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杨 丽
(湖北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制定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DSM-Ⅳ)的诊断标准来界定,公众演讲焦虑属于非广泛性社交焦虑障碍的特定症状,患者只对公众场合讲话的社交情景感到焦虑和害怕,表现为回避参加社交活动,避免在公众场合讲话,或表现为非常紧张、但强忍着紧张参加社交活动,进行公众场合讲话的状态。此焦虑患者的年龄阶段跨度很大,从幼儿、青少年至成年人,均有相当数量的患者。其中,青少年因为其生理、心理发展特点,会更敏感地感受到这种焦虑的威胁,与其他年龄阶段的患者相比,人数较多[1]。此障碍引起的害怕和回避心理或行为,往往导致青少年个体学业成就、职业生涯、社会工作能力,家庭关系严重受损。青少年是社会各行业的继承者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关注、研究青少年的公众演讲焦虑障碍,对于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持续、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澄清公众演讲焦虑的概念、界定其症状表现、探讨其产生原因和认知加工过程,有助于教育者、研究者、治疗者对公众演讲焦虑更清晰地了解、把握和干预,也能更有效地帮助青少年自我帮助,以提升自我身心健康水平。
公众演讲焦虑也称为公众演讲恐惧,指的是个体在预期经历真实或想象的公众场合演讲活动的过程中所引起或体验的一系列身心不适的感觉或行为表现[2]。它不同于演出性质的舞台恐惧,也不同于普通社交活动中与人沟通的恐惧,属于非广泛性社交焦虑中的特定症状之一。它指的是面对公众群体讲话时候的焦虑或恐惧。有公众演讲焦虑的个体在公众演讲之前或过程中通常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表现出一定的症状[3]。如下表所示。
生理、行为 语言思维 情绪情感心跳加速,面红耳赤;膝盖发抖,甚至无法起身走向讲台;声音颤抖,发音不准,声音过大或过小,常常伴随唾液增多或嗓子发紧发干现象;轻微的眩晕感肠胃不适,有时感到恶心。换气过度,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深呼吸;流泪;四肢颤抖或僵硬;手心,脚底出汗。思维堵塞;言语重复;语无伦次;说话结巴;突然失去记忆。感到情绪无法控制;恐惧;情绪过于激动;感觉大脑和身体不受控制;感觉很无助;感觉声音似乎不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感觉自己一无是处;讨厌自己;感觉很尴尬;极度焦虑;发言之后产生羞耻感。
从公众演讲焦虑的症状可以看出,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同治疗理论对其原因的分析也不同。
行为主义认为公众演讲焦虑的产生原因和社交焦虑的产生原因是一致的:公众演讲焦虑也是条件化作用的情绪反应。公众场合讲话情境中的刺激曾与可怕的或者厌恶的事件紧密相联系,使个体产生公众演讲焦虑。原本是中性的公众场合和当众讲话行为,通过条件化,成为能引起焦虑的条件刺激。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事件的直接条件化,使得个体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相似情景刺激,与过去的回避经验紧密相联系,从而形成公众演讲焦虑。此外,公众演讲焦虑作为社交焦虑的特定症状,它的产生极有可能是模仿学习的结果,也可能是缺乏公众演讲技巧的结果。
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因素在公众演讲焦虑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它认为错误的认知(比如对于自己在公众场合表现否定性的自我评估,在公众演讲之前或者之后的否定性自我声明,不合理信念、对自己能力和表现的低期望等等)导致了公众演讲焦虑情绪的产生,最终导致公众演讲回避行为。当焦虑个体在公众场合讲话或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的时候,会产生许多消极的心理暗示或想法(如我的发言听起来很愚蠢,我的声音听起来很糟糕,待会有人提问可就惨了,我是个非常无趣的人,他们比我都聪明,他们看得见我在颤抖,谁愿意听我讲这些呢,等等)[3]。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别人的评价,因而变得语无伦次,无法进行舒适流畅的交流。个体越是不停猜测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会陷入更多的恐慌和混乱之中,公众演讲焦虑就产生了。
行为遗传学认为基因对正常与异常行为产生和发展都存在影响。童年性格和成年人格特征,家谱研究以及双生子研究均显示社交焦虑障碍有遗传倾向[4]。作为非广泛性社交焦虑障碍特定症状的公众演讲焦虑,也会具有这种遗传倾向。另外,和遗传有关的一些生理特征也可能成为导致公众演讲焦虑的原因(如:大鼻子,皮肤粗糙,过高或过矮,胸部过大、过小或平胸,与周围人有不同的肤色,偏胖或偏瘦等等)。对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来说,周围人的歧视可能会使他们最终患上公众演讲恐惧症[3]。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正在成长中的个体是受他周围环境多种水平影响的复杂关系系统。作为环境层次的最里层的微观系统,即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对个体影响最直接,其中家庭是对其影响最大的微系统之一。家庭作为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社会生态系统,不但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还是个体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基地[5]。父母养育方式和家庭环境中的不良因素对公众演讲焦虑障碍的发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的责骂、惩罚、拒绝,以及缺少父母的情感温暖,最终可能会彻底毁掉人的自尊和自信,很可能会使自己的孩子以后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3]。兄弟姐妹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和态度也对当事人公众演讲焦虑的产生有着深远影响。
