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死亡研究的进路与走向

张 强，李明元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

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组织死亡不仅意味着组织本身的消失，而且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系统分析组织死亡原因，进而制定、修改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何为组织死亡？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Thompson（1967）从组织衰退过程界定组织失败，而组织衰退是指组织对预测和适应环境变化的无力[1]。Cameron（1987）认为组织死亡是指组织对所处环境的适应能力退化和组织资源减少而无法正常运作[2]。Weitzel 和Jonsson（1989）将组织衰退划分为五个阶段：对衰退视而不见；承认衰退但不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但不恰当；组织达到危机点和组织被迫解散[3]。Melanie 和Wilkinson（2004）提出了组织死亡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失败意味着消极影响，即使最终产生了积极效果；二是失败并没有特定原因，既包含了组织自身因素也包含了环境因素[4]。Freeman 和Hannan（2014）认为组织死亡是指一个组织停止了维系其构造的日常活动（包括资源停止流动、雇员不再忠诚等），就可认定这个组织已经死亡；进而将组织死亡划分为四种类型：倒闭、被其他组织兼并、合并以及组织结构的核心变化[5]。组织死亡研究肇始于工商企业领域。工业革命带来了企业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总量、市场竞争和内部管理不善等因素，企业组织死亡率也随之升高，这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之后，组织死亡研究被引入公共组织研究。基于此，本文拟首先追溯企业组织死亡研究的学术史，然后梳理公共组织和社会组织死亡研究进展，进而探索性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企业组织死亡研究

企业组织死亡研究学术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零散研究阶段。20 世纪初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企业死亡问题。Epstein（1927）针对1903-1924 年间180 家美国汽车制造企业死亡情况的研究发现，汽车制造企业死亡率较高[6]。Converse（1932）对伊利诺斯州255 个小城镇16017 个零售企业的跟踪研究发现，资本雄厚的企业存活时间更长，新经销商死亡率较高，零售企业寿命更长[7]。Cover（1933）对芝加哥1922-1930 年间627 家零售企业死亡情况的跟踪研究发现，导致组织死亡的因素主要有管理、环境条件、内部因素和投机行为[8]。Ruth 等人（1938）对纽约1843-1936 年间商业企业死亡情况的研究发现，30%企业在第一年死亡，存活超过三年的企业占比不到一半，且企业越小越容易死亡；不同行业的组织死亡率也不一样[9]。Davis（1939）对1905-1935 年间1296 家制鞋企业死亡情况的研究发现，小城镇制鞋企业死亡率较高，企业存活率越来越低[10]。Schumpeter（1942）认为外部环境震荡是组织失败的根源[11]。Stinchcombe（1965）提出了“新之不利性”的理论概念，即新组织比老组织有更高的死亡风险。他总结新组织死亡风险较老组织更高的原因可能是：新组织必须学习相处知识、直到成员适应新的具体角色和功能；在角色识别和形成过程中，可能有冲突、担心和低效率；新组织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关系需要时间；新组织的目标缺乏稳定联系[12]。Barmash（1973）[13]、拉尔森和克鲁特（1979）[14]认为年龄不是企业死亡的唯一原因，管理者个性特征也是诱发企业死亡的重要因素。根据Dun &Bradstreet 机构统计表明，1980 年美国死亡的企业超一半（53.6%）年龄都不超过5 年，而年龄超过10年的企业的死亡率仅为18.3%，新组织死亡率较老组织高（转引自 林瑞基，2001）[15]。Carroll（1983）对52个不同行业企业组织的实证研究发现，组织死亡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验证了“新之不利性”理论[16]。

