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与佛教

万　里



周敦颐与佛教

万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3）

在宋明以降的儒家、尤其是朱熹一系的理学家心目中，周敦颐及其思想，不止是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还认为他是一位排佛者；但是，在一些宋元学者、尤其是佛教居士所撰写的相关文献中，周敦颐则不但与其同时代的一些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交往，甚至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还受到佛教禅理的深刻影响。论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此进行考证，从而得出周敦颐在构成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曾经与佛教僧人“相与讲道”而受到某种程度启示的结论。

周敦颐；佛教；相与讲道

在宋明以降的儒家、尤其是朱熹一系的理学家心目中，周敦颐及其思想，不止是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还认为他是一位排佛者；但是，在一些宋元学者、尤其是佛教居士所撰写的相关文献中，周敦颐则不但与其同时代的一些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交往，甚至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还受到佛教禅理的深刻影响。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几乎毫无妥协的余地。第一种观点不止是占据了学界的主流，至今仍然得到了一些当代学者的认同和坚守；第二种观点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却长期隐没未彰，甚至被有意或无意地予以忽视。笔者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江（西）湖（南）禅宗网络研究”的过程中，发掘梳理出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现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对周敦颐与佛教的因缘关系进行考述。

一　宋元书志文集中关于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的记述

关于周敦颐与佛家关系，可以追溯到与周敦颐同时代的一些北宋学者的文献记载；此后，南宋以及元代学者也多有述及。现将相关文献梳理如下。

（一）

宋代文士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记载：“《程氏易》十卷。右皇朝程颐正叔撰。朱震言：颐之学出于周敦颐，得之于穆修，亦本于陈抟，与邵雍之学本同。然考颐之解不及象数，颇类胡瑗尔。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其后武平传其学于家，茂叔则授二程。’与震之言不同。”①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卷一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晁公武（1105-1180），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山东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晁公武的父亲晁冲之为江西派诗人；堂叔晁补之、晁说之、晁祯之都是当时著名文学家，其中晁补之（1053-1110）更是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同为“苏门四学士”。

晁公武所撰《郡斋读书志》二十卷，为今存最早并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所述及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最为完备。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关于周敦颐与胡宿（995-1067）②胡宿（995-1067），字武平，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历官扬子尉、通判宣州、知湖州、两浙转运使、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等。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以尚书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杭州。以居安思危、宽厚待人、正直立朝著称。治平四年，除太子少师致仕，命未至已病逝，享年73岁。死后谥文恭。其生平事迹见宋·欧阳修撰《文忠集》卷三十四“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又明·曹端撰《通书述解》卷下云：“黄氏瑞节曰：周子二书真所谓吐辞为经者。朱子之解是书也，亦如解经。然盖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犹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无一字不服膺焉耳。尝遍求其易说而不可得，仅令门人度正访周子之友、傅耆之子孙，求所寄姤说、同人说，亦已不可见矣。世之相去百有余年，而其书散逸难合如此哉！……或谓周子与胡文定公同师鹤林寺寿涯，是皆强求其所自出，而于二书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断之曰：不由师传，默契道体。于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说遂定，而二书与《（论）语》、《孟（子）》并行矣。”曹端所称“胡文定公”，即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胡安国（1074-1138），又名胡迪，字康侯，号青山，谥号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文定公。按：胡安国生于周敦颐去世后一年，显然不能与周敦颐一道师事鹤林寺僧寿涯。曹端所述明显有误。共同师事润州鹤林寺僧寿涯，以及周敦颐又将所学传之于二程兄弟（程颢、程颐）之事，晁公武所据为“景迂云”。此处所称“景迂”，就是晁公武的堂叔晁说之。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伯以，因慕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之为人，自号景迂生③宋·宗鉴集《释门正统》卷第七云：“晁说之，字以道，太子太傅文元公逈四世孙。……公家学有传，为一时文杰。尝著九学论，见其门户之广。……慕温公称迂叟，号景迂生。”《卍新续藏》第75册，第341页。。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及第。苏东坡称其自得之学，发挥《五经》，理致超然，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予以举荐；范祖禹亦以“博极群书”荐之朝廷；曾巩亦予力荐。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晁说之知无极县。应诏上言祗德、法租、辨国疑、归利于民、复民之职、不用兵、士得自致于学、广言路、贵多士、无欲速无好高名等十事。后历任监陕州集津仓、监明州船场、通判廊州、提举南京鸿庆宫、知成州。靖康初（1126），召至京，任秘书少监兼渝德，寻以中书舍人兼詹事。清代初年著名史学家万斯同撰《儒林宗派》，将其列入“邵氏（邵雍）学派”之下④清·万斯同撰：《儒林宗派》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晁说之博学广闻，著述甚夥，主要有《易商瞿大传》、《书论》、《易商小传》、《商瞿易传》、《亲氏易式》、《晁氏诗传》、《诗论》、《晁氏书传》、《晁氏春秋传》、《春秋辩文》、《春秋年表》、《古论大传》、《论语讲义》、《壬寅孝经》、《五经小传历谱》、《周易太极传》、《太极外传》、《易玄星纪谱》、《易规》、《中庸传》、《因说》、《易归》、《尧典星日岁考》、《洪范小传》、《诗序论》、《易玄星纪图》等数十种，大多佚亡；今存者有《儒言》一卷、《晁氏客语》一卷，以及《景迂生集》二十卷，均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作为一位“博极群书，尤长于经术”（《四库全书·景迂生集提要》）的严谨学者，又出自文学世家，晁说之交游甚广、博闻广见自不待言；加之他与周敦颐（1017-1073）及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为同时代稍晚之人，又与当时一些僧人有所交集⑤如晁说之有《题黄龙山僧送善澄上人诗卷》，见《景迂生集》卷十八；有《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及《高邮月和尚塔铭》，见《景迂生集》卷二十。，故其所述“胡武平、周茂叔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其后武平传其学于家，茂叔则授二程”等史事应该不虚。更值得注意的是，晁说之最为推崇的理学（儒学）学者是程颢（明道）、张载（1020-1077）和程颐（伊川）等人，如他在《答朱仲髦先辈书》中云：“……吾明道、横渠、伊川三先生也为能得中。之所以为中者也，嗟夫学之难也。伊川已自畔乎？二先生之说矣，他人何望哉！”在《答袁季皋先辈书》中云：“……于是讲明道、横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⑥并见《景迂生集》卷十五。又在论述“诚”、“性”等“天命”、“天道”的《中庸传》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先生），其中便有“明道先生”、“二程先生”、“横渠先生”⑦见《景迂生集》卷十二。，但却没有周敦颐，可见周敦颐的思想价值当时尚未被学界所认识并推许。晁说之更是一位精研易学与太极图（传）的学者，曾撰有《太极传后序》⑧见《景迂生集》卷十七。，如果当时学界已经认识到周敦颐的《通书》及《太极图说》的价值，他不可能不稍微涉及。由此可见，晁说之是将周敦颐当做一般的著名文士而非理学宗师对待的，故没有必要特意地予以褒贬。这也能佐证其关于周敦颐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史事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称“《程氏易》十卷”，即程颐所撰之注解《周易》的著作，又称《周易程氏传》、《程氏易传》、《伊川易传》等。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兼目录学家马端临（1254-1323）撰《文献通考》亦著录此书，作《伊川易传》十卷，在引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上述文字后，马端临云：“按伊川之学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论也。而鼌（晁）、朱之说以为濂溪所师本于希夷及一僧，则固老、释之宗旨矣。此论未之前闻。”⑨宋·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经籍考三·经·易·伊川易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马端临并未否定晁公武引述晁说之（景迂）的说法，只是称没有听见过这一说法。

