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三角”核心变量在哪里？

文/本刊记者　赵方忠　何佳艳



“西三角”核心变量在哪里？

文/本刊记者赵方忠何佳艳

东部有首都行政副中心，南部正在建设北京新机场，北部落地了2022年冬奥会，伴随这些重大战略的布局，这些区域正由点及面引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以及新兴产业的投资涌入，进而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的迭代更新，而在北京“四个中心”建设重构首都新一轮经济版图的过程中，北京的西部似乎“哑火”了。

尽管此前也有市政府促进西部转型实施意见、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等政策的先后垂青，但石景山、门头沟、房山这个曾经由资源经济构筑的“西三角”，至今仍未能再现昨日雄风，甚至连昔日的影子再也难寻。

“西三角”尽管行政区划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传统重工业基因，和迫切的转型需求，要避免转型过程中各自对优质资源的恶性竞争，以及城市功能优化过程中的交叉重合，破解当前的发展难题，三区须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对于“西三角”而言，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这是关系科学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但让人担心的是，转型路漫漫的“西三角”本就带来系列不良连锁反应，如今又与诸多北京重大的发展布局调整失之交臂，“西三角”似有被进一步边缘化风险。是自此没落一蹶不振，还是绝地反击涅重生，现在到了决定“西三角”命运的关键时刻。

因何起大早赶晚集

北京“西三角”转型最早，自北京2008年奥运筹办期间的首钢停产搬迁时便已开始，至今已历时十余年。北京对于“西三角”的转型也最为彻底，不仅首钢的生产环节整体搬到了曹妃甸，西部沿袭了数百年的资源开采业也于2010年前后全部关停。

从功能疏解和北京治理“大城市病”的角度观察，转型先发的“西三角”，原本具备“由重变轻”华丽转身的资本。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特大型城市周边30-70公里范围内布局若干个卫星城或新城，才能形成科学的城市空间结构，而实现这一布局的核心就在于以便捷的交通体系进行资源和功能的自由流动。

便捷的交通组织体系，恰恰是北京“西三角”多年累积的天然优质基因。相比饱受诟病的京开、京通、京藏等北京三个方向的快速路交通出行，西部的地下有北京最早的地铁1号线和与北京市区连通的轨道交通房山线，地上有免石路两条城市快速澳高速，以及2014年底建成通车的京昆高速。

如何让便捷交通资源流动的载体？科院副院长赵弘外的经验是先建，再进行相应的服务配套，最后是产业发展和人口住。

但回望过去十年“西三角”城市形态的变迁，足以管窥 “大城市病”积重难返的北京转型殊为不易。与成功的特大型城市扩张形成反差的是，“西三角”仍在遵循沿道路或地铁线路先建住宅再引产业，最后再配套服务的传统发展路径，人们看到的依然是门城新城、房山长阳、长沟等一个个居住地标的声名鹊起。

而伴随一座座知名楼盘的拔地而起，“西三角”转型的后续走势令人担忧。曾经的交通优势已风光不再：贯穿石景山与门头沟两区的长安街西延线至今仍未贯通，而相比东部早已建成的地铁八通线，地铁1号线向西延伸的轨道交通S1线至今仍未建成；曾经的复兴宝地也有些“时运不济”：被各界寄以厚望的首钢转型区，原本规划吸引总部经济发展，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见明显进展，如今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大背景下，城六区严禁新增总部的定调，首钢转型区的未来产业选择仍是一道难题……

传统的路径依赖显然风险较低，打破保守思维又可能面临诸多未知风险，但有意无意中选择了前者的“西三角”，如今却回到了和其他区域同样的转型起跑线，甚至还有被后起之秀超越的可能。

各自为战步入困局

实际上，“西三角”习惯传统路径依赖的背后，也是自我认知不足的缺点展示和独力难支的无奈之举。

最早转型的石景山，与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有着相同的工业基底，又同样对“文化创意”有着共同的追求，而常常以“中国鲁尔”自诩的石景山，其复制的只能算是鲁尔的名头，却未能真正重演鲁尔的传奇。

