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释略

乔东义 常 清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孔子删诗”说释略

乔东义 常 清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孔子删诗”问题在《诗经》学史上历来争议较多，且迄今尚无定论。论文在详细梳理有关学术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剔发“去其重”说在诠释“孔子删诗”问题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孔子；删诗；“去其重”说

“孔子删诗”问题，曾被学界目为《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首。①这一问题的发端，一般认为肇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

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3000多首诗，经过“去其重”，仅剩符合礼仪标准的305篇，并使之合乎《韶》《武》《雅》《颂》之音，但这里尚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篹书删诗，缀礼正乐。”[2]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3]P1129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孔安国《尚书序》亦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4]P8但《古文尚书》经清儒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辨，长期以来被视为晋代梅赜伪造，多不为人遵信。

郑玄笺《毛诗》时，赞成孔子删诗的观点，如郑玄《六艺论》云:“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4]P8直至唐初陆德明，其《经典释文序录》仍然认为:“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5]P75亦认同孔子删诗的观点。从整体上看，在唐孔颖达之前，大多学者多信奉孔子删订《诗经》，认为这是孔子为后世立教的不朽之业。

至唐初孔颖达，始对孔子删诗之说明确提出质疑。其在《诗谱正义序》中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4]P8这是从逸诗数量上进行逻辑推理，认为《诗经》之外的逸诗数量极为有限，古代文献征引的周代诗歌在《诗经》中几乎都可找到，从而说明孔子并没有大规模的删诗之举，否则，《诗经》之外的逸诗将有二千多篇，是现本《诗经》的九倍，果真如此，亦恐非孔子凭一己之见就可删得掉的，其他书传文献必会大量引载，当时的王朝乐师、列国君臣亦未必首肯。故孔颖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孔颖达还进一步加强此说。《诗谱序》孔氏正义云:“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于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4]P7也就是说，《诗经》之“正诗”不是孔子所删录，而应归之于孔子之前的国史和太师。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乐师为其演奏《秦风》，杜预注云：“《诗》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孔氏正义则曰：“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盖亦无多。记传引《诗》，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马迁之谬耳。”[4]P1099再次否定了孔子删诗的观点。

自孔颖达明确提出孔子不曾删诗的观点以后，在诗经学领域影响非常大，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千多年的学术公案，自宋及清，论辩往复不绝。南宋郑樵说:“上下千余年，《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删《诗》之说，汉儒倡之。”[6]叶适说：“《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然则诗不因孔子而后删矣。”“《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6]朱熹则认为，“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孔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那曾见得圣人持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7]P856、542、2065故基本认定孔子并没有删订《诗经》。南宋王柏亦激烈反对孔子删诗说，他认为“左氏载季札之辞，皆与今《诗》合，止举《国风》，微有先后尔。使夫子未删之《诗》，果如季札之所称，正不待夫子而后删也”。[8]P26此后拥护孔颖达观点者甚众，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宋代吕祖谦，明代黄淳耀，清代江永、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以及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

当然，反对孔颖达观点者亦代不乏人，如北宋欧阳修就公开赞成孔子删诗的观点，并对司马迁的说法作进一步修正完善。他在《诗本义·诗图总序》中说:“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以余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采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9]明代卢格认为：“西周盛时，环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国，使各陈一诗，亦千八百篇矣。载于经者，惟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十一国，皆春秋时诗，其他亦无所录。孟子‘诗亡’之论，其有慨于此乎？”[6]清初顾炎武亦认为：“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选其辞，比其音，去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10]除了欧阳修等人外，其他赞成孔子删诗者尚有宋代邵雍、程灏、周子醇、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清代范家相等。

但未删之说渐占上风。朱彝尊说：“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又说：“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者，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况多至三千，乐师矇叟，安能遍为讽诵？窃疑当时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11]故断定孔子无删诗之事。崔述则在《读风偶识》卷一中说：“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可怪也。”[12]并在《洙泗考信录》中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辩难，力主孔子仅仅是“厘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13]与此同时，清代学者还发挥其考据学的优长，对《诗经》之外逸诗数量多少问题进行了具体详细的查证。据赵翼统计，“《国语》引诗三十一条，……逸诗仅一条”，“《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中“邱明自行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其余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14]由此可见，《诗经》之外的逸诗数量确实十分有限，非但不是《诗经》的九倍，相反却不足其十分之一。这更加说明孔颖达“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删诗之说自此式微。

