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祥小说的人物描写研究

陈如新



杨克祥小说的人物描写研究

陈如新

（湖南科技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本土作家杨克祥的小说富于浓郁的地方色彩，他善于用方言土语、地方俗语等来描写人物，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虽然显得粗俗不雅，但却率真自然、淳朴善良。

杨克祥小说；人物描写；方言土语；率真自然

杨克祥的小说以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优美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当时湘西南地区的民俗风貌，展示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表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对杨克祥小说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了解湘西南地区的民俗文化和当时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普遍生活状态，从而让我们真切地感知丰富的人性美和审视当代历史。

目前学术界对杨克祥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小说的创作内容与题材进行研究。如曾昭薰的《在文明与蛮荒的搏击中展示历史的走势——评杨克祥的长篇小说〈十二生肖变奏曲〉》，认为《十二生肖变奏曲》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趋势，从内容到主题上都给人一种严肃庄重之感，但是作者赋予作品人物的形象却是带有一种幽默感。而正是这种喜剧式的讽刺才更加凸显出那个时代所造成的悲剧。[1]P30-33其次是对杨克祥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曾慧、黄力之《正面品格与复杂人性的交织——读〈十二生肖变奏曲〉》中认为：这群用生肖来命名的人，看似猥琐、愚钝、冷漠、粗俗，但是当你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只是在重重矛盾的冲突和挤压中一时扭曲了自己的形态。陈仲庚的《人生好人多磨难——〈杨克祥中短篇小说选〉解读》中认为：在杨克祥的笔下，何大龙式的英雄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磨难，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普通人中的好人的磨难。[2]P244-245伍志军的《何大龙身上的悲剧因素——评〈玉河十八滩〉》中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那个没有理性的时代造成的，但主体潜存的悲剧因素也为这场悲剧的酝酿产生提供了一个灾难性的温床。全篇可以说是由一场大的社会悲剧构成的、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浸润着悲剧因素。

再次研究小说独特的语言特色。熊金星的《杨克祥小说的语言特色研究》中从语言的三个不同层面对杨克祥作品的语言特色进行了解读，它们分别是语言的乡土化、形象化和通俗化。并且认为杨克祥是典型的乡土作家，他在创作上的成功，最根本点在于他的乡土气，而作品中地域性极强的语言特点也是构成其小说乡土气的重要因素。[3]P1-3

综上所述，对杨克祥小说的研究还不够全面，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研究。因此文章对杨克祥小说的人物描写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小说人物描写的方法，归纳人物描写的特点，希望能对杨克祥小说有进一步的研究。

一　人物描写的方法

杨克祥小说之所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故事情节贴近生活，容易使人们产生共鸣。杨克祥小说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永州人民，他们的一颦一笑与举手投足之间都渗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杨克祥也正是以这片古老而又质朴的土地为背景，选取这深山秀水，使得他的小说充满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个就是人物形象刻画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

（一）用地方口语描写人物形象

对于杨克祥这样一位乡土作家而言，他的小说擅长于从小说整体的情节整体构造与所处社会环境出发，描写风土人情，使得他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当然，要表现地道的民俗特色，当然就离不开纯正的地方土语，他的作品语言使用了众多的地方口语，其中不乏一些粗俗语的使用，但这些语言的使用却促进了我们对其作品进行更加准确的理解，更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从而突出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

杨克祥曾作为文学爱好者在农村短暂的生活过，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那么极其自然地描绘出纯正、质朴而又古老落后的乡村生活。杨克祥为湖南永州零陵人，他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湘南地区西南官话中的方言土语，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并且乡土味十足。

如在杨克祥的长篇小说《十二生肖变奏曲》《野山为证》《玉河十八滩》《黄色柳芽芽》《家丑》《沙坟》中使用了如下众多的方言词汇：乱讲三千、撑腰、挑二马脚、扯鸡骂狗、赶闹子、刮白、赫人、打中伙、打讲、拢屋、起火、来起、冒脑壳、帮衬、惬气、出丑、吵烦、拿堂、冲油、晓得、要得、估到、生孽、扯平、歇气、搭白、困眼皮、扯鼻子、坐班房、油伙、背时、啄脑壳，勾脑壳，光眼睛，下劲，默起、咬牙、喊老爷、打啵、日头、冲冲、马拉古、扁挑、包谷、波屎奶嘴嘴、手腿子、眼窟、告化子、醒气拐、路数、蛆婆、脑壳、颈脖、老屋、软虫、间子、身子、喉嗓、满女、细份患、红花女子、水枯、空档、臭风、、麻纱、茅坑、虚话、性子、麻拐、长子、路数等等。这些方言词汇与普通话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别，由此他们的运用不仅使得小说具有了乡土小说的特征，这浓浓的土味儿也使得小说人物尤其贴近生活，尤其是下层民众。《十二生肖变奏曲》里的沙滩龙、赶山狗、窜山猴等人和《玉河十八滩》里的何大龙、何二龙等人，他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农民与撑船人，然而正是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土话，使得他们乡土味十足，而且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二）用地方熟语来描写人物

