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片《克莱默夫妇》看传统理想家庭观的危害

唐小辉



从影片《克莱默夫妇》看传统理想家庭观的危害

唐小辉

（铜仁学院 外语系，贵州 铜仁 554300)

传统的理想家庭观始于20世纪初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它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由挣钱养家的丈夫、当家庭主妇的妻子和还在上学的孩子组成。影片《克莱默夫妇》通过克莱默家庭的解体宣告了基于不平等的两性分工的传统理想家庭观的破灭。剖析传统理想家庭观对丈夫、妻子和孩子的伤害，并探索出一种的基于两性平等的新型理想家庭观，对于核心家庭成为主导类型和离婚率逐年攀升的中国也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统；理想家庭观；危害

《克莱默夫妇》是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于1979年出品的家庭伦理片，该片讲述了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利和父亲克莱默先生相依为命最后和母亲重归与好故事。影片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个人的理想、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夫妇冲突和家庭离异的悲剧。这在当时的美国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影片还涉及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在影片的深层含义上，导演对男女两性的关系如何调整、如何实现以及妇女应如何保卫自己的独立个性和追求生活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克莱默夫妇生活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值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著名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于1963年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名的困扰”，解构了传统社会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女性”模式，呼吁女性走出家门，改变失去自我的生活，在社会中发挥自己潜能和才智，实现自身的价值。该书唤起了战后许多美国家庭女性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冲击着人们对男女两性家庭角色定位的认识。[1]112

1978年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上升到50%。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已不再忍受无爱的婚姻。“据统计，1979年美国的离婚率高达20%，每年有将近一百万儿童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2]克莱默夫妇的感情危机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传统理想家庭观与追求男女平等就业权与自我实现的第二波女性运动剧烈碰撞的必然结果。这种理想家庭观始于20世纪初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它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由挣钱养家的丈夫、当家庭主妇的妻子和还在上学的孩子组成。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媒体不断推销这种理念：在理想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无所不知，母亲快乐体贴，孩子彬彬有礼而且成绩优异。[3]218-219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在谈到克莱默夫妇的问题时说：“社会中存在的对父亲、对母亲的刻板印象使得丈夫只能在外拼命挣钱养家，而妻子则成为家庭主妇、做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被局限于狭小的家庭之中，失去自我。这其实是对男女两性的共同伤害，也是各种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1]113

一 传统理想家庭观对乔安娜的伤害和泰德的反省

影片中的泰德坚信并践行这种理想家庭观，给妻子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以至于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疗。泰德是一位广告职员，他整天忙碌而无暇照顾妻子乔安娜和6岁的儿子比利。在事业上投入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的泰德，回到家只顾谈论工作，对妻子的需求，对抚养教育儿子的责任置之不理。忙碌中他没有耐心倾听妻子的诉说，忽略了与妻子的情感交流，没有意识到家庭已经成为束缚妻子的枷锁，物质生活丰裕的家成为囚困妻子的围城。[4]111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大学毕业的乔安娜有能力找到工作，并可以在生完孩子后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而乔安娜婚后开始在家中照顾小孩，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当乔安娜想回归社会工作却被丈夫特德阻止，因为丈夫是挣钱养家的人，而妻子则是照顾丈夫家庭和养育儿童。这便是社会为女性所创造的“假平等陷阱”。它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的男女平等，在理论上男性和女性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而这一平等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可是在私人领域中，女性却未享受到这一社会平等的权利。“文化僵化”让女性停留在自己传统的角色中。[5]

乔安娜离家出走后，泰德从邻居口中以及后来在咖啡馆和法庭中，逐渐了解到乔安娜离家前后的真实感受：结婚八年，头两年很快乐，后来越来越艰难。多次向自己提出外出工作的要求：女人凭什么不能像有抱负？但总是被拒绝或漠视，甚至被自己认为“就算找到工作，薪水可能还不够付保姆费”。最后五年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困惑、痛苦、恐惧、孤独、无助和没有自尊。乔安娜觉得自己一生都是人家的太太、妈妈或女儿，就是和丈夫在一起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选择了离开。在加州，乔安娜找回了自己，有了工作，找了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师，努力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她从来没有对自己这么满意过。除了孩子以外，她还需要创作上或情绪上的缓解。

泰德在与儿子聊天时反思道：我想你妈咪出走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要她成为某种样子的人，变成我想要的那种太太，但她不是那样的人（快乐的家庭主妇）.....我以为只有我高兴她就会高兴，但内心里她很不快乐。在为争夺比利的抚养权而进行法庭辩论时，泰德听了乔安娜的陈述后说道：“有许多事情我不了解，如果能够重新再来，我会以不同的态度处理许多事情。如果能够的话，我希望改变已发生的一切，但办不到，有些事是无法弥补的。”这番话包含着泰德对乔安娜的歉意，并显示出泰德已深深意识到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过错。[4]111-112泰德没能赢回乔安娜的感情和拯救自己的婚姻，但在法庭陈述中增进了两人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二 传统理想家庭观对的泰德伤害和泰德的抗争