（二）

南宋著名文士刘克庄《先儒》诗云：“先儒绪业有师承，非谓闻风便服膺。康节易传于隐者，濂溪学得自高僧。众宗虚誉相贤圣，独守遗编当友朋。门掩荒村人扫迹，空钞小字对孤灯。”⑩宋·刘克庄撰：《后村集》卷二“南岳第一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他以父荫入仕，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补将仕郎，初为靖安县主薄。复以以宣教郎知建阳县。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淳祐六年（1246），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理宗景定三年（1262），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景定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次年去世，享年83岁。谥文定。刘克庄为南宋著名诗人、词人、诗论家，文坛领袖，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在江湖诗人中他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最大，号称一代文宗。其挚友林希逸《宋龙图阁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侍读尚书后村刘公状》谓其：“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虽前乎耆老后乎秀杰之士，亦莫不退逊而推先。”[11]宋·林希逸撰：《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二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对其推崇备至。刘克庄出生于理学世家，其家族学者世称“广平府知府莆田刘氏家世学派”，为著名理学家刘夙（字宾之）之孙；又曾经受业于南宋著名文士兼理学家真德秀。清代文士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云：“彭从吾先生曰：莆壤土褊小，至宋始成郡，而文献特盛。忠惠蔡襄、文节林光朝、正献陈俊卿三五公为之冠冕。最后后村刘先生起而继之，文章流布，事业兼备，论者谓三五公而下一人而已。……后村先生资禀既异，濡染亦深，壮而益学，以至于成。加以寿数之高，位遇之显，遂以文事绍先，闻于天下。当世大儒真文忠公辟帅参，且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荐于朝。晚乃荐历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年八十三而没。”[12]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九“广平府知府莆田刘氏家世学派·文定刘后村先生克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刘克庄又与佛教高僧交往密切，自称“后村居士”，其文集亦名《后村居士集》。有赋《达摩》诗云：“直以心为佛，西来说最高。始知周孔外，别自有英豪。”[13]宋·刘克庄撰：《后村集》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可见他虽然身为理学家，但并无门户之见。刘克庄著述甚丰，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二百卷。又对文坛掌故极为熟悉，所撰《后村诗话》十四卷，论诗时多涉史事及作者生平，为后世诗坛所推崇。刘克庄身兼理学家与佛教居士，深谙文坛及禅林掌故，所述“濂溪学得自高僧”之事，当言之有据。

（三）

南宋文士张端义（？-1179）撰《贵耳集》卷下有云：“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卲雍。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惇颐，惇颐传二程。濓溪得道于异僧寿涯，晦庵亦未然其事，以异端疑之。”[14]宋·张端义撰：《贵耳集》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张端义的传记未见诸史籍，除了在一些南宋文士的文集中偶见涉及张端义事迹、行止、著述的文字外，其最为详细的生平事迹见诸于他在《贵耳集》卷上末所附的自序。据该自序称，他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姑苏（今苏州）。祖父云庄公登辛未赵榜，父亲咏斋为淮南漕。他生于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1179）。“少苦读书，肄举子业，勇于弓马。尝拜平斋项先生于荆南。如慈湖，说斋、鹤山、菊坡、习庵，皆从之游。爱作诗赋小词。”宋理宗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他前后应诏上皇帝三书，因而得罪，被贬韶州安置。《贵耳集》为三卷，分别撰成于不同时间。卷一的成书之年为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1241），他时年63岁。此年其著述已经有“上皇帝三书、诗五百首、词二百首、杂著三百篇，曰《荃翁集》”。南宋文士李昴英于淳祐三年（1243）重九日为其撰有《题节推张端义荃翁集》[15]宋·李昴英撰：《文溪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贵耳集》卷中成书于淳祐四年（1244），卷下成书于淳祐八年（1248）。据此可知，张端义至迟在淳祐八年尚健在于世。

《四库全书提要》称《贵耳集》：“观其下卷，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上述关于“濓溪得道于异僧寿涯”的记载，便是出自于该书的下卷。张端义称“晦庵（朱熹）亦未然其事，以异端疑之”，表明朱熹知道有这种说法，但以其为“异端”之说而表示怀疑，但并无证据能够证伪。而张端义在周敦颐已经被推崇为“本朝大儒”[16]《贵耳集》卷上云：“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濓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庙旧名改；后名惇颐，又以光宗御名改。”的情况下仍然记载此说，也表明他是相信实有其事的。值得注意的是，张端义记载是史事是，太极图的传承授受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卲雍。……（穆）修以太极图传惇颐，惇颐传二程”；而“濓溪得道于异僧寿涯”。他显然是将周敦颐的太极图授受与“得道”两事加以区分。换言之，太极图的授受与周敦颐的“得道”并非一回事。这也与前述晁说之“胡武平、周茂叔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及刘克庄“濂溪学得自高僧”的说法可以契合。

（四）

元明之际的文士王祎撰《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云：

八月，余自京还。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扬澜至都昌县。……十日，发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庐山下，访汤泉。……宋元丰间，真净文禅师住归宗，时濂溪周先生自南康归老九江上，黄太史以书劝先生与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数数至归宗，因结青松社，若以踵白莲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鸾溪’，以拟虎溪。其事为释氏所传，世皆谓先生实传圣贤千载不传之统，岂其有取于佛氏之徒而愿从之游？甚者又谓濂溪之学受于寿岩佛者，此又厚诬吾先哲者也。余以为不然。大贤君子于其道既有得矣，其于形迹未尝以为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风霁月，初无凝滞，固奚必深辩之耶？及淳熙中，应庵华禅师继主归宗，朱夫子时为郡，亦尝与之游。华公盖临济正传，于大慧为适孙，归宗虽非巨刹，以屡为名僧所居，号天下归宗。今寺亦废，故基为树所蒙蔽，不可入。余徘徊鸾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复行数里，宿开先寺。明日乃还。[17]明·王祎撰：《王忠文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王祎，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元明之际著名学者。少时从学于同乡之著名学者柳贯[18]柳贯（1270-1342），字道传，婺州浦江人。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博学多通，为文沉郁春容，工于书法，精于鉴赏古物和书画，经史、百氏、数术、方技、释道之书无不贯通。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与元代散文家虞集、揭傒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黄溍[19]黄溍（1277-1357），字文晋，又字晋卿，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仁宗延祐间进士，任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丞，累擢侍讲学士、知制诰等职。生平好学，博览群书，议论精要，其文布置谨严，援据切洽，在朝中挺然自立，不附于权贵。时人称其为清风高节，如冰壶三尺，纤尘不污。等，遂以文章名世。因睹元政衰敝，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遂隐青岩山著书，声名日盛。朱元璋取婺州，召见，用为中书省掾史。朱元璋征江西，王祎献颂，受到朱元璋赏识，历官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等。朱元璋拟将即位，召其议礼，坐事忤旨，出为漳州府通判。洪武二年（1369）修元史，王祎与宋濓同为总裁。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洪武五年（1372），赴云南召谕元梁王，被杀。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改忠文。著有《造邦勋贤录》及《王忠文公集》等。

