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汪 宇 瞿宁霞
阿诺诗歌中的吉普赛学者形象分析
汪宇瞿宁霞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马修·阿诺德在诗歌《吉普赛学者》和《色希斯》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吉普赛学者。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学者甘愿放弃俗世生活,向吉普赛人学习神秘技艺;终其一生徜徉于山野之间,追寻生命的真谛。他的形象实际上是阿诺德的自我投射,倾注了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对维多利亚社会的批判。而吉普赛学者的最终升华也揭示了阿诺德的决心,效仿吉普赛学者,专注精神追求,寻觅启发大众心智的良方。
吉普赛学者;自我投射;怀念;批判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巨擘,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辉煌的文学生涯中一共出版5部诗集,创作了130余首诗歌。这些作品虽体裁各异,但大多以孤独、死亡、信仰危机为主题,基调忧郁伤感,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灵写照。在这些瑰丽诗篇中,阿诺德成功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志同道合的挚友克拉夫(《色希斯》),虔诚隐忍的修道院修士(《诗节:卡尔特修道院》)和无法企及的异国恋人玛格丽特(《被遗弃的鱼人》、《孤独:致玛格丽特》、《再致玛格丽特》)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非吉普赛学者莫属。阿诺德相继用两首名诗《吉普赛学者》(The Scholar-Gisy,1853)和《色希斯》(Thyrsis,1861)描写这位特殊人物。他睿智博学,本有大好前程,却甘愿放弃俗世生活,拜师吉普赛人学习神秘技艺;终其一生徜徉于山野之间,追寻生命的真谛。拨开吉普赛学者身上的异族身影和理想化的光环,可以发现其实他是阿诺德的自我投射,承载着诗人对青春岁月的追忆和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
吉普赛学者并非阿诺德灵光一闪的成果。其人物原型来自一本17世纪哲学书《教化的虚荣》(Vanity of Dogmatizing, 1661),作者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h Glanvill)在其中记载了一则轶事:一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学子因无力支付学费被迫辍学。为了维持生计,他无奈加入吉普赛人部落,并逐渐获取信任。吉普赛人因此向其倾囊传授神秘技艺。若干年后,他的牛津同窗发现他与“乞丐骗子”(吉普赛人)为伍浪迹天涯,为他的沦落感到非常惋惜。可他反驳吉普赛人并非恶徒,他们拥有特殊本领,可通过“想象力创造奇迹”[1]197。随后他当场实验向众人展示了这一秘技——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控制他人的思想,并表示待自己学有所成,便会离开吉普赛人,著书与世人分享。
1844年,阿诺德正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College),无意间读到这则故事,为其离奇的情节所打动。强烈的兴趣激发他用新的角度重新演绎了这个古老故事,创造出独特的吉普赛学者形象。1853年,《吉普赛学者》问世。在这首长诗中,阿诺德重述了牛津学子的故事。青年学子因厌倦僵化死板的考核体制,主动选择离开学校。在机缘巧合之下,他跟随吉普赛人学习传统的神秘技艺。多年后,他偶遇昔日同窗,告诉他们掌握这些秘艺需要机缘,而他正在“等待来自上天降下的火花”[2]1363,启示他参悟秘技之法。随后,他承诺等掌握所有秘技后,他便重返俗世,将其公布于众。此后的两百年间,人们曾多次目睹他独自一人穿行在牛津附近的山野河谷,沉思寻觅上天的启示。叙述者“我”对吉普赛学者崇拜不已,反复恳求他远离尘世,避免沾染上“信仰动摇、精神倦怠”[2]1364等现代疾病。阿诺德笔下的吉普赛学者是一位甘愿舍弃俗世生活、隐忍执着的神秘隐士。与原版中的生活所迫不同,他主动舍弃了俗世生活,自愿加入吉普赛部落。他的远离尘嚣不是无奈之举,而是有意为之的舍弃。与原版的普通学子不同,他突破了生命极限,不受时间影响,仍徜徉于两百年后的山川田野。更重要的是,不同诗中世人因目标混乱而蹉跎岁月,吉普赛学者始终有执着的精神追求,坚守“一个目标、一个事业、一个愿望”[2]363;两百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寻古老秘技。