杨克祥小说人物语言的通俗性表现在使用了众多的熟语，它包括谚语、俚俗语、歌谣、民谣、号子等具有特别表意的语言。

1.谚语。杨克祥小说中使用的谚语数百条，大多用来反映自然气候、生活经验、表明深刻的事理、表现风土民情等。谚语是一种简练生动，含义深刻的熟语，它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如“螃蟹上路水来推，软虫上路晒成灰”(《十二生肖变奏曲》)，“斑鸠婆子到，不久有雨到”(《野山为证》)，“石头出汗，塘水要满”(《他们是兄弟》)等等，这些零陵谚语大多来自于人民的生产生活经验，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所以在这些底层人民之间流传下来，因此这也就折射出了小说人物思想性格的乡土性。杨克祥小说当中的人物对这些简单而又含义深刻的谚语的表达，实则透露出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让这片山水的纯净自然和谐深入人心。

2.俚俗语。俚俗语大多只是对生活现象或事物做简单的描绘，缺乏谚语对于生活的启发性。但是杨克祥小说当中却大量的将俚俗语融合进人物语言当中，使得人物语言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刻画了一群真实而又粗俗的乡村人民。例如长篇小说《野山为证》中“挂起腊肉吃白饭”；《十二生肖变奏曲》中的“龙困浅滩遭虾戏”，“这才是牛生蛋马长角了，这才是捏不住的清风都起霉舵了，生肖坳祖宗造了孽啊，八辈子注定是喝尿的命啊”；又如《那一湾清清的潭水》中的“野男人不在姐妹面前撒野，野女人不当着娘家人寻欢”；中篇小说《露草滢滢》就有多句埋俗语，如“长短是根麻绳，大小是个报应”，“不怕路遇三只虎，就怕惹恨三个人”，“好花不插马粪上，马粪原本面上光”，“先生眉毛短，后生胡子长”，“好花插在牛屎上，腥臭一辈子”，“花配花，柳配柳，不是旧扫把，不配烂撮斗”。作者用这些充满地域色彩的俚俗语来写作，一是因为自身对其的熟悉，二就是用来刻画那群乡野村夫对于生活的描述实为生动不过。

3.歌谣与民谣。歌谣与民谣是人民群众抒情言志的口头诗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自然流露，也是社会历史，时代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零陵地区民歌种类与数量之多，杨克祥多次把它们用于小说中，在表现出民俗风情的同时，也烘托出了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审美价值。

号子也是一种歌谣，是一种与劳动生产直接联系的歌谣，往往伴随着劳动节奏而歌唱，与劳动行为相结合。杨克祥作品中的号子多从伐木工人和撑船人口中唱出，气势庞大又野味儿十足。对这些号子的描写在表现出作品语言的通俗质朴的同时，又体现了鲜活明快的审美品格和鲜明的地域特征，生动地刻画这些鲜活而质朴的农村风俗，为描写人物形象提供了真实的生活背景。

如《野山为证》中的伐木号子：

罗嗬——罗嗬

妹妹在我头上坐罗——坐罗罗。

我顶着妹妹打摇摇呀，打摇摇！

哩罗嘞——罗嘞罗嘞……

在打鼓坪那般远离世俗的自然密林之中，从伐木工人口中喊出来的这些号子是显得如此粗狂、自然，有腔调，于此同时又彰显了这群伐木工人的粗俗与纯真，伟大与卑下。

二 人物描写的特点

杨克祥描写人物的语言、心理和行动，运用人物的对比、烘托和映衬，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的描写了笔下的各种人物及其思想性格特征。

（一）人物描写的“野性美”

对人物的描写似乎永远离不开对环境的描写，生活在大城市的边缘郊区之中，人们都会多一份行动上的自由亦或者是心灵的不受束缚，更何况是杨克祥笔下的密林之中，山坳之下，以及河流之上的人们。这些生存之地都与特殊、危险、野外生活等词汇相关联，生活在此处的人们身上自然流露着一种不同的野性美。这样一群在山水之中生活的人们，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下，逃离了尘俗的纷扰，又受到大自然的熏陶，行动便不自觉地回归了本性与本真，看似粗俗不堪的他们，身上又拥有了一份难得的自然的美感。

