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的当代传人——张中行对周作人的接受

王勤滨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一 对周作人的敬重和理解

张中行1925年秋天入读通州师范后，开始阅读周氏兄弟的作品，尤其喜爱周作人的散文小品，从此以后与周作人及其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1931年秋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他于是得以选修周作人主讲的魏晋南北朝散文。周作人五四以来在散文创作、翻译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使他成为30年代京派文人的精神领袖。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读书生涯里，作为小字辈，张中行对周作人其人其文景仰羡慕备至。据张中行回忆，1938年秋冬之际，当时北平人纷纷传说周作人将要出任伪职时，张中行先是不相信会有此事，却抵不过一而再、再而三的传言，为防万一，表示一下自己的小忧虑和大希望，就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记得信里说了这样的意思，是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理想的破灭，他没有回信。”[1]P152这次规劝，虽未如愿，却表现了张中行对老师名誉的爱护。

1942年春，张中行失业，忽然想到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当院长，张中行就向周作人要求找个适合自己的职位，周作人经过考虑让他在国文系任助教。这个“助教”对于张中行来讲，有如及时雨。因为助教像是薄待而实际是厚待，因助教当时是专任，有课没课都拿一个定数，如果换为讲师，就只能拿钟点费，一周即使多到四课时或六课时对于处于困顿中的张中行来讲也不能解燃眉之急。

对周作人为文为人的喜爱，使张中行成为周作人的忠实“粉丝”，周作人的著作凡是出版过的，由早年的《侠女奴》、《玉虫缘》到当代出版的《知堂杂诗抄》、《知堂集外文》，他差不多都有。这些著作来路有三条：绝大部分是在书店购买的，少数绝版的，如《侠女奴》、《玉虫缘》等是从旧书摊搜寻来的。还有一部分，如《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是作者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自保，张中行的不少藏书烧的烧，卖的卖，扔的扔了，唯独周作人的书保存完好。主要原因当然是主人认为这些书应该保留，张中行急中生智，用厚纸把书包作两大包，每包上插一卡片，上写：“1966年8月某日封存，待上交，供批判用。”就这样，自己喜爱的书保存下来了。

还有手泽，就是周作人的手迹和遗物。周作人在文革以前给张中行写的信都烧掉了，其他手迹如用日文写的日本俳句两页，《侠女奴》、《玉虫缘》扉页上的题辞也烧掉了。包括一些印件，如《先母事略》和《破门声明》也烧掉了。张中行晚年提及此事仍感慨系之：人，甚至包括诸友情，为了活命，是什么都可以慷慨舍去的。[1]P154以上所列是毁掉的，还有漏网之鱼，保存下来的。其中，有手写的，如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二“白日沦西河”立幅、小型斗方一对、扇面等。有手赠的，时间晚，如砖石拓片多张，包括周作人文中提到的鲁灵光殿陛石刻和北魏延昌元年孙氏买地券、俞曲园书联、沈尹默书立幅等。还有一件，时间最晚，是周作人给张中行去信问要不要，要就去取，张中行特意去取来的。这是寿石工刻的一方长方形石章，文字是杜牧句“忍过事堪喜”。这是周作人1964年，是年80岁，收拾旧所谓“长物”时分赠也喜欢长物的故旧，及身散之。无论如何，能够及时安排后事，从容不迫，总是好的。张中行晚年翻看这些手泽，如永明三年砖拓片，上有二印，小的为“启明所拓”，大的为“江南水师出身”，想到人生坎坷，逝者流年，不禁想到他及身散时的心情，连自己也不免有不堪回首的幻灭之感。

