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本的文化侵略机构

高 娟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日本以朝鲜、中国为目标，开疆拓土。1876年日朝《江华岛条约》签订，日本据此隔断中朝的宗藩关系，为其侵略朝鲜打开了方便之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大获战争之利，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积极扩军备战。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权益，侵略野心急剧膨胀，疯狂地向外扩张。1906年，日本便以“满铁”为其侵略爪牙，对东北进行持续不断经济、军事侵略，同时“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开启了对东北文化侵略的战车，从教育、医疗、卫生、文物、图书馆等方面无孔不入地对东北人民进行文化侵略，企图使东北人民屈服于日本的文化，彻底把东北沦为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变本加厉地在东北推行“皇民化”政策，强化奴化教育。“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图谋“对华文化事业”的新计划，如法炮制了更多的文化侵略机构，掠夺中国的文化遗产，洗劫文物珍宝，控制中国人民思想，尽侵略之能事，东亚文化协议会就是众多的文化侵略机构之一。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对华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研究较多，对文化侵略的研究大多拘囿于区域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等方面，至于对日本一手炮制的极具隐蔽性、欺骗性，打着文化交流行文化侵略之实的文化侵略机构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考察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主要活动，揭露日本推行文化侵略的阴谋，论证文化侵略的巨大危害性，以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日本文化侵略研究。

一、日本政府卵翼下诞生的东亚文化协议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三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急于实现速战速决的梦想，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其梦想幻灭，日本不得不改变侵略策略，扶持汉奸傀儡政权、拼凑伪政权，依靠他们施展“思想宣传战”、“攻心”术，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妄图泯灭中国人民的抗敌斗志。日本先是于1937年七月底，在北平市中南海丰泽园成立了“地方维持会”，继而于12月，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伪临时政府)在北京怀仁堂宣告成立，发表《政府成立宣言》规定“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 为其指导思想，“国民应恭顺地把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以王道作为武器防止西方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感染。”[1]85伪临时政府被视为北洋余孽的大集合，他们积极配合日本对占领区的奴役和控制，心甘情愿地对日本政府俯首称臣，充当其忠实的走狗！而东亚文化协议会正是日本在积极进行中日“文化沟通”，“发扬王道”，图谋华北“满洲化”的背景下成立的。

1938年8月30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在北京成立，隶属于伪教育部和新民会，总部设在北京，名誉会长由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担任，第一任会长是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第二任会长是周作人，副会长由中日双方各荐一名评议员担任，协助会长工作；评议员即协议会普通会员；理事从评议员中选择，负责执行任务；各部长由理事兼任负责管理本部事务；主事由会长任命，负责会计事宜。“凡中日两国之教育学艺或其他有关文教各种机关代表者及与教育素著声誉者均得推荐于评议会为评议员。”[2]

东亚文化协议会以“传统之明伦亲人为本，撷西学之萃”[3]1为基础，打着恢复儒家文化的旗号，极力鼓吹东亚传统文化，吹嘘“对于教育学艺及其他文教有关之重要事项施以调查及审议”[3]30，被临时政府和日本称为“中日文化联合机构”[4]，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它是不是正如日本所标榜的那样，仅仅是纯粹的文化、学术交流机构，其真面目是什么呢？其中日本的险恶用心又是什么呢？

二、以“交流”为名行侵略之实

文化侵略即利用“文化”手段，采取一系列“文化”行为，为武力服务。文化侵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必要性加以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在侵略中进行宣传、煽动、辩护，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本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语言文学等强加于他国”[5]，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军事、经济侵略是同步的，明治维新之后，在“脱亚入欧论”的基础之上，日本先后别有用心地、针对性地炮制出“征韩论、主权线、利益线、‘满蒙’生命线”等理论为其侵略亚洲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明目张胆地推行他的“大陆政策”，以“文化沟通、文化提携”为幌子在其所到之处随意建立文化侵略机构，大肆破坏当地的文化遗产，洗劫文物珍宝，掠夺毁坏图书典籍，毒化社会风气，推行奴化教育等进行赤裸裸地文化侵略，企图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完全吞并中国，最终实现称霸世界的阴谋。