自孔颖达以降的非删诗派否定孔子删诗的理由，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将其归纳为四点，[15]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将其概括为五条，[16]程俊英《诗经漫话》将其列具为六项，[17]等等。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仍然莫过于孔颖达所指出的：“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的确，若孔子果真从古本《诗经》中汰除了内容各不相同的两千七百多首诗，那么这么多曾经用于典礼、外交，广为流传过的诗篇，怎么竟会在孔子以前的史载中未留下痕迹呢？信从孔子删诗的学者，对此终究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答辩。至今，孔颖达所谓“见在者多，亡逸者少”，仍然是怀疑司马迁记载失实、从而否定孔子删诗的重要论据。

然而，司马迁以良史之才，“三千”之说岂会毫无根据？笔者以为，在众声喧哗之中，有一种常被人忽视的观点，即清人赵坦、魏源等所启端绪的“去其重”说，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赵坦在《宝甓斋札记》中云：“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今试举群经诸子所引《诗》，不见于三百篇者一证之。……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昔人论说，有足取者。然则史迁所云‘去其重，可施于礼义者’者，直千古不易之论。”[18]魏源在《夫子正乐论》中则云：“因是以通《史记》之言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五篇。曰去其重者，谓重复倒乱之篇，而非谓乐章可删，列国可黜也。吾故曰：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三家之文有同异，则三百之外不尽为逸诗也。”[19]按照赵、魏二人所揭，一方面司马迁“古诗三千”之说大致不谬，另一方面三千余首古诗是“复见叠出”之内容重复的诗。孔子“删诗”其实是删除不同来源不同版本中重复错杂的内容。孔子主要的功劳在于“正乐”，而不在于“删诗”。前贤未备，后续转精，现代一些学者在承传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去其重”说的论证，从而使得这一学术公案有了更为合理而圆通的解释。②考究诸家之见并证之史实，可知在孔子之前，诗乐之教已为周王朝定制，对此《周礼》、《礼记》等均有明载。周王朝的乐官很可能早就编有一种诗集，用作教本，而且也颁行于各诸侯国。当时，在中原地区，甚至包括南方的吴、楚等地，诗就以三百余篇的规模广泛流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所闻所论，即是明证。另《国语·楚语上》亦载云：“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声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徳，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20]据《左传》，楚人申叔时最晚见于成公十六年，早于孔子出生(鲁襄公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此处申叔时提到用《春秋》、《诗》、《礼》、《乐》等作教材实施教育。可见在孔子之前，诸如《春秋》、《诗》、《礼》、《乐》等周王朝文献典籍流传既久且广。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所至必闻其政，从而搜集了各国乐官所保存的一些诗集传本。这些传本所有的诗篇加起来，或许即司马迁所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自卫返鲁以后，致力于文献整理，把三千余篇诗互相参校，删除其中绝大部分重复的篇章，并确定篇次，从而形成一个三百余篇的《诗经》定本。故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明言孔子“删诗”，只说孔子“去其重”，所谓“去其重”，即删去相重之诗。因此，所谓三千余篇诗实际上就是三百余篇诗，并非另有两千七百余篇诗。

若果真如此，那么孔颖达、朱熹等人所论，可谓破“删诗”之说有余，释司马迁之言不足。但这依然不能抹煞他们在这一领域的重大贡献。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因为有了诸儒有理有据的发难之功，才有了历代学人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深入论难和考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整个《诗经》学的发展。这在经学史和诗学史上无疑都有其重要意义。

注 释：

①诗经学四大公案是指：“孔子删诗公案”、“毛诗序公案”、“商颂时代公案”和“国风作者与民歌的公案”。见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②参阅金德健《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刘操南《孔子删诗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蒋立甫《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人文杂志》1994年第6期）、许司东《孔子删诗说辨正》（《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张燕婴《孔子删诗说考辨》（《文教资料》1998年第4期）等。

[1]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叙传[A].四库全书·史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王充.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朱彝尊.经义考[A].四库全书·史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王柏.诗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欧阳修.诗本义·诗图总序[A].四库全书·经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顾炎武.孔子删《诗》[A].日知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A].四库全书·集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崔述.读风偶识[A].崔东壁遗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4]赵翼.陔馀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15]蒋伯潜.十三经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17]程俊英.诗经漫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8]赵坦.宝甓斋札记[M].上海:上海书局,清光绪十四年(1888)线装本.

[19]魏源.夫子正乐论[M].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古微[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韦昭注.国语[A].四库全书·史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I206

A

1673-2219（2012）01-0001-03

2011－10－19

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2009.616）阶段性成果之一。

乔东义（1973－），男，安徽芜湖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学、美学。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