鲁尔区的成功转型，是长达五十年的区域性发展战略与一以贯之的实践，这其中尤为重要的布局是，德国政府集多方之力在鲁尔区设立了鲁尔大学和多特蒙德大学，这为后来多特蒙德和波鸿的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型定位为北京数字文化娱乐休闲区（CRD）的石景山，对其定位的肯定在近年来的北京多个政府报告中被屡屡提及，北京对石景山乃至整个西部转型支持的政策也出了不少，但与之匹配的北京乃至国家级的重大功能性项目却鲜有落地。

有些专家甚至认为，石景山向CRD转型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成份在里面，在给石景山增加了不少名气的同时，却并没有给石景山带去相应的人气和财气。

尽管数十年之后的石景山仍然存在可与德国鲁尔比肩的种种可能性，但现实中追求财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也使得石景山在转型探索的道路上频繁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CRD的产业构成从最初的影视游戏一股独大，演变成了商务休闲、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多头并举的格局，尽管可理解为CRD产业内涵的深化，但似乎与“中国数字娱乐第一区”的定位渐行渐远。

如果说石景山苦苦寻求重大功能性项目落地而不得，而拥有“大学城”的房山也未能充分把握好复兴的契机，长阳新城崛起的背后仍是地产经济的繁荣象征，几年间长沟文化硅谷变身基金小镇的随意定位，则是长期发展战略不明的具体体现，而临近学校最有可能也最有条件衍生高科技产业的铁律，虽被国内外无数个区域经济奇迹所印证，但资源聚集度不高、政策导向不清、内生动力不足等等不利因素叠加之下的良乡大学城科研成果转化，似乎仍停留于发展高科技的纸面表述和畅想之中。

这也让有意进驻的各种资本犹疑不前并愈发谨慎。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执行副会长宋斌就指出，高科技的概念太泛、太虚，全国各地的政府都把发展高科技产业挂在嘴边，但到底发展什么样的高科技，还得要结合当地的科研背景和产业基础确定细分领域，给外界一个明确的预期和指向。

产业选择上的频频“移情”并不能完全解释“西三角”转型的困局，被认为符合功能定位且多年专心于旅游休闲文化产业的门头沟也未能在“西三角”一骑绝尘。数据显示，门头沟近年来对旅游休闲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可谓年年增长，但旅游休闲产业的收入却在连年下滑，“旅游休闲产业是不是应该被确立为区域支柱值得探讨，甚至旅游休闲文化产业到底适不适合门头沟发展都是个问题。”类似的质疑在门头沟屡屡出现。

无论是多头出击还是孤注一掷均让“西三角”转型难有大的进展，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结果。事实上，这与“西三角”内部的发展层级相差不大有着直接关系。

地缘关系势必带来经济联系，一个区域板块的崛起，必然是龙头效应的显现，长三角的沪苏杭如此，珠三角的广深莞同样如此，具体到北京，北部的海淀、昌平、怀柔，东部的朝阳、顺义、通州都在重复着同样的规律。

而在过去的数年中，石景山曾经也是京西的绝对“一哥”，不仅表现在钢铁对地方的财税贡献上，而且钢铁对门头沟、房山的煤炭、采石、水泥等资源经济有着明显的带动效应。

但西部整体转型之后这一局面发生了转折，加之行政分割难以让三个区县真正视为一个整体，三个区县各寻出路、各自为战，演变成了今天一盘散沙式的发展格局，这早已让各自独力难支，而现如今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区域发展，就如同战国时代的各大诸侯，都在探讨合纵连横，互相依靠，“西三角”惟有顺应大势融合协同，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固有思维，以市场配置资源形成真正的“带头大哥”，才能开启转型发展新阶段。

竞合正成内生动力

很显然，各自为战不如合作共赢，但问题是从竞争到竞合，三区是否具有真正的内生动力？

事实上，尽管“西三角”均为资源转型区域，但三区在资源或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相比之下，作为城六区之一的石景山在智力资源、金融服务、医疗卫生、文化科技等服务业方面优势突出，更是中心城区智力与资本向外围输送的重要通道；门头沟在区位交通、生活宜居、人口密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有承接人口疏解和高端服务业的现实需求；房山是土地资源大区和制造业发达区域，具有毗邻河北的地理区位优势，又有大学城不断聚集起的人才优势，有承接和吸收高科技、高附加值、高环保的优势产业落户需求。

