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林英、吴允迪、邓庆林月岩唱和诗刻探析

秦　仪



嘉靖三年林英、吴允迪、邓庆林月岩唱和诗刻探析

秦仪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濂溪故里月岩石壁上有一方嘉靖三年的唱和诗刻。原唱林英为永明知县，和者为永明训导吴允迪与邓庆林。文章探析林英、吴允迪与邓庆林在月岩遗留的唱和诗作，并对林英“好风为我启行媒”一诗被误作刘魁诗一事件进行考辨。

月岩；林英；吴允迪；邓庆林；明代；诗刻

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濂溪故里的月岩，有一方记录嘉靖三年林英等人唱和诗的石刻。该石刻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包括三人题名及最后落款“嘉靖三年甲申菊秋望后四日谨识”在内，全文共204字，大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仅个别字体剥落残损，难以辨认。三首诗刻的书写结构整齐，字体为楷体，风格圆润典雅，端庄秀丽。诗刻具体位置在榜书“理学渊源”旁侧，刘魁二方“嘉靖四年诗刻”下方。长128公分，宽32公分。该组诗共计三首，皆为七言律诗。作者分别是永明知县林英及永明训导吴允迪、邓庆林。

传说周元公幼年曾于月岩悟道，是以月岩壁上多咏道兼怀斯人之作，三人也不例外。月岩唱和这一年，正是吴、邓二人的训导职位交接之际，故此次唱和可以看作是永明知县林英为他的旧属饯别，兼贺新任训导吴允迪下车伊始之喜而组织的一次访道之游。

一　作者生平

（一）林英、吴允迪、邓庆林传记

林英，字邦器，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永明知县。诗刻署款“永明知县三山林英”。三山，福建省福州市的别称。以旧福州城内东有九仙山、西有闽山（乌石山）、北有越王山得名。林英在永明（今湖南永州江永县）任知县达十一年，任中有嘉名。

弘治《八闽通志》卷五十六《选举·岁贡》：“国朝：福州府：古田县学：林英：知县。”

隆庆《永州府志》卷四下《职官表下》：“永明县：正德间：知县：林英，闽县人。”

万历《福州府志》卷十九《人文志四·选举》：“门朝：岁贡：……林英：知县，……以上洪武至嘉靖间。”

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六《秩官下·永明官表》：“知县：林英：闽县人，有传。”（检康熙九年《永州府志》未见林英传。）

康熙《永明县志》卷四《秩官·遗爱》载：“县令林英，闽县人。居官十有一年，体悉民情，清简无扰，终始不变。”

同书卷十四《杂记·祥符》载：“嘉靖三年甲申岁大有。盖自正德末，屡岁饥荒，民多失业。邑令林英惠政翔洽，民用协和。至是始丰，民歌云：‘东家仓，西亩箱，林侯惠我何能忘！’”

康熙《麻阳县志》卷四《秩官志》：“教谕：明：林英：福建人，嘉靖十年任。”

乾隆《福州府志》卷四十《选举》：“弘治十七年甲子科：林英，字邦器，知县。”

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七《选举》：“弘治十七年甲子科：林英：知县。”

道光《永州府志》卷十三《良吏传》载：“林英：闽县人。嘉靖间知永明县。先是，岁比不登，民多失业。英于体悉民情，清简无扰。禾麦大稔，民谣曰：‘东家仓，西家箱，林侯惠我何能忘！’”

光绪《永明县志》卷二十九《职官志一》：“林英：嘉靖间任，有传。”

同书卷三十《职官志二·列传》：“县令：林英，闽县人。嘉靖初，以贡生为麻阳教谕，考最，升知永明。时岁频年不稔，英曰：‘岁之不登，令之过也。’一以清静为治，无烦苛者，其年大稔，民以英政和翔洽所致，歌曰：‘东家仓，西家箱，林侯惠我何能忘！’英在任十有一年，始终一节，抚按竟无荐之者，遂以县令终。”主修万发元、主纂周铣诒按语：“《旧志表》载：嘉靖时《传》则言‘居官十有一年’，继英者为李日逊，又为杨秀辅。考欧阳光《修学记》言‘秀辅以嘉靖辛卯至任’，则嘉靖十年也，秀转前为李日逊，纵少亦须一年，即使数月，亦必于九年到任，林英当以九年去。英既在永明十一年，则初至当在正德时。传言前令时，岁比不登，英至始稔。考之《祥异志》，大稔在嘉靖三年，是英初至任之数年，亦已不稔也。盖民喜年丰，而归美于令，作志未免有溢词，亦因知英之政无可议矣。”

