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型语码转换翻译刍议——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谷 丰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学者们从社会语言学、功能语法、心理语言学、会话分析和语用学等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口头和书面语码转换展开分析。其中绝大多数是围绕口语交际过程中的会话性语码转换进行研究，而对文学语篇的语码转换研究，乃至结合翻译研究对语码转换进行的分析则甚为少见。本文笔者从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以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珍妮· 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 Mao)《围城》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原作中存在的隐喻型语码转换现象及其功能、目的，分析英译本对此类语码转换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及其功能的再现，并提出实现翻译对等的建议。

一 语码转换

什么是语码？在社会语言学中，语码既可以指一种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也可以指语言的变体（如方言、标准语、非标准语等）。

说话者（作者）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语码的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语码转换可以指语言之间的转换，如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转换；也可以是语言变体之间的转换，如标准语和非标准语之间的转换。

语言学家Ronald Wardhaugh认为语码转换不是随意的、无目的的语言现象，而是说话人带着一种交际目的进行的选择。语言学家 Gumperz按照发生的原因将语码转换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情景型语码转换，即说话者随场合的不同而改变语码。第二类是会话型语码转换，即说话者在一个句子内部进行语码转换,有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转换多次,转换过程中不发生情景变化,也不会导致话题发生变化。第三类语码转换是隐喻型语码转换。这种语码转换多是有意而为之。说话者进行语码转换是出于某种动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隐喻型语码转换现象出现在钱钟书先生的作品《围城》中多处，堪称该作品中的一大特色。笔者试举例分析其目的。例如：方鸿渐去一户人家相亲。为了考一考方鸿渐的英语水平，男主人说话时汉语夹杂一些英语。如下文所示：

张先生大笑道：“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功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 what d’ you call 灵机一动，买来准OK。他们古董掮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 yeah, 我姓张的不是 sucker，休想骗我！’”关上橱门，又说：“咦，headache――”便摁电铃叫佣人。

这里的语码转换不是男主人无心为之，也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英文水平，而是为了希望找个英语水平甚高的女婿。语言虽然不是选婿的唯一标准，但对于这家地位较高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结果关键的“headache”，还有其他一些单词方鸿渐没有听懂。不仅他“自惭寡陋”，对方父母对他的印象分也降低不少。除了英语水平不过关，考虑到他还有很多其他不足之处，这家人对他最终失去了兴趣。此外，又如：

方鸿渐和他的追求者苏小姐通电话时本来是用的是中文，突然“鸿渐摇头叹气，急得说抽去了脊骨的法文道：‘苏小姐，咱们讲法文。我——我爱一个人，——爱一个女人另外，懂？原谅，我求你一千个原谅。’”

为什么方鸿渐突然会使用法语呢？作者并没有给出原因。但是读者可以推测，有一种可能是这样让人难受的话如果用自己的母语来说，会更加刺激对方，因此他就换成另外一种语码。另一种可能是他不想让周围的人听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保持机密。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见，说话者（作者）采用隐喻性语码转换经常是出于一定动机，并要达到某种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语码转换已经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是说明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而语码转换在交流过程中也起着表现说话者（作者）心理活动的作用，反射说话者（作者）的内心活动的变化。

二 隐喻型语码转换翻译

源语言当中出现的隐喻型语码转换在目的语中应该如何处理？有些译者在翻译时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认为不翻译也无所谓。此外，此类语码转换在源语言文本中也可能比较隐蔽，不容易发觉；抑或是多种语码并存的复杂性难于处理，译者会将这个难题绕过去。总之，文学作品翻译中，多数译者面对隐喻型语码转换，采取使用同一语码或保留不同语码的方式简单处之。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此类语码转换的处理应该得到充分考虑。

根据尤金·A·奈达（Eugene A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译者应该尽量使读者能按原文读者的方式理解和欣赏译文。也就是说，源文本中的隐喻型语码转换也应该在目标语言中得到体现，并尽可能得以实现。而且此类语码转换对于理解说话者（作者）的意图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源语言中的隐喻型语码转换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妥善解决。

隐喻型语码转换在目的语中比较容易实现形式上对等转换。源语言中的本国语/外国语、正式/非正式、标准/非标准、严肃/幽默等之间的转换在目的语中可以得到体现。因为这些语码在源语言和目的语中都存在。隐喻型语码转换又总是难以实现意义上的对等转换。问题主要在于这些语码在目的语中即使有对应或者相近似的语码，但是它们的语用效果却并不吻合。这就给翻译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而完全的对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以实现。例如在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合译的《围城》中，原作品中出现的英语语码在英译本中都用斜体字标明，并且在英译本的前言中加以说明。采用斜体加注释的方法能够让读者了解原文中发生了语码转换，但是读者并不能体会到原文语码转换所包含的精妙之处。对于原作品中出现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转换，珍妮·凯利和茅国权采用近现代英语语码进行翻译，显然无法体现原作者的意图，达不到原作品中语码转换的目的。