东亚文化协议会从成立到解散七年间共召开八次评议员会议(除了第二次评议会在日本召开之外，其他几次评议会都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总会和分会，总会由总务部负责，分会由各“专门部”——人文学部、自然学部、医药组、医学部、农学部等负责，会上要求各评议员分别汇报中国资源调查情况，交流“侵略”经验，布置“掠夺”任务，会后付之相应的行动。

扶植科研机构，服务于掠夺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东亚文化协议会主要为“东亚新秩序”鸣锣开道，扶植科研机构，把持“良书”翻译，疯狂掠夺资源。“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在侵占南京之后，不得不改变其侵略策略，公开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转向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并在中国各地建立各种文化侵略机构，东亚文化协议会为其中之一。成立之初，它致力于扶植自然科学研究所、天然资源研究部、医学教育及研究机关、齿科及国立养成机关、传染病研究及血清疫苗之制造机关，“完善”中华民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等进行学术研究的必备机构，协同调查研究中国的“天产物”，以便日本掌握中国的天然资源，堪称侵略的先锋队。

把控高校教材编写，助力大东亚文化建设。侵华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后，迫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调整侵华方针，对日军占领区强化思想控制，消灭打击中国的抗日力量，1938年11月3日、12月22日，日本连续发表两次 “近卫对华声明”，宣布确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希望在东亚确立真正的国际正义，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后，日本尤其加强了对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控制。

东亚文化协议会随即成为“思想控制”的有利工具，它从为中国人选择必读书目着手，标榜中日两国大学图书馆必须进行互相间的“文化交流”，而要想“文化交流”，必须选择“良书”进行翻译，并划定了“良书”的范围，主要包括：西田直二郎著《日本文化史序》、辻善之著《日支文化的交流》、加藤完治著《日本农村教育》、福泽谕吉著《福翁自传》和吴敬梓著《儒林外史》[6]；数学、物理、化学采用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文元模所推荐之书籍，动物学、植物学采用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帝国学士院会员柴田桂太所推荐之书目；工学采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兼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田中方雄所推荐的全部书目。就连学术术语也有所限制，东亚文化协议会要求成立理工科学术语委员会，工学及其他理学应以日本先行之理工学术语为基础，实际上即便是中方所选的少数书籍也要经过日方“严格”审核后方可使用，俨然是强迫中国人以阅读日文书籍为主，逼迫中国学界采用日式学术用语，这些并不是合理的文化交流方式，而是让中国文化毫无察觉地被淹没在日本文化和所谓的大东亚文化之中。

洗劫文物珍宝，推进文化侵略。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日本加快了南进的步伐，把中国视为给养战争的基地，加剧了对中国各种资源的疯狂掠夺。对中国古迹遗址、自然资源、农业资源日方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历次会议上多次强调保护古迹的重要性，声称国立古迹保存会应由中日两国共同管理，保存史迹的同时还应召开中日两国评议员参加的学术调查会与之相配合，并且明文规定史迹的调查保存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负责具体的计划方案。

早在1927年3月，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的授意之下，日本考古界成立了原田淑人等人为主要成员的“东亚考古学会”，专门致力于中国的考古研究。“九·一八”事变前，该学会的侵略活动集中在旅顺、大连一带，擅自发掘了牧羊城、南山子及营城子汉墓等遗址。“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不顾中国人民的反抗人为地扩大侵略范围并逐步把贪婪的目光盯向华北。1937年6月到7月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又组成以原田淑人为调查团团长，關野雄、澄田正一等人为成员的考古调查团，对山西大同附近的北魏平成址和王陵进行了调查。1940年8月，在东亚文化协议会的策划之下，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擅自闯入邯郸赵王城遗址，发掘时间长达一个月，发掘出瓦当、砖等建筑构件和珍贵的铜镞、玉片、铁器，强行盗走。1942年和1943年，东亚协议会主持了对中国山东省曲阜的周代鲁国都城先后两次进行实地考古调查。日本疯狂地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恣意摧残中国文化遗址的行为实属强盗行为。