吴允迪，广东新兴人，永明训导，嘉靖四年继任前训导邓庆林。嘉靖三年与林英、邓庆林游于月岩。

隆庆《永州府志》卷四下《职官表下》：“嘉靖间：训导：吴允迪，嘉靖四年任。”

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六《秩官下·永明官表》：“训导：吴允迪，嘉靖四年任。”

乾隆《新兴县志》卷二十《选举志》：“吴允迪：正德十三年贡，任灌阳教谕。”

光绪《永明县志》卷二十九《职官志一》：“吴允缺：嘉靖四年任。”（今比对几种方志，“缺”字确为“迪”字。）

邓庆林，广东归善人，永明训导，嘉靖四年任满离开永明。嘉靖三年与林英，吴允迪游于月岩。

隆庆《永州府志》卷四下《职官表下》:“嘉靖间：训导：邓庆霖。”（“邓庆霖”据诗刻当作“邓庆林”。）

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卷六《秩官下·永明官表》：“训导：邓庆林。”

乾隆《归善县志》卷十《选举》：“正德十五年：邓庆霖，训导。”

光绪《惠州府志》卷二十二《选举·表下》：“正德间：邓庆霖：十五年训导。”

光绪《永明县志》卷二十九《职官志一》：“邓庆林：南昌人，嘉靖四年任。”

同书卷二十九《职官志一》载：“明设永明县知县，其佐有丞，其属有主簿、典史，有桃川所巡检，白面墟巡检，枇杷所巡检，白象堡巡检，教职有教谕、有训导二员（隆庆中裁一员）”，据此可以了解到当时永明县只设有一位训导。该志又载邓庆林、吴允迪均为嘉靖四年任，则按照记录次序，当是吴允迪于嘉靖四年始任永明训导，邓庆林则于该年调离永明。

归善，旧县名。南朝陈祯明三年（589）置。治所位于今广东省惠阳东北。民国二年（1913）归善县改为惠阳县。隋以后历为循州、龙川郡、祯州、惠州、惠州路、惠州府治所。光绪《永明县志》载邓庆林为南昌人，而邓在石刻落款时自称归善人，党是光绪《永明县志》有误。从乾隆《归善县志》及光绪《惠州府志》查证（两志误作“邓庆霖”），邓确为广东归善人。

（二）林英任职年限考辨

光绪《永明县志》主修万发元、主纂周铣诒在《职官志二·列传》中的按语是对前志关于林英至永明时间的考证。光绪《永明县志》中《职官志二·列传》记载林英“嘉靖初，以贡生为麻阳教谕，考最，升知永明”。二人据《旧志·表》所载的“嘉靖时《传》则言‘居官十有一年’”，又佐以欧阳光修《学记》言“秀辅以嘉靖辛卯至任”，证得林英应于正德十四年（1519）来到永明任知县，于嘉靖九年（1530）离开，居官共十一年。接任者为李日逊，李日逊居官不满一年，后由杨秀辅在嘉靖辛卯年（1531）到达永明接任。康熙《永州府志》卷十七《人物志下》：“欧阳光，字东之。领乡书，联捷南宫，授长洲令。复除永新，不善媚权贵，遂投劾归，绝意仕进，徜徉林壑垂十余年，祀乡贤。”时过境迁，欧阳光所修《学记》已佚，无从得证。今阅隆庆《永州府志》，卷四《职官表下》载：“永明县：正德间：知县：林英，闽县人。”可证万发元、周铣诒二人按语分析正确，则光绪《永明县志》修订的参照本于此处有明显错误。林英确是在永明多年，正德年间至，由正德入嘉靖，居官达十一年之久。

（三）林英为政思想

结合光绪《永明县志》的与上述其他方志，我们可以大致猜想林英其人其事。林英，字邦器，闽县人，弘治十七年甲子科贡生，正德十四年（1519）任永明知县，永明县本属穷困荒凉之地，在林英继任之前，常常是凶年饥岁，五谷不登。据康熙《永州府志》卷二十四《外志·灾祥》载：“大水：嘉靖元年壬午，大水涨没城门”，可知嘉靖元年，永明遭遇水患，这令原本就穷困贫乏的偏远小县雪上加霜。此时正值林英任上，他认为年岁不登，是政令太繁的缘故。遂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以翔恰民政。在政事上，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以平和的方式逐渐改善民生。在社会凋敝、矛盾激化的时期，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能够以最温和的方式改善现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林英其人的思想中包涵着道家哲学。