二是快速发展阶段。自Whetten（1980）[17]呼吁对组织失败进行更多研究以来，组织死亡研究受到了更多关注，主要有三大理论视角：一是组织生态学视角。组织生态学的代表人物是Freeman 和Hannan，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组织死亡理论认为组织死亡受年龄、种群动态变化、生态位宽度的影响。组织生态学对组织死亡的研究不是以个体组织的特性和状况为基础，而是以组织种群特性为基础，分析种群结构、种群密度和种群动态等因素对组织死亡的影响。Singh 和Lumsden（1990）总结了组织生态学下组织死亡理论的六个研究方向，即适应性理论、新不利性理论、密度依赖理论、小不利性理论、资源分割理论和组织设立条件的影响[18]。Klepper（1997）认为公司死亡是市场运转的一种自然和客观的现象，而非由公司战略和管理所决定[19]。二是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产业组织理论把组织失败归因于需求结构的动荡、消费需求的变化、周期性的需求下降和战略竞争等。Mellahi（2004）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提出了组织死亡研究的三个前提：即外部环境会对公司战略产生失败的压力；同一行业的全部或部分公司会采取相似的战略；组织决策者是理性的，不对组织失败负责。不难看出，组织生态学和产业组织理论都倾向于将组织死亡视为外部环境决定的结果。三是组织管理视角，认为管理者的行为是组织失败的根本原因，但也并不完全排斥外部环境的作用，即组织失败与组织处理外部环境威胁的内部能力不足有关。Argenti（1976）较早看到了管理者决策对组织失败的影响，认为冲动型决策失败的根源要么是超过了组织资产承受范围，要么是对变化不做出反应，要么是执行者过于专制或信息不全、或者是采取不必要的风险策略[20]。Staw（1981）提出的威胁刚性效应理论认为，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威胁下往往表现僵硬并力求维持现状；甚至组织往往会忽略外部危机，假装外部危机不存在[21]。Hambrick（1984）提出的上层梯队理论认为，组织关键决策者的性格特征影响组织战略和组织绩效，管理者继任问题与组织失败有极大关联[22]。Kelly（1991）提出的成功诅咒理论认为，很多组织往往倒在了成功的后面，那些过去最成功的组织未来往往会失败[23]。Caveman（1993）以美国爱荷华州电话服务产业为例，考察了总裁等管理者对组织死亡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的连续性提高了组织死亡率。Macoby（1999）认为富有远见的管理者经常很自负，当业务条件改变时增加了组织失败的风险[24]。

三是批判整合阶段。早在1983 年，Carroll（1983）就批判了组织死亡研究的局限性和研究方法缺陷，即由于在样本选择中只选择死亡的组织而导致结论偏差；并倡导建立通用的组织死亡模型。为了更早发现组织衰退，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制定一套定性指标来预测组织衰退阶段，并把财务和组织运行变化考虑进来。这将为不同规模的组织解决组织死亡提供理论框架，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人员跳过许多理论陷阱。环境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分歧对组织死亡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两种思想的独立发展没有产生协同性，使研究人员对组织死亡的理解形成了理论和实证的差距。20 世纪末以来，更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分歧，组织死亡研究的新阶段正式形成。霍尔（2003）认为组织生态学忽略了组织管理者的作用，简单理解环境对组织的影响[25]。Melanesia 和Wilkinson（2004）认为环境决定论过于看重外部因素而忽略内部因素的影响，而组织管理视角过度依赖内部因素，且研究范围局限于美国社会，缺乏宏观理论；未来的组织死亡研究应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框架。

国内组织死亡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外研究成果译介。王强介绍了企业失败的两类经典理论，即企业生存因素理论和现金流量理论[26]。彭璧玉、夏申译介了组织生态学下组织死亡研究的四个方面，即密度依赖、竞争能力、最小种群生存水平和个体组织死亡，并把组织死亡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种群内部因素和种群间因素[27]。彭璧玉从组织种群视角区分了传统的产业组织演化和组织种群演化，指出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组织种群演化是内源性动力而产业组织演化是外源性动力[28]；他还介绍了组织变革对组织死亡的影响，比较了组织死亡研究的适应视角和生态学视角，指出了两种研究视角融合的可能性[29]。二是组织死亡研究的本土化研究。林瑞基研究了组织死亡率的确定和政治衰败后的再生现象。张燚等从干扰理论出发，分析了企业失败的三个视角即消极、衰败、弊病，并探讨了企业衰败机制、干扰预测和活力恢复[30]。彭璧玉探讨了企业衰亡的生态机理，认为生态化过程强调企业种群动态，而制度化过程强调组织合法性和制度镶嵌性[31]；组织死亡受空间过程的影响，且生态化和制度化过程在不同空间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32]。厉以宁概括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十种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病死、拖死、找死、压死、憋死、猝死、挤死、老死、冤死和捅死[33]。三是组织死亡实证研究。吴孟玲、林月云对台湾1964-2000 年875 家工厂中组织死亡与产业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会影响组织存续，组织变革并未增加组织死亡的可能性；组织死亡率会随年龄增大而递减，与集群密度之间呈U 型关系[34]。陈明琪对台湾地区自行车制造商1980-1996年间存活情况的研究发现：产业区内企业比产业区外企业死亡率低，产业区里的企业死亡率与企业密度呈反比，产业区内外企业存活率差异随企业规模扩大而扩大，专才企业比通用企业更容易存活[35]。王婵等人对广州2000-2012 年间51236 家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组织年龄与组织死亡风险负相关，多元化企业死亡风险大于专一型企业，外资企业死亡风险大于内资企业[36]。杨嬛等人对江苏省1989-2007年建筑企业的研究发现，建筑企业死亡率呈倒U 型分布，种群密度、年龄等对组织死亡率有显著影响；要增加企业生存机会，就应该对可控因素进行识别[37]。