此游记为王祎任南康府同知期间所撰。他同时还撰写了许多有关庐山的记文，对相关的历史进行了考述和记载。文中所述“真净文禅师”，即北宋著名高僧真净克文。

真净克文（1025-1102）为南岳系下第十三世（临济九世，黄龙二世）僧人，禅宗黄龙派宗师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与下文所述照觉常总（东林常总）、祖心宝觉（晦堂心）等为法兄弟，也是北宋时期禅林的一代宗师。据《禅林僧宝传》[20]宋·惠洪撰：《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三“泐潭真净文禅师”，《卍新续藏》第79册，第537页。记载，真净克文是陕府阌乡（阌乡县，故址在今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阌西村）人。俗姓郑。家族世多名卿。25岁时剃度出家。时因禅宗兴起于南方江（西）湖（南）等地，遂南游于各处丛林，如禅宗沩仰宗的祖庭湖南宁乡大沩山密印寺、禅宗黄龙派祖庭江西黄蘗山积翠庵等地参访，从而成为黄龙慧南的法嗣。熙宁五年（1072）至江西高安，先后出任洞山、圣寿两寺的住持12年。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卸任后游江浙至金陵。时王安石居定林，倒屣出迎，对其极为赞赏，并舍自己的住宅为寺院，请真净克文担任开山第一祖；又将其道行修为上奏朝廷，宋神宗赐号“真净”。王安石也成为其法嗣。后因其厌烦喧阓，回到江西高安，结庵于九峰之下，名庵为“投老”（垂老、临老之意）。六年后出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二年后，应著名官吏、文士兼居士张商英的礼请出任江西泐潭寺的住持。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退居泐潭寺之云庵，人称“云庵老人”或“云庵和尚”。同年十月十六日圆寂，享年78岁，僧腊52年。其嗣法弟子有33人，其中有许多成为一代名僧。当时的许多著名文士如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均与真净克文有着密切的交往。

关于真净克文禅师与周敦颐交往的因缘事迹，还有一些文献予以记载。如清代著名文士查慎行（1650-1727）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游庐山，有《经周濓溪先生废祠》诗，其中有句云：“尼山大圣人，重去父母邦。人情非得已，孰肯违故常。先生少而孤，依舅居丹阳。母殁即葬此，后乃官南康。官贫久不归，葬柩于九江。仁心重庐墓，卜筑匡山傍。托名寓濓溪，中岂忘故乡。同时往还辈，无若苏与黄。犹不谅此意，作诗徒夸扬。我来千载后，拜公谒祠堂。荒畦被秋禾，四野烟茫茫。……”并有《鸾溪》云：“二老风流路未迷，青松名与白莲齐。若将山水平情较，似觉鸾溪胜虎溪。”注云：“元丰中，周濓溪先生与真净文禅师于此结青松社，人以之比虎溪云。”[21]清·查慎行撰：《敬业堂诗集》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此外，清雍正《江西通志》亦载：“鸾溪在紫霄峰下，宋周元公敦颐数至归宗寺，与真净文禅师结青松社，因名寺左之溪曰鸾溪，以拟东林虎溪。”[22]清·谢旻等纂修：《（雍正）江西通志》卷十二“山川六·南康府·庐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这里关于周敦颐与真净克文交往的记载，所述之于庐山归宗寺“结青松社，若以踵白莲社”的事迹，与两宋之际僧人晓莹《云卧纪谭》记载之周敦颐与佛印了元禅师交往的事迹相同。此处“故结青松社，若以踵白莲社”事迹的当事人不同，可能为误置，当以《云卧纪谭》的记载为准（详见后文考述）。但是，王祎所述“时濂溪周先生自南康归老九江上，黄太史以书劝先生与之游甚力”，而黄庭坚（黄太史）又与周敦颐有着交往情谊并对其推崇备至，故黄庭坚以书信劝周敦颐与真净克文交游之事亦或有之。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祎认为，虽然“其事为释氏所传，世皆谓先生实传圣贤千载不传之统，岂其有取于佛氏之徒而愿从之游？甚者又谓濂溪之学受于寿岩佛者，此又厚诬吾先哲者也”，但他却“以为不然。大贤君子于其道既有得矣，其于形迹未尝以为累也。况先生之高致如光风霁月，初无凝滞，固奚必深辩之耶？”并举“及淳熙中，应庵华禅师继主归宗，朱夫子（朱熹）时为郡，亦尝与之游”为证，当为平实之论。因为，理学门庭至南宋朱熹之后、尤其是明代才稳固，在北宋时期，儒家士大夫的胸襟较为宽广，他们可以不同意佛教的宗旨，但却并非狭隘到连与僧人交往都不愿意的程度；比照一句现代话语来换言之，当时的儒士是：“我们可以不同意佛教的教义，但却尊重僧人的信仰追求。”况且，唐代至南宋以前的禅宗僧人，尤其是本文提及之与周敦颐有所交往的北宋高僧，大多有着由儒入佛的经历，有着深厚的儒家经学根底，文化素质之高，远非明清以降僧人可比，故儒家士大夫与禅师们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以及对终极真理追求的共同心愿，故“相与问道”、“相与讲道”、“相互切磋”，实为一种社会常态。而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眼光短浅、心胸狭隘之腐儒，恰恰出自于南宋晚期至明清时期。例如，晚明儒士黄云师在《濓溪书院记事》文中就毫无证据地称周敦颐与佛教禅僧的交往为“此妄说也”，乃对“元公大贤”之亵渎[23]明·黄云师撰《濓溪书院记事》云：“书院奉周元公，而二程先生侍坐。其像设甚古，见者肃然生敬。因居戎府左，丁亥之秋有欲毁像以广其宫者，问左右曰：周濓溪何人？曰：古大贤也。曰：彼不过能作几句诗对耳，今何能为？将鸠工撤像。是夕，见三冕而朱服者坐寝堂，严毅不可偪视。自是畏其神，不敢议毁。世传真净禅师住归宗，元公往与之游，因结青松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鸾溪。此妄说也。元公与真净往还，或偶寄迹，必以松，可步莲鸾，名配虎递，因摹效此。即真净不为而谓元公为之乎？且元公门庭高峻，王介甫闻风归响，尚三谒而三辞之，冀折其少年果鋭之气，而谓其学远公、渊明于形骸之外，则又过矣！予因书院事及之，使后人知元公大贤不可或亵，而书院之日就芜没为可惜耳。”载清·谢旻等纂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艺文·记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不能不令人惊讶！

二 宋明佛教典籍对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的记述

在宋明佛教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的记述。现择要分述如下。

（一）

两宋之际的僧人晓莹所撰《云卧纪谭》云：“舂陵有水曰濂，周公茂叔先世所居，既乐庐山之幽胜而筑室，则以‘濂’名其溪，盖识不忘本矣。于时佛印禅师元公寓鸾溪之上，相与讲道，为方外友，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嫓白莲故事。嘉祐中。公通守灨上，寻有谮公于部，使者临之甚威，公处之超然。佛印闻而述庐山移文寄之曰：‘仕路风波尽可惊，唯君心地坦然平。未谈世利眉先皱，才顾云山眼便明。湖宅近分堤柳色，田斋新占石溪声。青松已约为禅社，莫遣归时白发生。’公未归，间复趣之曰：‘常思湖口绸缪别，又忆匡庐烂漫游。两地山川频在目，十年风月澹经秋。仙家丹药谁能致，佛国乾坤自可休。况有天池莲社约，何时携手话峰头。’公虽为穷理之学，而推佛印为社主，苟道之不同，岂能相与为谋耶。”[24]宋·晓莹录：《云卧纪谭》卷上，《卍新续藏》第86册，第661页。

