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的中国认知

刘景瑜

一、北一辉中国认知的肇始

北一辉(1883—1937年)[注]国内对北一辉中国认知的研究现状大体如下：专著类主要有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宁一著《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崔新京等《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近年来的主要论文有赵晓靓《试论北一辉法西斯主义国际战略的演变与五四运动的关联》(《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赵晓靓《论北一辉关于“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主张的实质》(《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崔新京《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张跃斌《1945年以前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的关系》(《日本学刊》2005年第4期)。是近代日本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学术界对他的评价还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说他是土著的革命家，也有人称他是社会主义者，还有人认为他是超国家主义者”[1]26，但较为一致的评价，北一辉是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他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儒学教育。后家境败落、罹患眼疾迁延不愈退学，民权思想与尊皇思想交锋的日本社会变动中与家境的变迁对北一辉思想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他在东京等大城市医治眼伤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1]28，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的书与人。1901年5月，“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成立了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对北一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189，此后便以社会主义者自居，逐渐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信徒，同时开始向当地《佐渡每日新闻》投稿，当初北一辉是以“东京硬石之名义投稿《人道之大义》”[2]189。此后北一辉曾离开家乡，1904年在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科做旁听生，期间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与法学等，1905年开始往返东京与自己家乡之间，期间多次向《佐渡每日新闻》投稿。

1906年5月9日，北一辉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注]该书详见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98463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一书，全书共5编16章，对日本国家政体及社会主义进行论述，他对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国家政体持肯定态度，但对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国家奉行的内外政策有颇多微词。他认为应该打倒大资本家，在日本进行第二次维新革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北一辉看来要“在所有社会科学，即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法理学、政治学以及生物学、哲学等统一的知识上，树立社会民主主义。”[3]同年，经宫崎滔天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应宋教仁之邀参加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长居上海。在北一辉看来中国的这场革命，“给东亚全局的形势带来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尤其是对以‘东方之代表者’自居的日本来说，今后采取什么样的前进道路这一点，给予了极大的影响。”[4]32北一辉对中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斗争明确表示了支持宋教仁反对孙中山的立场。

1916年北一辉完成《支那革命外史》(以下简称《外史》)，是其投身中国革命思想活动的总结。书中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变迁与历史背景作了分析论述，反对西方列强独占中国，提出了在兴亚而非蔑视亚洲的理论下，由日本一国单独“保全”中国，完成“中国的统一”的思想。这一点可认为是他对中国认知初步形成的标志，“五四”运动后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较大转变，出版被誉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基石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思想的延续，在书中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与民众按照本书的目标与方向进行改造，进而完成日本对中国、朝鲜的单独占领。

20世纪初的日本文人学者及政治团体，大都在思考用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更好地认知中国，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北一辉对大隈重信提出的“东西文明融合论”这一思想，从实际的理论操作层面上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同英国的结盟与追随的外交战略，是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而日本国家利益的出发点应该放在东亚，固守中国。

二、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批判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26日开始对外发行《民报》宣传革命理论。翌年日本革命评论社创立，并创刊《革命评论》，其宗旨是宣扬中国革命的理念，以“支持中国革命同盟会的事业为第一目的的”[5]190，北一辉为其成员。当年北一辉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出版后，因对天皇制的抨击被政府所禁。由是他对日本政府丧失信心，认为如在日本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重重阻力，与其如此不如关注中国革命，借助中国正在发展的革命态势，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折返影响日本革命。而此后成书的《支那革命外史》就是他参加中国革命活动后，其中国认识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外史》原名《支那革命及日本外交革命》，该书主题力图说明同中国革命并行的日本其对华政策及世界政策应实现革命性的变革，即“革命的‘支那’”与“革命的对外政策”。[6]3-4确定两个主题，一是“革命的‘支那’”，另一个是“日本的‘支那’政策”。依北一辉解析，日本支援中国革命蕴含着三大意义，“一是中日革命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二是大日本帝国的形成；三是亚洲新秩序的建立。”[7]45-46书中对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实践进行了批判，推崇宋教仁的思想。北一辉认为“一味地接受外援会导致外国的干涉。他对孙中山的人格及建立共和制政府的行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他对孙中山所建共和制的内容及盲目接受外援持否定态度。”[8]175

在同盟会中，北一辉反对孙中山是因1907年3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的5 000元离境资金，而未同同盟会会员商量之事，认为宋教仁的民族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内涵。[5]194北一辉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完全美国化了的中国人，无论行事思维还是组织革命均采取西方模式。在《外史》一书中对孙的批判占本书的1/3篇幅，但全书的主旨仍然是“保全‘支那’”，在北一辉看来并不是侵略，而是为了中日之间的友好。“‘支那’保全不仅是为了‘支那’的利益，从日本的利益来看，乃是从小日本转换为大日本的最佳方案”[9]，“‘支那’保全主义乃是日本根本之大义所在”[10]。

