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复吸的影响——多重中介作用

时间：2024-08-31

朱海燕，曾天德*，谢康，王品卿，吴灿

（1.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福建漳州363000；2.闽南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福建漳州363000；3.漳州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福建漳州363000）

复吸是指吸毒人员在脱毒治疗成功后，又因为各种原因重新使用脱毒前所依赖的毒品或其他毒品的一种行为[1].复吸是药物成瘾治疗中的一个关键难题.毒品的滥用如果不加以控制，对社会和人民会造成严重危害.我国政府制定了各种法律规定，加大禁毒力度、戒毒力度，但是戒毒人员离开戒毒所后，复吸率却居高不下.例如，海洛因成瘾者戒毒成功后复吸的概率是95%，特别是戒毒成功后的3个月内复吸率较高，有研究表示从成功戒毒到复吸的平均期限是25天[2].因此，如何有效地降低戒毒人员的复吸率则成为毒品依赖者的干预和治疗中急需解决的难题.研究复吸的影响因素和内部作用机制对降低复吸率，减轻毒品对人的危害，对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探讨复吸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机制，以制定有效降低复吸率的治疗方案及公共政策.

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心理上）和外部因素（主要是朋辈群体、家庭以及来自社会的支持三个因素）两方面.陈俏等认为外部环境中的社会支持是戒毒人员复吸预防的关键性保护因素，高程度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减少复吸的概率，又可以间接降低其他因素对复吸的影响[3].Cohen 和Syme 将社会支持定义为其他人提供的各方面资源，即将社会支持视为潜在有用信息或我们允许的可能对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或正面影响的资源[4].拥有高程度的社会支持能帮助戒毒人员减轻身体和心理上压力，摆脱对毒品的依赖，减少复吸的机率.Atadokht等的研究表明复吸频率的增高与对来自家庭、朋友的社会支持的感知和总体社会支持总量的减少相关[5].从侧面证明了缺乏可感知的社会支持，则会降低戒毒者对环境压力的抵抗力，进而导致毒品复吸和滥用.此外，有研究通过对比接受药物滥用治疗前后来自家庭社会支持的作用，结果发现治疗前，家庭接触会给治疗带来负面影响，而在治疗后，感知到家庭的支持会带来更好的效果[6].社会支持是人类长期生存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产物，对生存有利，因为家庭和社会是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所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则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对戒毒人员来说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了社会支持和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基于已有研究提出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

以往研究多关注社会支持对复吸的影响，较少探讨其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依据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抑郁、焦虑、药物滥用等有重要关系.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有较好的预测作用[7].社会支持越高的个体，越能体验到家人、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更加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困境，降低其抑郁、焦虑的情绪产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环境资源，可以有效缓冲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对个体的不良影响.另一些研究则表明抑郁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在吸毒等药物滥用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Khantzian认为严重依赖药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痛苦的情绪状态，包括烦躁情绪和相关的精神障碍，而成瘾者不只是寻求逃避或快感，而是试图用毒品去逃避一系列的精神问题和摆脱痛苦的情绪状态[8].吸毒会增加抑郁情绪发生的机率，而抑郁情绪反过来会增加吸毒人员对成瘾的敏感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反复复吸[9].叶宜根通过对海洛因依赖者脱毒治疗后复吸调查研究发现，有81.3%的复吸者曾因心慌、抑郁、焦虑而强迫自己继续复吸[10].麦以成等的研究也表明抑郁与复吸显著相关[11].如上所述，社会支持作为戒毒人员的一种重要资源，可以对他们产生的不良情绪起到缓冲作用甚至完全阻断这些负性情绪的产生，而抑郁等负性情绪的消失则给戒毒人员带来信心，给他们的心理也减轻了压力，降低通过复吸去逃避情绪的可能性.因此，基于已有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一：社会支持可以负向影响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而抑郁起到中介作用.