其他理论也可对公众演讲焦虑产生的原因做出相应的解释。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霍妮强调由于童年时期的不安全感,不被喜爱感或不受重视感,产生基本的人际焦虑,个体可能采取对抗与远离人群的方式应付,那么个体早期在公众场合讲话时被羞辱的经历,会使个体不敢或不愿在公众场合讲话。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缺乏思想交流、情感分享、相互接纳、彼此探索的人际关系,不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也不能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在“TalkPower”的演讲培训课程练习中,公众演讲焦虑的个体分享自己演讲失败的经历和早期创伤经验,成功地消除恐惧心理,恰恰说明罗杰斯的人际交往理论可以解释公众演讲焦虑产生和消退的原因[3]。
当我们假设或模拟公众演讲焦虑障碍个体处在他们所恐惧的公众演讲情景时,发现他们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独特方式,加工社交信息的独特特点,设定了事情的进展。公众演讲焦虑产生和维持过程模型与社交焦虑产生和维持过程模型,本质是一样的[1],它描述了公众演讲焦虑障碍个体的社交信息加工过程。
当公众演讲焦虑障碍个体处于被听众评价的情景中时,就会调集长时记忆中的相关信息,结合内在的线索(如躯体反应),外在线索(如他人表情和肢体语言),构造了一幅想象出来的自己讲话的表现图。由于公众演讲焦虑障碍个体具有夸大负面信息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个体会歪曲这副表现图,或使这副表现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下图向我们展示了公众演讲焦虑产生和维持过程模型。
在公众演讲焦虑产生的过程中,有两种认知途径值得注意,即演讲者个体的场视角认知和观察者视角认知。拥有场视角模式的演讲者通常以自己为中心,来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给出符合自己和周围情景的合理认知和行为反应,即可控制自己的身心反应来应对正在进行的公众演讲活动。而拥有观察者视角模式的演讲者在激发焦虑的公众演讲情景中,会形成关于他们自己的一些图景和记忆,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过度注意,这些关于自己的图景和记忆就像是旁观者细细观察别人的公众演讲表现,或从自己身体以外的某个地方来观察自己的公众演讲表现,看自己在公众演讲焦虑情景中的表现一样。公众演讲焦虑的个体,通常会持有某些负性的信念,他们认为自己的讲话很难被别人接受,或认为别人对自己的讲话并不认同或支持,同时极端重视听众的反应或评价。因此,公众演讲焦虑个体对于出现在听众身上预示不满意、不想听的肢体语言或表情,以及出现在自己内心或身上的可能会带给听众不好印象的表现和表情(如:声音颤抖、四肢僵硬或颤抖、语无伦次、说话结巴或忘词、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内心恐惧等)非常警觉。因此,演讲者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就被分配到注意公众演讲中来自听众的威胁性信息、内在扭曲的自我形象,以及个体当前需要进行的演讲任务上。此时,演讲者实际上在同时进行多重任务,无形中增加了个体在公众演讲中失败的可能性。演讲者会在心里揣度听众对自己的评价标准,一旦他们认为自己的表现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会害怕演讲事件,进而害怕演讲失败带来的一系列恶果。这些负性的预计进一步引发行为、生理和认知上的焦虑症状,从而导致演讲者对自己的表现有更多的负性评价,因此产生更高的公众演讲焦虑,个体便进入了公众演讲焦虑的恶性循环状态。
对公众演讲焦虑障碍者信息加工过程模型的建构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临床心理学工作的指导作用。分析公众演讲焦虑障碍者信息加工过程模型可以使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对此症状更加清晰地把握和了解,认识到认知和行为因素对治疗的重要作用,从而确定认知行为疗法将对公众演讲焦虑的治疗具有实效。二是对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教师对公众演讲焦虑认知加工模式的了解,可以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为青少年提供给良好情感支持、思想引导和行为示范,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思维模式、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更好地适应社会,处理好公众场合讲话问题。三是可以帮助公众演讲焦虑个体进行自我分析和康复。个体了解了公众演讲焦虑产生和维持过程模型,就会对容易产生焦虑的观察者视角的认知途径保持警惕,对自身的公众演讲焦虑水平和状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会有意识地促使自身不断进行认知的修正、行为的改变,轻松进行公众场合的讲话,直至焦虑症状最终消失。
[1][美]David H.Barlow(刘兴华等译).心理障碍临床手册[Z].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129,137.
[2][美]布莱登.演讲的艺术与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8.
[3][美]Natalie H Rogers.会演讲的人成功机会多两倍[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7-9,17-19,21-22.
[4]曹中昌等.社交恐怖症的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5, (3):143-147.
[5]桑标,席居哲.家庭生态系统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1):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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