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封建华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略论五四儿童诗的发生
封建华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五四时期,儿童诗踏上了现代儿童文学的舞台,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事实上,五四儿童诗的发生离不开文学革命与建设,离不开儿童文学观念的确立,离不开新诗的促进,离不开美育观念的树立,也离不开儿童出版物的发行。
五四;儿童诗;儿童观;儿童文学;文学革命;文学观念
关于五四时期的儿童诗的发生,谭旭东这样说: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史,我们可以发现,儿童诗的发生与发展几乎与新诗的历史发展保持了同一进程,[1]而且,儿童观的发展深深影响着儿童诗的创作。早在晚清时期,便有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还特别重视儿童诗歌的提倡,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多处论述了儿童诗歌,把它看做是“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和黄遵宪等人还亲手创作了不少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诗歌。[2]然而,在晚清的时代,儿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儿童观并没有确立起来,历史注定了现代儿童诗的正式发生是在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蒋风先生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说:“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它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同时也催生了其独立组成部分——现代儿童文学的萌发!”[3]借蒋风先生的话来进一步说,儿童诗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萌发于五四时期,所以,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五四文学革命促生了现代儿童诗。茅盾在多个场合也提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始于五四,后来他总结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4]这里的儿童文学,当然也包含了儿童诗。所以,作为儿童文学独立的一种文学样式——儿童诗毫无疑问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出现的。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倡导的“启蒙”是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的启蒙,是对人的意识的唤醒。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认识到,对国民的启蒙必须从儿童抓起,也就是说,启蒙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儿童的解放,使他们免于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先驱者们从祖国与民族的前途出发,儿童问题首当其冲提上了日程。运动中,这些先驱者们讨论了许多关于儿童的问题。首先把儿童问题作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的中心问题提出来,热情推动着儿童文学的建设,因而,儿童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鲁迅先生在他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儿童应该健全的产出,尽力的教育,全力的解放。”[5]伴随着的是对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确立。文学革命中,启蒙主义的先驱者们提出“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等,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胡适最早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无主义”:曰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周作人先生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重新发现“人”,辟人荒,讲人意,大胆呼唤人应有的权利和价值。可以说,“人”的发现,构成了中国文化由古代走向现代的标志,中国文学也由古代走向了现代。有了“人”的发现,才有了反礼教“吃人”的呼声,才有了个性解放运动的勃兴,才有了五四新文学的新精神和新内容,也才有了“儿童”的发现、“救救孩子”的口号和儿童新诗的发生。
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一些改良、革命的观念促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出现,也促生了儿童新诗的发生;五四文学革命所倡导的白话文的应用,直接为儿童找到了一个通俗易懂、更易为孩子所掌握的语言工具,这就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儿童新诗也更为小读者理解掌握。
在中国传统的儿童观中,根本没有儿童的概念,儿童仅仅是作为父亲的附属物而存在,甚或成为无能父亲的出气筒。周作人先生说:“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与教育的悲剧。”[6]只有到了五四时期,我们才“发现”了儿童。
“五四”爆发的前几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了,开始在中国各地长达两年之久的演讲,宣扬他基于民主和教育改革的“儿童中心”论。他赞同卢梭对教育的否定,在《明日之学校》中明确提出“教育即自然发展”的命题。杜威在华期间的演讲得到报刊的强力宣传,他的“儿童中心理论”必然对中国的现代进程产生影响,为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起到了推手作用。鲁迅提出了“幼者本位”口号:“直到进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5]颠覆了传统文化强调的长幼秩序,这可视作“呐喊”之后的延续与反思。他还在文中对孩子寄予了希望,他说:“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1920年,周作人发表了《儿童的文学》一文,此文堪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宣言书”,1923年发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复强调要把儿童当儿童看待,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他说:“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的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7]周作人还在文中提出了儿童文学应该考虑儿童发展的年龄差异和幼年、童年、少年的不同心理及审美需求。鲁迅、周作人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和艺术化指明了方向,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其他关心和爱护儿童的作家与学者。由此展开了儿童文学的讨论。