无为而治中所谓的“无为”，并不是一无所为、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治世之道。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意肆为，不违道而为，不随意而为。而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施行“有为”。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于自然。无为之为发乎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发展和自然秩序，而且还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康熙《永明县志》卷四《遗爱》记载：“县令林英，闽县人。居官十有一年，体悉民情，清简无扰，终始不变。”《遗爱》所选录的地方官员皆是任官有为，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贤官德吏。正因他们“静镇清操，率属人皆怀之”。知县林英在永明县为官多年，事无大小，与民相关事皆据悉。而又能做到清简自持，施政与民却不过分干扰，使百姓安居乐业。与民休息，施行无为，使永明县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经济也一度得到改善。

比之大刀阔斧地施行所谓“有为”之法，林英的“清静为治，无烦苛者”可能效用不够明显，但这并不妨碍老百姓对这位县令的爱戴。嘉靖三年，林英来到永明数年，终于迎来第一个丰收年。一时之间百姓无不交口称赞其人，林英作为县令施行无为甚至被过分溢美，此事被悉数记录在包括康熙《永明县志》在内的各类方志中。当年年成大丰，百姓们喜不自胜、作歌谣以颂林英之政，歌词甚至被记载流传下来。今有三种版本。康熙《永明县志》卷十四《杂记·祥符》载：“民歌云：‘东家仓，西亩箱，林侯惠我何能忘！’”道光《永州府志》卷十三载：“民谣曰：‘东家仓，西家箱，林侯惠我何能忘！’”光绪《永明县志》卷二十九载：“歌曰：‘东家仓，西家箱，林侯惠我何能忘！’”虽有一字之差，但犹可窥见当时政和民殷，百姓托赞于知县身上的官民和洽景象。

虽然林英的政绩并不如百姓歌中所唱得那样突出，以致其“在任十有一年，始终一节。抚按竟无荐之者，遂以县令终”。在职期间，一直未能得到升迁，终此一生，为官不过仅至知县，但他“体悉民情，清简无扰，始终不变”的为官之道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永明地区的经济恢复，还体现了他儒道兼济的思想观念，这也是明代士大夫哲学思想的一个缩影。

二 月岩唱和

唱和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特殊的类别。此“嘉靖三年唱和诗刻”记录的三首诗为步韵的唱和诗作。步韵，亦称次韵，即和诗时用原韵原字，且先后次序都须相同。研究此唱和诗刻，有助于从此三首诗中把握三人的关系，比较充分地领会诗意，更有助于了解林英、吴允迪、邓庆林三人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素养。

此诗署款“嘉靖甲申菊秋望后四日”。“菊秋”，即秋九月。九月别称菊月，《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望后四日”，即夏历十九日。故此三首唱和诗作于嘉靖三年夏历九月十九日。康熙《永明县志》载“嘉靖三年甲申岁大有”，这年初获丰收，改变了林英正德间初至时受天灾人事影响而萧条衰败的景象。夏历十九日这天秋风和畅，三位同僚交游于濂溪故里所在的道州，观月岩风光，或叹于天地造化，或感于前人所遗，遂各作诗一首，互相唱和，聊以遣怀。因三首诗俱无题目，而主题皆为咏叹月岩，为方便下文研究表述，笔者且将其统称作“咏月岩唱和诗三首”，继而逐一略加分析。

（一）林英原唱

林英是三位作者中官阶最高者，亦是同行人中在永明任期最长的人。出于尊位高者，敬年长者，理所当然率先提笔，为首作诗。原唱道：

好風爲我啟行媒，勝地登臨眼界開。天地鑄成渾太極，元公發秘淑將來。淩雲怪跡真奇絶，列席豪賢幸與陪。鎮日徘徊光霽裏，一團生意觉春回。

永明知縣三山林英。

其诗爽利畅达，不事雕琢，明白如话。作者林英一行三人在惠风和畅的秋日来到濂溪故里，登临月岩胜地，从高处俯瞰，豁然开朗，极致之景尽盈目中，顿时觉得眼界大开。月岩是一个巨大的天坑，它奇绝特起，上下落差大，然最奇妙之处在于两端山腹间又有贯通的岩洞。天地造化使得月岩尽得太极之妙。身处月岩，天地乾坤融为一体。天地间竟有如此浑然极致的景象。林英由景及人，感怀于周元公阐发理学，以施惠吾民的巨大贡献。月岩高可触云，姿态奇绝不凡。作者认为有同行的吴、邓二人相伴至此，方能有幸览此胜景。整日在月岩的光风霁月中徘徊，本是秋日的凋敝之色，林英反而觉得天地间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人产生春色回归的错觉。