传统理想家庭观一方面忽略了丈夫和父亲对妻子和孩子应尽的陪伴和照顾的义务，从而造成妻子和孩子对丈夫的情感疏离，严重时甚至导致妻子离家出走或提出离婚；另一方面，传统理想家庭观暗示着持家的女性和孩子的关系更密切，法庭也更倾向于将孩子的监护权判给孩子的母亲，因此大多单亲家庭是女人当家，这样就剥夺了男人应平等拥有的监护权，给男人造成无言的伤害。剧中泰德的律师知道比利才七岁后说道：因为小孩还小，法官通常倾向母亲那一方。乔安娜只消说“我是孩子的母亲”、“他是我的孩子”和“我爱他”就足以影响法官的判决，轻松赢得孩子的监护权。影片中，离异的邻居玛格丽特拥有她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她前夫的离婚女友也拥有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法庭上邻居玛格丽特作证：正如乔安娜所说，乔安娜出走前泰德对孩子“漠不关心”，但乔安娜出走后，泰德是个尽职的父亲，他花了很多的时间陪比利，他常念书给比利听，他们常在一起，他们常聊天，他是个很棒的父亲，他们在一起非常好。玛格丽特奉劝乔安娜不要来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原公司解雇后，泰德立马在24小时之内找到了一份。带儿子到新公司参观时，儿子用两个neat（棒）赞美了他气派的办公大楼和可以遥望克莱斯勒大楼和联合国总部的办公室，并为泰德感到自豪。一位事业有成的父亲必然会对孩子的个性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面临很可能的不利判决，泰德抗争道：我想知道哪种法律规定只因性别所致，女人就比男人更会照顾孩子？我不知道哪里写过女人天生就有母爱的、男人的爱就一定比女人少。比利和我共建了一个家，我尽了一切力量，它不是很完美，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家长。我们一起吃早饭，他和我聊天然后一起上学；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聊天，然后我念故事给他听，我们一起生活，彼此相爱，如果毁了他可能永远无法弥补。泰德认为孩子归谁最重要的是怎样对孩子最合适、谁对孩子最合适，而不应基于家长的性别。尽管做了一切努力，泰德还是输了官司。

三 传统理想家庭观对比利的伤害和影响及泰德的父母观

传统理想家庭观造就了只知工作挣钱而漠视孩子需求的不称职的缺席父亲和身心疲惫、迷失自我的母亲，这无疑会给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抹上阴影，而由此导致的家庭解体会给孩子带来持续的伤害。美国父道组织研究发现：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来自无父家庭，90%离家出走的孩子来自无父家庭，75%的吸毒少年来自无父家庭。缺少父教，容易造成一系列问题：男孩容易变成“娘娘腔”，缺乏冒险精神、探索意识，性格阴柔懦弱、胆小怕事。影片中在泰德看护下的比利多了一点冒险精神，敢于无所畏惧地爬上高高的环形铁架玩飞机模型。

乔安娜作为全职妈妈，离开前与儿子比利朝夕相处，母子间形成的深厚感情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乔安娜离开后，小比利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妈妈。泰德带比利在超市购物，狭窄拥挤的超市里比利响亮的声音一直在回荡：“妈咪都是……”“妈咪说……”妈妈的突然离开无疑给小比利带来了深深的伤害。[4]112另外，一个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困惑、痛苦、恐惧、孤独、无助和没有自尊的母亲是很难给小孩树立一个值得崇拜的偶像形象的。妻子的离开使泰德不得不开始担当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忙乱地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却不知孩子在几年级等细节无不反映出泰德以前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缺失。泰德并不是漠视他对家庭的责任，只是他把自己的责任仅仅定义在工作领域，其父亲形象也是残缺不完整的。在物质经济方面他对孩子尽到了抚养的责任，在感情和家庭生活中与孩子却是疏离的，儿子也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排斥着他、对抗着他。[1]113通过一年半的朝夕相处和不断磨合，父子间建立了割舍不断的深情厚谊。突然出现的乔安娜凭借打官司赢得的监护权要将比利带走，比利再次受到伤害。泰德告诉比利他得搬去和妈咪住时，比利泣不成声，一年半建立起来得父子深情已超越了积累六年的母子情。

在法庭上泰德基于自己的亲子体验发表了家长感言：当好父母一定要有恒心、有耐心，要聆听孩子说话，即使听不进去，也要假装在听，要有爱心。为了让比利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健康更快乐地成长，乔安娜最终决定放弃对比利的抚养权。

结 语

传统理想家庭观基于不平等的两性分工，挣钱养家的丈夫拥有自己的事业，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从而独拥家庭话语权，心安理得地忽视陪伴和照顾妻子和孩子、忽视他们的内心感受和心理诉求。当家庭主妇的妻子没有自己的事业，经济上和人格上处于依附地位，从而导致身心疲惫、自我迷失甚至精神崩溃。孩子则游荡于缺失的父爱与不健全的母爱之间。传统理想家庭观是一把三刃剑，同时伤害了丈夫、妻子和孩子，因此应予以摒弃。新的理想家庭观应该是：丈夫和妻子平等地拥有各自的事业并能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关系；拥有健全互动的亲子关系。《中国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的核心家庭（已婚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已经成为主导，占所有家庭类型的59.5%。据媒体报道，2016年，北京的离婚率已高达39%,为全国之最，已逼近美国的2011年离婚率，即40%。因此，将中国的核心家庭建设成为新型的理想家庭，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创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赵彩然,王兰.论《克莱默夫妇》中家庭角色的重构[J].电影文学,2010,(23).

[2]朱威烈.看《克莱默夫妇之争》之后[J].外国文学研究,1983,(3).

[3]周宝娣.主要英语国家概况[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4]蔡红玉,姬振亭.影片《克莱默夫妇》对现代生活的启示[J].电影文学,2012,(23).

[5]徐苏.女性的公民身份——解读美国小说《克莱默夫妇》中的女性主义[J].当代文坛,2014,(3).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7－09－03

唐小辉（1973－），男，侗族，湖南怀化人，铜仁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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