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太平道在河北地区形成研究

时间：2024-08-31

左金众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62）

东汉中后期太平道在河北地区形成研究

左金众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东汉中后期太平道在河北地区的形成，并不是偶然性突发的。太平道在河北地区的产生遵循道教产生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有自身独特性。河北地区地理区域、悠久历史文化积累和当时遭受严重的天灾人祸等等多重因素的促发太平道在该地区的产生。在围绕以上诸因素基础上探索和理清太平道在河北地区产生的必然性。

关键词：河北地区；太平道；必然性

太平道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前史源远流长，并深深地根植于先秦及秦汉社会的思想文化中。太平道思想理论相比较它的组织制度而言，其形成在先而且尤为分散和缓慢，它是在不同地区孕生发育，经过多种渠道汇聚在一起，逐渐形成的。但是太平道作为一个教团组织的形成，却是在河北地区短短十数年间霎时崛起。组织或制度是判断一个成熟宗教的重要因素之一，著名宗教理论学者吕大吉认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成型的宗教，具备宗教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制度”。对于太平道而言，组织制度的形成也恰恰是其诞生的显著标志。

东汉中后期，从顺帝初年（约110年前后），宮崇敬献于吉的《太平清领书》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以太平道为载体的宗教起义，这七八十年间是太平道的思想、尤其是组织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日本学者窪德忠认为，“太平道的根基源于于吉……太平道是张角开创的……于吉是祖师，张角是组织者。”太平道最终由张角在河北地区建立是毫无疑义的。首先，太平道教主张角的籍贯，《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具部有三十六方人”。《后汉书·黄甫嵩》又言“初，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东汉时的巨鹿郡属冀州，其辖地在今河北平乡西南。因此，张角确系今河北邢台地区人。其次，太平道为载体的宗教起义的核心在河北地区，《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载“中平元年，黄巾军贼帅张角起于魏郡”；《金石萃编·郃阳令曹全碑》称“妖贼张角起于幽冀”；《后汉书·傅燮传》言“张角起于赵魏”。幽冀、魏郡、赵魏，皆属今河北地区。再次，从黄巾军的核心领导人张氏兄弟溃败地区来看，“卢植破黄巾，围张角于广宗……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角弟宝。”（《后汉书·灵帝纪》）广宗、下曲阳皆在今河北地区。因此，从太平道组织者、起义地点和核心主力溃败地域可以探索出，太平道核心组织形成于河北邢台地区平乡、巨鹿、广宗、威县一带确信无疑。张角以河北地区为根基，向周边地区渗透“遣弟子八人适于四方……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间，莫不毕应。”（《后汉书·皇甫嵩传》）从而最终形成庞大的组织，建立太平道教。

太平道的产生过程是多源头，多途径逐渐汇聚和融而成的。许地山认为，“道教的渊源非常复杂，可以说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思想所形成的宗教。”太平道作为道教的一支，其形成与道教的形成，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太平道在河北地区的形成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地理环境、历史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复杂的多重因素下促成的。

一、河北地区原始社会和上古三代“巫”和鬼神文化遗韵

巫文化在华夏族源远流长，“巫”盛行于原始社会的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态。《说文》“巫，祝也，能齐萧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又言“巫，能事无形，以舞降神”。在原始社会，人通过“巫”与神灵交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古者……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远古社会“巫医不分”《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论语·子路》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彭华认为，“燕齐之地，自古有浓厚的巫风”。河北地区自古属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囊括燕赵，临近齐地，同时也打上了深深地“巫”文化烙印。

夏、商、周三代社会充斥着巫术、鬼神迷信，“三代皆敬神事鬼，夏道遵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帅民以神，先鬼后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远之”。（《礼记·表记》）同时又“敬天法祖”对祖先神和上帝神极其崇拜，“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以地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直至春秋战国依然兴盛不衰，“庶民知说之事鬼也”。这种原始社会和三代以来的巫术迷信、鬼神祭祀，彻底融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彭华认为，“直至秦汉之时，燕齐之巫术仍然享有盛名。”张角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的方式，有着浓重的巫术、鬼神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原始社会巫术和夏、商、周三代鬼神迷信的在河北地区的遗风遗韵。

二、河北地区理性哲学思想与神仙方术迷信

春秋战国时理性哲学和人文精神得到空前的提升，诸子百家争鸣思想碰撞主要在中原、齐鲁、燕赵、三晋地区进行。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中心，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等各家人才层出不穷，思想相互吸收完善。而河北地区恰恰处于或临近文化交流要冲之地，这为太平道理论和思想在河北地区的形成奠定哲学思辨、政治理想等人文理性和信徒组织基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谈到，太平道的思想来源于“道家哲理、阴阳五行宇宙论、儒家的天命可能改变的思想和太平理想”。然而单纯的理性并不能满足人的好奇心理，必假之虚无的神学仙方术才可以牢牢的吸引住人的内心世界。