北一辉认为孙中山只是一个“理想家”，对初始阶段“同盟会的盟约予以深深的同情”，此后不久“与其最初之倾向是错误的，‘支那’所要求的理想与孙中山之所倡导的乃是不同之种类。”[8]11在北一辉看来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进行革命，要把美国式的建国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为达目的，往往会采取过激手段，甚至是不择手段，所以孙中山是完全的亲美主义者，然而美国式的理想则无法在不具备同等同样历史环境的中国得以实现。北一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主张在日本实行天皇独裁，反对任何形式上的与实质上的民主形式，提出了“东洋共和政体”的概念，依据其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之理论，则不允许在中国也实行如美国一样的共和政治。

北一辉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够把持中国局面的并非是人们推崇的孙中山，而应该是黄兴和宋教仁。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数众多留日的中国学生，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北一辉还在著作中认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完全是局外人，辛亥革命并非是孙中山所代表的南部同盟的革命，而是由反孙的中部同盟会的革命。[5]2131911年12月23日，北一辉给内田良平的信中说孙中山能够继任大总统完全是宋教仁等人的意志。对宋教仁被暗杀一事他认为“袁世凯非主犯而是从犯。暗杀的主使者是与其共革命的陈其美，甚至还有一个从犯为世人最为尊敬的***(暗指孙中山——笔者加)。”[6]289对这种观点，台湾学者黄自进在《北一辉的革命情结》一书中给予了反驳，认为北一辉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与思维模式对孙中山进行批判的。北一辉对孙中山批判的言行却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在客观上“起了挑动和扩大矛盾的作用。”[11]

批判孙中山的同时，北一辉盛赞宋教仁的革命理论。北一辉的理论体系之中，一面主张日本“保全‘支那’”的政策，另一面又要占领中国的东北，接管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东到缅甸的广大领土。认为日本是东亚的盟主，日英同盟与保全‘支那’主义是不能两立的，对日本来说，应选择保全‘支那’，而并非继续日英同盟。 “保全‘支那’”则是北一辉在《外史》中的另一个思想主题。“保全‘支那’”的概念是最终“建立一个无英俄统治、中国独立完整、日本发挥主导作用的大亚细亚联邦。”[8]178

三、北一辉的“中国保全论”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2]，是日本久负盛名的法西斯主义圣典，原名《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本书突出的重点就是改造，这种改造并非是使日本迈进民主社会的一种尝试，而是主张用军队的强势力量控制日本，然后对中国与朝鲜实现扩张日本“理应”得到的利益与领土。达到《外史》上所要求的大日本帝国应该得到的领土：涵盖西伯利亚，到达缅甸澳大利亚。

驱使北一辉执意要建构一个“强大日本的原动力是来自于中国的反日浪潮，正因为中国的反日，北一辉才认为对华政策的失败，需要重新定位日本的政策。”[7]196重新定位日本政策是国家权利实现的过程，北一辉在其著作中提出国家权利就是“国家防卫自国之外为保护其他国家或民族被不义之强力压迫，有开战之权利”[13]69，这种国家权利带有极强的针对性，中国就是其国家权利的必要之地，而“确保中国安全”是其国家权利的外衣，实质上就是可以用武力占领中国，这里面所强调的只是开战权利，开战的主体就是军队，而军队是实现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

北一辉认为日本应对内实行独裁即军部的独裁统治，对外应扩张国势。此时日本军事势力开始逐渐抗争政治上的话语权，政党对军事部门的控制正在随着元老淡出历史舞台而逐渐弱化。北一辉的理论中，虽对日本的政体不满，但坚信天皇的力量，即“天皇乃与全体国民一起共定国家改造之根基，……天国乃国民之总代表，国家之根柱”，天皇是国民运动的指挥者，现代民主国家的总代表。换言之，维新革命以来的日本，才是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近代化的国民国家。[14]293-294北一辉法西斯思想的核心就是天皇乃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北一辉的论述的归结点是要突出强调天皇的权利，否定民主强调专权。突出天皇的权利乃是为发动战争对外扩张之需要，这就是要进行日本改造的目的所在。北一辉改造日本国家的最终着眼点在于：朝鲜及其他现在与将来领土之改造方针、国家之权利，这也是其中国认识的直接体现。