1861年,在悼念好友克拉夫的《色希斯》中,阿诺德再次提及吉普赛学者,并进一步升华了他的形象。他不再是前诗中的具体人物,而被形而上地升华为精神榜样。他的身影消失在诗行之间,只留下名字和象征物——远山上的一棵榆树。叙述者“我”坚称,虽然时光荏苒,人事俱变,但榆树仍屹立不倒,吉普赛学者也仍在追寻探索。这颗树不仅与吉普赛学者相关,又同时见证了阿诺德与挚友克拉夫的青葱岁月,更代表着他们年少时所立下的目标,即以吉普赛学者为榜样,做一个寻梦者。他们的梦想与名利无关,是一种精神追求,探索“微弱却睿智的亮光”[2]378。这里的“亮光”对应着《吉普赛学者》中学者所期盼的来自上天的“火花”。在诗歌的末尾,阿诺德通过叙述者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念。虽然他的挚友克拉夫已离世,空留他一人重访故地追忆往昔,但如同那棵依旧枝繁叶茂的榆树,他会跟随吉普赛学者,继续实践年少时的梦想——启迪大众心智。而在某种意义上,吉普赛学者与阿诺德和现实世界的关系越来越近。在《吉普赛学者》中,他始终与俗世和人群保持疏离关系。他离群索居,独来独往,从不与他人交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阿诺德也借叙述者之口恳请他远离尘世。而在《色希斯》中,虽然叙述者和吉普赛学者没有近距离接触,两者却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若干交集。叙述者一直以学者为人生榜样,实践自己的精神追求。通过叙述者这个纽带,远离尘嚣的吉普赛学者与现实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
源自17世纪古老传说的吉普赛学者经由阿诺德的妙笔逐渐演变成愈加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位白人学者自愿舍弃俗世生活,前往吉普赛部落潜心学习神秘技艺。他突破时空的束缚,几百年间徜徉于山水之间,矢志不移地追求心中理想。在《色希斯》一诗中,他的形象更是从实体升华为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启示阿诺德等年轻一辈不受主流思想的束缚,执着自己的精神追求。
从后殖民批评角度分析吉普赛学者,可以窥见这一人物形象背后的异族身影。他融入了吉普赛人的若干生活特性。吉普赛人天性崇尚自由,拒绝被任何定居文明所同化,世代过着游徙不定的生活。阿诺德的吉普赛学者亦是如此:因厌倦压抑死板的学校生活,他自愿辍学,在人迹罕至的山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诺德的笔下,无论是吉普赛人,还是吉普赛学者,都被赋予了一层浪漫理想化的光环。前者从众人厌恶的愚昧野蛮人被想象为拥有古老智慧的神秘人群。吉普赛学者也被相应地塑造为令人尊敬和羡慕的隐士,甘愿舍弃俗世生活,坚守精神追求;如同济慈诗中的夜莺,他远离现代生活的各种“纷扰、倦怠和狂热”[2]364,化身为永恒的精神目标。去除这层身影和光环再重新审视吉普赛学者,不难发现这个特殊人物形象其实是创作者阿诺德的自我投射,承载着他对青葱岁月的追忆和对病态维多利亚社会的批判。而吉普赛学者的最终升华体现了阿诺德的决心,即效仿吉普赛学者,专注精神追求,寻觅启发大众心智的良方。
吉普赛学者形象中融入了很多阿诺德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吉普赛学者一样,阿诺德也对严肃正统的教学体制心怀不满,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牛津求学期间,他就曾因厌恶死板的考核标准而无心向学,经常身着奇装异服,与好友们在牛津附近的乡野间漫步嬉戏。这段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青葱岁月是他终生难忘的宝贵经历。在1857年写给哥哥汤姆·阿诺德的信中,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创作《吉普赛学者》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纪念我生命中最轻松惬意的时光,我们一同漫步在牛津坎纳山谷,远离学校的种种束缚,无忧无虑享受春日美景”[3]41因此在创作《吉普赛学者》和《色希斯》时,阿诺德特意选用了田园牧歌体裁,将吉普赛学者置身于英国乡野的美丽景致,“你(吉普赛学者)倚靠船舱沉思梦想,怀里抱着花朵堆积,采自偏远的韦支乡里,两眼凝视月光下河水流淌”[4]78。通过描述这位隐士在山野间自在独行,阿诺德表达了自己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和对静谧自然的热爱。
吉普赛学者不仅承载着阿诺德对青春和自然的讴歌,更代表了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不满和批评。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日不落帝国的鼎盛时期,疆土横亘亚非拉大陆。在政治上,政府推行了全方位的司法和行政改革,并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现代化国家制度日臻完善。在经济上,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跃升为世界贸易中心。至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富足。然而这花团锦簇之下却暗藏危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劳资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滋生。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基于基督教建构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普遍质疑。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福音主义等思想相继涌现,相互激烈碰撞。