张中行对周作人的总体评价有两点：其一，一团和气的温厚。以温厚的态度待人，从不大声说话，是北大旧人共有的印象。张中行把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归结为天性外加学识的厚重。其二，学而思，思而学，有所思就写。张中行认为，在自己熟悉的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周作人喜欢涉览笔记，中国古代的笔记他几乎都看过，且绝大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不光数量大，而且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周作人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张中行认为周作人对日文典籍的熟悉不下于中文典籍。英语方面，周作人文中经常提到的英国人类学家蔼理斯，他存有蔼理斯的书籍26册。周作人也读佛书，还喜欢读一些正统儒生不大注意的书，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南方草木状》、《燕京岁时记》以及谣谚、笑话之类。这样无所不读，人生时间精力有限，没有困难吗？周作人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本领是：勤奋、善记。最后，是周作人思，有一点结果，有所见，就拿起笔写。周作人一生著译几十种，上千万字，就是这么日积月累写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被彻底排除。五六十年代的历次运动，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挨过整、受过批的张中行，直至80年代初期，一言一行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加上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担任伪职的经历，以致80年代前期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初稿里，回忆旧北大文人，仍然有意回避周作人。只是被编辑提醒点拨，作者才把周作人加进去。大约1987年，陈子善要出版一本《闲话周作人》的书，作为健在的周作人的故旧，张中行是当然的约稿对象，此时张还是迟疑不决，徘徊于对周作人做人作文难以明断的纠结中。1997年张中行出版《流年碎影》时，才一扫过去的小心谨慎，放胆言说周作人的事事非非。[2]而这也显示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高压下的共同心态。

二 对周作人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

阅读新文学作品，自然躲不过周氏兄弟，鲁迅是长枪短剑，周作人则细雨和风，张中行两者都喜欢，但更喜欢周作人散文的重情理、有见识、行云流水、冲淡平实的风格。

文学思想方面，周作人是人间本位的个人主义，崇尚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意识，提倡健全的人生。他“嘉孺子而哀妇人”，反对用各种名义扶强欺弱。因此，周作人喜谈妇女问题，憎恨大男子主义。反对祖先崇拜，引导人们向前看。此外，周作人还重视知识的学习运用，用知识了解人生、关照人生。这样的人生，不应该是狂热的，如宗教；不应该是造作的，如道学。总之，要率性兼调节，以求适中。这是周作人的思想或者说理想，而且周作人做人作文都是以这个为原则的。

人们一般把周作人当做翻译大家、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而较少谈及他在诗歌方面的成绩。的确，和散文相比，周作人的诗作不多，却是独具特色。他五四时期写新诗，三四十年代后写旧诗。张中行对周作人的旧诗偏爱有加，因为五四前后他只是为新文学呐喊才应时写了一些新诗，此后，周作人就放弃了新诗。张中行感觉周作人收录在《知堂杂诗抄》中的诗作不论意境还是文辞都与传统的诗歌不同，最明显的是语言浅显而意义朴实。古人常写的，他不写；他写的，古人很少写。“我有一种愚见，很自由的言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于不自由中说得几分自由的话这才有点兴味。”[3]张中行的体会，是周作人没有或不喜欢风花雪月的感情和驰骋才华的作法。除了几首集句外，周作人不写词也是明证，因为词要浅斟低唱，就不能不软绵绵的。张中行说：“我读他的诗次数不少，每次读都感到有很浓的不同于传统旧诗的气味。这气味是怎么来的？勉强说是由下面的一些特点来：朴拙，率直，恳挚，平和；仍是乐生，但同时又用冷眼看；也写梦境，但又不离泥土；也注意诗情诗意，但总是躲开士大夫的轻狂惆怅和征夫怨女的热泪柔情。”[1]P159可以说，张中行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周作人诗歌的韵味特质的。

当然，作为周作人作品的忠实读者，对周作人散文成就的分析总结应是张中行的拿手好戏。一生所写散文共有几十本，周作人自己一再说，不懂诗，散文则略有所知。张中行认为，“略”是自谦，“知”是自负。自负的知，分量不轻；知还要变为行，成文，分量也不轻。两者相加或相合，成为大块头，想要以一纲而统众目就难了。张中行认为：“我由上中学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自己也承认，现代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为证，是不管不署名还是署生僻的笔名，熟悉的人看三行两行就可以断定：这是鲁迅，这是周作人。这情况，轻一些说是他们有了自己的风格，重一些说就是别人办不了。”[1]P160这里，张中行说是“周氏弟兄”而不是“周氏兄弟”，其主次轻重是很明白的。

