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口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路径——基于现场口译的语料分析

时间:2024-08-31

费 伟(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课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232)



口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路径
——基于现场口译的语料分析

费 伟
(广东警官学院 公共课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232)

摘 要:口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路径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批评视角,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对自然呈现的译文进行研究,不片面强调翻译过程的变量控制,具有较强的生态效度,为口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以2012年“两会”期间前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的现场交替口译为例,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分析在口译生态环境中译员译文产生的过程。经过研究表明:译员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能力越强,所产出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就越高。

关键词:口译研究;生态翻译学;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口译研究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目前已经进入到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长期以来,口译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口译认知处理过程的研究,占据口译研究中心舞台的方法论选项是实验研究,许多口译研究者在不同范式下将其作为方法论进行讨论。但有一些学者认为实验研究是“脱离语境的”的研究手段,缺乏研究的“生态效度”。此外,现有的口译研究缺乏对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口译行为和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因此难以展现口译活动中各方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特点。口译研究在进入21世纪的10多年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无论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还是在其他地区,口译研究都呈现出重大发展的趋势。近年来随着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产生及其兴起,口译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如今,跨学科性已经成为口译研究“政治正确性”的保证,生态翻译作为一个跨学科性的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生态视角对译文进行批评的路径,是以“译者行为”为题进行的研究。

文章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以2012年“两会”期间前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的现场交替口译为例,对真实语料进行系统描写,分析在生态环境中口译员为了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如何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进行“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译者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以及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译文质量和译员的适应选择能力的提高带来的启示。

一 生态翻译学取向的口译研究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认为在口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需要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同时需要做出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方面的三维转换,成功的口译是译者成功地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译文质量的评价主要看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译员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从实践层面看,语言、文化和交际无疑是翻译界普遍关注和认同的要素,更是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调整和转换的视角;从理论层面看,针对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取向的翻译研究都是基于实践的系统性翻译研究,因而自始至终都是翻译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从逻辑层面看,语言、文化和交际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剥离的内在逻辑关联:口译所使用的语言,是承载了文化的语言,是承载了由人类交际活动积淀所成的文化的语言。口译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员是否能够做到在三个维度上“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而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自然就成为评价译文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口译研究的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自然呈现的翻译作品即译文进行评价,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批评视角,它不片面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变量控制,可以最大程度获得自然的口译现场数据,具有较强的“生态效度”,为口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 口译过程译员的“三维”适应性选择案例分析

根据知识性、自然性、真实性和历时性的语料选择标准,以2012年“两会”期间前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的现场交替口译为例(中文讲稿和英文译文来自新浪微博),分析在生态环境中口译员如何进行“三维”转换以及译员的“三维”转换和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之间存在的关系。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口译员对语言维(即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既可以是宏观层面上的策略选择,如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也可以是微观层面上的具体译文的构思和选择,如增词、减词、词类转换、语态转换、分译、合译等翻译技巧。

例 1:“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引自新浪微网)

译文:In my last year in office, I will be as committed as ever like an old steed. I will continue to make my utmost efforts to serve the peopl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fall in my work with new achievements and w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eness. When one is in office, he should discharge his duty conscientiously; when leaving office, he should conduct himself with humility and exercise self reflection.

译文分析:从结构上来看原文由三句话构成,每句话含2-3个分句。原文第一句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其中“负轭”指驾车,“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则喻指“一如既往”、“锲而不舍”的决心。原文第二句由两个无主动宾结构组成,而第三句则是采用了汉语中典型的对仗句式,行文工整干练,表意清晰,一“入”一“出”传递了鲜明的对比关系。但就形式而言,原文的结构整体上比较松散,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不紧密。

针对原文第二句话中无主动宾结构的翻译,译员选择了增译的手法,添加了I will continue to make,既“适”了目的语在表达结构上的要求,又“应”了前后两句话间并列、递进的内在逻辑关系;其次,针对原文中对仗结构的翻译,译员选择使用关系词when,并灵活添加了主语one和he,从而使两个分句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分句内部结构间的条件关系呈现出来,从而成功实现了中英句式的在表达上的差异性转换。此外,译员还选择了增译的手法,通过添加 as committed as ever体现发言人“一如既往”、“锲而不舍”的决心。而针对“负轭”一词的处理,译员则是大胆地选择了减译,既不影响表意,又确保了译案的简洁准确。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人类生活中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就口译而言,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指的是“译员在口译过程要时刻持有文化意识,要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想要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就必须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例2:“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引自新浪网)

译文:I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people and the history.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appreciate what I have done, but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will criticize me. Ultimately, history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译文分析:原文中发言人所引用的“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一语源自《孟子》。原句的大意为:人们对于我的生平成就褒贬不一,但历史会对我做出最终的评判。原文中,“知”字和后面的“罪”字形成对比,传递的更多是“认可、欣赏”之意,而非单纯“知道、了解”这一字面意思;“春秋”指代的是“历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春季和秋季”,这些都是汉语言文化所特有的东西。倘若不了解中国文化,则很可能产生误解。意识到这一点,译员在翻译时选择将“春秋”准确、灵活的译成“history”,成功地对文化信息进行了适应性转换,并顺势“补译”了have the final say,从而使得句意更加清晰完整;同时,译案中的appreciate一词的选择得当,很好的传递了原文所蕴含的“欣赏、认可”之意。该译案不仅在语言维度的适应转换上准确到位,而且对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处理得当,较好地适应了汉语文化系统的要求,可以说是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一个译案。