人们陷入信仰迷失、多重价值观并存的迷雾中。桑德斯在《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曾这样总结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充满相互矛盾的解说和理论的时代,一个充满科学自信心和经济自信心的时代,一个充满社会悲观主义和宗教悲观主义的时代,一个深刻意识到进步不可避免并对特性深感忧虑的时代”[5]10。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思想主要走向”[2]346的忠实记录者,阿诺德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多佛海滩》(“DoverBeach”,1851)中将维多利亚时代比拟成梦幻世界,虽然美丽多彩,但是却缺乏“欢乐、爱和光明”,没有“肯定与和平”[4]77。而这一时代的人们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旷野,备受“争斗、混乱和惊恐”[4]77的折磨。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阿诺德创造了吉普赛学者这个特殊人物形象。为了学习吉普赛人的神秘技艺精,他自愿舍弃学业和俗世生活。正是因为遗世独立,他远离现代生活,没有感染“纷扰、倦怠和狂热”等现代疾病,得以拥有永恒的生命。阿诺德有意将吉普赛学者与维多利亚民众进行比较。前者因远离尘嚣,自由自在;而后者受困于“现代生活的奇症怪病——反复的匆骤、分裂的目标,头脑过载、心脏麻痹”[4]79,备受折磨,苦不堪言。前者意志坚定,怀揣希冀,矢志不移地追求一个目标;而后者思想混乱,悲观绝望,漫无目的。两者的鲜明对比不仅展现出吉普赛学者的高贵品德,更凸显了维多利亚时代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残酷的现实,阿诺德并没有一味沉溺于不满和悲观,相反,他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方式。吉普赛学者的最终升华就是一例明证。在随后发表的《色希斯》中,阿诺德没有继续呼吁吉普赛学者远离现代社会,而是将其从实体人物升华为某种精神——为追寻理想,甘守寂寞且矢志不渝。阿诺德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以吉普赛学者为榜样,努力实践这种精神。而与吉普赛学者一样,他也在寻觅一种类似吉普赛秘技的方法,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影响现代人的思想,帮助他们摆脱现代病的困扰。
钱青教授在《英国19世纪文学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阿诺德,“作为一个诗人,他仅仅反映这个现实(病态的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试图为这个病态寻求一个良方。他把这个任务和使命推迟到了后期,推迟到了他完全放下诗歌创作的笔之后”[6]181。其实,他的评论有失偏颇。吉普赛学者形象的不断完善足以证明作为诗人的阿诺德已为维多利亚时代找到了一剂良方,即效仿吉普赛学者,用精神的力量来启迪大众心智,为他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不忘初心,将文学和文化视为济世良方,用“甜美和光明”治愈饱受现代病折磨的维多利亚民众。
[1]Joseh Glanvill.[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31.
[2]Abrams,M.H.[M].New York:W.W.Norton & Comany,1993.
[3]Murray,Nicholas.[M].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96.
[4]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5]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谷启楠,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责任编校:周欣)
2017-08-01
英语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项目编号TS12154);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6A055);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7A0329)。
汪宇(1983-),女,安徽怀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瞿宁霞(1981-),女,安徽宁国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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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7)11-0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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