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约论研究综述——从1984到2012的研究回顾

冉海勇 麻金星（贵州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管约论研究综述
——从1984到2012的研究回顾

冉海勇 麻金星
（贵州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是乔氏转换生成语法的核心内容，该理论体系的自身特点和解释力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空前的。论文以文献阅读法为主，通过现有CNKI数据资料系统查询，按照年代顺序把管约论在中国语言学界的研究相应地归类为三个阶段并就研究中的问题作了适当的评价。

关键词：管约论；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

一 引 言

1979年乔姆斯基在意大利比萨的一系列演讲内容可视 为“管约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ies）萌发的理论雏形。两年后，荷兰福里斯（Foris Publications）出版公司正式出版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一书，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从转换生成时期正式迈入了原则-参数时代。该理论最凸显的特点莫过于其自身理论体系的模块性。按照乔氏的理解，语法由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组成，它们又由各自的一些子系统组成。系统之间相对独立，但它们之间又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语言的表面形式。管约论主要内容包括：X-杠理论（X-bar theory）、题元理论（θ-theory）、格理论（Case theory）、统制与管辖理论（C-command and government theory）、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和界限理论（Bounding theory）等。鉴于当时该理论体系的模块性与科学性对自然语言现象有着空前的解释力，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语言研究者以此为理论框架或参照其描写原则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在中国，管约论研究起始于1984年徐烈炯先生在《国外语言学》上发表的“管辖与约束理论”，随后的相关研究可谓雨后春笋般地延续。为了呈现管约论在中国的研究情况，笔者于2012年12月31日以“管约论”为关键词在CNKI数据库里查询，同时设置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从1980到2012”的筛选要求，共搜寻到248条查询结果。为便于系统归类与研究需要，我们拟以传统外语类核心期刊和《当代语言学》上的文章为整理对象，进一步回顾30多年间“管约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二 基于管约论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

本文以徐烈炯先生1984年在《国外语言学》发表的“管辖与约束理论”为文献整理起始点，按照年代顺序的办法，把国内学界有关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归属于三个不同的主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几个阶段并非界限分明，互相独立，而是彼此交错，共同发展。同时，本研究的数据不涉及优秀硕、博论文的搜索与文献阅读。

（一）第一阶段（1984-1990）

严格说来，我国学者从1978年开始全面系统地把生成语法引荐到国内。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的吸收与重视可能拘囿于人们当时对外界事物的接受度和反应速度，中国的生成语法研究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如火如荼地进行。难怪徐烈炯（1984a）撰文指出这些年来发表了好些介绍性文章，可是真正用生成语法写的研究论文还屈指可数。紧随着徐烈炯（1984b）“管辖与约束”一文在《国外语言学》系统地介绍了此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各个子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国内似乎没有较大反响。四年后，龚放（1988a）就‘语迹’为论述对象，向学界澄清‘语迹’是管约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词迹理论，其提出不是对乔氏早期理论的否定，而是和管约论中词汇投射原则与代词约束紧密相关。同年，龚放（1988b）以管约论中‘PRO（空范畴）’为题，阐述了空范畴的特点、分布以及与此有关的句法成分控制关系。徐烈炯（1989）围绕控制理论、语迹等管约论原则，进一步阐述了“空语类”的定义、已有研究成果及其研究局限，并就此话题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为促使国内语言学界对该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徐丹（1989）再次详细介绍“管约论”并简要评述该理论框架所引发的一些讨论，指出复合句中远程约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汉语界对“空范畴研究”也相应地问世，徐丹（1990）将 C-统制概念应用于汉语语法解释，指出其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另外，徐烈炯撰写的《生成语法理论》于1988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该力作可谓是国内生成语法理论著作的首创，全面系统地阐述转换生成语法的产生背景和各个分支理论的具体内容，为生成语法在中国的后续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继该书出版以来，国内有关生成语法有关的专著还有《句法理论概要》（宋国明，1997）；《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沈阳等，2001）；《当代句法学理论》（温宾利，2002）；《生成语法研究》（吴刚，2006）；《限定性关系结构生成语法研究》（陈宗利，2007）；《现代句法学》（梅德明，2007）；《生成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及翻译研究》（何元建，2007）；《汉语控制的生成语法研究》（李京廉，2009）；《转换生成语法诠释》（付有龙、庄会彬，2009）；《什么是生成语法》（宁春岩，2011）；《英汉双及物结构的生成语法研究》（何晓炜，2011）。鉴于这些著作不是专门探讨约束论，而是以整个转换生成语法为研究框架，所以此文不一一提及与详述。

（二）第二阶段（1991-2000）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管约论在我国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范围从理论探讨延伸至语言现象应用层面：许汝民（1993）从约束、控制、界限、管辖和约束理论的本质内容深入讨论这些理论对英语语法教学促进与互补作用，并阐释与列示了每一种理论的语法教学实例；王文斌（2000）首先肯定前人对第二语言习得是否也受制于普遍语法的积极研究持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约束论与反身代词第二语言研究所带来的种种启示；胡建华（1997）通过英、汉空语类对比研究发现Chomsky对空语类的分类同样适用于汉语，但它们在分布和所指上的差异可归属为一种参数化的结果。同期最令人欣慰的还有汉语界涌现了许多将“管辖与约束理论”置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程工（1994）总体评述了管约论自引入中国以来学者将其应用于汉语照应词“自己”的研讨并以语言事实为依据，指出该方面研究取得诸多共识的同时，也揭示了管约论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可能改进的方向，从而为将进一步丰富普遍语法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徐烈炯（1994）以生成语法里理论框架，积极探索了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汉语语法现象，总结出汉语中的空语类现象与英语比较起来存在的特点，并由此认为汉语的空语类可称为自由空语类。另外，结合管约论与汉语语言现象研究的学者还有何元建（1995a，1995b）；胡建华（1997，1998）；徐烈炯、沈阳（1998）；徐杰（1999）。学界在积极探讨理论应用的同时，也不乏一些学术争鸣与商榷的声音，胡建华（1995）以“原则与参数”为理论框架，试图回应程工（1994）和徐烈炯（1993）对汉语中照应词“自己”在寻找先行语时不受到句法限制的看法，主张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自己”的长距离约束找出差异而进行深入阐释。此外，吕公礼（1995）指出照应词释义因在管约论、功能语法与语用理论范畴无力应对的情况下，应结合认知域论的基本原则加以修补阐释。程工（1998）论证了管约论被最简方案取代的理论动因是因为它对参数变异缺乏明确的限制，对参数设置的依据未作明确规定。

