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擎新著《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有感

王 欢 许 诚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读黄擎新著《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有感

王 欢 许 诚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黄擎的学术新著《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以毛泽东语体为考察视角，从“话语形态与观念播撒”、“批评范式与思维模式”、“权力话语与批评功能”方面对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进行了研究。作者表现出一种以视野的广阔性和资料的丰富性为基础的思想对话意识，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研究的切入点以及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均具有独到而予人启迪的学术价值。

《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黄擎；批评话语；思维模式；批评功能

浙江大学青年学者黄擎的学术专著《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一书2011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主要考察的是毛语体对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的主流文艺批评话语。学界对这一时段文艺批评话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认识，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与重视，“以毛泽东语体为考察视角，从批评话语切入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更是鲜见”。作者没有回避这些研究局限，敢于从毛语体视角对其影响下的20世纪40－70年代的革命主流文艺批评话语进行新的审视和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整体全面地把握和重新新认识毛语体及其影响下的文艺批评话语，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自我反省和自我鞭策中更加健康地发展。

《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一书分为“话语形态与观念播撒”、“批评范式与思维模式”、“权力话语与批评功能”三个部分。在“话语形态与观念播撒”篇，作者介绍了毛语体形成的时代背景、发展流变及基本特征，并通过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三个烙有特殊时代印记的批评文本的细读来论证其学术观点。20世纪40－70年代是战争与文艺相互渗透的年代，毛泽东在这两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语体也随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者精辟地指出，“通过延安整风，毛语体不仅在政党内部，而且对文艺家、革命工农群众的语言和思想都起到了重要的规约作用”，知识分子也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写作者的革命主体性”，新中国初期文艺批评的“一体化”确立并强化了深受毛语体影响的文艺批评话语的主流地位。作者提出，毛语体并非仅指毛泽东个人的语言体式，而是指以毛泽东的语言体式为代表的一个特定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作者认为，毛泽东个人的语言风格彰著，对现代白话的发展和成熟起过积极的作用，其功绩毋庸置疑。然而，毛语体对20世纪40－70年代文艺批评模式单一化、排他性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批评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枷锁，批评话语则在政治激情的煽动和极“左”思潮的钳制下异化为面目狰狞的权力工具。在“批评范式与思维模式”篇，作者分析了在毛语体的影响下集体性书写对个体的压抑、主流批评家们的批评心态以及毛语体所蕴含的极性思维、战争文化心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中的种种表现等。作者特别关注了20世纪40－70年代主流批评家批评心态的复杂性，并以周扬、茅盾、姚文元为个案，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批评理念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析。此外，作者在对极性思维与战争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两者的红色交响致使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呈现出特殊的话语风貌——非此即彼的两极表述、绝对性词语和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异常结合。作者在对相关文本进行细致分析的同时，又由文本上升到理论层面，充分体现了作者较强的理性思辨能力以及深入浅出的行文理念。在“权力话语与批评功能”篇中，作者剖析了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文艺批评功能观，并且通过对王实味等人的两度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这三个典型批评事件的深入解读来进一步阐发论点。在这一篇中，作者锐利地分析了毛语体的运行策略问题——政治意图与文艺批评的强势联姻。作者指出，在特殊时代症候下，文艺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而单一的批评模式又有助于制度的维护和稳定，这就愈益显殊地体现了“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齿轮的咬合”。作者从理性的思辨眼光和专业的学术素养的角度对“工具论”、“根本任务论”与“三突出”进行了深入批判，提出“三突出”是对典型论政治化、庸俗化的歪曲，是“社会政治等级在文艺形式上的体现”。由以上的分析和全书的整体架构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基础，表现出了一种以视野的广阔性和资料的丰富性为基础的思想对话意识。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的论述中时时贯穿着一种反思学术现状、同时强化对未来发展方向探究的研究旨趣。

正是这种对话意识和思想特征，使作者的研究具有一种新颖的批评维度。这个“新”首先体现在整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毛语体及其影响下的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上，这是对战争语境下话语系统的一种归纳。文贵良在《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一书中将战争环境下的话语系统分为“新的革命战争话语”、“民间话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三种类型，黄擎则将这三者归纳为一种，并称之为“毛语体时代”的主流批评话语。这种归纳的思维，从横向上来说有利于我们对20世纪40－70年代的话语特征的整体审视和把握，从纵向上来说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挖掘整个话语系统的实质及其运作。这样的着眼点本身就是作者观点的体现，正如陈思和序文指出的，那就是“在1942年以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发展为独尊一家的话语权力，而其他两种话语都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的形态下，主流的文艺批评话语只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产物”。第二个“新”体现在作者研究的切入点上。陈思和教授指出，“在时代和语言之间还有一个元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思维模式。”[1]这个思维模式自然不是指个人的，而是指某一特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与被领导的民众共同体现的思维特征。它影响着语言，投映在文艺批评话语中。因此，通过思维特征来研究话语必定是深刻而有效的。作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中篇“批评范式与思维模式”就此进行了深入的阐析。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不仅对20世纪40－70年代的整体思维模式进行了分析，还以周扬、茅盾和姚文元为三种不同批评话语主体的代表，进行了典型分析。这种手法是很有意义的，在这里周扬等人既具有符号性，又具有个体性。符号性是指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话语批评主体，他们的特征以及批评心态是整个时代语境下不同主体的映射；个体性则流转在作者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周扬的“被动与尴尬”、茅盾的“矛盾”还是姚文元的“畸形批评心态”，都是当时话语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的体现。第三个“新”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了文本细读的方式，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对象，深入分析了毛语体时代主流文艺批评话语的实践和演变。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者还采取了归纳关键词的方法。以关键词为着眼点的批评方法源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这种批评方法以核心术语为考察重心，具有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理论视野。作者在书中进行了恰当的运用，并与文本细读的方法相辅相成，使得分析更加透彻和具有信服力。

综上，以毛语体为考察视角，从批评话语切入对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艺批评话语进行系统研究，这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它填补了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同时也体现了黄擎这一代青年学者敢于直面历史的担当和勇气。而该书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研究的切入点以及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更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虽然整个研究不能说毫无缺陷，比如上篇对毛语体的语势特征进行了论述，中篇在分析极性思维时又论述了表述方式和语词特征，有逻辑建构不够严密之嫌。但是整体来说，是瑕不掩瑜的。

I207.4

A

1673-2219（2012）01-0205-02

2011－11－20

王欢（1989－），女，江西瑞昌人，浙江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许诚（1989－），女，湖南岳阳人，浙江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