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动力论：试论毛泽东的经济发展动力观

伍新林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410003）

毛泽东对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倾注了大量心力，通过探究其哲理运思，审视其实践谋略，我们发现，他始终坚持将革命视为经济发展与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动力。换言之，从经济哲学视角解读毛泽东的经济发展动力观，可以将其归结为时代特色鲜明的革命动力论。革命动力论既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性，对其展开客观全面分析，可以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一 制度革新：政治与经济的彻底变革

毛泽东坚定地主张，近代中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实现彻底变革，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使中国经济得以解放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革命动力论的一个基本理论内涵。

（一）社会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毛泽东“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1]829个中缘由，一方面是基于他对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的深刻分析。对于曾经一度在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的滚滚洪流中独领风骚的中国，为何近代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却陷入困境，毛泽东深刻指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2]1080。为此，只有通过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彻底推翻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创造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唯物史观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原理的深刻把握与贯彻运用。这种反作用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根本变革之时，也就是社会制度发生根本逆转之际表现最为突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2通过社会革命，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被，社会生产力于是得以进一步发展。

正是在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和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中，毛泽东正确指出：近代中国必须通过革命，首先改变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前提，才能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开辟道路。

（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4]182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目的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思想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思想，在实践中不仅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社会革命并非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手段。当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之后，仍然以“革命”作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失去了其历史合理性。尽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曾多次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5]373，但是后来他从理论上放弃了原来的正确主张，仍然运用革命至上的思维方式解决经济发展政策问题，倡导“抓革命，促生产”，结果给经济建设造成极大损害。

（三）政治与经济的彻底变革

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社会制度革新的两个主要方面，其中，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保障，当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时，首先发生变化的是政治制度。诚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在整个人类“解放”事业中，经济解放“通过把一切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6]468，居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但是经济解放的实现必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作为政治前提。毛泽东也指出，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先革命后发展生产力：“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7]131-132。据此，为推进政治与经济的彻底变革，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

在“两步走理论”指导下，毛泽东首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从而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繁荣富强，创造了政治前提。随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以“一化三改造”运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现了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彻底改造，建立了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中国的现代化由“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到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精神重塑：思想与文化的全面改造

强调精神因素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注重通过思想与文化的全面改造推进经济发展，是毛泽东经济发展革命动力论的又一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

（一）思想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是毛泽东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发展能动作用的理论基石。正是贯彻运用唯物史观，毛泽东科学阐明了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政治、经济决定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文化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一定的文化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新文化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毛泽东强调指出，当一种意识形态(文化)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应该要革除那种为旧政治、经济服务的旧的意识形态(文化)，而要建立起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文化)。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灵魂与统帅”，“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1]803，人们的思想觉悟越高，就越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方法，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由于对思想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毛泽东总是把经济活动与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制度和提高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进而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理论命题。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政治工作在指导和发展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为此，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领导我们党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武装和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其中也包括对支持革命战争的经济工作的领导。这个成功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办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即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不同，“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8]107从而将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三）思想与文化的全面改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且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过程中，也要开展消灭传统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遵循这一原理，毛泽东在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不久就指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5]461。诚然，社会意识往往滞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当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会立即消失，“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为此，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为了消除剥削阶级的思想遗毒，巩固发展新的经济制度，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改造与文化革命。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经济建设的任务外，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5]404早在1951年10月他就指出，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领导开展了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毛泽东认为，进行文化革命，发展科学文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并要求党和政府从今以后必须把“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5]348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毛泽东所强调的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及各种旧习气，提高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二是要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保证这一教育目的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落到实处，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号召。三是发展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进军。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之—。1956年1月，他即向全党发出了“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伟大号召。要求党中央要带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使中央委员会成为科学委员会。毛泽东反复强调：“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5]462

三 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间断分离

毛泽东的革命动力论对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改造和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史实。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革命动力论的历史局限性所致，加上其他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时出现实践与理论、现实与愿望的背离。

（一）理论上重视发展生产力，实践中却未能一以贯之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从来都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总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作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293。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理论上一直非常重视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也一再强调“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那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10]119-120并且先后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诸多论著。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为重视经济工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就强调在全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建国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是抓生产建设，恢复国民经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忽视生产建设，一再反对停工停产，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且，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奠定巩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强大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11]549-550。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认识，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又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建设也就不能不被搁置到次要地位而一再受到干扰和破坏，从而偏离了他以生产力为工作中心的思想。实践证明，这种偏离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以致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12]1247看来，理论与实践、愿望与结果的“矛盾”，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永远是吸引我们不断探究持续解读的经济与哲学之谜。

（二）理论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实践中却过分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原理，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之间的矛盾”；并且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些矛盾在解决了以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提法比较好”，但是他只“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3]182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做过精辟而正确的论述。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又忽视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过分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毛泽东一方面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他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0]325-326深究起来，这其实是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规律性”决定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即在影响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规律性”决定作用得以表现的情况下的特定情况的“操作性”决定作用。显然，这是两个思维层面的不同的决定作用。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对美好社会向往的思维惯性作用，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越先进，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在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上，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平均分配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素越多，就越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他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围绕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做文章，认为只有不断的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加快建成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在于生产关系中还存在“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分，还有“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在实际行动中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本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要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从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被“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等做法所代替。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变革的深度、广度及其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但反作用要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前提下产生，并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过分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急躁冒进，着力于变革生产关系，幻想借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创造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奇迹。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4]115由此可见，毛泽东确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主要任务仍是用革命来“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理论作为“精神”的固存的膨胀属性的作用和运行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干扰，客观上造成了无法及时挽救的历史性损失。

（三）理论上论述了思想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践中却片面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

如前所述，毛泽东对于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对于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关系，都有过全面正确的论述。同时，他还提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强调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就能使建设和发展取得预期效果，违背经济规律，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但是，由于前述的诸多原因，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在实践中并没有能够贯彻始终。

精神因素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转变为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事实也证明，人的精神因素，在战争年代，可以转化为战斗力；在建设时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理论，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取得了不断的胜利。然而主观意志毕竟无法代替客观规律。毛泽东虽然在宏观理论上承认这些原理，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往往把人的精神作用无限夸大，犯了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错误。比如在“大跃进”过程中，由于主观上革命英雄主义的机械运用和客观上封建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身边人的推波助澜及各级干部的虚假政绩观作用，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等舆论造势。与之相适应的是群众式的运动方式，即用“革命式口号”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最终导致了完全忽略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其实，列宁早就说过：“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然是困难的、缓慢的、渐进的；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15]460经济建设有其特殊的规律、内在的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起一定作用，其作用绝对不是“无限大”的，而且“有限大”的作用也得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一定前提条件就是指主观的计划、设想要符合客观规律，依照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曾提出，搞经济建设要尊重价值规律，说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并没有尊重价值规律，“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16]721。同时，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其主观能动性不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上，而是建立在革命热情的道德原则之上，把群众的革命政治热情等同于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革命精神当作劳动者的劳动精神，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神话。这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深受其害。

综上所述，革命动力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了伟大的实践成效，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理解毛泽东坚持的革命动力论及其晚年在发展生产中所出现的历史性错误，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坚持以邓小平的两句话为指导。一句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曾对生产力理论做过大量正确的论述，他晚年的错误正是对他这些正确论述的背离。另一句话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总之，“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298-300我们认为，这就是伟大人物对伟大人物的客观评价和正确态度，也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秉持的正确态度。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2]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