（三）第三阶段（2001-2012）

也许是乔氏理论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新世纪的中国管约论研究延续前一年代的趋势。除了表现在理论探讨和与应用之外，研究中一些建设性批判与商榷的学术氛围也极大地推动了管约论运用于汉语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刘乃仲（2001）撰文质疑徐杰（1999）“打碎了他四个杯子与约束原则”一文中有关“他”作宾语的认定问题；邱舟艳（2001）以约束理论第一原则(约束原则A)的理论背景下，针对汉语照应语“自己”允许“长距离约束”的叛逆行为及由此而暴露该原则的不足，试图在约束理论的框架内探讨为弥补不足所提出的各种修正方案，最后尝试着提出了有关“先行语优选假设”、“先行语优选顺序”和“阻断效应鉴别式”的修正思路；类似地，周长银（2011）以约束原则难以解决照应语“自己”的释义症结，运用更简句法的原则理念，论述将约束关系的前提由结构上的成分统制关系修改为语义上的 CS-统制关系，从而有效地解释了汉语反身代词/“自己”与介词宾语在约束关系上为何呈现出不同质的问题；胡建华、潘海华（2001）则以优选论为框架，阐述其解释照应语问题大大优胜于乔姆斯基的理论方案；胡建华、石定栩（2006）以代词的句内指称为例，详细剖析经典约束理论在解释语言具体语言事实时所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该理论的一些局部修正观点；张连文（2005）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剖析了传统空语类原则下Wh-移位中“主语—宾语不对称、附加语—宾语不对称和主语—附加语不对称”三种不对称现象，进而指出英语属于“单一疑问词前置”(SWF)语言中的“强制性”移位语言，其原位wh-算子和其它语言—汉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一样，不仅在 S-结构而且在逻辑式(LF)都发生不同理据的移位；李梅（2003）以原则与参数理论框架下的管辖与约束理论为理论背景，阐述不同于印欧语系的汉语一般不以显性的时态标记来表示概念，着力说明现代汉语建立时态功能短语的实践意义；在学者们积极探讨管辖论应用于汉语解释存在诸多问题的同时，王静（2011）积极肯定了管约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地位，认为该理论佐证了语言共性的存在。

三 研究评述与思考

（一）研究中的拿来与批判

纵观管约论在国内语言学界三个阶段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英语和汉语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颇丰，分别占据同等的比率，前者主要持以肯定性理论探讨，属于拿来主义的学术思想颇多；后者则更多倾向于考察本理论应用于汉语语言现象阐释的可行性、商讨性与修正方案的提出，肯定与批判性成分兼而有之。由于生成语法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处于不断地自我修正与变化，这可能为国内许多语言学爱好者吃透其理论主旨带来诸多屏障。吴刚（2001）指出生成语法是对人类语言的自然科学研究，克服教条和理论创新是其主要的特点和活力的表现。为此，努力刻苦阅读和理解原著是学习和研究生成语法之必需和正确的途径。显然，完全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运用管约论可能会致使人云亦云的重复劳动，因为理论体系的不完善给使用者们提供一种对其加以创新与修正的空间。在这个角度上讲，汉语界似乎表现得更为理性。

（二）面临的问题

正如其它学科一样，语言研究的可持续性并非停留在过去的所取得的成绩，而是在积极肯定已有成就的同时，研究者们也要同样审视到自身的软肋。陆俭明（2002）明确指出时下中国生成语法研究存在诸多难题：首先，汉语研究学者由于英语功底薄弱而不能完全读懂或及时追踪与把握乔氏生成语法不断发展与变换的旋律，更不用说借鉴其理论来研究汉语；其次，英语出生的研究者们能自由、快速地读懂乔姆斯基理论，但碍于他们自身对汉语语言学的了解程度和生成语法中林林总总的跨学科术语，真正读懂乔氏原著的人也为数不多；再者，整体性翻译工的滞后性也是整个理论体系推广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基于此，回顾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管约论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生成语法的研究面及其研究队伍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似乎处于匀均的状态。这可能是因为该理论本身不是像乔姆斯基所声称的那样：人类语言具有诸多形式规则的共性。而且，前期很多语言现象置于“管约论”框架下研究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足以说明了生成语法于汉语现象的解释力蕴含着极大的局限空间。就此而言，它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帮助汉语语法结构研究走出结构主义方法所陷入的困境。

结 语

综上所述，管约论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但其发展的潜力从现有的态势来判断没能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在当今世界语言学界所占据重要的位置相匹配。究其原因可能要归咎于生成语法没能从真正意义上帮助汉语语言学家为了走出汉语语法研究结构主义方法陷入的困境而注入新的活力。相反，被视为是对转换生成语法进行革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式为汉语语言现象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故此，希望本研究有关管约论文献的简要回顾与梳理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的认知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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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张京华）

中图分类号：H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8-0159-03

收稿日期：2016－04－01

作者简介：冉海勇（1977－），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及英语翻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