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指出:“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6]郑振铎在其《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也说:“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8]他们的儿童文学观念深深影响了后来者与继起者。严既澄在其《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9]中说:“现代的儿童教育,既然要拿儿童做本位,那末,凡是叫儿童学的,必得是那些切与儿童的生活,适应儿童的要求,能唤起儿童的兴趣的东西。”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意义。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如是说:“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有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他精神的堂奥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教材也出现了,并且直接阐明儿童文学的含义——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朱鼎元也在他的《儿童文学概论》中这样说:“儿童文学,是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愬与其精神的堂奥的,拿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他的特别所长,就在准据儿童心理和儿童智力,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品,从创作方面说:定要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化身为婴儿,然后自然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从赏鉴方面说:定要使儿童欣赏时,觉得完全像出自自己心坎,不期然而与之起浑化作用。这完全是因为儿童和成人生理上心理上都有不同的状态,儿童的身体,决不是成人的缩形;成人的心理,决不是儿童的放大。所以根据儿童心理而不用儿童本位的文字来表现,或仅用儿童本位的文字来表现成人心理,都不能起浑化作用。——这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本质。”朱鼎元从儿童文学的创作、赏鉴等方面诠释了儿童文学的本质——要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10]
在儿童文学的讨论中,儿童本位论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并影响深远。方卫平在他所著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中这样评价,所有这一些理论观念,无一例外的显示了儿童本位论的威力与辐射力。[10]
在“儿童本位论”的消化与吸收、批判与创建过程中,“发现”儿童、“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三位一体,使儿童文学观念逐渐确立和成熟。最终,“儿童本位论”的确立,使当时的学人们摒弃了传统的儿童观,吸收了国外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观点,真正树立起了现代儿童观和现代儿童文学观,进而影响着儿童诗歌的现代性。
前面已经说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儿童新诗诞生于五四运动的襁褓中,可见新文化运动给儿童诗带来的巨大力量。然而,了解现代文学史的人却明了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从新诗发轫的。所以说,没有新诗的出现,也不会有儿童诗的出现;没有新诗的带动,也没有儿童诗的发生;况且,新诗中的小部分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也构成了五四儿童诗的组成部分。
五四时期新诗的出现,使文坛诗风倏然改变,蒋风在《中国儿童诗歌发展七十年的脚印》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变化:五四时期出现的新诗在形式上打破了旧体诗词的格律限制,采用了比较自由的形式;语言上废弃了僵化的文言语词,转而运用切合口语的白话进行创作。这一变革,实现了历史性的诗体大解放。[2]五四新文学革命最先尝试的文学样式即新诗。现代文学史中这样评价新诗:“白话新诗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先声,并在实践上为其他文学题材的变革充当了先导。最早发表新诗的是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11]可见,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领先作用。胡适是用白话创作新诗的第一人——《蝴蝶》诗开了白话诗的先河,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开了白话诗集的先河。胡适先生在1916年8月23日,写了《朋友》(后改题《蝴蝶》)一诗,便向友人宣布:他尝试的白话诗取得成功了。这是他发誓不再写旧体诗词之后的第一篇成功之作,也是他的名作: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蒋风在《中国儿童诗歌发展七十年的脚印》中诠释了这首诗并作了高度评价,说这首与其他7首一起发表在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上的咏物诗,写了一对黄蝴蝶的友情,此情虽另有所寄,但这首白话诗以语白词浅的语言描绘了一双美丽的小动物,情真意挚,小读者乐于接受,也能领会,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友谊的重要启迪。从诗本身看就是一首很好的儿童诗。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胡适先生的《蝴蝶》诗尝试的成功,不仅在新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实质上也为我国儿童诗歌开辟了一条发展的坦途。从这一意义上看,胡适也是我国现代儿童诗歌的创始人,儿童诗歌之有今天,也是与胡适的开拓精神分不开的。[2]
后来,在他的带动下,沈尹默、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郭沫若、鲁迅、赵景深、李大钊、郑振铎、朱自清、俞平伯、王统照、徐玉诺、谢冰心、傅斯年、顾颉刚、陆志韦、叶圣陶、刘延陵、康白情、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他们一边从事新诗创作,一边为孩子们写下了跳跃着童心的诗篇。中国现代儿童诗在新诗的怀抱里就像姗姗学步的婴儿缓步向前发展。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王国维先生就将美育置于教育学角度来阐述。他把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相提并论,明确提出:“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他还认为,美育以调和“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他说,美育即情育。王国维还强调了美育的的独特功能——美育是“德育与智育之手段”,由此说明了美育与德育和智育的联系。王国维指出美育的主要手段是文学艺术,认为艺术“最神圣”、“最尊贵”,可以象宗教那样深深地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然而,王先生一个人的力量过于薄弱,在当时的教育界并没有引起重视。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明确地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更全面、更深刻地论述美育、提倡美育。他的美育思想主要有四方面内容:一是将美育纳入教育方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二是阐述了美育的定义。三是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四是提出了实施美育的方案。美育起点——建立胎教院和育婴院。第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社会美育。包括设立美育机关和美化环境等等。[10]总之,美育应普及于全社会、全民,贯通于每个人的一生,“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毫无疑问,蔡无培的美育思想,是我国美学史、教育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其美育思想中,他理所当然的把文学列入了美育课程中。
鲁迅也是由美育而及儿童文学的积极倡导者。1912年,鲁迅在蔡元培领导下的教育部任职,并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讲习会上主讲《美术略论》。当他听说教育会议中要删除美育,十分愤慨。此后,他更积极倡导美术和美育。1913年,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便对美术和美育发表了许多创见,并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2]他亲自搜集各地儿歌,进行认真整理和研究,以发挥其教育功能。1914年,鲁迅任职教育部期间,参与筹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展出事宜,这次展览会有文章、书法、绘画、手工艺等,在展览过程中,鲁迅亲自负责编辑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的专刊,在专刊中刊载了《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据鲁迅研究专家唐弢考证,“《旨趣》也确是鲁迅手笔,要不然,也是经过他修改润色的,因为思想、口气、文笔都是他的”。[13]鲁迅在书中说:“今世所尚制造创作百工技艺,虽皆专门绝谐之事,然其能力思虑,无不根柢于幼时。故结线刺豆之属,为事虽若甚微,而其效则能令儿童之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强调了美育在儿童艺术中的重要性。[12]鲁迅以艺术的形式提高儿童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达到美感教育的目的,这与儿童文学的功能也是一致的。