三 隐喻型语码转换翻译实例分析及其建议

针对上述隐喻型语码转换翻译问题，笔者仍以《围城》英译本为例，尝试探求解决方法。

例如，在第一章中，方鸿渐和父亲通信请求退婚时就由白话文转换为文言文。他这样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一方面，他父亲是科举制度下受过教育的旧式中国读书人，对于文言文有着深厚的感情。漂亮的文言文信件能博得他的好感，这样退婚就容易得到批准；另一方面，使用他父亲常用的语码，也有利于拉拢关系。在这封信中方鸿渐将自己的国文功底显露了一番，自信能“打得动铁石心肠”。

“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愁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

在英译本中，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做了如下处理：

“I have of late been very restless and fitful, experiencing little joy and much grief. A feeling of ‘autumned melancholy’has suddenly possessed me, and every time I look into the mirror at my own reflection, so gaunt and dispirited, I feel it is not the face of one destined for longevity. I’m afraid my body can’t hold up much longer, and I may be the cause of a lifetime of regret for Miss Chou. I hope you, Father, will extend to m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and tactfully sever the ties that bind. Do not get angry and reject my plea and thus help bring me everlasting woe.”

不难看出 of结构使用得非常频繁，其它一些措词如fitful、woe和extend to显得非常正式。选用这样的文体符合汉语文言文的特色之一——正式性。使用这样的标准书面语是否能实现汉语中白话文和文言文语码转换的对等翻译？笔者认为尚且不够。

方鸿渐用文言文来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达到文风古旧、酸腐的效果，以博取他父亲的欢心。但是译文在表现这方面的效果却有所不足。译文读者可能很难在这封信件中体会到些许古旧之意，也就难以体会方鸿渐的良苦用心。笔者认为译文除了采用严格讲究语法的正式文体之外，还可以采用古英语中的词汇来表示“古旧”之意。例如you的宾格可以翻译成thee。此外，那些通常代表更加优雅或更有教养的拉丁语源的词汇也不失为上乘之选。通过这样的处理能更好的使源语言中的语码转换及其内涵在译本中得以表达。

原作品中另有一处，方鸿渐和苏文纨通信时又采用了文言文语码。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向苏文纨道歉，但他心里其实并不情愿。他俩并非生疏，他为什么要用文言文来给和自己关系比较亲密的人写信？钱钟书先生在文中给出了答案：“他觉得文言比较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饰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因此方鸿渐决定用这种“简约含混”的语码来写这封信。

“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文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一时取快，心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可见文言文用在此处确实有逃避责任、避重就轻之意。译者将文言称译为“classical style”。其实在这里，是否classical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 “简约含混”。译文如下：

“Yesterday when you showed me the poem on the fan, I was vexed at seeing that such a beautiful piece of writing had been composed by none other than a vulgar common official.In my surprise and resentment, I made the unfair accusation that it must have had a model. Though I derived momentary pleasure, I really felt uneasy. I am beholden to you for your kindness. I deserve a stern rebuke.”

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在处理这样的“classical”的语码转换时译者做得不是很到位。更重要的是，所要达到的“简约含混”效果并没有体现出来。目的语读者看了译文后会觉得方鸿渐的确是诚心道歉。这样就和原文本中语码转换的目的大相径庭。我们说“简约含混”是古汉语的特点，从白话文转为文言文时这种“简约含混”的特点显示的很清楚；但是汉英翻译时即使是选择古英语语码也难以达到此种效果，因为古英语并没有“文过饰非轻描淡写”的作用。参照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这里可以使用具有夸张效果的正式英语，使目的语读者体会到方鸿渐之所以对朋友采用这种夸张的语言实则是因为心中对此番道歉的“不情愿”。

汉语中的隐喻型语码转换在英译过程中的处理有难易之分，但并非不可译。虽然一般来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英译时大多都采取了近现代英语语码，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使用文言文语码的情况，就需要斟酌了。

首先，如果只是对于古诗词或文句的引用，那么译者不必将它们转为中古英语语码。因为从普通文体转换为诗歌体已经足够显眼，并且强调的也不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

其次，如果说话者（作者）使用文言文是出于某种目的（即隐喻性语码转换），那么在翻译时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理来达到在目的语中准确地展现原作者语码转换的目的。如果一律采用现代英语来翻译古汉语，那么说话者（作者）进行语码转换的动机将被遗漏，翻译也就不能实现对等。

结 语

从以上译例分析中可看出，隐喻型语码转换在原文中对表达作者意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忽视或简单处理此类问题，而应深入分析、反复推敲、灵活处理，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奈达提出的译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的对等标准。

[1]Ronald Wardhaugh.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Gumperz,J.J.Discourse Strategi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Eugene A.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

[4]Jeanne Kelly & Nathan K Mao. Fortress Besieged[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5]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钱钟书([美]凯利,茅国权译).围城(汉英对照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