三年级的华文班学生。其中设定的主要问题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紧密联系，包括：中一是了解“新闻说了什么，我怎么说”；中二是再认识“同样的新闻，不同人怎么说”；中三则训练学生了解“新闻还有什么没说的，我最后怎么说”。研究之后，我们又在未参与先前研究的学校和教室，让未参与实验性研究的教师自行使用研究人员所设计的教学法和教案，以验证该读报教育教学策略在实验教室以外依然有效。

2010年，笔者作为主编参与了三家合作单位联合开发的教学手册《报纸要你好看——教育教学手册》。开发手册的目的是提供系统化的读报教育教学方案，方便教师根据学生能力与需要进行教学，并培养学生读华文报的习惯。当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开展的师资培训。根据“先研—后证”的程序编写而成的《报纸要你好看——教育教学手册》，内容包括30个教案，以及学习单、游戏卡和教学光碟。

“先研—后证—再教”的最后阶段是实际在职培训的展开，从2010—2011年，教研中心总共开办了4个读报教育班次，培训的教师超过80名。除此之外，中心也与一所中学联办读报教育演示会，向几百名教师展示并介绍了课堂研究的成果，以及出版的配套教学辅助资料，让最新的教学研究成果得以推广开去。2016年之后，随着笔者兼任教育学院的培训工作，以及创意教学法的管理和领导工作，该配套教学辅助资料也在国立教育学院的职前培训课程里使用，让教师专业的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前就可以先学习读报教育的策略。以下为此“先研—后证—再教”策略执行的示意图：

四、“先研—后证—再教”策略的反思

“先研—后证—再教”策略经已进行快10年了。纵观10年的发展和改进历程，笔者以为，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既能够及时地、有针对性地提出最适用于当下教学实际的教学法，亦可以通过前瞻性的研究提出华文教学的未来方向。

其次，“先研—后证—再教”策略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对教学品质的反馈作用。教学成效通常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评估来得知，所以客观准确地评价学习结果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通常由于赶进度和专注应试，一般评估模式都要适应于考试。有了“先研—后证—再教”的模式，研究人员进入一线课堂协助教师改进评估方法，使其更有针对性。例如，经过多所学校的研究与验证，教研中心开发了《口语能力诊断工具》及其培训课程。此项“先研—后证—再教”的计划目的是让教师在课堂口语活动中评估小学一年级学生口语能力的起点与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富有差异性及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训练不同能力的学生，从而提升他们的华语口语能力，增强他们学习华文的自信心。第一阶段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口语诊断的优劣，根据第二阶段的验证，我们对这套研发出来的工具做了微调，以适用于不同的新加坡课堂，到了最后阶段的大规模培训阶段，则让新加坡每一所小学选派出来受训的400名教师都得到了提升。

再次，二语教师都承认趣味性、互动性对第二语言教学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研证教”相结合互补的模式就可以较好地解决一线教学在趣味性和互动性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关于趣味性。如何让华文教学变得更有趣，是新加坡华文课堂近年来的教研重点。学前的华文课堂更是以趣味为首要考量对象。然而，一般学者概念中的“趣味”却相当学术化、制式化，不一定是学前环境中、学前孩童期待的趣味。“先研—后证—再教”的模式就可以避免陷入此窘境。例如，通过“研、证、教”三步骤开发出的《趣味游戏学华语》学前华文教材，就是寓趣味于学习。正是因为运用了“先研—后证—再教”理念和模式，使得该研究与产品开发获得了新加坡李光耀双语基金的大力赞助，成为新加坡首套以本地学前儿童为对象的华文游戏教材。一套教材共设计了10个口语游戏，利用华语本土化的情景，促进学前儿童灵活使用华文的能力，建立他们多讲华语的兴趣和信心，同时向儿童灌输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关于互动性。由于二语学习者较缺乏自然的语言互动环境，利用课堂和资讯科技平台来创造互动机会，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在“先研—后证—再教”的模式下，探究团队先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母语学习沟通目标和口语、书面语互动技能要求开展文本研究，再以教学短片为触媒，结合新加坡教育部的iMTL乐学善用互动平台的“沟通教学”功能，提出“互动对话”和“促进学习的评价”两种教学策略，设计适合学生语言能力的多样化任务型学习活动，并展开校本试验，以提高学生的口语和书面语互动能力。研究结果显示，以中学生熟悉的内容摄制成短片(包括由真人表演的4个情景短片、一个3D动漫及一个示范教学视频)，借助科技手段提供特定情境，介绍不同的句式并多次复现，遵循“先例—后说—再练”的原则，可以让学生逐步掌握语言知识，最终将知识转化为口语互动能力。经过这样的“研、证”之后，我们就开设了师资培训课程，《中学华文B(高年级) iMTL乐学善用互动平台和沟通技能》，并开发了课程的教材《中学华文B多媒体资源教师手册》。

此外，由于“先研—后证—再教”的策略需要在不同背景的学校和班级展开大量的实验，许多一线教师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参与研究成为合作教师。如此一来，在内在条件上新加坡华文教师已经具备了课堂研究的经验，从外在条件上教育部近年来也大力鼓励教师从事行动研究，[9]提供大量的培训经费与机会，所以新加坡教师可以更快地成长为研究型教师。

五、小结

综上所述，“先研—后证—再教”是一个相当完整全面的培训框架，然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相对高出许多。[10]一般国家培训机构大多专注于执行培训任务，而研究机构则只专注于研究工作，像国立教育学院以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同时兼顾培训与研究的机构，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这当然要有国家或者大学等大量的投入，以及拥有一批教研专才方有可能。显而易见的，新加坡投入教育的经费是极其巨大的(多年来仅次于国防开支)，所以才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具有口碑与特色的教育及华语师资培训模式。

投入资金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结果。从2009年至今，参与教研中心通过“先研—后证—再教”模式开办的近20门职前与在职进修课程、专项课程及专业咨询的教育部华文教师已超过3 000人次，平均每年300人次。参与培训的学生与教师所提供的反馈都非常正向，大多数人认为，这些课程可以让教师依据自己所处的教学阶段、教学需要和个人特质选择相关的课程，让他们能更好地决定要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从而科学规划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而且，“先研—后证—再教”全过程的每一阶段的工作成果都可提炼开发出教学工具或教学资源，提供操作简便的配套资料让更多教师直接使用。南大—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社至今出版了超过15种在职培训教材(也称为教学配套)，包括中小学的口语教学、书面语教学、互动技能教学、基于资讯技术的华文教学、戏剧教学和探究式教学等。[11]

有了这10年“先研—后证—再教”的工作历程和经验，再加上政策(教育部)、研究(教育学院和教研中心)、培训(教育学院和教研中心)之间顺畅沟通，紧密衔接，环环相扣，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师资培训将可以走得更远、更稳健，并对国内外华文教育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