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彭慧艳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1918年欧洲之行后,用充满热情的文字记录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书籍。梁启超一直自称“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早在1902年,梁启超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后来将20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新民说》。梁启超当时的新民观以西方近代伦理价值为参照系统,以西方资产阶级近代公民的形象来塑造中国一代新型公民,他认为新民具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生利分利能力、毅力和自由、进步、自尊、尚武以及进去冒险精神等特征,新民的实质就是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阅读了大量的日文著作,“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1]P589。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认为不仅要以西学启蒙民众,更为重要的是破除奴隶性,让国民成为拥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国民。经过美洲、欧洲之行后,梁启超的新民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18年前后,梁启超看清军阀统治的本质,决定远离政治,1918年12月27日,他和朋友“谈了一个通霄,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P39欧洲之行更促使厌倦政治的梁启超卸下政治的外衣,淡化从政治视角来解释“新民”,而且更多注重“情感”和“趣味”,注重人、文化和生命的意义,强调人的独立性。
这种国民自觉心建立在对社会转型期间世情、国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1919年前后,国家“军阀专横,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生计困难”、“人心堕落,丑恶横行”,国民中滋生出悲观情绪。梁启超纵向与以前的社会作比较,认为国家暴露的各种弊病以前就有,而不是现时特有的产物;横向与一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作比较,欧洲的情况则更加严重,各种弊病给国民带来惊心动魄的感觉,国民“揭破和感觉却是一种进步”,因为民众容易产生忧危之心和国民自觉心,从而“知病即药”,去寻求治国的方法。国民自觉心使社会进步和文明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具有“群众化”、“平民化”的时代趋势。只有国民自觉心的建立,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良好的秩序、物质的富裕,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唤醒国民自觉心目的为了唤醒全体国民心底的爱国心,形成全民政治。中国的国情决定革命必须要彻底,而彻底“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功夫,才是真爱国”[3]P36,梁启超更明确提出肩负重任的是“新出来的青年”。
梁启超认为,“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3]38发展个性需从思想解放入手,且要彻底解放。这样才能摈弃旧的束缚,接受新的事物,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发展个性则需体现“尽性主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即从个人的角度看,是充分发挥个人的天赋才能,促使国民自立;从国家的角度看,个人“尽性”是基础,“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3]P39。
发展个性,新民还要具有“内省”的工夫,即“体认出一个真我。凡一切束缚这‘真我’的事物,一层一层的排除打扫。”[2]P43看待事物及对待学问要不盲从中外古今各种学说,以“‘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为原则,“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立出一家学说”[3]P40,适用思辨的公共法则,形成独立的思想,成一家之言。
欧洲科学的迅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的反面作用。弱化了宗教与哲学的力量,“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一战后,一副落败场面使西方国民产生悲观情绪,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则是其根源,也成为其发展的桎梏。
梁启超对此有深刻认识,因此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在《欧游心影录》有集中体现,他逐渐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新民要“替全世界人类肩负起这个任务”——去把中国印度文化输入西方文化,形成东西文化调和。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3]P44梁启超认为国民更应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最后得出“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梁启超认为没有组织能力是国民最大的缺点,国民天赋的劣根性是组织能力缺乏的根源。而法治精神则可作为共同生活的规条,规范国民的行为,除去国民的劣根性,成为提高国民组织能力的法宝。
梁启超提出宪法两要点——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职业选举即“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有职业为限”[3]P46,投票选举则是按照当时瑞士的国民投票。他主张下大力气在国民中进行教育,实行类似于市自治会、乡自治会的地方自治,培养新民管理国家的兴趣和能力。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从个人、国家、世界三个层次进行分析,提出新民爱国的标准为“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主张应在自己的国家内,充分发挥国民的天赋才能,凝聚个人的力量形成合力,为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并精辟地分析国家在构建新民世界观中的作用,认为“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所以梁启超认为新民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3]P218。
梁启超作《欧游心影录》于1919年,正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体现的新民观主张学习西方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呼吁个性发展,崇尚思想解放,号召“尽性”;摈除旧道德;提倡国民平等自立,尊崇法治精神等观点,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在《新青年》强调六大主旨之一“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认为“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相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为”[1]P76。显然,梁启超和陈独秀的见解是非常相近的,在当时都具有前瞻性,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
梁启超的新民观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体现在新民的文化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在于充当了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之寄托。“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5]P550他认为新民一方面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另一方面要以研究学问的方法为辅;即使是东西方文化调和,也始终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以西方的文化为辅。其次民族性体现在国家的自觉心上,国家的自觉心是新民爱国心的一部分,对民族的尊崇则是爱国心的体现。
梁启超后期的新民观具有世界性,打破了个人、民族、国家的界限,认为新民应在人类全体的范围内,在世界的视野下,树立超国家的高尚理想。新民的任务则是为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做贡献。新民不仅要自立,而且还担负着如梁启超所说“立正!开步走!”拯救世界文明的大责任。一战后,开始在巴黎和会上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五四运动和拒签合约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地位。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而新民更应该具有世界性。
[1]钟叔河.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敬告青年[M].北京:三联书店,1984.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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