二、公共组织死亡研究

（一）社会组织死亡研究

20 世纪60 年代，发端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社会治理日益受到关注，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开始受到重视。Stinchcombe（1965）从组织与社会结构双向关系视角对全国性工会组织的研究发现，全国性工会组织存在“新之不利性”且贯穿于组织死亡全过程及倒闭、兼并与合并等各个分过程。这开启了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先河，其后许多学者检验并发展了“新之不利性”（Liability of Newness）假设。Freeman 和Hannan（1983）以三个组织种群为考察对象，验证了“新之不利性”假设，并进一步提出了“小之不利性”假设，即组织规模对工会组织倒闭率有影响，而对合并率没有显著影响[38]。Minkoff（1993）采用事件史方法对1955—1985 年间国际妇女和少数民族组织解散现象的研究发现：组织目标温和且不带有明确政治针对性的组织存活率较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组织存活率没有显著差异性，社会组织存活受到组织规模、年龄和变革的影响[39]。Chambre 和Fatt（2002）以艾滋病组织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组织设立、合并和死亡应该考虑更广泛的影响因素，比如历史、制度、文化和环境等，组织在不同生命周期的死亡原因也不尽相同[40]。Edwards 和Marullo（2011）以1988-1992年冷战末期死亡的和平运动组织为例，考察了和平运动组织死亡的相关因素[41]。

国内社会组织死亡研究起步晚、成果少。纪瑾（2013）发现，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降低之后社会组织数量猛增，但部分社会组织由于没有自己的业务因而无经费来源，从而出现了注册容易发展难的局面[42]。易继明（2012）对各国社会组织退出机制比较后发现，我国社会组织退出机制以行政干预为主，注销、撤销和取缔是社会组织退出的三种方式；他还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的四点建议，即建立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退出机制、营造宽进宽出的法律环境、建立评估与预警机制和明确退出时的法律责任及剩余财产分配方式[43]。顾骏（2017）对广场舞联盟的研究发现，合法性是影响草根社会组织生存的重要因素[44]。

（二）政府组织死亡研究

在早期公共行政学者眼中，公共部门具有安全的环境，由稳定增长的组织组成，即使其存在理由不复存在也能继续生存。这种关于公共组织的不朽观念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才开始受到挑战[45]。Kaufman（1976）对1923-1974 年间美国175 个政府机构的研究发现，其存活率高达84%；但将1923 年的组织与1973 年仍“活着”的组织进行比较，发现27 个组织终止了[46]。这一研究破除了公共组织的不朽神话，为公共组织死亡研究奠定了基础。彼得斯和霍格伍德（1988）运用更广泛的样本（联邦机构中所有可识别的组织）、重新审视了考夫曼的研究后发现，通过评估整个观察期内任何组织的变化逃避了“中间审查”、低估了实际的组织终止率，组织终止率实际上高达35%[47]。在破除了公共组织不朽神话后，公共组织死亡研究快速发展。考夫曼（1985）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其终止或持久性都只是一个机会问题，组织的环境适应性是组织成功的关键[48]。刘易斯（2002）考察美国国会和白宫政治更替对机构终止的影响后发现：政府组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倾向，政治更替的程度越大，终止的风险就越高[49]。Carpenter 和Lewis（2004）提出了一个基于政治学习模型的非单调函数，即组织学习是影响政府组织终止的一个因素[50]。Kuipers和Boin（2005）考察了四种组织特征对公共组织死亡的影响后发现，组织特征是影响公共组织寿命的重要变量[51]。