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中井、松村、片山进行了以绿化华北为目的，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植物学调查。农学部成立之后，他们还负责调查华北粮食问题的撰写、提交华北粮食问题报告书，编撰农学辞典。此外，东亚文化协议会的农学部还在各地设立模范农场，普遍颁发改良农事之印刷品，设立农业博物馆，对华北粮食、造林进行自给自足之研究，保证中日“互通有无”。这样，日本完全侵占了中国的各种资源，为“以战养战”做充分准备。

榨取人力资源 配合军事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亚文化协议会则以积极配合战争，服务于战争，构建“东亚新秩序”为主，要求其从属机构必须以“东亚新秩序”为基本理念，严格按照东亚新秩序的设想来建设。他们专门强调北京大学法经学院设立国民思想研究所，并由两国评议员监督其宗旨，以“纯正思想”为基础而研究高深学问，再次重申经济学之书籍应特别注意适合于当局者，华北编译馆的各项活动必须与东亚文化协议会密切联系，确保树立新东亚文化观念。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法经学部、理工学部由原来片面强调“观象台及测候所”的数量转向关注其质量，设立东亚气象观测台及测候所，收集东亚气象学资料、制作气象图表，实现对气象的提前预报，便于有效作战。

日本的这些精英们不仅为侵略寻找充足的现有资源，还积极挖掘潜在资源，以备长期侵略之用。中国的医疗就是被“关注”中的一项，东亚协议会要求开展普及、发展医疗保健事业，调查中国地域性疾病，强化卫生保健机构，创设卫生博物馆，建立国立体育研究所，设立医学博物馆，陈列病原、病理解剖、症状、预防方法，用模型、标本、图解等方式普及医学知识，调查华北劳工卫生状况，促进结核之调查、预防、治疗研究。当然，这些举措并不是为提高中国民众的身体素质着想而是本着为日本提高战斗力，本着为战争提供更多兵源的目的。

翻译“良书”，设立图书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史迹调查会、农学会、国立音乐学校、培养精通中日两国语言的翻译人才等都是日本直接或者间接灌输大东亚文化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日本把其侵略理论渗透到学校、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其侵略触角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寸土地上，达到完全吞并中国的目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地投降，东亚文化协议会也随之烟消云散，其成员以人民为敌，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最终受到了人民的唾弃、审判。如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周作人1947年以汉奸罪名被高等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狱中自杀身亡；汤尔和于1940年病逝，但汉奸的罪名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三、东亚文化协议会的性质——文化侵略机构

文化交流和文化侵略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交流是指建立在政治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在各自尊重对方的前提条件下，两个或者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的自愿交流，它们各自以本民族文化为根本，取长补短，借鉴吸收对方文化的精华，以此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文化入侵、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现象均不是文化交流。正如前文所述，文化侵略具有殖民性，它是建立在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有计划、有目的、有预谋甚至是依靠武力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交流是多样文化之间的多向流动而文化侵略是单向流动；文化交流既是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世界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文化交流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从而间接影响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文化侵略是建立在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痛苦之上的，他将会给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我们坚决反对文化侵略。

在东亚文化协议会中，日本以“东道主”的身份凌驾于中国之上，一再宣称由于东亚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其宗旨就在于恢复东亚文化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用东亚代替中国，日本代表东亚，东亚文化涵盖中国文化，把东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人为地混为一体，别有用意地淡化民族国家概念。显然，日本企图蒙蔽欺骗中国民众，确立他在东亚不可撼动的领导地位。

东亚文化协议会是日本人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东亚文化协议会云集中日高等院校的学者、教授，如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前齐鲁大学校长夏莲居、北京师范学院院长王谟、北京农学院院长庞敦敏、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文元模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加藤武夫、增田胤次、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长小林澄兄等都被吸纳在其中。尽管该会一再强调中日双方“评议员”人数均等，实际上，东亚文化协议会完全在日本的掌控之下，从表面上看中日双方严守代表人数几乎均等的原则，中方42人，日方43人[4]32-37；具体到几个关键的分部门就不同了，如文学部成立之后日籍评论员14人，华籍7人；法经学部日籍评论员10人，华籍6人；理工学部日籍评论员11人，华籍2人；农学部日籍评论员6人，华籍2人；医学部日籍评论员9人，华籍6人。在第三次评议员会议上，日本干脆露骨地提出“此次会议，中国方面不推荐评议员，同时在原则上日方也不推荐评议员，唯有一例外，即日本方面须推荐一人。”[7]显而易见，东亚文化协议会各项重要事务的决定权取决于日方，中方代表只有服从的份罢了。毫不夸张地说，东亚文化协议会不仅是日本政府直接授意的伪文化组织，而且是日本人的东亚文化协议会。