张中行把周作人的散文视为上品，首先，他认为与文本内容有很大关系。这就是周作人作品中表现出的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意识。其次，张中行觉得，一些值得注意的微妙之处，差不多都是可以归诸表达的。实际上，周作人散文就表达上的主张来说，就是用朴实自然的语言把合乎物理人情的意思表现出来。这话说起来简单，标准像是不高，其实不然。周作人就是用这个尺度，不只反对八股，还把被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千多年来被无数文人口颂笔追的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猛烈批评了一番：“虽然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骈体文也的确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最有名的《盘谷序》，据我看来，实在作得不好，仅有的几篇好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来的，当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4]P20“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讲到韩文我压根不能懂得他的好处。”[5]P667

实际上，周作人认为韩愈散文的毛病除了载道外，文章华而不实，表面上看音调铿锵、气势不凡，其实不过是空洞无物、舞文弄墨的花架子而已。

读文谈文，张中行虽然总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但他对于周作人这种“用平实自然的语言把合乎物理人情的意思变现出来”的作法特别看重。因为，用平实自然的语言写自己的想到的意思是学文和行文的正路。这种境界很高，要做到很不容易。用这种作法还可以纠正粉饰造作、以无名文浅陋的时弊。

周作人散文的写法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张中行认为，其实很简单，不过是像拉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说方便就怎么说。结构布局则如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一定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语言很平常，既无腔调，又无清词丽句，可是意思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之间，于坚持中间有谦虚，于严肃之中有幽默。总的来说，不像是坐在书桌前写的，像个白发过来人，冬晚坐在热炕头说的，虽然还有余热，却没有一点点火气。

接着张中行指出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上取得骄人成绩的原因。丰富的知识，洞察的见识，长期锻炼后思路的清晰灵活，表现手法的积累，刻苦勤奋，一双能够识别文章优劣的慧眼。做到以上这些，创作实践中，自然就能够意之所到，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张铁荣认为张中行对周作人的把握即准确又超前。[6]P322此言不虚。

三 文本中的具体接受

张中行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学、大学教书，其间也曾给报刊写稿、做编辑。新中国成立后，调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直到80年代末。从1986年到1997年，张中行年龄在77-88岁之间，一般人在安逸悠闲的退休生活中度过，他却有《负暄琐话》、《文言和白话》、《文言读本续编》、《文言常识》、《负暄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从话》、《顺生论》、《负暄三话》、《留梦集》、《流年碎影》等著作陆续出版，在文坛刮起一阵张中行旋风，形成一股“张中行文化散文热”。读者感到这是一个有内涵的老者，苍凉之中尚有青年人的朝气，现代散文史上，读者只是在周作人散文里才有的阅读体验在张中行散文里重现了。

张中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30年代的北平，左翼文化的声势不及上海，北平几所高校的学术气氛倒是浓厚。从京派文人那里，他领悟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从而奠定了自己一生的思想基调和人生方向。京派文学的大将，沈从文、废名、俞平伯、沈启无，在知识视野和人生境界上都有周作人的影子。