美育观念的倡导与确立,促进了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诗这一进程的推进。
五四前夕,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已经意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关注与儿童教育有关的课外读物。191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教育界》曾发表的《课外读物之研究》,强调了儿童课外读物的重要性:“课外读物,在学校宜读特别有益之杂志小说等,经教师选之,置一定之所,俾儿童自行管理。儿童喜聆故事,所备之书,宜多购历史小说,伟人传记;其涉于神怪者,令多览。”[10]到了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使儿童教育观为之一变。1919年,李大钊在《联合主义与世界》中提出了“儿童公育制度问题”,陈独秀则明白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14]于是,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有关的理论探讨,讨论儿童教育的新途径,强调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功能等。前述严既澄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就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教育观念的转变带来了学校教育的改革。于是,新教材进课堂,在课堂教材中输入了民主与科学的新内容,并由政府通令小学教科书改“国文”为“国语”,由“文言”改“语体”,采用白话文教学,并推行注音字母。同时,教科书的内容也做了改革,小学课本则多采用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从此全面进入儿童的教育进程和阅读视野,甚至连历史地理等教科书也试图加入文学的趣味。网上风行的开明读本,可见一斑。吴研因在其《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说道:“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各书坊的国语教科书,就也拿儿童文学做标榜,采用了物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和儿童生活比较接近的故事、诗歌,好比是比较有趣的画报,电影刊物,要看的人也当然多起来了。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抬头,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7]
教育的普及,为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儿童文学出版物的出现、报纸杂志的讨论也推动了儿童文学以及儿童诗歌的发展。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应该是《新青年》,它既是演出文学革命的最初舞台,又是培育新文学创作的第一块园地,也是开展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诗的阵地。在儿童文学中,《新青年》首当其冲率先发表了胡适先生的初期白话诗,相继刊登了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白话诗。儿童文学的阵地不断扩大,很多报纸和杂志均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园地。如《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杂志,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为儿童文学提供发表阵地;有的文学社团的阵地也无形中为儿童文学提供了舞台,如《创造季刊》、《现代评论》、《新月》等等,发表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诗。但这些刊物都不是专门的儿童报纸和刊物。1922年1月郑振铎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中国有了第一份儿童刊物。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后来回忆说:父亲是这个刊物主编,同时也是这一刊物的作者和译者。开头几期的内容,几乎全是他一个人写的,以后的各期,也都有他的作品。他写的诗歌,有的还由许地山先生等谱了曲子,不仅能朗诵,能歌唱,有的还能翩翩起舞。小朋友喜欢读、容易记,是小学生课外良好的文学与音乐教材。[15]《儿童世界》这本刊物,是给十岁的小朋友看的,内地受到小朋友的喜欢,而且在港澳地区也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儿童世界》的出现,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推动,同样,对儿童诗的创作、出版、研究也是极大的推动。这时期,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供七、八岁的小朋友阅读的《儿童画报》(半月刊)和供11至12岁少儿阅读的《少年杂志》(月刊,1909年创刊,孙毓修主编)。后来黎锦晖于1922年4月6日在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周刊(次年潘汉年担任该刊编辑),其发行量居当时全国定期刊物之冠。《小朋友》的初衷,是黎先生通过白话文、诗歌、童话、寓言等推行国语,然而却真正成为小朋友值得回忆的礼物。还有些报纸专门开辟专栏,如《晨报》的《儿童世界》、《京报》的《儿童周刊》成为专门的儿童刊物。
不管是学校推行的国语教材也罢,还是为孩子们印制的报纸杂志也罢,林林总总,诸如此类,极大地推动了儿童诗的发展。
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唤醒,促使国人发现了人,促进了人的解放,促生了新文学的出现;儿童的发现,儿童的解放,促使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儿童诗应运而生;新诗的出现,包孕着影响着儿童诗的出现;儿童观念的确立与转变,使儿童诗歌的创作为之一变。从此以后,中国儿童的诗歌从古代的韵文走向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诗,儿童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独处于世,成为儿童文学世界里一处美妙的风景。
[1]谭旭东.中国儿童诗发展刍议[J].娄底师专学报,2004,(1):73-75.
[2]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大系•诗歌卷[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9.
[3]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4]茅盾.关于“儿童文学”[J].文学,1935,(2).
[5]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12).
[7]周作人.儿童的文学[J].新青年,1920,(12).
[8]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N].宁波时事公报,1922-08-10,11,12.
[9]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J].创造周刊,1922.
[10]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11]朱德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M].济南:齐鲁书社,1999.
[12]子扬,子羽.鲁迅和儿童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13]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
[14]浦漫汀.儿童文学教程[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5]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N].中华读书报,1997-07-16.
I058
A
1673-2219(2012)01-0024-04
2011-10-23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06 01007)。
封建华(1974-),女,山东泰安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
(责任编校:王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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