国内公共组织死亡研究较少且比较零散。兰军（2006）以沦陷时期（1938-1945 年）日伪武汉（汉口）市教育行政机构的演变为例，考察了行政组织的名称变更和下辖组织的种类、数量变化，研究发现日伪武汉（汉口）市教育行政机构经历了初创、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膨胀、萎缩和灭亡的过程相对应[52]。马亮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对我国中央组织机构变迁的研究发现：1949—2016 年间中央组织机构共发生了972 次机构变化，其中四成为机构设立（birth）、三成为机构撤销（death）、两成为机构延续（survival）；就机构终结而言，近三成是合并，超过两成是变更名称，近两成是直接撤销或被其他机构吸收；他认为机构改革主要是由政治周期塑造的，机构改革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具有“分水岭”作用[53]。

综上，政府组织死亡研究不同于企业组织死亡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外政府组织死亡研究与企业组织死亡研究同步，已进入批判整合阶段；而国内政府组织死亡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领域局限于政治学范围，而忽略其他学科视角的作用。

综上，国外公共组织死亡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影响公共组织死亡因素的研究相当有限，而且研究方法也存在局限性。

三、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展望

在梳理中西方组织死亡研究文献后，本文比较了企业组织和公共组织、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发展路径，研究发现组织死亡研究总体上遵循一条相似的发展规律，即组织死亡研究发展路径总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起关注阶段，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组织死亡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组织死亡研究提上议程。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以描述性的探索研究为主。第二个阶段是零散研究阶段，学者们对组织死亡的数量、类型等进行数理统计，并用定量的方法对组织死亡的原因开展实证研究。这一阶段研究方向没有明确，以组织死亡根源探析为主。第三个阶段是系统研究阶段，在零散研究的积累下组织死亡研究出现了理论萌芽，当前组织死亡研究的经典理论是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组织死亡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提出和发展组织死亡理论。第四个阶段是批判发展阶段，学者们检验和修正已有理论，并尝试提出其他理论体系。这一阶段不同研究视角争鸣，理论对峙。第五个阶段是理论整合阶段，学者们注意到了理论鸿沟，探索构建一个整合性的框架。

组织死亡研究演进路理图

国内组织死亡研究起步晚，阶段低。我国企业组织和公共组织死亡研究停留在系统研究阶段以前，而社会组织死亡研究才开始萌芽。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参照西方组织死亡研究成功经验，对未来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进行展望。第一是重视定量研究。纵观组织死亡研究演进路理，我国的组织死亡研究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缺乏实证性。国外组织死亡研究一开始就注重定量研究。未来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必须重视定量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定性研究和描述研究上，要用实证数据支撑研究的发展。当前的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多是现象归纳，未来的研究必须要沉下去，不能泛泛而谈。

第二是借鉴其他类型组织死亡研究，特别是政府部门死亡研究的经验。社会力量是在政府、市场危亡之际兴盛起来的，社会组织死亡研究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要充分借鉴市场、政府组织死亡研究经验。本文梳理文献发现，国外政府组织死亡研究的发展是在借鉴市场组织死亡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要迅速发展，必须大胆借鉴其他领域的已有理论，并对之批判整合，找到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的专有领域。

第三是学术共同体要对组织死亡研究的基本概念达成共识。早期国外企业组织死亡研究陷入困境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对组织死亡概念界定模糊，这导致了后来的理论对立和理论分歧，极大阻碍了组织死亡研究的发展。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应该吸取教训，重视组织死亡基本要素研究，开展学术交流达成学术共识，以便畅通国内国外的学术对话。

第四是充分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将是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因素，相对于早期西方组织死亡研究，大数据技术将成为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的新推动力。大数据技术能有效实现对社会组织设立、发展的跟踪。特别在实证研究方面，大数据技术将会极大弥补我国社会组织死亡研究的短板。但同时要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要注意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不能让大数据技术成为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