晓莹禅师为南宋初年僧人，字仲温，法号晓莹。俗家姓氏不详。为著名高僧大慧宗杲禅师的法嗣。明代僧人如惺撰《大明高僧传》记载：“释晓莹，字仲温，未详氏族。历参丛席，顿明大事，四众推重。晚归罗湖之上，杜门却扫，不与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见闻诸方尊宿提唱之语，及友朋谈说议论宗教之言，或得于残碑蠧简有关典谟之说，皆会萃成编，曰《罗湖野录》。其所载者，皆命世宗匠、贤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机锋之劲捷、酬酢之雄伟、气格之弘旷，可以辅宗乘、训后学、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阅者不忍释手云。”[25]明·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卷第八“习禅篇第三之四·江西罗湖沙门释晓莹传十二”，《大正藏》第50册，第933页。明代僧人文琇集《增集续传灯录》记载：“感山云卧晓莹禅师，生缘洪州，学博而赡，善为文章。久亲妙喜，所得叵量。……师有《云卧纪谭》、《萝湖野录》二书行世。”[26]明·文琇集：《增集续传灯录》卷第六“五灯会元补遗·大鉴下第十七世·径山大慧杲禅师法嗣·感山云卧晓莹禅师”，《卍新续藏》第83册，第351页。

《云卧纪谭》凡二卷，又称《感山云卧纪谭》，系绍兴年间（1131-1162），晓莹于丰城曲江感山之云卧庵闲居时，随笔记录诸方尊宿之遗言逸迹、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凡可资修行警策、学人龟鉴者悉皆收录。卷末并附云卧庵主书，记述其师大慧宗杲与学人之机缘问答。据元代僧人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记载，《云卧纪谭》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27]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记载：“乙亥（绍兴二十五年，1155），《云卧纪谈》、《罗湖野录》成。十月，感山沙门晓莹撰。字仲温，法嗣大惠杲禅师。”《大正藏》第49册，第685页。。此时朱熹（1130-1200）还只有25岁，声名尚未彰显；周敦颐的理学宗师地位亦尚未确立，故晓莹将其与一般的士大夫看待，称其为“周公茂叔”。这篇文字，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历历俱在，述事平实质朴，清晰明晓，毫无穿凿伪造敷衍成文的痕迹可言；因为，在晓莹的笔下，在佛印了元以及其他僧人交往的士大夫中，比当时之周敦颐的地位、声誉、影响更大的文士不知凡几，根本就不需要攀援上周敦颐来装点佛教的门面。

佛印了元禅师（1032-1098）为青原系下十一世僧人，庐山开先寺善暹禅师的法嗣。据《禅林僧宝传》[28]宋·惠洪撰：《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九“云居佛印元禅师”，《卍新续藏》第79册，第550页。记载，禅师名了元，字觉老，饶州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人。俗家姓林。家世业儒，他也从小习儒业，幼读《论语》及诸家诗，既长从师授五经，略通大义。后读《首楞严经》于竹林寺，浸润其中而捐弃旧学，萌生出家度生死之念。礼宝积寺僧人日用出家。试《法华经》后受具足戒。游庐山参谒开先善暹禅师，进而成为其法嗣，时年19岁。后又参谒庐山圆通寺祖印居讷禅师，受到器许。皇祐二年（1050），时任圆通寺首座的大觉怀琏禅师应诏出任京师十方净因禅院的住持，居讷禅师便命佛印了元继任首座。后居讷禅师又推荐他出任江州承天寺（庐山承天归宗寺）的住持，时年28岁，时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庐山之开先、归宗，丹阳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云居，凡四十年之间，德化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在住持庐山归宗寺期间，与苏轼结识，后过从密切，“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此外，当时出任江西地方的著名官吏文士，如张方平[29]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北宋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景祐元年（1034），中茂才异等科，任昆山县（今属江苏）知县。又中贤良方正科，迁睦州（今浙江建德东）通判。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滁州（今属安徽）、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杭州（今属浙江）、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长官。神宗朝，官拜参知政事（宰相）。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卒。赠司空，谥文定。有《乐全集》四十卷。、王韶[30]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文士兼军事家。嘉祐二年（1057）进士。初任新安主簿，后为建昌军司理参军。熙宁元年（1068），上《平戎策》三篇，详论取西夏之略。由此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从此以一文人出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后受命修筑古渭城，组建通远军，并主持军事，战争中屡有胜绩。遂进驻武胜，组建镇洮军。后迁任右正言、集贤殿修撰。旋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历任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熙宁七年（1074），奉命回京入朝，加封资政殿学士，赐府第崇仁坊。因听说边防事紧，又日夜兼程赶至熙州以解危机。获胜后，将叛乱首领瞎征押送京城，拜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旋任枢密副使（国家最高军事副长官）。因故与王安石有隙，上书辞官，被贬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复降职知鄂州。元丰二年（1079），复知洪州，晋封太原郡开国侯。元丰四年（1081），王韶逝世。享年52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襄敏。等，均与其有所交往。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正月初四日，佛印了元圆寂，享年67岁，僧腊52年。《禅林僧宝传》赞云：“佛印种性从横，慧辨敏速，如新生驹不受控勒，盖其材足以御侮。观其临事，护法之心深矣。”

周敦颐于嘉祐六年（1061）从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县）判官任上迁国子博士、虔州（治所在今赣州）通判，在道经江州（治今九江市）时游庐山，因爱此山水之胜，遂筑书堂于山之麓以备作归隐之所。堂前有源自莲华峰的溪水，便以故乡濂溪之名称之，自此以“濂溪”为号。嘉祐八年（1063），宋英宗即位，周敦颐迁虞部员外郎，仍任虔州通判，著《爱莲说》以自况。翌年（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改任永州（治今湖南永州市）通判。晓莹所云“嘉祐中，公通守灨上”，即是指周敦颐于嘉祐六年迁任虔州通判后至嘉祐九年（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改任永州通判之前的期间；晓莹所云“于时佛印禅师元公寓鸾溪之上”，即指此时佛印了元当时正担任庐山承天归宗寺的住持。

宋代文士陈舜俞撰《庐山记》记载：“承天归宗禅院，晋咸康六年，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置以处梵僧那连耶舍尊者，一名达摩多罗，故有右军墨池。……土木之盛山南为冠。金轮峰、上霄峰正居其后，左右盘礴，面势平远。昔人卜其基曰：‘是山有翔鸾展翼之势。’院东之水故名‘鸾溪’。溪上有桥。溪西石渠流泉二百余丈，因水为硙，瀹圃栽蔬，规摹气象皆有可观者。”[31]宋·陈舜俞撰：《庐山记》卷第二“叙山南篇第三”，《大正藏》第51册，第1032页。当时的归宗寺与开先寺、栖贤寺和圆通寺并称庐山“四禅院”，僧人、游客往来日有千人，此即黄庭坚所云：“盖庐山开先、栖贤、归宗、圆通四禅院，饭游客常居饭僧之半。”[32]宋·黄庭坚撰：《南康军开先禅院修造记》，《山谷集》卷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云卧纪谭》的这段文字述说了如下史事：

