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一体把握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接力探索

陆源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2013年1月5日，***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过一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话：“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根本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党的十五大给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告诫我们，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一样，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十分珍视，全面领会和把握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个被载入党章和宪法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央这样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是实事求是的，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的。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思想。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入手的。在调查研究和对集体智慧进行概括升华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以苏为戒，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这是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伟大起点。关于在一个商品生产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允不允许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显然，毛泽东把商品生产看作一种“工具”，它本身并不“姓资姓社”，掌握在谁手里就跟谁姓。毛泽东关于用商品生产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是一种立足国情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真知灼见，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先导。关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允不允许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经济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不可能纯而又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可以发展私营经济。毛泽东的想法，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1]433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的思想。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1079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告诫全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以后，一定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14371952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我们应当会办经济》一文，他从会不会被敌人打倒、会不会被老百姓拥护的高度，论述了学会办经济、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是由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1956年根据党的“八大”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更是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置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了。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政治上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他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4]822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官僚主义对于建立党和国家民主制度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高度关注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并且主张用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等方法，去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很关注宪法与法律的制定与实行，建国后不久，他就亲自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要求“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4]79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很重要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一个怎样对待文化人的问题。毛泽东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了分量很重的话：“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1]507毛泽东很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他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其精神完全适用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论证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体论，从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高度，论证了“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的生活源泉论。这些思想，为文化工作者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二为”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石。毛泽东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实行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结合的思想。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认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他首次明确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其一，为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改革，不断革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才会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其二，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运动的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的一面是主导的、基本的，相矛盾的一面则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767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优越的，因此必须坚持，不能因为改革经济、政治等体制中的弊端，而伤害、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点必须严格地把握住，否则就会走偏方向。毛泽东首次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指明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非常强调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作用。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4]7341957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为了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非常强调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党的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把它作为三大作风的首要一条，身体力行。有一段时间，我们党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例如在“大跃进”中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受严重挫折。鉴于这个沉痛的教训，毛泽东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叫做“调查研究年”。毛泽东非常强调反腐蚀、反腐败斗争。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料到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些党员和干部可能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会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成为腐败分子。果然不出所料，一些国家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些党员负责干部，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毛泽东、党中央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是反腐蚀、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消除了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隐患，并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它对树立廉洁奉公的社会风尚，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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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重新恢复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那时，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141邓小平积极支持和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从最高、最深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最精辟、最科学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把生产力摆在突出的地位，扬弃“贫穷的社会主义”、“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强调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这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直接理论基石。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3走自己的路，就要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路。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6]95走自己的路，就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6]3走自己的路，就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只有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才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邓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3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1987年10月主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大会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作了精辟的界定：“这个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一整套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他不仅科学地阐明了改革的性质与重大作用，具体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并且亲自领导和指导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他强调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他还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还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邓小平将我们党在思想政治上一贯坚持的许多重要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科学概念。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164,165尔后，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的生活准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分析了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精心设计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这就是：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用人民生活状况来描述每一步的目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极大地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在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上，邓小平很强调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他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5]170他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5]268“问题是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5]342鉴于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很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9年6月16日在他的“政治交代”中提出了忠告：“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6]314

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上，除了其他的内容以外，有一个崭新的引人注目的提法，就是把知识分子列为“依靠力量”。以邓小平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个科学命题为理论基础，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党和全社会认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党的十四大报告谈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时，明确指出：“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其基本内涵，“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6]58“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其次才是“两制”。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一国”是实现“两制”的前提，国家主权不统一，“两制”无从谈起。“两制”是实现“一国”的手段，目的是通过适合的方式和办法实现祖国统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13年首要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他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带领全党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他还指出：“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做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江泽民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江泽民 1992年4月30日在一个重要的决策场合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同年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6月12日他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也表示赞同。后来党的十四大正式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后来党的十六大又对此作了总结和评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江泽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行市场取向改革，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党的十五大把这种格局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决策，对激发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产生了重大作用。与市场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原则，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进一步完善。

江泽民把握住发展这个“硬道理”，并且提出发展的新思路，将我国经济发展驶进了快车道。他突出了发展的三条新思路：一是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二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1992年到2000年这九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3%，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且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

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 胡锦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他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给我们发展带来的严重困难，使我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经济企稳回升，我国经济总量实现由世界第六位到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

胡锦涛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勾画出我国到2020年的宏伟发展蓝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

胡锦涛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要论断，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他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做到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把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提升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国家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拓展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立下了汗马功劳。

胡锦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精辟地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胡锦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创新成果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通过以上对党的各代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接力探索的简略回顾，我们得出一个总的印象，党的各代领导人都是在各自时代的条件下探索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都是处于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各代领导人之间，只有承前启后、继承发展的接力传递关系，根本不存在彼此割裂、彼此否定的关系。所以，***同志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如实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回答了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理论水准和政治智慧，我们的认识一定要统一到“两个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上来，从宏观上一体把握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接力探索。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