思想内容上张中行继承了周作人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坚守理性，反对虚假。50年代初期，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张中行则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他自己当然觉察得到，无论是为名声还是为实利，都应该急起直追。不幸的是身心都不由己，有时想一鼓作气，紧接着就泄了气。他自己也承认，这是思想问题。其一像是来于“天命之谓性”，自己喜欢平静，惯于平静，因而就不欣赏狂热，难于趋向狂热。其二是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自己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其三就更为严重，自己而立之年前后，读了不少西方谈思想的书籍，所得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知识论性质的，如何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另一方面是道德学性质的。这包括的信条很复杂，如疑多于信，无征不信；不管如何有权威的道理，可信可不信，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人人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意见不同，可以坚持自己的，但应该尊重别人的等等都是。并进一步相信，只有这样，知才可以近真，行才可以少错。至少他觉得，新潮的要求不是这样，而是有什么信条和措施，不经过自己的理性判断而信，不许疑。张中行也曾试着这样做，可是旧习总是闯进来捣乱。在心里争持，如果旧的能退让也好，可是常常是不退让，即经过理性衡量，竟觉得说得正确的那些其实并不可信。公然表示疑是行不通的，于是可行之道就只剩下沉默或装作信。总之是难于心安理得。张中行一向欣赏戈培尔有关宣传的定理，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可是，他却不能认同，假大空的东西宣传千遍万遍之后仍是不信。这种坚持理性思考、拒绝盲从的原则可以说与周作人一脉相承。

勇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周作人矢志不渝的信条。这在张中行散文里也有体现。据张中行回忆，自己不只说过假话，而且次数不少。各种形式的，由小组讨论谈体会到大会或长街喊万岁，都是。予岂好说假话哉，予不得已也。至于近年来的写不三不四之文，非不得已，就一贯以真面目对人，不说假话。或说得更准确，是所想未必说，或无兴趣，或无胆量，而所说就必是自己所想、所信。

张中行的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周作人在作品中虽曾涉及自己一生遇到的三个恋人。张中行在自传《流年碎影》里谈起自己的妻子李芝銮也是不厌其详，不时流露出对爱妻的赞赏敬佩之情。他与杨沫的关系同样耐人寻味，他们30年代曾热恋、同居、生子，后来由于志趣不投而分手。50年代，杨沫写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落后自私面目可憎的负面人物余永泽，被圈内人士认为是影射张中行。文化大革命中，杨沫被整挨批外调时，外调人员找到张中行，软硬兼施要求揭发杨沫的“罪行”。一般人看来，这正是他还以颜色的绝佳机会，但是不管口头还是书面，张中行都说杨沫与自己接触期间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些材料，杨沫后来看到了，很感动，想不到自己曾经在作品中极力丑化过的前男友还会讲自己的好话。1995年12月杨沫去世，张中行没有参加送行仪式。“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张中行与杨沫所生）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相距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2]P585这段回忆既满足了读者的某种阅读预期，又表现出张中行对人尤其是对女性的尊重以及他那一丝不苟的处事原则。

张中行吐纳中外，博今通古。实际上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一文中对周作人散文特点的概括及其成因的分析，既可以视为他对周作人散文成就切实中肯的评价，也可以看作张中行对自己作品的夫子自道。内容上，既有对人生形而上的探讨[2]P190-195，更多的则是对普通人平凡生活及其人生感悟的追怀。他的散文语言既深得周作人平实、质朴之精髓，又能显示自己独特之境界。他的语言既有文言的高雅，又有口语的通俗。不论是谈习文的《作文杂谈》，还是谈人生的《禅外说禅》、《顺生论》，都是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做到雅俗共赏，俗不伤雅，俗不失雅。张中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表现世事无常、人生坎坷，表现对生的热爱，对死的超越。孙郁认为：“到了90年代，当他以不老的笔写那些动人的小品时，其实是激活了旧京派的文学传统的。我曾说他的出现是新京派诞生的标志，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7]P59这种“激活”，显然是有因有革。

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到张中行，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度里，在这个强调整体和谐、强调等级秩序、强调服从权威而漠视个人权利和个性发展的国度里，几代京派文人为反对封建专制、批判愚昧盲从、提倡科学民主、探索个人生存发展空间方面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其价值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弥足珍贵的。

[1]陈子善.闲话周作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2]张中行.流年碎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周作人.愚见[J]语丝(第 132 期),1927,(5).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

[5]钟叔河.谈韩退之与桐城派[A]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张铁荣.周作人评议[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7]孙郁.张中行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