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须关注沿线国发展动态

文/本刊记者 王漪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从全球化的追随者向倡导者、从国际规则的遵循者向制定者的根本转变。日前，《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2018）》（简称“《蓝皮书》”）在京发布，该书从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角度出发，对于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沿线各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投资安全指数参差不齐，但仍存在不稳定因素，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和长期性，须在严控不同地区的投资风险基础上，优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持续重视和关注相关国家发展动态。

地缘经济趋势改变投资环境

“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给了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自信，对外投资也为沿线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空间。与以往在发达经济体投资相比，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际合作新方案，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调动中方企业投资积极性显著上升。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降幅较上年同期收窄，中国—中南半岛、中蒙俄及中巴经济走廊方向成投资重点。2017年1-10月，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8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11.8亿美元，同比下降7.4%，降幅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较上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印尼、巴基斯坦、俄罗斯、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地区仍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流向重点。

此次，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国家一带一路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推出的《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2018）》，聚焦“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这一事关我国企业“走出去”能否行稳致远的重大问题，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现状、投资风险评估以及文化差异、气候变化对投资安全影响等议题，专门分析了旅游投资、企业并购、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税务、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北极航道、政府违约等领域安全风险及应对建议，提出了大量对策建议，为顺利开展“一带一路”提供了科学决策支撑。

“主导世界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已由过去的地理环境、地缘政治逐步过渡到人文环境、地缘经济，国家间相互交往过程中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也由原来的军事安全转变为经济发展，但政治和社会风险仍是区域投资的主要不稳定因素。”《蓝皮书》主编、国家一带一路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梁昊光表示，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影响因素之一，现阶段来看，突发性风险可能包括：一是由东道国政府为行使一国主权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二是东道国突然对某个国家、某个行业在某个时间段内做出的政策限制；三是不可预估的政治事件如局部战争、政府更迭、宗教冲突等对跨国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利的政治风险属于系统风险，几乎不可避免，特别对于经济体量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或地区，政治因素往往会带来长期深远影响。

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种族宗教冲突、环境规制、资本、人员与劳动力管制及政府稳定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大型基建项目多位于与我国关系良好的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边境冲突、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影响地区稳定，对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中东欧地区投资安全指数最高

《蓝皮书》从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角度出发，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46个国家，对于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影响因素，构建了包含投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四大指标、32个子指标的模型，并进行定性分析量化，根据具体指标采纳相应的国际权威分析机构的打分评级结果，提升数据来源的准确性、权威性，最终以“投资安全指数”作为综合衡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安全参考。

分析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安全指数参差不齐，新加坡最高，是唯一一个指数超过90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立陶宛等国家的指数在80-90之间，处于中上安全水平；拉脱维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阿联酋、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指数在70-80分之间，处于中下安全水平；俄罗斯、克罗地亚、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匈牙利、波黑、科威特、蒙古国等国家的指数在60-70之间，处于较低安全水平；伊拉克、也门的指数低于50分，处于极低安全水平。从区域来看，中东欧地区安全水平相对较高，中亚、西亚、独联体其他国家安全水平相对较低，其他区域的国家安全水平则各有高低。

梁昊光表示，这个指数体系通过提供投资安全分析，科学评价企业面临的机遇与风险，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参考，已为中航工业、招商局集团、中国电建、中国五矿等企业降低境外投资风险、提高境外投资成功率提供理论指导，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根据国家投资安全水平的不同，适当调整投资决策。

此外，《蓝皮书》还从国别角度对重点国家进行了分析研判，对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塔吉克斯坦、沙特、泰国以及中白工业园等投资贸易环境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基于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贸易强度、显性比较优势及贸易互补四个指数分析了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以及中国与这些“一带一路”经济体深化发展合作的必要性，提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发展趋势，如未来双方在林业、农业及乳业等领域可以挖掘出较大的合作潜力，且贸易前景会越来越好，双边及多边贸易结构也会发生深层次变化；基于对泰国宏观经济概况、经济发展各阶段及其相应政策、双边经贸关系等的深入分析，指出两国贸易互补性较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颗明珠，中白工业园稳定的周边政治环境有助于推动欧亚经济合作，建议强调中白工业园区应深化金融合作，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绿色园区建设，以实现园区可持续发展。

企业应综合评估安全风险

《蓝皮书》中提到，“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和长期性，需要综合评估、合力应对。“这既要考虑海外投资过程中的经济、经营上的商业风险，更要看到因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所引发的投资地区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各种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当地法律、文化、社会等对生产经营的包容性等。”梁昊光表示，“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必须始终持续重视关注沿线国的发展动态，客观评估其综合发展环境，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主动“嵌入”地方环境，更有利于国家进行投资决策和风险防控。例如，未来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后的西亚、北非相关国家的重建及发展进程等都值得企业关注，并与相关国家开展深入合作。

对此，企业应在严控不同地区投资风险基础上，优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具体来说，因地制宜，根据国家风险水平和区位优势的不同适当区别对待；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使其成为构建区域生产网络的承接平台；通过多种手段创新融资方式和扩大跨国企业融资渠道，提供高质量的项目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还要关注东道国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例如，在社会责任方面关注当地的慈善和公益活动，环境发展方面应符合绿色友好约束和排放规定，在员工福利方面加强职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文化建设，践行企业责任，树立正面形象，用自身的行为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做注脚，让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通过海外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