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学脉及学养——在《钱基博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　炜



学识、学脉及学养——在《钱基博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1月25日下午，由本校傅宏星副研究员主编的《钱基博集》新书出版座谈会在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小成堂如期召开。座谈会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的中国文学学术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炜教授莅临指导。王教授的发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给人诸多的启迪。王炜教授来自钱基博先生晚年执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研究生皆就读于此，博士毕业后又重返母校，任教亦经十余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自然对这位桂苑先贤怀有特殊的感情。讲话中有：“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对钱基博先生的学问、学识、学养怀着深深的敬意。作为一个华师人，阅读钱基博先生的论著，心情特别激动，常常热泪盈眶。对于我，已经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更是在破解自己学术生命的基因密码。”字字皆出肺腑，闻者动容。现征得王教授同意，另加主标题，一并刊发，以享读者。发言稿由国学院刘瑶同学纪录，并经作者审订。

《钱基博集》；出版座谈会；发言稿

傅宏星兄打电话来说这边有一个座谈会，我说我一定要来。钱基博先生最后十年其实是华中师范学院度过的，出版《钱基博集》的又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所以我从自己做学术做研究各方面的体会，包括跟傅宏星兄的友情方面，我觉得我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要了解傅宏星博士编撰《钱基博集》的意义，我们就要在中国学术的历史架构下确认钱基博先生的位置。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知识体系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七略”到“四部”，第二次转型是从“四部”到近现代的学科建构。钱先生正处于中国知识体系从四部向近现代学术体系转型之时，他的学问格局开阔，融通了经、史、子、集四部。在治学过程中，钱基博先生以及刘永济、吴宓等学者努力参会传统四部之学的精要，从中国自身的学术理路出发，构建近现代知识构架下全新的学科体系。他们的学识和学行贯通着传统与现代、融会了国故与西学。很长时间以来，钱基博等学者被打上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签。事实上，这些学者学识宏博，器局宏大，他们治学的目标是在赓续传统学脉的基础上开创新局面，推动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的确，钱基博先生治学，力图推进中国本土学脉的延续、发展。我本人从事文学研究，在这里，我主要从文学学术史的角度谈谈钱基博先生的学术理路。可以说，理解了钱基博先生治学的理路，我们就能够从一个侧面把握中国学术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赓续、转型的内在逻辑。很长时间以来，学界都认定，“文学”这样一种学科建构是延续了西方的建制。但是，当我们读懂、读透了《钱基博集》中涉及文学的部分，如《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韩愈志》等，我们就会发现，首先，“文学”这个概念是本土的。钱基博先生提醒我们，孔子的“孔门四科”之一就有“文学”。虽然那时的文学和现在的文学这两个概念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遥相对应的关系。这是从概念上看“文学”这一词语的存在形态。其次，从“文学”作为一套知识类目的发展逻辑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学学科是从汉代“七略”里的“诗赋略”、隋唐以后“四部”分类法下的“集部”，一路演化、裂变而来的。这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集部之学”。又次，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来看，我们今天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作品、经典作家，以及研究方法，都是四部中“集部之学”的延续和转型。钱基博先生就曾谈到，“集部之道，首在辨体”。所谓辨体，就是辨析文章的体式、体类、体貌、体格。钱基博在从事文学研究时，正是从《文心雕龙》定“体”这一传统出发，立足于文学文体，考察中国古代，以及近代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风会、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等。

钱基博先生研治文学、研治“集部之学”的这一理路，与胡适等人形成了根本的差异。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走的是两条路数。胡适批判传统，甚至是无视传统，目的是要开创新时代。钱基博先生等人则是力图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拓新局。在那个时代，胡适自有他的意义，也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不过，胡适那条路固然重要，他也的确关注到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现代转型，但是，他却要用西学所谓的“科学方法”切断本土的学脉，无视甚至否定中国既有知识体系建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不是真正的做学问的路子。我们要做学问，就要循着钱基博先生以及刘永济、吴宓等先生的路子走下去，这才是学问的路数，是中国本土的学脉所系，中国文化、文明的血脉所系。