“在一定区域内，产业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强，金融发展与合作的要求更强烈，资本逐利性使其在金融交易中通过不断地捕捉经济中可能的赢利机会来实现自身流动与融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赵大伟认为，实体经济的差异性和投资回报的非对称性促使资本流动，也为金融在一个区域内的合作发展创造了机会。

正因为此，近年来，“西三角”纷纷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石景山在转型中率先表明了“长安金轴”的身份，北京保险产业园也已落地建设，而房山在抢得北京石油交易所之后，北京基金小镇的新闻也开始见诸各大财政媒体，门头沟虽无明确的金融发展指向，但私下里却在黄金交易所等设立方面动作频频。

很显然，“西三角”高度一致的区域复兴目标，促使金融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而金融的发展与合作，则需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在经历多年竞争之后，“西三角”在竞争中深化合作的内生动力正趋于强烈。

赵大伟亦指出，在一个区域发展金融产业的过程中，如果竞争大于合作，就有可能人为设置行政壁垒，分割金融市场，阻碍资本的跨地区流动，带来诸多问题，一是区域金融资源空间配置过于分散化、趋同化，造成金融资源大量重复配置；二是区域金融组织结构呈趋同状态，失去优化和成长的空间；三是区域金融结构无法形成互补状态，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核心变量在哪里

与此同时，北京“四个中心”定位重新确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转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叠加，让徘徊中的“西三角”感觉振奋。正如北京基金小镇房山长沟向外宣传的信息一样：这里是京保石的北京端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节点，这里有好的生态，便捷的交通……一时间，生态、交通、区位、大通道等优势，似乎成为了“西三角”重拾荣耀的发力点。

但这似乎也仅仅是长沟的“一厢情愿”，折射出的仍是“西三角”的“当局者迷”，这些看似独一无二的优势其实在金融高端人士眼中远没想象中重要，宋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坦言，“金融人士坐飞机和坐公交车差不多，基金小镇强调的所谓生态优势与他们见过的生态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让这些金融高端人士在居住的北京城区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长沟上班，对这些惜时如金的群体而言，也基本上没有可能。”

在全球产能过剩、增长模式创新图变的今天，一个区域简单地强调交通、生态等资源要素，并增加这些要素的投入来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已经不太可能，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所言，在中国经济结构经历长期转折性变化的过程中，惟有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创新驱动才能实现转型发展。

比如，作为“中国硅谷”核心区的北京海淀，尽管科教资源丰富、区位地理优越等优势客观存在，但高企的商务成本，拥挤的出行环境等正日益成为发展的软肋，而海淀吸引力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就在于服务于创新驱动的要素质量和效率的提升，相继升华出了车库咖啡、天使汇、创业大街等。

也有人认为，只有海淀这样的区域才具备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条件，这一说法背后的暗示是，没有批量的科研院所，创新驱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深圳却用有力的事实打破了这一悖论，作为我国特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没有知名高等院校的城市，其近年来的创新能力却丝毫不逊于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拥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更是与曾经不相上下的长三角苏州、无锡等地拉开了距离。

事实上，科研院所的背后隐含的是人才的集聚，打造人才高地才是驱动区域转型的核心变量，海淀、深圳的成功得益于此，“西三角”的转型艰难同样受困于此。

而“西三角”各自的发展现实也已表明，人才高地的形成，仅有物理的城市形态和相对而言的生态、节点等“硬实力”显然不够，如拥有大学城的房山，大量的师生工作和创业仍然选择在海淀，集聚人才更重要的还是基于要素质量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一个区域服务人全面发展的能力展现。只有让高端人士在工作和生活上，能够感受到和城市中心区同样便利精细的服务品质，真正把“居住安心、创业放心、生活舒心”的口号变成现实，才真正有竞争力。