尽管社会支持会降低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但并不是每个戒毒人员都会受到影响，应对方式就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对方式是个体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和行为努力的过程，是稳定因素与情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主要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12].个人的幸福感也可通过增加积极应对方式间接提高，因为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方面密切相关，而拥有比较好的社会支持的女性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会采用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13].在药物依赖相关研究中，根据对海洛因成瘾者的调查显示，吸毒者应对方式主要是退避、自责、幻想等消极方式，意味着毒品使用行为增加，成瘾的加重[14].杨玲和樊召锋的研究表明自尊心强的戒毒人员由于回归社会后受到各方面的排斥，面对这种压力往往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导致再次复吸[15].与此相反，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药物渴求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能够使得戒毒人员正面去控制自己面对毒品的诱惑，降低药物渴求，减少复吸的发生[16-17].从以往研究可以看出，吸毒人员的应对方式主要是消极的，例如因为逃避而采取复吸行为，想要改善这种行为模式，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戒毒人员面对压力时，需要信心和勇气，在强制戒毒时期，更应给予他们关爱、支持，提高他们对积极应对方式的运用，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减少对毒品的渴望.因此，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假设二：社会支持可以负向影响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而积极应对方式起到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的对象全部来自司法强制戒毒隔离所的戒毒人员，共314 名，均为男性.统一发放314份问卷，匿名作答，其中有效问卷301 份，有效回收率为95.9%.其中，家庭所在地为农村占57%，城镇占43%.被试年龄在19～6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63岁.

1.2 研究工具

1.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由肖水源编制的SSRS 共涉及十个题项[18].其中4 题为主观支持方面，3 题是客观支持方面、3 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计算每个维度总分，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高.量表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本次研究中量表Cronbach α为0.787.

1.2.2 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

该量表由Andresen等修订，共计10个题项[19].量表包括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3个维度，采用4级计分（1=“很少或根本没有”至4=“大部分或所有时间”），总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研究发现，CESD-10与20题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96，信度为0.83.国内研究也表明，CES-D-10 的因子结构模型优于全量表，总分与全量表的相关为0.95，在临床样本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20].本研究测得量表的Cronbach α为0.773.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解亚宁和汪向东共同编制的SCSQ 一共有20 个题项，2 个维度.其中1～12 题是积极应对，13～20 题消极应对[21].采取李克特4 级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越经常采用对应的应对方式.本次研究中，积极应对Cronbach α为0.801，消极应对Cronbach α为0.787.

1.2.4 复吸倾向心理调查表

采用耿文秀编制的《心理健康调查问卷》的戒毒意愿分量表，共计18个条目[22].该量表分为戒毒意愿、将来环境、身心状况、物质替代和社会支持五个维度，分0～5 的5 级计分，总分越高，复吸倾向则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23].本研究所测得问卷的Cronbach α为0.848.

1.3 数据处理

采用Excel、SPSS24.0和Hayes编制的SPSS Process V 3.3组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的检验.

2 结果

采用Harman单因子模型的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因素分析，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有15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能够解释总变异的16.46%，小于40%，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情况.

2.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社会支持、抑郁、应对方式、复吸倾向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抑郁（r =-0.222）、复吸倾向（r=-0.308）呈现显著负相关，与积极应对（r=0.352）呈现显著正相关；复吸倾向与抑郁（r=0.283）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r=-0.286）呈现显著负相关.见表1.

表1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N=301）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each variable(N=301)

2.2 中介效应的检验

中介模型检验采用的是Hayes(2013)编制的SPSS Process 组件中的模型4[24]，验证抑郁和应对方式部分中介了社会支持和复吸倾向，进行了回归分析后，根据其结果表明（见表2）社会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复吸倾向（β = -0.29，p ＜0.001）.加入抑郁、积极应对后，社会支持对复吸倾向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17，p ＜0.01）；抑郁显著正向影响复吸倾向（β=0.24，p ＜0.001），根据其显著性，为部分中介效应；积极应对显著负向影响复吸倾向（β=0.21，p ＜0.001），根据其显著性，为部分中介效应.

表2 回归分析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根据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 000次，若是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说明显著，本研究结果（见图1和表3）表明：“社会支持→抑郁→复吸倾向”和“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复吸倾向”的中介路径皆显著.“社会支持→抑郁→复吸倾向”的中介效应值为-0.05，占总效应的17.59%，“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复吸倾向”的中介效应值为-0.08，占总效应的25.64%，直接效应值为-0.17，占总效应的56.67%，总间接效应值为-0.13，占总效应的43.23%.