首联以“好风”起兴，将自然界流动的风赋予人的感情，使全诗显得灵动而月岩风光富于无限生机，也侧面暗示了永明知县林英当时因览胜地而舒畅开怀的心情。“启行”有出发、起程之意。《诗经》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之句，或许道州月岩只是同行三人游途的第一站，是故作者巧妙地形容为此地之风送他们诸人出发。以风为媒，林英与月岩胜景产生了互鸣的关系。“启行”亦谓开路。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言：“臣请执殳先驱，为士卒启行。”而开路可引申为开始之意。刘勰《文心雕龙》载：“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启行”也包含了三位同僚好友对共同的政治愿望与人生理想的期冀。来到道州遍观月岩胜境，视野的开阔，使三人心中开怀，诗意横生，遂提笔遣怀。唐宋以来，有不少名人骚客于月岩之上或题名留款，或赋诗勒石。徐霞客游月岩洞后，“因按列书之，为永南洞目。月岩第一，道州”。可见月岩的山水人情是担得起这个评价的。

颔联由月岩联想到曾经在此悟道的元公，不禁赞叹元公太极之说的玄妙。太极，《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元公，指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以家乡营道之水名“濂溪”命名堂前的小溪和书堂，故人称濂溪先生。宋宁宗赐濂溪谥号为“元”，后世尊称其为“元公”。他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何谓太极，先哲解释不一，后来者亦难以决断。

颈联直抒胸臆，赞叹月岩之景奇绝不凡。继而歌颂周敦颐阐发秘术，探究天地太极之理。“凌云”直上云霄，既是写景亦是言志，表现作者志向高尚而气势豪迈。“奇绝”，极其神奇。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列席”原义是依次而坐。此处借指同行之人。将吴、邓称作“豪贤”，既是对二人的褒扬，亦是对与之同行的自己含蓄的自夸，表现了永明知县林英自信豁达的性格特征。

尾联从对元公的怀想、与同僚的交谈转移到月岩无边风光上的咏叹上，将目光随之转移到光风霁月的“一团生意”中。《二程遗书》载，程颢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周敦颐观天地生物气象，将其思想与自然之草融为一体。人得宇宙秀气而最灵，又与宇宙万物为一体。林英此处既是咏怀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又表达了逸兴遄飞的畅怀之心。置身于勃发的宇宙万物之间，觉得好似春意重回，整日徘徊其中，沉醉其中。以景起兴，以景结尾，将诗作留给人最后的画面定格在月岩奇绝非凡的山色风光与其中无尽的奥秘猜想里。

（二）吴允迪和韵

吴允迪是现任永明训导。其诗为附和之作，直白流俗，平淡无奇，但兴致高涨，充满朝气。

明、清于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职司教育学生，其副职皆称为训导，负责本地教育事务。嘉靖三年，吴允迪同永明知县林英、训导邓庆林游于距离辖区不远的道州濂溪故里，访于元公悟道之处月岩，三人作诗唱和，林英原唱，吴允迪和韵：

緑樹青山引興媒，巖光遍覽好懷開。月分弦望空中見，氣運陰陽極裏來。心學發明資後學，酒陪觀樂更詩陪。詠歸未罄無邊趣，遙指白雲望幾回。

永明訓導新興吴允迪。

诗句大意说道：月岩之上的绿树青山引起作者吟诗作对的好兴致。遍观岩壁的石刻顿时觉得满心欢喜。在月岩当中，移步换景，从东望去月岩之境如月上弦，从西望去却如月下弦，就在中间望月却是满月。阴阳气运自两极中来。心学义理的创造性阐发惠及后进学者，大家在此饮酒作诗赏月。唱着歌归去，却因这无边景色不愿结束宴游，只有不住地望着远处仙人所在的白云深处。