上述这则译案告诉我们,成功地实现文化内涵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对于提高翻译的“多维转换程度”而言不可或缺。为了确保两种语言在文化层面的精准互递、避免仅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翻译原文,口译员需要适应源语所属的文化体系。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在译文产生的过程中,译员对发言人信息内容的传递固然重要,但对发言人交际意图的精准传达则更为关键。口译中,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员在对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进行转换与转递的同时,还应“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力争使其在译文中得以顺利体现”。

例3:“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在过去四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未来四年可能要延续这样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里面,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去年 6月份,有关您提到过的《富春山居图》的故事……不晓得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今天大家很关心在明年3月你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引自新浪网)

译文:Over the past 4 years,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achieved three direct links and direct air flights……We expect this good momentum to continue in the following four years. My question is: in your last year in office, how do you see the prospect of the cross-Straits business 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Moreover, last June the painting of the Fuchun Mountain Scenery by Mr Huang Gongwang was put on display in Taipei Palace Museum……how did you feel? Many Taiwan journalist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do you plan to visit Taiwan after you retire in March next year.

译文分析:原文是一位来自中国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向温总理的提问。原文共含三个不同的问题,分别涉及到两岸交流的前景,温总理对《富春山居图》在台合璧展出的感受,和温总理退休后赴台的可能性。三个问题之间虽是并列的关系,但是这位记者并没有开门见山地一一提出,而是先用三句话回顾过去四年中两岸关系的情况,待铺垫后第一个问题方才浮出水面,而且第二、三个问题在相继提出时,前后之间并无明显的过渡。

由于原文的信息量过于密集,倘若在翻译时按照原文的结构一成不变地译出来,那么整个译文就会显得拖沓冗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三个问题间缺乏显性的逻辑联系,在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英文受众恐怕一时之间无法理清记者的三个问题究竟分别是什么,进而很可能导致理解上的障碍,影响双方的交际效果。所以译员除了要适应语言维和文化维的要求外,还须充分考虑发言人的意图,有效地进行交际维层面上的适应性选择。

在此译文中,译员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形,选择“补加”了My question is这一成分,将此前的信息划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一方面预示着“铺垫”的结束,另一方面暗示听众注意:接下来的内容便是发言人的问题。这一“补加”“适”情“应”景,既“忠实”于原文,又起到了很好的“提醒”作用;其次,译员通过增译moreover一词,将前后两个“问题”之间的并列关系显性呈现出来,进一步减少了听众的信息接收压力,可以说同时适应了语言维和交际维两个层面的选择转换;再者,译案中的Many Taiwan journalists是针对原文中“大家”一词的译文。虽然译案中出现了原文并未出现的内容,但恰恰是这种“补加”的话语,促使发言者的交际意图得到顺利传递,具有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文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所实施的从不同层次、多个方面进行的选择,既可以是宏观的翻译策略选择,又可以是微观的翻译方法和行文内容选择,也可以是译文的传递形式、表达风格、气势与修辞等方面的选择。口译生态环境是是一个多维、多元的互联互动的整体,译员在口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并不局限于这“三维”,但以此“三维”最关键。

结 语

文章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路径,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来对译文产生的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译员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能力越强,所产出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就会越高,口译服务的使用者和译界评论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也就会越高。当然,系统描述和全面解释“口译过程”应当采取多视角、多学科的整合研究途径,三角互证法(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即以多种视角整合研究一个问题或方案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文章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口译,尝试对口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做出描述和解释,不但能扩充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视野,而且也能丰富口译研究的学术体系,本研究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或假设难免带有主观性,需后续的研究验证其普适性。

参考文献:

[1]Hall,E.T.Beyond Culture[M].New York:Anchor Books, 1977:16.

[2]Gile,D.Errors,Omissions and Infelicities in Broadcast Interpreting: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Case Study[A].In Alvstad,Celcila,Adelina Hild & Elisabet Tiselius(ed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11:201-218.

[3]Pochhacker,F.Why Interpreting Studies Matters[A].In Gile, Daniel,Hesen, Gyde and Pokorn,Nike K (eds).Why Translation Studies Matters[C].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3-14.

[4]Snell-Hornby,M.F.Pochhacker&K.Kaindl(eds.).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rdiscipline[C].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4.

[5]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

[6]胡庚申.翻译生态VS自然生态: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J].上海翻译,2010,(4).

[7]王斌华,古煜奎.英汉同声传译的变量考察[J].中国翻译, 2014,(6).

[8]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论纲[J].山东外语教学,2014,(5).

(责任编校:呙艳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8-0162-03

收稿日期:2016-04-02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课题(粤财教[2013]412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费伟 (1976-),女,山东淄博人,广东警官学院公共课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