1.原始粗俗。杨克祥小说擅长把湘西南地区的社会风俗以及地方口语融入写作之中，这些土语大多粗俗、淫秽，又因为生活环境的落后，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个性不免流于粗俗与愚昧。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受教育水平低，文明程度弱，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不免庸俗愚昧。如《十二生肖变奏曲》中的斑茅鼠，在大旱的气候下竟然还去赌水，最终连老婆都输了；又如包谷猪，生性懒惰，在把水输给了坐山虎之后就着生米吃；又如收破烂的窜山猴，一开口就要把生肖坳骂个遍；恶霸坐山虎，行动上卑劣，语言上庸俗，真可谓是生肖坳粗俗化的代表；而《野山为证》中的伐木工人们，讲话从来口无遮拦，对唯一的女性老麻布更是如此，像是一大乐趣所在；《玉河十八滩》中的撑船人们，更是脏话、痞话百出。在生肖坳，坐山虎为坳中恶霸，只要是他要想的女人没有得不到的，生肖坳的女人们有苦难言，这是为了生存；在打鼓坪，老麻布一个女性充当了所有人的“老婆”，然而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就连老麻布都觉得这是她唯一可以奉献给这群苦难的伐木工人们的，这是为了恩情；在玉河潭岸边生活着的女子，为了家人的生存，也甘愿与船夫们苟合。这种性的错乱实则败坏社会风俗，与社会核心价值主流相违背，然而在这大山之中，河流两岸却被人们所接受，这是环境使然。这些人物就像回归了原始自然般，尽管看似意料之外，但却是情理之中，杨克祥笔下描绘的这些人与事物，很自然的也就被人们所接受。尽管粗俗，但却是对生活最真实、自然的表露，所以，小说中人物个性的粗俗话和原始化表现也在情理之中。

2.率真自然。在杨克祥小说中，人物大都生活在远离城市喧嚣之处，少了世俗的众多限制与束缚，人性的本真在历史岁月的流逝中得到沉淀，杨克祥用了最真实的生活笔触讲述这群乡野人物的生活，故而在他笔下的人物大都率真自然，毫无扭捏做作之感。长篇小说《野山为证》中如看似老麻布愿意同很多个伐木工人做爱，用她的身体去换得那群可怜的伐木工人的一时欢愉，她觉得这样就报答了恩情。又如马克思和狗鸡的苟合行为，如放在城市当中，足够被世人嘲笑、唾骂、遗弃，然而在那茂密的大山深处，钟铁虎、伍喜贵等人亲眼目睹之后觉得就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这本就是那缺少女人、没有尘世束缚之处会发生的事情，与那样的环境毫无违和感。杨克祥笔下的人物形象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特征，但同时又有着诸多共性的存在。乡野村夫虽言行粗野，但有着山的真诚自然；水上船夫虽举止粗俗，但却充满水的柔美。人们在这一切在历史的遗留与大自然的熏陶下形成了这种的独特的野性之美。

（二）人物描写的“精神美”

杨克祥的小说描写的都是些普通百姓生活中的或存在或虚拟的琐碎的小故事，但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仿佛发现作者在以严肃的态度对“人性”的本真的探索与那内心深处的“灵魂”进行询问。

1.敢爱敢恨。在读杨克祥《给儿女的话》中便体会到作者是个敢爱敢做敢恨的人，在他笔下描写的人物也是一样，有着坚定的人生信念和敢爱敢恨的灵魂。《野山为证》中的卿贝贝尽管是个反面人物，但她对刘石林的爱从来不会躲藏，而是大胆地向他表露。另外，老麻布也是让人为之震动的一个角色，她行动出格，言辞犀利粗俗，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十足的泼妇，但是她又是如此感恩戴德，敢爱敢恨，爱着那一群伐木工人。这些小人物虽然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在她们身上体现了非常可贵的品质。世俗的诸多规矩在这些偏远之处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人们随性而爱，又有着由爱产生的恨，正是由于这些爱恨纠缠，才让杨克祥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触动人心。

2.热爱祖国。杨克祥小说中永远都流露着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十二生肖变奏曲》就是他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一群默默奉献的乡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展示他们的胸怀和心理历程，赋予了其丰富的审美价值。

《野山为证》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喧闹着，争吵着，但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时，却都参与到那危及生死的“赶羊”中去了，他们高声呐喊着：

苍天在上，

野山为证，

我们是炎黄忠厚的子孙。

苍天在上，

野山为证，

我们是祖国神圣的公民。

不管人生给我多少苦难，

我们还是愿为祖国献身。

在杨克祥小说中，时刻透露出了对祖国、对党的热爱与赞扬，这体现在众多人物身上，比如《十二生肖变奏曲》中的沙滩龙，由于对党的热爱才自愿下放到基层；又如《野山为证》中的刘石林，为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不惜奉献一生，“马克思”的母亲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依然保持着一颗热忱的赤子之心。这种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杨克祥作品以乡土味十足的人物语言，即零陵方言词、粗俗语、熟语、民谣与歌谣等，塑造了率真自然、粗俗野性、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杨克祥小说的浓郁的乡土气息，生动地表现了湘西南地区的民俗文化风貌，提高了乡土文学作品特有的文学审美价值。

[1]曾昭熏.在文明与蛮荒的搏击中展示历史的走势[J].理论与创作,1991,(5).

[2]陈仲庚.人生好人多磨难——《杨克祥中短篇小说选》解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

[3]熊金星.杨克祥作品语言特色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4]熊金星.从杨克祥作品中粗俗语看湘西南民俗文化风貌[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0).

[5]伍志军.何大龙身上的悲剧因素——评《玉河十八滩》[J].云梦学刊,1986,(2).

[6]谢馨藻.论《十二生肖变奏曲》的得失[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2,(2).

（责任编校：呙艳妮）

2016－09－15

陈如新（1970－），女，湖南祁阳人，硕士，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和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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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6）12-00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