诗中“气运”既指节候的流转变化又指气数，命运。作者在诗中简要带过自己对命运的看法。在中国古代，“阴阳”最初指日光的向背。古代思想家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既对立又互相消长的矛盾，把阴阳对立交感看作是宇宙运动的根本规律。“心学”是明代盛行的良知之学。由宋儒陆象山提出，以尊德性、明本心为基本概念，故时称“心学”。后经明儒王阳明发扬光大，继而盛行于世。“心学”是一种“发明”，它创造性地阐发前人不知的义理。“资”，供给，帮助。《庄子》：“尧何以资汝？”

颈联先赞颂心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然后再将视野转向三人亦歌亦行的欢乐画面中。尾联的“咏归”运用《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典故，既指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图景，又实指当年永明得获丰收，百姓富足和乐的社会实况。“白云”出于《墨子·耕柱》：“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东一西。”该词隐晦地表示人去世，后世引申为成仙。此典的运用透露出吴允迪思想中包含的道家飘逸出世的自然追求，但其实却是反说，口头说羡慕归隐，内心里其实是有为。“罄”，器中空也，《尔雅》、《毛传》皆曰：“罄，尽也”。因此，未罄是尚未结束之意，表现了作者览胜后不舍离去的心情。

（三）邓庆林和韵

邓庆林是即将离任的永明训导，其诗用典颇多，文笔老到。邓庆林和韵：

芊芊草徑本無媒，蕭瑟金風一掃開。峒月盶今還仰古，圖書繼往復開來。派流河洛淵源遠，功入廟庭祀典陪。萬古斯文昭日月，先生挽得古風回。

永明訓導歸善鄧慶林。

诗句大意，首联写景。劲瑟秋风扫开青青草径。“芊芊”一指草木茂盛的样子，另指青碧的样子。亦作“千千”。表明交游之时草色仍比较葱郁，未有过分萧瑟之感。萧飒指秋风劲瑟。唐代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诗有“飘飘江风起，萧飒海树秋”之句。唐代张乔《宴边将诗》亦有“一曲梁州金石清，边风萧飒动江城”。金风亦指秋风。古人常以阴阳五行解释季节变化，秋于五行中属金，故称秋风为“金风”。此处“萧飒”与“金风”意思累赘，从此可窥知该诗并非上品。

颔联初由景及人。由月岩之月慨今怀古，想到继往开来的“图书”。此处“图书”与颈联“河洛”形成互文，隔句互文，文省而意存，意为“河图洛书”。《易传》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神秘传奇，是后世各种思想流派的源流，阐发于道州的濂学亦不例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同“河图洛书”的传说有着微妙的关联。《太极图说》着眼于探求义理的精微，而《通书》则是用以阐发学说的体系。理学渊源于周敦颐，儒学发展到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形态，在魏晋时代发展成为玄学，在两宋时发展为理学。周敦颐传于“二程”，“二程”传于杨时，几经传承，后李侗传于朱子。明清以后，天下儒学言必称朱子、溯源必至周敦颐，故称为理学渊源。凡此种种，皆与“河图洛书”有着微妙的关联。虽多用典，但全诗稍显生硬。邓诗以“河图洛书”咏怀古之圣人上承先哲，施惠后人的卓著贡献。“盶”字剥落，今据石刻拓片及诗意疑作“眎”，是“视”的意思。

尾联是一番歌功颂德。“先生”指永明知县林英。“古风”为古人之风，指质朴淳古的习尚、气度和文风，也指质朴的生活作风。南朝宋谢灵运《祭古冢文》有“仰羡古风，为君改卜”之句。“古风”一词用在此处，无疑是对知县林英的一番奉迎，趋于辞令之言。

三 林英诗考辨

明清之际，《濂溪志》以地方志的形式辑录了与周敦颐相关的内容。已知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九年刻本，现已佚失。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是在该本基础上续编的。因万历二十一年刻本的《濂溪志叙例》文末署名“永明县知县胥从化编订，道州署儒学正事举人谢贶编校，训导刘报国同校”，故多称此版为胥版《濂溪志》。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濂溪志》九卷，明李桢撰”误导，此版多被误作李桢版，并常被分立称作胥、李两版。二者实为一版，但又略有不同，疑李桢就胥版另作删减增订。胥版《濂溪志》的编校谢贶在《濂溪志叙例》中写道：“岁壬辰冬，贶署教道州，瞻拜先生像，旋得《旧志》。”此中《旧志》在文末点明为《濂溪志》明嘉靖十九年刻本，并在文中写道：“今年春，州大夫泾原李公，以都台北地李公、按台渤海李公之命，重授剞劂，而属不佞贶以厘校之役。”泾原李公为时任道州知州的泾州人李发，北地李公即为前文李桢。时李桢“既镇抚三楚，喜游先生乡，问先生里，新其祠，广其田，育其后裔，建其书院，胥令太守发董之成，仍成其志，用告戒周氏子孙，而宗子翰博君联官率族姓而久引承之”。故万历二十一年《濂溪志》是李桢等较高层官员授命集结道、永二州官员及文人就嘉靖十九年《濂溪志》刻本续编。这解释了胥版《濂溪志》的编校人员为何分属道、永两州，也解释了关于胥、李版本的疑惑。