1.周敦颐既乐庐山之幽胜而筑室，因故乡舂陵有水曰“濂”，故以“濂”名其溪，盖识不忘本。

2.周敦颐与佛印了元之间所建立的是“相与讲道，为方外友”的平等关系。何谓“相与讲道”？指的是两人以方外之友的关系相互尊重、相互讲道、相互受益，而非单方面的受教。这种关系，既保持了周敦颐始终作为儒者的身份，而不是像苏轼、黄庭坚、張商英等人一样成为了佛教居士；同样，作为由儒入释（家世业儒，从小习儒业）的佛印了元也当有所受益。“追嫓白莲故事”指的是，被后世推崇为华夏净土宗初祖的东晋僧人慧远法师于庐山的东林寺，与慧永、慧持和刘遗民、雷次宗等结社，精修念佛三昧，誓愿往生西方净土，又掘池植白莲，称“白莲社”。周敦颐也欲追嫓此盛事，故与佛印了元等共结由僧、俗二众所组成的“青松社”，并命佛印了元担任社主。值得注意的是，晓莹在此使用了“命”的语词，表明周敦颐是以年长于佛印了元的地方官及文士的身份与其交往的；如果周敦颐是一位佛教居士，即佛教信徒，哪怕是面对比其年少的僧人，也只能用“延请”而非“命令”的姿态。由此可见，作为僧人的晓莹，措辞严谨、真实可信。

3.周敦颐在任虔州通判期间，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由于虔州民间失火焚毁千余家，当时周敦颐正“季点外县”，没有在虔州，朝廷派人来虔州追问责任，周敦颐没有自我分辨，此即《云卧纪谭》所说的“公通守灨上，寻有谮公于部，使者临之甚威，公处之超然”。周敦颐由此被对移至更为偏僻的湖南永州担任通判。佛印了元闻知此事，写信赋诗来宽慰周敦颐。周敦颐后来回复诗一首，诗文俱在前述，不赘言。

4.晓莹最后指出：“公虽为穷理之学，而推佛印为社主，苟道之不同，岂能相与为谋耶。”意思是，周敦颐虽然服膺的是穷理尽性之学，但却推荐作为佛教僧人的佛印了元担任青松社的社主，他们两人如果是道之不同，怎么能够相与为谋而结具有佛教性质的社会呢？这里所谓相同之“道”，当然只能是追求生命真谛、世界终极真理的天命之道，当然也是属于“穷理尽性之学”。

那么，周敦颐与佛印了元的“相与讲道”究竟讲了一些什么呢？元代僧人熙仲撰集之《历朝释氏资鉴》对此有所记载：

濂溪周元公惇茂叔，先世所居舂陵有水曰“濂”。公既乐庐山之幽胜，而筑室以“濂”名溪，盖不忘本矣。时佛印寓居鸾溪之上，公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得谓无心是道？”师云：“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必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心醉。一日忽见窗前草生意勃然，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师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会豁幽潜。草深窗外松当道，尽日令人看不厌。”师和云：“大道体宽无不在，何拘动植与飞潜。行观坐看了无碍，色见声求心自厌。”由是命师作青松社主，追嫓白莲故事。

嘉祐中，周元公通守灨上，寻有谮公于部，使者临之甚威，公处之超然，寄师偈云：“天开斯道在文明，富贵何如守贱贫。岂有庐山许高绝，不能容得一闲身。”师酬云：“泉石能寻旧日盟，胸藏万卷未为贫。世途侧掌难容足，道德天宽可立身。”师乃述庐山移文寄公曰：“仕路风波尽可惊，唯君心地坦然平。未谈世利眉先皱，才顾云山眼便明。湖宅近分堤柳色，斋田新占石溪声。青松已约为禅社，莫遗归时白发生。”公未归，复趣之曰：“常思湖口绸缪别，又忆匡庐烂漫游。两地山川频在目，十年风月澹经秋。仙家丹药谁能致，佛国乾坤自可休。况是天池莲社约，何时携手话峰头。（《纪谭》）”

公尝谓：“佛氏一部《法华经》，抵是儒家《周易》一个艮卦可了。”噫！《易》以艮为六十四卦之旨。艮，连山也，为止义。若以经偈止止不须说而比之夫，是之谓持蟸酌海矣。然公虽穷理尽性之学，而推佛印为社主，苟道之不同，岂能相与为谋耶？[33]元·熙仲集：《历朝释氏资鉴》卷第十，《卍新续藏》第76册，第235页。

《云卧纪谭》及《历朝释氏资鉴》所记载周敦颐的几首诗偈，未被周敦颐文集的编辑者收入，对于还原一位完整真实之周敦颐的思想行为，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尤其是周敦颐举《中庸》的语句问佛印了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佛印以“满目青山一任看”作答，其意为触目所见，处处是道。周敦颐无疑当受到启悟。故一日见窗前草生，自语“与自家意思一般”。其诗偈“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会豁幽潜。草深窗外松当道，尽日令人看不厌”，蕴含着禅宗之迷悟不二、心境融通的思想，更展现了周敦颐思想的升华。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相与讲道”的结果是双方都有所受益。而“常思湖口绸缪别，又忆匡庐烂漫游”、“况是天池莲社约，何时携手话峰头”等诗句，表明周敦颐与佛印了元的交往情缘之深。

（二）

明代初年僧人心泰编《佛法金汤编》中有周敦颐列小传，称：“惇颐，字茂叔，号濂溪，舂陵人。熙宁中除提刑，谥元公。……公传太极图于穆修，修传于种放，放传于陈抟，此其学之一师也。盖抟师麻衣，今正易心法是抟注。麻衣、涯公之传，东林总公广之也。总公门人弘益有书曰《纪闻》，云：‘性理之学实起于东林涯、总二师。总以授周子。’故刘后村诗云：‘濂溪学得自高僧。’后虞伯生亦曰：‘宋儒惟濂溪、康节二公于佛书早有所得。’（公《行状》并《性学指要》）公《题留衣亭》曰：‘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氏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34]明·心泰编：《佛法金汤编》卷第十二，《卍新续藏》第87册，第423页。

《佛法金汤编》编撰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撰者心泰为元明之际的僧人，幼习儒业，后出家为僧。曾经在天台宗的祖庭台州国清寺掌笺翰。“其学赡而识达，气充而守约。其发为文章雄浑渊雅，惟务以弘宗树教为本，不以夸多斗靡为奇。”[35]见明代僧人清浚于洪武二十四年所撰《佛法金汤编叙》，明·心泰编：《佛法金汤编》卷首，《卍新续藏》第87册，第370页。在这里，心泰根据所见文献，提出了周敦颐“性理之学”几个新的来源，即除了竹林寺僧人寿涯外，还有庐山东林寺的常总禅师，并明确指出“总以授周子”；并且引述了上文已经论及之宋代文士刘克庄（后村）的诗句，以及元代文士虞集（1272-1348）[36]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元代著名学者、诗人。少受家学，尝从吴澄游。成宗大德初，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助教、博士。仁宗时，迁集贤修撰，除翰林待制。文宗即位，累除奎章阁侍书学士。领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虞集素负文名，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人称“元诗四家”。所述“宋儒惟濂溪、康节二公于佛书早有所得”以作旁证；又引述周敦颐《题留衣亭》[37]此诗收录于明·周沈珂编《周元公集》卷二，作《题太（大）颠壁》。诗以证明其并非排佛之人。