对东亚的政治格局，北一辉认为：朝鲜之所以在日本的保护之下，是因为“朝鲜绝对不能永久独立。估量来自俄国的威胁，直至推到俄皇为止，这是最肤浅的观察……，日本在国防上占据朝鲜，这是国家的国际权利。”[14]326-330占据朝鲜是日本国家的国际权利，这句话是最能够体现北一辉思想中的本质问题的。

国家权利通常是指能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并作为社会整体代表的，且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对这一权利，北一辉认为日本应该具备以下三大基本国策：确保中国之安全，援助印度之独立，确定应该取得南方之领土。这三种国策的确定是为了实现“大日本”帝国主义，为国家利益而确定的。在保卫国家权利的前提下，“日本……与他国宣战，并不是纯粹自私自利，……属于正义行为”[14]338-339，这为日本的扩张战争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在为自己理论的架构做合理的铺垫，在此前提下，日本亦有为国家权利、为保全中国同帝国主义列强开战的权利。这种对抗式的逻辑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一种既有的挑战，更为主要的是运用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对日本所做的侵略扩张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日本与西方比起来不过是无产者，那么无产者要求领土上的扩张，也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在北一辉看来这种侵占正是完成了前文所提及的“‘支那’保全”，实现了日本的国家权利，重又回归了《外史》中的理论架构。

北一辉认为在保全中国的大前提下，日本“须占领远东西伯利亚，所以需要陆军的充实。并且为拥护印度独立，确保中国的安全，……所以须急备大海军。”[13]76-77对日本的陆海军军备的扩张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理由，是为了确保中国的安全，而非其他。国家的国际权利就是公然侵占他国的领土，将侵占视为合理合法的保护，在日本国内又鼓吹天皇专权，他认为国家在维护第三国或民族免受不义的压迫与为了争取人类资源的合理性可以发动战争，这一点正是北一辉法西斯思想的最终归着点。

四、北一辉中国认知的真正内涵

日俄战争之后尤其是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后，日本加剧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然而日本的这种侵略在北一辉看来乃是保全中国的需要。日本占领黑龙江沿海一带则是防止俄国分裂中国的现实政策，确信日本的对外政策的基调“乃是积极之‘支那’保全主义”，在保全中国的口号下，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又要将英国的势力赶出中国，这就是“日本民主之对外行动举手投足唯正义与强力而已”[6]190-191的真实写照。占领与侵略是在所谓的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完美外衣下进行的，这种理论的欺骗性旨在于此。在北一辉看来中日联合与英俄作战，通过战胜英国可以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日本。在独占中国不可能的情况下，“保全中国”的策略可以说是符合北一辉设计的，符合日本政府需要的。

北一辉的大东亚战略计划中，包含三大政策指标，“一是尽夺英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资源；二是建立中日两国军事同盟关系；三是帮助印度独立。”[15]178-182对日本而言，想要从“小日本”一跃而成为“大日本”，则必须接管英国、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是唯一出路。革命后的中国“首要之举就是对俄国一战，这样可以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还可以依靠战争动员借机扫除旧有官僚势力，还可以有效培养国民的团结。”[15]166-173北一辉主张建立的中日军事同盟，与其说是同盟莫不如说是日本要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控制与统治，完成日本不彻底的“‘支那’保全”主义。而帮助印度的独立，从根源上讲也就是要排除英国干扰，为实现“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目标而努力的步骤而已。这样便可以实现北一辉所期待的日本主导的东洋共和政治体制，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真正意义上的“‘支那’保全”。在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问题上，北一辉的理论体系从亚洲各民族的反抗和独立解放这一问题入手，对西方采取了完全抵抗对立的态度。由是“北一辉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倾向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4]37

在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中，“兴亚论”与“脱亚论”并肩而行，福泽谕吉作为“脱亚论”的主导者，“预示了日本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其“脱亚论”思想出现之前，“一种振兴亚洲的思想意识，早已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萌芽了”，最为典型的应该是自由民权主义者杉田定一的《兴亚策》[16]。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的著作《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会社于1918年编译)中，认为兴亚亦或脱亚，都是亚细亚主义的一种表现，其核心问题是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北一辉的中国认知中，对西方列强的对立，则应看作是与脱亚对立的一种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保全中国的日本盟主论及国家权利取得的开战论，是其思想的主要核心，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导则是其思想的归宿。北一辉的中国认知及国家改造的理论，被日本诸多的右翼群体所接受，日本昭和前期的政变、兵变的跌宕起伏又并非北一辉的理论所能主导的，侵略与占领中国，实现日本的亚洲主导才是其最为本质的目标，从这一角度上讲，北一辉的中国认知注定了悲惨的结局。为了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北一辉将日本的使命提升到东方盟主的地位时，已然为保全中国、对外开战获取权利寻找到了完美的理想替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