东亚文化协议会是日本侵略理论的衍生物。东亚文化协议会“在谋东亚文教之振兴，兴欲由文化提携，以树立中日善邻之新关系。”[8]日本把东亚文化协议会视为“今次圣战的重要成果”[4]32-37，赤裸裸地称其为“战利品”，号称通过它在中国设立国民思想研究所，把自古以来中国“伦理道义”、“立身涉世、敦谊睦邻”发扬光大，“内足以指导青年，外足以联系东亚”，发展中国国民的创造性，弘扬大东亚文化，发挥文化对战时体制的应有的作用，积极配合“大东亚战争”，共同维护东亚新秩序，实现“东亚文化协议会对世界改革运动的领导”。[9]可见，“东亚文化复兴”的过程就是日本把中国纳入其统治范围的过程，进而实现称霸世界的终极目标，这才是日本希望东亚文化协议会发挥的真正作用。所以，东亚文化协议会就是日本“东亚联盟论”、“东亚新秩序”的衍生物。

东亚文化协议会是日本侵华的御用工具。首先东亚文化协议会虽然在北京成立，它的活动范围并没有拘囿于北京，也没有控制在华北地区之内，而是面向全国各地。其次，“中国天然资源丰富”竟然作为日本必须帮助中国探寻、调查中国各种资源的籍口，耐人寻味又可笑至极。未经中国的允许，日本肆意勘察中国的资源，为己所用本质上就是文化掠夺；东亚文化协议会设立国民思想研究所、设立王道思想研究所，宣称“必须回到孔子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1]118，严重践踏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周作人认为“中日文化改为东亚文化，只是文字上稍作变化，别无什么用意，协会改为协议会乃是很有巧妙的用意，因为协会没什么限制，可以有种种具体的组织，会发生流弊，现在添了一个字，却限制它只是一个议论机关，能提议而不能执行。”[10]实际上，并非如此，东亚文化协议会就是打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旗号，实施着文化侵略计划，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御用工具。

东亚文化协议会建立在成员政治地位极其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毫无民主可言，更谈不上自由地“文化交流”；它的宗旨就是确立日本文化的世界领导地位，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殖民主义；它的强盗行为足以说明其侵略的性质不容辩解，这都注定它必定在反侵略的呼声中灰飞烟灭。不言而喻，东亚文化协议会就是日本侵华期间的文化侵略机构。

四、余论

日本为满足自己的侵略欲望对中国的资源任意调查、随意设置研究机构、肆意侵占文化遗产，使中国人民身心蒙受巨大的伤害，物质、文化财产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践踏了中国的文化主权。

诸如东亚文化协议会这样的文化侵略机构在日本侵华期间并不少见，日本打着 “兄弟之邦”，“平等”的幌子，把他们的种种侵略行径轻描淡写为“兄弟阋于墙”的小事情，把践踏、掠夺中国的各种文化资源变向地称为文化交流，显而易见，这是赤裸裸地文化侵略，它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完全交织在一起，共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服务，同时也反映出文化侵略形式多变，扑朔迷离，极具欺骗性、迷惑性、隐蔽性、持续性。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文化侵略杀伤力极大足以致命，威力不亚于刺刀枪炮，远比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先行，伴其开始又滞后于其结束，“诛心”式的文化侵略不可小觑、不可忽视。

像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能为东亚文化协议会所用，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日本的文化侵略缺乏警惕性，没有辨别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也是他们为敌所用的重要原因。文化自信关系到国运兴衰，民族的前途命运。没有文化自信很容易抛弃或背叛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因为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文化，她有足够的自信气度反对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战胜居心叵测的文化侵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化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必然要求我们在充分了解、认知、运用本民族文化，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的文化交流，同时要对某些国家别有用心的文化渗透有着足够辨别力和高度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