胥版《濂溪志》卷八《古今题咏》收录“刘魁游月岩诗”一首，李版卷七《古今题咏》亦录该诗，该诗与“咏月岩唱和诗三首”其一的林英“好风为我启行媒”诗完全相同，均为误录。近年新出《濂溪志八种汇编》犹沿袭旧误。笔者在此处特加以考辨，以去伪存真。

刘魁字焕吾，号晴川，泰和人。《明儒学案》载刘魁“由乡举，嘉靖间判宝庆五年，守钧州七年，贰潮州六年。升工部员外郎，上安攘十事，皆为要务”。刘魁受业于王阳明，秉承师教，而得师传。嘉靖四年，刘魁至道永二州公干，闲暇携好友相伴，游历山水，遍访二州名胜，六月拜谒濂溪祠，游览月岩，留下诗刻。今于月岩见刘魁诗刻两方，一为五言，一为七言。五言为《月岩之游三首》，七言名为《拜谒濂溪先生祠二首》，二者左右相邻，应为同时留存，均刻于“大明嘉靖四年”。

笔者亲临道县月岩，得以亲见刘魁《拜谒濂溪先生祠二首》诗刻以及“嘉靖三年林英、林允迪、邓庆林唱和诗刻”，故为考辨如下：

第一，林英的一方诗刻和刘魁的二方诗刻距离相近，但并非一处。观察发现，三方石刻位置相邻，刘魁诗刻在上，林英诗刻位于刘魁二方诗刻的下方，长宽几乎一致，字形及大小也都颇为相似，极易混淆。故胥李两版《濂溪志》有张冠李戴、将林英与刘魁诗弄错之嫌。

第二，从时间上亦可佐证胥李之误。据石刻落款“嘉靖三年甲申菊秋望后四日”可知“好风为我启行媒”这首诗的作诗时间是嘉靖三年。据前文推考刘魁行至道州月岩之时实为嘉靖四年，时间不一亦可证明此诗并非为刘魁所作。胥李两版《濂溪志》上“好风为我启行媒”诗为刘魁诗的说法不攻自破。

第三，刘、林二诗风格不同。比较刘魁诗与“好风为我启行媒”这首诗，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及风格差异亦可略见端倪。虽然同样是相似的主题——吟咏周公；同样的场景——结伴而游、仿古咏道，由刘魁在月岩题名的诗作，《拜谒濂溪先生祠两首》内容陈泛，辞意稍艰，有堆词砌语之感。但全诗洋溢着一种对已经作古的周元公的歌颂，感情质朴，流露自然。而“好风为我启行媒”这首诗虽然艺术表现力平平，但语句流畅，具有一定的画面表现力，给人以想象空间。意境开阔，诗风畅达。重在写景而非怀人。因此可以在此处存疑——两首诗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因为林英此人留世资料不丰，今难以找到他其他的作品，更遑说诗作。故遗憾无法将此诗与林英的留世之作进行对比，难以肯定地说这首诗林英所作，但可稍作佐证。

以上三点证据都表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濂溪志》于此处的记载确实有错误。尽管胥从化与林英同为永明知县，时间相差不逾七十年，而这一小小纰漏却一错就是四百多年，贻误后人不浅，若无诗刻真迹，何由辩白。由此即可表明石刻文献的重要价值。

[1][光绪]永明县志[M].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2][康熙]永明县志[M].清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3][康熙]永州府志[M].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康熙九年刻本.

[4][道光]永州府志[M].清道光八年刊本.

[6][万历]福州府志[M].明万历二十四年刊本.

[7][康熙]麻阳县志[M].清光绪三十三年本.

[8][光绪]惠州府志[M].清光绪十年刊本.

[9][乾隆]归善县志[M].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10][乾隆]新兴县志[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重印本.

[11]王晚霞.濂溪志八种汇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111.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6－11－10

秦仪（1997－），女，湖北恩施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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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6）12-0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