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门峰 董方岐 商博雅
(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规划与投资咨询部 天津 300072)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是制造强国建设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国有汽车企业作为我国汽车产业民族品牌的中坚力量,是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也是践行创新发展理念,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骨干和国家队[1-2]。面对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和市场持续下行的危机,加快数字化转型成为国有汽车企业落实汽车强国战略、推动产业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求[3]。
当前,国有汽车企业普遍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和必要性,但在推进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困惑与障碍。本文通过问卷调研、专家访谈、会议交流等诸多形式,对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系统梳理了当前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系架构,然后从多个方面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指导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国有汽车企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迈向世界一流企业的重点工作,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稳步提升生产运营智能化水平,积极培育共享出行等客户服务新兴业务,深入推进汽车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推动国有汽车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数字化转型工作取得积极成效[4-6]。
国有汽车企业紧抓新一代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打造协同设计和虚拟仿真平台,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取得积极进展[7-9]。
一是数字化研发加速推进。中国一汽打造协同设计和虚拟仿真平台,实现多专业、一体化、24h 在线协同开发,开发效率提升40%以上、产品研发周期缩减6个月以上。东风公司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对零部件、总成信息进行传导与模拟仿真,使整车开发周期从36个月缩短至24 个月左右。广汽集团完成面向全球的平台化模块化架构GPMA 平台设计,发布广汽全新动力总成平台品牌“钜浪动力”,并发布最高热效率达42.1%的第四代2.0ATK发动机。
二是智能汽车竞相涌现。2021年上海车展中,中国一汽发布的红旗E-HS9搭载智能驾驶功能、高智能双冗余地盘系统、AR 实景导航和无线充电系统,实现自动泊车辅助、遥控泊车、云数字钥匙、方向盘记忆、面部识别等功能;上汽集团自主研发的“斑马”车联网系统已搭载在多个合资品牌的主流车型上,并完成全球超百万用户参与的OTA升级;面向海外市场研发的“i-Smart”车联网系统,已在超过30 种海外车型上搭载使用。
国有汽车企业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质量为导向,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发展,着力提升基于数据驱动的智慧运营和智能生产,取得实际成效[10]。
一是生产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兵器装备集团组织实施的长安汽车智能柔性高速冲压新模式,使冲压车间生产效率提升2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20.2%以上,产品不良率降低24%以上,生产线产品研制周期缩短31%以上,能源利用率提升10%以上。东风公司开展乘用车智能工厂建设,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生产计划遵守率和时间遵守率均达到100%,部品库存天数降低85%,零件配送错漏量减少70%。
二是个性化定制能力逐步增强。中国一汽建立面向终端用户的个性化定制平台,可提供5 万余种定制方案,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兵器装备集团在长安CS15合肥工厂探索用户订单直达工厂的C2M模式,打通客户、经销商、供应商、物流之间的信息交互,实现“客户订单—经销商需求—销售需求—平衡计划—制造—入库—启票—发运”整个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三是经营管理效率提升显著。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全面重构了新时代管理体系,通过机构优化和管理改善,使运营效率提升50%以上。东风公司集团决策数字化以集团管理运营控制系统(MOCS)为依托,实现近30 类数据集成,近700 个核心管理指标的在线可视化及预警预测,向上满足国资委监管要求、对内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管理要求、向下为下属企业提供数据共享服务,以数据为抓手,做到管理上的互联互通。兵器装备集团应用运营监控和大数据分析系统加强战略管控,主要业务全部实现信息化,全面推进管理会计工具全行业信息化应用,业财一体化100%覆盖,显著降低两金占用。
国有汽车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慧物流、共享出行等新兴业态,提升用户需求快速响应和增值服务能力,加速培育新增长点,优化业务布局[11-13]。
一是积极培育数字化新兴服务。东风公司东风商用车完好率中心项目以车联网为基础,紧密连接人、车、服务网络,实现故障自动预警、保养智能提醒、资源自动匹配、规则自动检核,不断提高车辆完好率和用户满意度。兵器装备集团积极布局智能光电、智慧城市、智慧金融、智慧物流等领域,打造了金融一体化服务平台,对数百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金融服务,累计为数百万消费者提供个人汽车贷款服务。2020年数字经济占营业收入30%以上。
二是移动出行等新业态加速布局。中国一汽于2018年出资50 亿打造移动出行公司,业务覆盖网约车、经营性租赁、融资租赁、出行生态等相关领域。东风公司开发了网联/定制车辆,打造“东风出行”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业务范围涵盖网约车、专车、分时租赁、出租车、充电等相关领域。兵器装备集团打造了长安出行APP等核心共享出行产品,注册用户数达到1398万,实现一系列智能出行服务。中国一汽、东风公司、兵器装备集团联合打造T3出行平台,覆盖南京、重庆、武汉等7座城市,拥有700万注册用户,日均订单超30万,独立APP月活位居中国网约车行业的前三位。
在新一代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下,汽车产业与交通、能源、城市的融合发展不断推进,产业边界逐渐模糊,产业主体更加丰富。国有汽车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协同发展引领者、推动者、组织者作用,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数字化生态,加速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14-15]。
一是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持续优化。中国一汽积极构建供应链数据闭环,利用公有云平台、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经销商、第三方物流、零部件供应商全局可视,通过搭建电子交易平台,实现与供应商从订单到结算的全流程集成互联。兵器装备集团打造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加强全价值链协同管理,搭建OTD平台,加强产销协同,支持业务实现交货期平均年下降10%,整车供应链整体价值成本平均年下降上亿元。
二是跨产业跨领域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中国一汽与华为、腾讯、百度、阿里云、汽车之家等7家业界领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签署深度合作战略协议,共同探索车联网、云平台、数据产品及模式创新等数字化新兴业务。兵器装备集团与腾讯、国家信息中心、华为等在数字化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范围涵盖车联网平台、自动驾驶、网络安全等多个方向。
虽然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良好开端,但是,在全球汽车产业技术变革与我国汽车产业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存在顶层设计不清晰、核心技术有短板、民族品牌竞争力不足、产业生态不健全等突出问题,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切实解决。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由国家多个部委共同管理,当前,相关部委对于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指导不足,政策联动较少,导致汽车企业发展方向不聚焦、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国有汽车企业自身在数字化转型推进过程中,同样存在顶层规划不清晰、发展方向不明确、发展路径不统一等突出问题,缺失前瞻布局,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等方面已存在滞后趋势,对于国家相关战略的支撑能力亟待提升[16]。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从上到下各个部门之间实现有效协同,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动与配合。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需要发展敏捷组织管理模式,建立合适的组织形式、机制、绩效体系,以便为业务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保障和支撑。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国有汽车企业整体规模较为庞大,层级划分明显,组织结构复杂,就业人数多,组织架构调整与重塑难度较大。当前,国有汽车企业组织管理以传统金字塔结构为主,层级划分多,灵活性与弹性不足,集团公司对于各类二级公司的管控能力存在不足,难以根据市场与业务发展需求进行灵活变动,造成市场响应能力差、跨部门跨层级沟通难、决策缓慢等问题,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