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中认为：“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最显著之点。”战国初年，燕、齐一带出现神仙传说，在思想渊源上，神仙之说的根源与道家的全性养生和“敬天法祖”灵魂不死的观念有直接影响。在区域地理位置上讲，陈寅恪认为“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与滨海地域有连系。”在燕、齐一带临近海滨地区，海天无穷的变幻、海上隐约的岛屿以及神秘的海市蜃楼，在科学落后的时代，这些都是刺激人们幻想产生神仙传说的最好的素材。神仙思想产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求仙的潮流，闻一多认为“在这些假定的原则之下，便产生了各种神仙的方术，从事于这些方术的人便谓之方士”。方士采用原始巫术的一些符咒、斋醮内容，融合阴阳五行思想，吸收道家的养生内容以及哲学思想形成神仙方术，如“宋毋忌、正伯乔、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行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史记·封禅书》又“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河北地区太平道的兴起与燕齐滨海地域神仙方术的盛行紧密联系，而于吉、宮崇皆海滨区域之人，而张角之道术亦传自海滨，显与之有关。

神仙崇拜在封建社会不断得到强化，其中统治者的举措起到了关键作用。战国时期“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至秦始皇时崇信韩中、侯公、石生等大批的燕齐方士，并先后派遣徐福（一作“徐市”）、卢生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在秦始皇最后生命期间，依旧巡游滨海地区，“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最后死在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与广宗交界一带）。上行下效，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秦始皇等人的求仙举措无疑加速了神仙方术在河北地区的流行，章太炎认为太平道“乃古之巫师，……其术比于神仙，弥为怪妄”，这显然是受到神仙方术的影响。

三、两汉神学与谶纬迷信之风

两汉的社会自始至终弥漫着神学迷信之风。汉高祖刘邦凭借“斩白蛇”谶纬发迹，崇尚“黑帝”，设置巫吏，如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巫社、巫保、巫先等；孝文帝时，赵国人“新垣平以望气”迷乱朝廷。孝武帝时，神仙迷信达到一个顶峰。《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方士言神祠者弥众”。其主要表现在李少君以祠竈、不老仙方受重视；齐人少翁，凭借鬼神幻术吸引皇帝；栾大“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位列公卿；公孙卿因“候神河南，见仙人迹”而受宠；除此还多次封禅，“敬神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神学迷信的充斥，最终酿成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的悲剧。孝成帝晚年也“颇好鬼神”。西汉“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辽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汉书·郊祀志》）即使到了西汉末年，这股神仙方术迷信之风依旧盛行，哀帝即位之后，“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因此，有学者认为整个西汉处处充斥着“巫术”神秘色彩。

东汉较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单独为方士立传，可见东汉一朝社会神学迷信之盛况。《方术列传》载：“及光武尤信谶言，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时候。”后继之君，明帝、章帝纷纷效法，谶纬迷信的盛行也影响到了儒学，“儒者争学图维，复附以訞言。”自汉武帝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挥公羊学“微言大义”，作《春秋繁露》儒学沿着神学化发展，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时，儒学彻底与谶纬迷信、神仙方术合流，整个社会完全处于神学、谶纬迷信的氛围之中。

两汉黄老道家的兴盛，备受统治者推崇，并不断的与神学迷信合流，神化黄帝、老子。西汉初期百废待兴，统治者采用黄老道术，施行“无为而治”。黄老道家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长足发展，“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武帝本纪》）淮南王刘安崇尚黄老道家，“言神仙黄白之术”；并招致数千方术之士作《淮南子》。东汉时黄老道学与佛教和谶纬、方术的融合，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颂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桓帝“好神仙事……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次老子于濯龙。”黄老道与神仙方术融合，老子不断的神仙化。张角的太平道“祖述李叟……宪章神仙……醮事章符标明大道而教甚于俗……至于消灾淫术，厌胜奸方，理秽辞辱非可笔录。”（《弘明集·灭惑论》）“巫术”弥漫的社会之风，儒学、黄老道学与神仙方术和谶纬迷信之间不断的融合，为太平道的思想理论奠定基础。

四、《太平经》与太平道思想

（一）《太平经》及其思想

《太平经》又作《太平清领书》是太平道的重要经典，“顺帝时，琅琊宮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皆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襄楷传》）。汤用彤考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普遍地认同。关于《太平经》的形成问题，有学者认为，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是为《太平经》所宗之本。然而，《太平经》一书并不是成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而是在继承前代思想文化和总结当世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现状下，由集体创作和“层垒地造”而形成的。

《太平经》的思想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驳杂。一方面，在内容上有神秘的气化思想、“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灾异思想，天人相同的神仙长生主张，“承负”的善恶报应理论。这些显然受到原始社会的巫术，先秦的哲学和秦汉的道家学说，神仙方术以及汉代黄老道家学术、谶纬迷信等影响。另一方面，在社会政治上《太平经》代表着寒门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主张，它揭露和批判了豪门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黑暗的政治，反对残酷剥削，维护下层民众利益的成分，表达了寒门素族地主阶层不满社会现状企图改革的愿望；但又主张尊卑贵贱等级思想、反对人们“犯上作乱”，企图通过和平改革达到一个虚幻的理想“太平”社会，标明他们又不敢公开与统治阶层公开彻底决裂。这种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的思想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层利益的。总而言之，《太平经》的问世，即太平道在理论上的完成。张角以《太平经》为蓝本，吸收其中的革命内容和黄老道学、谶纬迷信以及神仙方术便于传教的方式手段，改造其中妥协思想，从而形成他本人的太平道思想。