钱基博先生对自己的文学研究成就的评价是，“集部之学，海内罕对”。这八个字展现了钱基博深厚的学养，展现了一位学者的风范。钱基博先生这句话从容地表达了自谦，又坦荡地表明了自信。钱先生那一代人是从清代过来，清人以经学为尊。钱基博先生不说自己的经学做得透彻，而只谈自己的“集部之学”，这就是自谦。他又说，海内治“集部之学”无人能与自己相比，这就是自信。钱基博先生的这种气度，正来源于他的学养。

钱基博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对自己的论著都有清醒地定位。1936年，他在增订本《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识语”中说：“吾知百年之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论著的确被我们遗忘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我们以钱基博先生的《现在中国文学史》为例。《现代中国文学史》它最早在1932年刊印的，在1933年正式出版，1934年、1935年再版，1936年又出版了增订本。一部学术著作，连续五年再版，我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但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部著作基本上被我们遗忘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才再次出版。到了21世纪，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论著的重要意义才逐渐被学界重新发现。

当然，我们也不必对这种遗忘抱有遗憾，更不必为此而痛心。因为，这可能就是学术发展的时与势所在。前面说到中国的学术经过两次转型，一次从“七略”到“四部”，一次是从“四部”到近现代的文学学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现代的学术体系正式定型。在学术体系刚刚定型的时候，需要的是推广和普及，需要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接受。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20世纪60至90年代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为什么风行一时。因为，这些书籍梳理了勾画出一条文学直线性发展的轨迹，这种线性的梳理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在近现代知识体系确认自身的基本形态之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让人们快捷地把握了什么是文学，文学学科研究的基本内容。20世纪中期，这些论著起到了普及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21世纪，也就是差不多百年之后，近现代的学科体系完全定型，近现代的学科建置也非常稳固了。这时，学术发展就由建构、普及、定型进而发展到回归真正的学术领域进行深度的开拓，钱基博先生，也包括前面谈到刘永济先生等人，这些曾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些学者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

从1936年钱基博先生写下那段话，再到2016年的今天，煌煌五辑《钱基博集》的出版，傅宏星博士编撰的这套书差不多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百年之后”刊印的。钱基博先生的学术影响虽然隐没了半个世纪，我相信，《钱基博集》以及其他学者的学术论著一定能够引领我们21世纪的学人，接续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学术理路，研治学问，绵延学脉，涵育学养。

关于傅宏星博士编撰《钱基博集》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刚刚我还和他聊到了。我们做学术，首先要有文献。我们看，在中国学术史上，处理文献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汉唐时期的书目整理。先秦、两汉一直到唐代，印刷业不发达，学术延续的方式主要是口口相传的，文献留存以目录为核心。比如，我们看到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书目。二是，宋元以后，在目录的基础上，有了辑佚。学术承续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一定会佚失许多材料，所以就有了辑佚。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进而由辑佚发展到考证。三是，近现代以来，在目录、辑佚、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随着印刷术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日常生活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虚拟化的趋势，重新整理古代，以及近现代以来留存的文献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海量的书籍中，哪一部，或者哪一家的书籍可能并应该被经典化，而不是简单的保存下来，这就需要编撰者的眼界与识力。在学术的领域里，钱基博先生就是可能并应该成为经典的那一家。其他领域我不太了解，如果说中国文学还要研究下去，研究一百年、两百年，甚至千年，我相信，钱基博先生是绕不过去的，傅宏星博士编撰的《钱基博集》也是绕不开去的。

傅宏星兄编撰《钱基博集》，从着手搜集、整理到出版，历时十五年。刚才得知，在《钱基博集》出版之初，湖南科技学院破格引进他，使之从一名工程师成功转型为一名文科学者。而且，其编撰出版《钱基博集》的这六年，傅兄完完全全是在湖南科技学院度过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对钱基博先生的学问、学识、学养怀着深深的敬意。作为一个华师人，阅读钱基博先生的论著，心情特别激动，常常热泪盈眶。对于我，已经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更是在破解自己学术生命的基因密码。在这里，请允许我，一个身在桂子山的读书人，对傅宏星兄，对不拘一格爱护人才的湖南科技学院，对曾宝成校长，对张京华教授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感谢大家！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5－11－25

王炜（1973－），女，蒙古族，河南淅川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明清小说观念、中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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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6）12-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