《佛法金汤编》所称之“东林总公”，为北宋著名的高僧照觉常总禅师（1025-1091）。照觉常总为南岳系下第十三世（临济九世，黄龙二世）僧人，黄龙惠南禅师的法嗣，《建中靖国续灯录》有其简略传记及许多机缘语录[38]宋·惟白集：《建中靖国续灯录》卷第十二“南岳怀让禅师十三世·洪州黄龙山慧南禅师法嗣·江州东林兴龙禅寺照觉禅师”，《卍新续藏》第78册，第713页。，而以《禅林僧宝传》[39]宋·惠洪撰：《禅林僧宝传》卷第二十四“东林照觉总禅师”，《卍新续藏》第79册。第539页。所载其生平事迹及出任东林寺住持的经过最为详细。据这些文献记载，可以得知，照觉常总是北宋时期禅林的一代宗师，也是庐山东林寺改律寺为禅寺后的第一位住持，曾经担任该寺住持有12年之久。数年之间，他将东林寺扩建成“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堕，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众盈七百（人）”，使其成为继归宗寺之后庐山一所庞大的禅林。自此，庐山东林寺成为宋代禅宗的一处著名道场，禅师游方必到之处，以致名僧辈出，不胜枚举。当时许多著名的官吏和文士，如王韶、黄裳、苏轼、张商英等，无不对其推崇备至；僧界则誉其为“马祖再来”的高僧。元丰三年（1080），赐号“广惠”。元祐三年（1088），赐号“照觉禅师”。苏轼曾撰《东林第一代广惠禅师真赞》，其中有句云：“堂堂总公，僧中之龙。呼吸为云，噫欠为风。且置是事，聊观其一。戏！盖将拊掌谈笑不起于坐，而使庐山之下化为梵释龙天之宫。”[40]宋·苏轼撰：《东坡全集》卷九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三）

明人朱时恩撰《佛祖纲目》记载：“胡长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独行，留心内典。尝著《大同论》曰：‘孟子没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传出于北固寿涯禅师。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后，得张钦夫讲究此道，方觉脱然。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学不知禅，禅不知学，互相排击，都不曾札著病处，真可笑也！’”[41]明·朱时恩撰：《佛祖纲目》卷第四十，《卍新续藏》第85册，第788页。

朱时恩自称：“是书草创于万历三十八年之庚戌，卒业于崇祯四年之辛未。呕心枯须者历二十有一年，遂成《佛祖纲目》四十一卷。”“我述此书，不为名闻。事理俱备，权实双行。”[42]明·朱时恩撰：《佛祖纲目》卷首“佛祖纲目·序”，《卍新续藏》第85册，第555页。据此可知，该书为精心撰著之作。朱时恩明确注称，关于周敦颐受学于北固（竹林寺）寿涯禅师的说法，是出自元代儒士胡长孺所撰之《大同论》。

胡长孺（一作艮儒，1249-1323），为宋元之际的儒士，字汲仲，号石塘，婺州永康人。宋度宗咸淳中（1265-1274），从外舅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名。授迪功郎，监重庆府酒务，拜福宁州悴。宋亡，退栖永康山中。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下诏求贤，有司强之，拜集贤修撰，因与宰相议不合，改扬州教授。至大元年（1308），转台州路宁海县主簿。延祐元年（1314），转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以病辞官后，不复仕，隐杭州虎林山以终。门人私谧“纯节先生”。《元史》及明代文士冯从吾撰《元儒考略》[43]明·冯从吾撰：《元儒考略》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均有传。《元史》本传称：“长孺初师青田余学古，学古师王梦松。梦松亦青田人，传龙泉叶味道之学，味道则朱熹弟子也。渊源既正，长孺益行四方，访求其旨趣。始信涵养用敬为最切，默存静观，超然自得，故其为人光明宏伟，专务明本心之学，慨然以孟子自许，唯恐斯道之失其传，诱引不倦，一时学者慕之，有如饥渴之于食饮。方岳大臣与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绎经义，环听者数百人。……所著书有《瓦缶编》、《南昌集》、《宁海漫抄》、《颜乐斋稿》行于世。其从兄之纲、之纯皆以经术文学名之……人称之为‘三胡’云。”[44]明·宋濂等修：《元史》卷一百九十“列传第七十七儒学二·胡长孺”。据此可知，身为朱熹再传弟子的正宗儒士，胡长孺所述不会信口开河、空穴来风，当有所据。

（四）

明人朱时恩撰《居士分灯录》“周敦颐传”云：

周敦颐，字茂叔，舂陵人。初见晦堂心，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为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自然有个契合处。”又扣东林总禅师，总曰：“吾佛谓：实际理地即真实，无妄诚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资此实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此实理。天地圣人之道至诚而已，必要著一路实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语上会。”又尝与总论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于理事交彻，冷然独会，遂著《太极图说》，语语出自东林口诀。[45]明·朱时恩辑：《居士分灯录》卷下“周敦颐（佛印了元禅师法嗣）”，《卍新续藏》第86册，第600页。

在这里，朱时恩对《佛法金汤编》所述周敦颐与东林照觉常总禅师相与问道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并且指出，周敦颐还曾经向晦堂心禅师叩问“教外别传之旨”。

晦堂心即祖心宝觉禅师（1025-1100），为南岳系下第十三世（临济第九世，黄龙二世）僧人，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与照觉常总、真净克文为法兄弟。俗姓邬，名祖心，晚年号晦堂。南雄州始兴（今广东省始兴县）人。少年习儒。19岁时（1043）患目疾失明，父母许以出家，辄复见物，往依广东肇庆新兴县龙山寺僧人惠全。次年（1044）试经业，得奏名剃发。继住受业院，因不奉戒律，且逢横逆，于是游历丛林，到南岳云峰寺参谒大愚守芝禅师的法嗣云峰文悦禅师，依止三年，未能契合，在文悦禅师的指点下，往江西黄蘗山参谒慧南禅师。在慧南禅师座下又依止四年，仍未契悟，又回到南岳云峰寺依止文悦禅师。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文悦禅师圆寂，宝觉禅师离开南岳前往湖南浏阳石霜寺住锡。一次，读《景德传灯录》至多福禅师关于丛竹的公案[46]该公案见宋·道原纂《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一“赵州东院从谂禅师法嗣·杭州多福和尚”记载：“杭州多福和尚。僧问：‘如何是多福一丛竹？’师曰：‘一茎两茎斜。’曰：‘学人不会。’师曰：‘三茎四茎曲。’”《大正藏》第51册，第287页。，顿觉在依止文悦禅师与慧南禅师时的一些禅悟，便又到黄蘗山依止慧南禅师，由此成为慧南禅师的入室弟子。后往南昌翠岩广化禅院（寺）参谒慧南禅师的法兄弟可真禅师，受到可真禅师的赏识，依止二年。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可真禅师圆寂，宝觉禅师又回到黄蘗山，慧南禅师命其分座接纳学僧。治平三年（1066），慧南禅师出任黄龙寺住持，宝觉禅师便往泐潭宝峰寺拜谒晓月禅师，并住锡于此。此时他已经有声于丛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慧南禅师圆寂，宝觉禅师继任黄龙寺住持12年。他因不乐从事于寺务，五次要求辞去住持之职，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卸任，退院闲居于黄龙山晦堂，便以“晦堂”为号。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十六日中夜圆寂，世寿76岁，僧腊55年。赐号“宝觉”。葬于黄龙山慧南禅师墓塔之东，号“双塔”。宋代著名文士黄庭坚为其撰写了塔铭[47]宋·黄庭坚撰：《黄龙心禅师塔铭》，《山谷集》卷二十四。。其侍者子和录、弟子中介重编有《黄龙晦堂心和尚语录》（《黄龙四家录》第二《宝觉祖心禅师语录》）传世[48]宋·子和录、中介重编：《黄龙晦堂心和尚语录》（《黄龙四家录》第二《宝觉祖心禅师语录》），《卍新续藏》第69册。。记载宝觉禅师生平事迹最为详细的是《禅林僧宝传》，对其评价称：“黄龙南公道貌德威，极难亲附，虽老于丛林者见之汗下。公之造前，意甚闲暇，终日语笑，师资相忘。四十年间，士大夫闻其风而开发者众矣。惟其善巧无方，普慈不间。人未之见，或慢谤，承颜接辞，无不服膺。公既腊高，益移庵深入，栈绝学者。”据《嘉泰普灯录》记载，宋代著名居士黄庭坚、吴中立等人为其法嗣[49]宋·正受编：《嘉泰普灯录》总目录卷上“六之卷·南岳第十三世（临济九世，黄龙二世）·黄龙宝觉晦堂祖心禅师法嗣”，《卍新续藏》第79册。。