（二）太平道与“中黄太一”信仰

太平道之名来源于《太平经》，“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张角虽然取法《太平经》建立太平道，但是严格来讲却不是“太平道”信仰，而应该是“中黄太一道”信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贼（黄巾军）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务所能存也。”因此，丁培仁认为“黄巾军所奉之道本应叫作‘中黄太一道’或‘黄天太平道……《太平经》之道应为‘太平青领道’或‘青领太平道’”。两汉时，自汉武帝尤其推崇“泰一”神（或作“太一”、“太乙”）。张角杂糅社会主流信仰“太一”、黄老道和《太平经》中“太平道”信仰，外名“太平道”，内行“中黄太一”，“初，钜鹿张角奉使黄老，以妖术授教，号“太平道”……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其有迷惑麻痹当局统治者，减少创教的阻力的目的。

五、河北地区东汉中后期“天灾人祸“与太平道组织的建立

东汉自安顺以后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庄园经济逐渐膨胀，农民土地被兼并，“富者无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外戚、宦官专权，知识分子遭受“党锢之祸”，朝廷卖官鬻爵，社会一片黑暗，统治岌岌可危。农民纷纷起义，东汉安帝爆发4次农民起义；顺帝时有13次；冲、质二帝不到两年的统治时间，发生4次起义；桓帝时达13次；灵帝即位（168年）至180年发生6次。起义次数逐渐增多，时间间隔逐渐缩短，起义队伍不断增大，由数百人发展到数万人；起义范围遍布全国，东自沿海九郡，西至益州；北到赵魏，南迄交趾、南海；其中起义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就是临近河北地区的泰山琅琊地带。这些起义具有明显的民间宗教色彩，受到道家、神仙家影响，如《后汉书·腾抚传》载“顺帝末，扬、徐盗贼群起……衣绛衣，带黑緩，称‘无上将军’……冠黄衣，带玉印称‘黄帝”……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建和二年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这些显然对张角自称“黄天”、“大良贤师”、“天公将军”，“著黄巾”，以及“黄天当立”的口号有重大影响。

太平道之所以形成在河北地区，这与河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残酷的压榨剥削有关。

河北地区自安帝元年（107年）至灵帝时主要灾害状况列表于下：

年代　　公元　　现象　　材料来源安帝永初元年　107年　“十一月，民讹相驚，司隶、并、冀人流移”　　《后汉书·五行志》安帝永初四年　110年　　青、冀之人流亡万数　　《后汉书·安帝纪》顺帝永建二年　127年　　禀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　　《后汉书·顺帝纪》顺帝永建六年　131年　“冬十一月，诏连年水潦，冀部尤甚……百姓尤有弃业，流亡不绝”同上桓帝永兴元年　153年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万户，冀州尤甚”　　《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永寿元年　155年　“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同上

河北地区自安帝及其之后，饱受自然灾害。除此还深受统治者压榨，“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后汉书·单超传》）“桓帝时，魏郡李暠……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后汉书·苏章传》）“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后汉书·参晊传》）官员对百姓的盘剥压榨，使得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百姓渴望“太平”社会。

然而，张角的太平道顺应民心以“符水咒说以疗病”和“太平”的社会理想，对处在水深火热中广大百姓具有极大吸引力。“百姓信向之”，“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又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去往全国传教，经历十余年的经营，“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后汉书·皇甫嵩传》）自此太平道以方“为”单位编制信徒，设立“渠首”形成了一个以河北地区为总部的完备的系统的宗教组织，彻底标志着太平道的建立。

同样的宗教素材被张角在不同的阶段采用改造，使得太平道性质迥然不同。王明认为，“一种宗教或教派的开始形成，自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但一旦创立之后，就能相对独立的开展活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可以信仰利用它。”张角最终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利用太平道在河北冀州巨鹿郡发动了全国性的宗教起义，起义之前的太平道“以善道教天下”，起义之后“燔烧官府，劫掠聚邑”，致使太平道向宗教极端和“邪教”方向发展，这需另当别论，非本文讨论范围。

结论

总之，太平道之所以能在河北地区最终形成原因是多方面，除两汉时代的神仙方术、谶纬迷信大环境和张角个人努力外，河北地区在地理区域上毗邻渤海、齐鲁、中原、三晋，并深受其文化影响；在历史上有着由来已久燕赵的巫文化和神仙方术文化。这些为太平道在河北地区的形成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自东汉中后期以来河北地区民众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残酷的剥削，所以具有极强的反抗性为太平道奠定了群众组织基础。因此，东汉中后期太平道在河北地区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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