在不久前房山区政府举办的加快构建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研讨会上，房山区相关领导亦表示，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一些高端的人才和产业也会随着功能的重构从城市中心区转移出来，包括近郊区和周边省份谁能够占得先机，并不仅仅取决于距离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谁能够拥有留住这些人才和产业的服务软实力，这就要求近郊区从提升自身服务能力的角度出发，创新服务模式，构建与城市中心区水平对等甚至更高的，基于商务办公和社区生活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不可否认，北京各区县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过往数年，尽管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加剧的速度有所减缓，但在社会服务方面，无论是供给结构、数量，还是品质，两者的差距始终在逐年拉大。

当然，包括“西三角”在内的近郊区域，谁能率先创新服务由劣向优转变的机制与模式，谁就最有可能在区域发展的对决中胜出。

亟待落一子而满盘活

伴随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转移，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向周边区域转移已经开始，但问题在于，在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前提下，这些率先从中心城区出走的人才和产业是把“西三角”当作中转站，还是最终的落脚地？

不可否认，尽管人才迁移的大势已定，“西三角”内部对协同整合的意愿也趋于强烈，但对前途的茫然依然是“西三角”相关区县政府部门相似的心境。这种不安来自于在“西三角”以往习惯于谁都想成为“老大”的暗争中，怎样的分工安排才能充分包容各区县之间的利益关切？

其实，在“西三角”的现实环境中，彼此之间对相同产业的追逐在趋于白热化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三区目标一致的城市功能追求。除了三区对金融产业的追逐之外，还体现在科技研发产业领域，石景山提出建设中关村科技创新实验区，门头沟则直接定位为中关村副中心，房山则从市级层面争取到了中关村南部科学城的命名。

既然转型以来，科技和金融业已成为“西三角”争夺的焦点，那么，不如将“西三角”视为一个整体，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对科技和金融的发展进行功能划分和科学布局，打造一个全新的科技金融功能区，这恰恰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在“西三角”的生动实践。

至于具体的分工原则可展开如下想象：石景山地域狭小，可依托中关村石景山园和首钢转型区，突出科技型服务业的创新孵化，立足房山大学城的重点科研领域和西部现有的制造业基础，重点关注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的创新孵化，同时，利用其作为城六区的基础条件，注重服务于政府职能转变及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创业，立足服务北京万亿消费市场的“大消费”服务领域创新创业，以此引导更多关注智能制造、生命科学、大消费的VC、PE等社会资本聚集。

在此基础上，可沿道路向门头沟延伸“长安金轴”的“大消费”领域孵化成果，实现成熟的生活性服务业项目在门头沟转化，对占地需求相对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可利用房山的土地空间和现有的生产制造能力，实现成果的就地就近转化，在实现“创业孵化——资本聚集——成果转化”闭环的过程中，构建一个区别于海淀产业资本中心的北京资本新中心。

科技与金融互为助力，才有可能完成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换，才能让创新创业背后附着的人才主动向“西三角”转移，而“西三角”只有形成人才集聚的趋势，才会以市场的力量推动区域服务供给机制的变革和结构的优化，让当下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形成的人才向“西三角”等地被动迁入变为主动。

不过，此前“西三角”的转型事实也表明，“西三角”的内生变革尽管重要且必须，但能否快速转化为现实仍需外部的强大推力。

在北京中部以服务中央、功能疏解为主，东南北部在功能承接时均有重大战略布局的背景下，“西三角”在自身协同创新的同时，同样需要一个“落一子而满盘活”的重大投资题材落地，进而带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投资集中涌入西部，以此完善“西三角”仍显薄弱的基础设施，弥补“西三角”软硬投资环境上的短板和不足，在促进诸如109高速这样的大通道项目加快实施的同时，积极推动三区金融基础设施的层级提升，和产业鲜明的科技创新空间载体打造，进而促使三区成为北京独具特色的科技金融创新功能区。

很显然，尽管借助非首都功能疏解转移的东风，带动更多的服务资源向西汇聚，这理应是一个大题材，但它的落地靠“西三角”自身的努力恐怕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市级层面还须有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