周敦颐问祖心宝觉禅师的所谓“教外别传之旨”，即禅宗的宗旨。禅宗不施设文字，不安立言句，直传佛祖心印，称为“教外别传”，意思是在释迦牟尼言教以外的特别传授。

三 讨 论

综上所述可知，关于周敦颐与佛教僧人有所交往并“相与讲道”的最早记载，出自于他所生活活动时代的文士而非佛教徒。当时，周敦颐的著作及其思想价值尚未彰显于世，他更未被推崇为一代理学宗师。

众所周知，开创于先秦之孔、孟而后被推崇为修身治世之“圣学”的传统儒学，到唐宋时期已经走到了“巅峰”，按照老路已经无法继续走下去，更无法面对在深入地吸收华夏传统文化精粹而后已经“中国化”了的、具有更甚于儒学之对生命乃至世界终极本源进行追问考究的佛学的冲击，因此，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士大夫们竞相学佛，试图从中寻觅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此即当时著名文士張商英所云之“吾学佛然后能知儒”（参见下文讨论）。作为生活在学术风气较为宽松、“思想解放”之北宋时期[50]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1900-1995）曾经称北宋时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代道学宗师，周敦颐吸取当时社会上存在之包括佛学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以促进传统儒学的革命，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因此，当时的文士既不会因周敦颐与佛教僧人有所交往而觉得“玷污”了他；佛教僧人也不会要借用这位“未来的”理学“圣人”来“装点门面”。

最开始对周敦颐与佛教僧人在交往的碰撞中有所收获之事予以质疑的人，是将周敦颐推上理学宗师地位的朱熹（号晦庵）。明代僧人一元宗本在其所撰《归元直指集》中引述大量宋、元、明文献，综述了许多周敦颐与佛教禅师的交往事迹（虽然较之前文所述还有一些新的内容，但文字过长，此处从略），并以问答形式云：“曰：‘禅宗既有大道传授，吾儒晦庵何以排之？’曰：‘晦庵排佛者，心病也。’”[51]明·宗本集《归元直指集》卷下，《卍新续藏》第61册，第459页。明代鹿园居士万表则在于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所撰《归元直指·序》中云：“儒能体佛，可以为真儒。不见国相张商英曰：‘吾学佛然后能知儒。’亦此谓也。”[52]一元宗本禅师活动于明代中叶，万表《归元直指·序》云：“延庆一元本禅师，幼习儒，长从释，悟彻性宗，专修净土，诚乃稠人中之知识也。由是利他心切，集成此书。一日过我山居，特请为序。”载《归元直指集》卷首，《卍新续藏》第61册，第423页。

万表所云张商英“惟吾学佛，然后能知儒”之语，并非僧人杜撰，南宋僧人正受编《嘉泰普灯录》云：

庚子秋，延径山主僧宝印于选德殿。上曰：“三教圣人本同这个道理。”印奏曰：“譬如虚空，东、西、南、北初无二也。”上曰：“但圣人所立门户各别尔。孔子以中庸设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间！故《华严》亦不坏世间相而成出世间法。《法华》云：治世语言，资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上曰：“今之士夫，学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见夫子之道，不识夫子之心。唯释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开示众生，各令悟入。此为殊胜也。”印曰：“非独今之学者不见夫子之道，当时十哲如颜子，号为且体，尽其平生力量，只道得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竟捉摸未着。而夫子分明八字打开，与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观，夫子未尝回避诸弟子，而诸弟子自蹉过也。昔张商英丞相云：‘惟吾学佛，然后能知儒。’”上曰：“朕意亦谓如此。”[53]宋·正受编：《嘉泰普灯录》卷第二十二“孝宗皇帝”，《卍新续藏》第79册，第422页。

“庚子”年即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此事在当时的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如南宋僧人志磬撰《佛祖统纪》[54]宋·志磬撰：《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七“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大正藏》第49册，第429页。、昙秀撰《人天宝鉴》[55]宋·昙秀撰：《人天宝鉴》，《卍新续藏》第87册，第14页。等，并注明出自当时实录宋孝宗与身为皇家寺院径山寺住持之宝印禅师的“奏对录”，这些是要进入国家档案，谁也不敢胡乱生造，甚至连记录不准确也是不允许的，故可以排除为僧人所伪造。

张商英（1043-1121）与周敦颐为同时代而年龄稍少（比周小26岁）之北宋著名官吏、文士兼居士，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属四川）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历任通川县主簿、南川县知县、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权监察御史里行、监荆南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刑房、监江陵县税、开封府推官、提点河东刑狱、右正言、左司谏、知洪州、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工部侍郎、中书舍人、河北路都转运使、翰林学士、尚书右丞转左丞、资政殿学士、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宰相）等。政和元年（1111），出知河南府，寻落职知邓州，再谪汝州团练副使，衡州安置。宣和三年（1121）卒，享年79岁。赠少保。有文集一百卷（《宋史·艺文志》），已佚，《两宋名贤小集》辑有《友松阁遗稿》一卷。《宋史》卷三五一、《东都事略》卷一〇二有传。

作为一位由儒士转而学佛的士大夫，張商英可以说于儒学及佛学均有深厚的底蕴，不能将其视之为一位浅薄的佛教居士。正如他在其名著《护法论》中对儒、佛教义及其信徒的思想行为进行对比时所云：“儒者言性，而佛见性。儒者劳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贪著，而佛者解脱。儒者喧哗，而佛者纯静。儒者尚势，而佛者忘怀。儒者争权，而佛者随缘。儒者有为，而佛者无为。儒者分别，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恶，而佛者圆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轻。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乱，而佛者观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内。儒者该博，而佛者简易。儒者进求，而佛者休歇。”对比之后，張商英称：“不言儒者之无功也，亦静躁之不同矣。”[56]宋·张商英述：《护法论》，《大正藏》第52册，第638页。意即并非指儒家及其思想就没有功用，但两者却是有“静”与“躁”的差异。而周敦颐思想之特色以及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致虚极，守静笃”才能思考出来的。仔细体味，张商英所述当为平实之论。正是在儒、佛两者的对比之下，才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些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一般儒士所无法觉悟到的，故張商英之“惟吾学佛，然后能知儒”，以及前述万表在《归元直指·序》中所云“儒能体佛，可以为真儒”，可以提醒某些实际上既不“知儒”，又不愿“知佛”，但却武断地否定周敦颐与佛教有所交集借鉴之人所借鉴。