汽车产品作为新的智能网联终端,车规级高性能芯片、车载操作系统、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汽车生产运营中所应用的高端制造装备、基础工业软件被国际巨头垄断,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汽车产业数据与信息安全隐患较大。同时,我国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高端咨询、专业技术、系统性解决方案等自主服务能力存在较大欠缺,难以支撑产业转型发展的实际需求。
我国汽车产业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国有汽车企业民族品牌价值整体偏低,主要活跃于我国中低端市场,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为有限,对外出口更是严重不足,国有汽车企业70%以上的利润来源于合资品牌,对合资品牌依赖严重但掌握能力有限,未来随着汽车股比限制的进一步放开,我国汽车民族品牌发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17]。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发展呈现跨界融合、协同创新的典型特征。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横向协作较少,低水平重复投资建设严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影响较大,面临深度调整与重塑,多主体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和商业模式尚不清晰,国有汽车企业在新的产业生态中定位尚不明确、核心竞争优势不明显,存在逐渐沦为代工厂的较大风险。
针对当前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突出问题,参考中信联《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数字化转型价值效益参考模型》《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等系列标准[18-20],并结合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构建了以数字化转型战略为引领、业务创新转型为方向、8个业务领域转型为主线、核心技术与管理创新为支撑的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系架构,为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如图1 所示,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战略为引领,一把手工程统筹全局系统部署,战略决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明方向和目标。
图1 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系架构
业务创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线。当前汽车企业数字业务创新主要包含业务数字化、业务集成融合、业务模式创新与数字业务培育4个方面。业务数字化主要强调不同业务单元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如研发、生产、营销、售后等各个业务领域;业务集成融合主要强调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协同交互,如研发生产一体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业务模式创新主要强调改变传统业务商业模式,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变化,如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数字业务培育主要强调基于不同环节数据衍生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如基于消费者汽车使用大数据衍生的汽车金融、汽车远程维护等新的业务内容。
业务领域是汽车企业核心能力打造的主要范围。汽车企业正由传统以“产品”为主向“产品+服务”延伸,为支撑汽车企业业务创新与商业变革,企业传统业务领域核心能力建设要进行优化提升,涵盖研发设计、试验检测、生产制造、供应链、营销、售后等各个领域。
共性技术支撑与治理体系是汽车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分别从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全面支撑企业业务创新。三者循环迭代优化,滚动发展。
综上所述,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工程,国有汽车企业要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迈向世界一流企业的重点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持续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面对行业巨大发展变革及当前变革困境,国有汽车企业应以系统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基于国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系架构,以融合创新、协同发展为原则,联合合作伙伴共同探索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引领和带动我国汽车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汽车强国建设[21]。
加强国资委、工信部、发改委、能源局、交通运输部等主管部门间协同合作,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与两化融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重大规划、政策或专项行动的战略谋划和协同联动,营造交互、融合、统一的政策环境。搭建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诊断与对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监控体系、工具和机制,定期发布行业转型发展研究报告。研究制定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路线图,明晰不同阶段数字化转型发展目标、方向及关键能力需求,勾画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商业模式、经营模式和产业生态蓝图愿景,为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目标引领、路线指引和实施指南。
围绕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关键环节与共性需求,以中央(国有)汽车企业为试点,着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先进理念与方法在企业的深化应用;注重场景研究、技术论证、项目实施、成果应用及知识产权转化等工作;搭建供应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汽车企业共享的产学研用交流与协作平台;通过联合攻关、产业合作、技术加持等多种方式,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攻克基础软件、核心工业软件、工业机理、高端制造装备等关键短板及卡脖子技术,为国有替代解决方案提供先行先试场景与市场,促进卡脖子技术科研攻关与应用落地。
发挥汽车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等产业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推动国有汽车企业资源与能力共享,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协调水平。推动供应链产业链数据贯通、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积极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提高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汽车产业与生态合作伙伴跨界融合,探索共生、互补、互利的合作模式,构建协同发展的数字化产业新生态。
国有汽车企业要加快落实国有企业3年改革计划,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数字化转型人才引进与培育,完善数字化转型考核激励机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技术创新提供支撑,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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