表3 抑郁和积极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复吸倾向关系的中介效应Tab.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active cop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relapse tendency

图1 社会支持影响复吸倾向的路径图Fig.1 Path diagram of social support affecting relapse tendency

3 讨论

3.1 社会支持影响戒毒人员复吸倾向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即社会支持得分越高，戒毒人员复吸倾向越低[25].一方面可能是高程度的社会支持，比如亲人、朋友的支持和包容，能够帮助戒毒人员抵制复吸的诱惑，持续的社会支持，对降低复吸倾向有显著效果.反之，来自朋友的疏远，社会的排斥、歧视以及家人的不理解和冷漠，对戒毒人员来说则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打击，降低应对压力的能力，则更有可能一蹶不振，甚至通过复吸来逃避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然而，戒毒人员的吸毒经历，使得其戒毒后很难为社会其他成员所接纳和认可，各方面也很难受到同等待遇，从而引发心理危机，也会增加复吸的可能性.因此，提升对戒毒人员重返社会后的包容性，更多的了解戒毒人员的心理，调解戒毒人员和家庭的矛盾，对戒毒人员更多的陪伴和关爱，提高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程度，帮助他们就业，减少复吸倾向.由此可见，来自外部环境的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对社会支持和复吸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也支持以往的研究发现，提示提升对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程度可以有效降低其复吸倾向发生的风险.

但是社会支持理论上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结构性支持（如配偶和家人的存在、好友的数量等）和功能性支持（情感的援助、物质或工具性的支持等），未来研究进一步区分一般社会支持和针对戒毒者禁欲的支持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可以深入探讨社会支持的哪些维度对戒毒人员的复吸有显著影响，因为有时候家庭成员或者朋友即使履行各种其他的支持功能，也可能不知道或者对吸毒人员戒毒以及如何维持戒毒成功后不再复吸的问题不敏感，造成阻断复吸行为效果的不理想.

3.2 社会支持通过抑郁影响戒毒人员复吸倾向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复吸倾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高程度的社会支持下，能够减少戒毒人员抑郁情绪的产生，而降低抑郁情绪后进而表现为更少的复吸倾向.在面临困难和生活事件焦虑时，感知到社会支持可以提高应对压力的信心和勇气，降低抑郁水平，戒毒人员感知到社会支持，可以降低抑郁情绪，进而减少戒毒人员为逃避痛苦或追求快感而复吸[26].这符合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理论，即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对心身状况的消极影响[27].同时也与本研究一致，即抑郁在社会支持与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戒毒人员在戒毒成功后，会经历身心的痛苦状态，包括生理上的不适、疼痛还有心理上的挫折、焦虑和抑郁，如果戒毒人员夫妻不和、亲友疏远则无疑给戒毒人员心理上增添更多的压力，而压力的产生则导致情绪不佳、躯体不适、睡眠问题等等，对戒毒人员的戒毒成功有很大阻碍.因此需要一个高能量的环境为他们提供支持，家庭、朋友组成的同辈群里则成为首要选择.家人和亲友的陪伴、鼓励等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帮助戒毒人员克制药物渴求，减少不良情绪的产生，从而减少复吸.值得注意的是戒毒人员要减少与不良同伴（比如戒毒所中的同伴）的交往，避免被他们带动一起复吸，鼓励戒毒人员接触优秀的同辈，向他们学习.

3.3 社会支持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复吸倾向

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方式会间接影响社会支持和复吸倾向之间的关系.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的戒毒人员，越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去解决面临的困境，更少为逃避困难而选择复吸.相反，社会支持程度较低，通常不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是在反复的毒品滥用中寻求安慰，通过吸毒来逃避各种冲突[28].戒毒人员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压力，为了有效戒断毒品等药物依赖，需要给予戒毒人员高程度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可以缓解焦虑，降低抑郁情绪，挺高心理适应能力，从而使得戒毒人员应用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应对压力和挑战.谢康等人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增强戒毒人员的戒毒动机[29].然而社会支持系统不良等问题也是戒毒人员吸毒成瘾甚至复吸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他们心理卫生问题的重要原因，如何打破这种不良循环，也是戒毒工作和预防复吸的方案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戒毒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要关注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外部环境因素对戒毒效果造成的影响，更要培养戒毒人员熟练运用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家人和朋友要对戒毒人员给予关爱、耐心，成为戒毒人员的精神支柱，加强他们自身戒毒的动机.而政府出台政策和法规则更需要从社会因素方面着手对吸毒源头进行阻断，并提供戒毒回归后相关社会跟进服务，从而达到远离毒品的目地.

总的来说，本研究考察了抑郁和积极应对方式的并行中介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研究从情感和外化行为两个视角考察戒毒人员复吸的机制，有助于提供双模式的干预和治疗方案.由于本文属于相关研究，要更清晰地揭示社会支持、抑郁、应对方式与复吸倾向之间的关系，未来更需要设计因果关系研究，在更加复杂的模型中探讨社会支持对戒毒人员复吸的影响.另外，本研究所采用的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适用于普通人群，未来可以采用临床目的的抑郁测量工具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