在周敦颐生活活动的北宋时期，士大夫中不止是张商英的思想行为由儒入佛，诸如苏轼（东坡居士）、黄庭坚（山谷居士）、张方平（乐全居士）、王安石（半山居士）等（还可以列举很多，从略）无不如此。尤其是后者，作为一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锐意改革的士大夫官吏，无疑与自幼就受到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理念的熏陶相关，他肯定是一位具有坚定儒家信仰的官吏，他同时更是一位著名之深谙儒家典籍的经学家。或者有人会说，这些士大夫大都是在仕途受到挫折、对人生前途心灰意冷的情况下迷信于佛教的。显然这是一种皮相之见，甚至是对佛教的完全无知。姑且不说張商英是在其仕途蒸蒸日上之际学佛的，实际上，佛教实质与精髓远远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些烧香拜佛、叩首祈求“佛祖保佑”、“菩萨保佑”等，这些其实是华夏本土传统鬼神崇拜的产物，佛教则反受其害而“背黑锅”。明清以降佛教的“堕落”，便是过度的世俗化，其中便与中国民间传统鬼神信仰对佛教的渗透有着极大的关系。佛教的真精神是教人觉悟，而这种觉悟的指向，就是人生乃至世界的终极真理和终极关怀。“释迦牟尼佛”称呼中之“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佛”则为“觉悟者”。其实，释迦牟尼（民间所谓“佛祖”）只会用自己的言行去启示人们在观察世界、体味人生的实践中追求真谛、获得觉悟，而不会去“保佑众生”；此即佛教所讲究的“自度度人”，就是要求人们（信徒）自己觉悟并促使他人觉悟，其中并无任何“迷信”。真正的佛教、尤其是禅宗，是不讲究偶像崇拜的，故“呵佛骂祖”乃至于“烧木佛”、“骑在佛像上”，是唐宋禅林僧人常见的行为。因为，佛教鼓励人们自己通过修证去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最高境界）解脱。这一对生命和宇宙终极真相的追求，不是“穷理尽性”又能是什么？而这一究竟觉悟和解脱，佛祖不会保佑你获得，因此祈求佛祖的保佑是无用的。不论这种追求究竟解脱是否真正能够“解脱”，也不论佛教的这种追求是否能够被证实（但无法证伪缺却是无疑的），这种力求发现生命和宇宙真相（真谛）乃至终极存在的思想资源，却是传统儒家思想观念所阙如的。

包括朱熹在内的宋明理学家，对周敦颐思想的来源均语焉不详，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其来源。例如，朱熹就多次反复称周敦颐的思想是得自“孔、孟不传之正统”或“孔、孟不传之绪”。他在《周子通书·后记》中所云：“《通书》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颐，字茂叔。自少即以学行有闻于世，而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独以河南两程夫子尝受学焉，而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则其渊源因可概见。然所以指夫仲尼、颜子之乐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57]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他在《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亦云：“惟念先生之学，实得孔、孟不传之绪，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58]宋·朱熹撰：《晦庵集》卷八十。何谓“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就是说，朱熹也不知道周敦颐思想的师事来源；何谓“得孔、孟不传之正统”、“不传之绪”？即指传世所见孔、孟的文字中都没有这种思想资源；哪怕是仅仅作为一种展现心性行为方式之“仲尼、颜子之乐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朱熹也“亦不可得而悉”。既然如此，则朱熹所谓“则其渊源因可概见”，不是他个人的揣测，又能是什么？既然朱熹等宋、明儒士不知道周敦颐思想的来源，又对别人所述之来源极力加以否定，则不免有“武断”和“霸道”之嫌。

正如前述宋孝宗在与宝印禅师的勘问时所说的：“今之士夫，学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见夫子之道，不识夫子之心。唯释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南宋以前的儒士追求心性诚静，多在概念或字面上下功夫；而佛教则主张通过自身对心源的实证体悟来获得答案。而宋明理学正是在部分汲取了佛教乃至道家（而非道教）的思想资源下形成的。

佛教、尤其是禅宗对儒家（儒士）的影响，并不止于思想，还有行为方式。这些，却往往被某些研究者所忽视。例如，儒家力图追崇“三代之礼乐”并以恪守“礼乐”而著称，但却经常“礼失求诸野”。这里所谓“野”，当然是指庙堂之外，当然也包括儒士的社会生活，例如书院活动。正规的书院自唐代萌始而至北宋逐渐蜂起，但当时书院的仪规并不成熟规范，故当时的儒士在见到禅林礼仪具备的规范生活后，均大发感慨。例如，曾经受学于周敦颐的程颢就是如此。据南宋文士潜说友（1216-1288）《咸淳临安志》记载：“尝闻河南夫子因游僧舍，值其食时，顾而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夫子之叹，盖有感也。”[59]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七“寺观三·寺院·崇福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元代文士冯福京等编《昌国州图志》亦云：“昔明道程纯公尝入僧堂，适睹饭次趍进揖逊之盛，喟然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盖谓其徒严整威仪，虽一食顷未尝少懈。而吾儒序序之闻，或有时而乃不如也。”[60]元·冯福京等编：《昌国州图志》卷七“寺院·吉祥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河南夫子”、“明道程纯公”即程颢。元代著名文士欧阳玄叙《敕修百丈清规叙》云：“程明道先生一日过定寺，偶见斋堂仪，喟然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岂非清规纲纪之力乎。”[61]元·德辉重编：《敕修百丈清规》卷第八，《大正藏》第48册，第1159页。后世儒士乃至理学家均不否认关于程颢赞叹禅林僧仪的这一记载，如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的状元焦竑（1540-1620）就曾经说：“夫明道之叹，叹儒者不能执礼而释氏犹存其一二也，岂以三代之礼乐归之哉！”[62]见明·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文端焦澹园先生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焦竑并不否认程颢关于对禅林僧仪感叹的史事，只是认为不能“以三代之礼乐归之”。其实，程颢感叹的是禅林清规纲纪的形式，称之为“三代礼乐尽在是”，也是一种比喻，当然并非指僧人行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三代之礼乐”。焦竑显然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敦颐在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行为思想有所借鉴[63]其实，周敦颐选择莲花之“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净高洁作为自己行为以及心性修养之追求与象征，已经就透露出了他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在周敦颐之前或者之后，作为传统儒家君子心性行为之象征的植物是梅兰竹菊，故周敦颐对莲花选择和挚爱，在文士中可谓之“空前绝后”。而佛教最为神圣的植物为菩提树与莲花。前者所结之果即佛教象征觉悟证果的“菩提果”，后者即“般若花”。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曾在位于菩提迦耶的一棵木患子（毕钵罗）树下潜心打坐，终于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后顿悟成佛。“菩提”一词为古印度语（梵文）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用以指人如梦初醒，豁然开朗，顿悟真理，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简称“证悟”。释迦牟尼既然是在此树下证悟“成道”，此树因此便改名为“菩提树”，所证悟获得的结果便称之为“菩提果”。佛经在经常见到“以证菩提”之说，便是述说这一契悟过程及其结果。莲花以其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圣洁性，花谢根（藕）存来年又生的不断延续性，有着清静、无染、光明、自在、解脱等义，从而成为智慧与永生的象征。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其弟子迦叶尊者破颜微笑，所拈之花就是莲花；“拈花微笑”也因此成为佛教禅宗以心传心的第一公案，喻指禅宗的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会心默契，参悟禅理。由于莲花是佛教中最为崇高神圣的吉祥物，由此将佛国称之为“莲界”，将僧人穿的袈裟称之为“莲服”，佛与菩萨所坐之莲花称之为“莲台”、“莲座”，等等；并有“花开见佛（性）”之说。，当为史实。承认了这点，对于深入研究周敦颐的思想构成乃至价值，当有所帮助。至于周敦颐思想体系与佛教思想的异同之处，待另撰文讨论。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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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7）04-0009-10

2017－03－28

万里（1951－），男，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思想史、佛教史以及湖湘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