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阳明学的三个维度

徐春林

(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深刻理解阳明学，需要从根本内容、核心价值及学习方法三个维度有一个宏观、总体的把握，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体会阳明学各方面的内容，使其发挥积极价值。

一、理论之维：深刻把握阳明心学的本质与特征

阳明学是一个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地位。因此，学习和理解阳明学自然就容易从自己的喜好和方便之处切入。这种切入方式，并无不可，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对阳明学的核心内容作一个根本性的把握，否则就会盲无所入，无法得其精髓，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与学习。那么阳明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阳明学在本质上是一个信仰体系。因此，先给阳明学下个定义，即阳明学是以良知为信仰对象，以体验为修行途径，以日常生活为修行平台的一种信仰体系。简言之，阳明学就是“致良知”的信仰体系。

这种“致良知”的信仰体系，是中国文化长期孕育、到明代中后期才得以形成的。实际上“良知”一词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信仰的对象。在中国儒家历史上，信仰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早期的是“天”，或者说天道；二是宋代以理释道的“天理”；三是阳明学把天理内化，即“良知”。王阳明结合《大学》的“致知”，从而形成了“致良知”的信仰模式。这种信仰模式，有三个显著特征。

1.主体性

信仰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信仰实践中，体现出人的内在性、主导性、主动性、支配性。蒙培元先生指出：“传统思维的一个根本特点，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思维，它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了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的认识。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收缩的而不是发散的。”[2]中国传统思维的这种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在阳明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阳明学的信仰体系中，它的信仰对象——良知，不在身外，而就在我们自身内部。良知和以往以天、天道、天理作为信仰对象的儒家不同，毋宁说，是对这一传统儒学的超越。以天、天道、天理为对信仰对象的信仰方式，虽然也具有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的特质，但仍然保留着外在信仰的特征，因为它的信仰对象可以脱离人的主体而存在，所以可以视为一种外在的信仰。朱熹所说的“万一大地山河都陷了，理毕竟还在这里”[3]表达的正是信仰的外在性特征。

阳明学则坚持信仰的主体性原则，把宋儒的“天理”内在化，使外在的天理内化为我们内在的良知，从而把信仰对象由身外拉到身内，凸显了信仰的主体特质。这一主体特质，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心即理”的概念来指称，以区别于朱子的“心具理”。朱熹虽然也高度肯定“心”的地位，称“心者，心之精爽”，但他认为心属气，并不必然是理，因此朱熹秉持“性即理”的观念，不同意“心即理”的主张。但朱熹持“心具理”的主张，他说：“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4]王阳明则认为，人的行为法则源于人的内在自觉，因而心与理一，心即是理。朱熹和王阳明在概念上面，就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态度。朱熹的“心具理”，只承认了心的认知功能，而不承认心的本体地位。而阳明心学则肯定了心与理的同一性，从而肯定了心的本体属性，彰显了信仰的主体性。这是中国信仰体系的一次巨大飞跃，体现了中国信仰模式由客体对象向主体体验的嬗变与完成。不过，这个飞跃是站在朱熹的肩膀上的，本质上是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1]51的论述使良知即是天理的思想如一根脐带联结着阳明学与朱子学，有力地标明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血肉联系。所以，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分歧点，二者的差异不宜过于放大。阳明心学是主体化了朱子学，是对朱子说的超越而不是抛弃。这是阳明学的根本特征。

2.自觉性

跟主体相关的，就是自觉性。强调主体的内在觉悟，是儒家的一贯特征。如《易传》所说的“神妙万物”的“神”、孟子所谓“操则存，舍则亡，也入无时，莫知其乡”的“心”，都有内在自觉的意思。宋儒程颢在谈到“天理”时，不无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5]424其中所谓的“体贴”，也就是指内在的自觉。不过，阳明学以前的传统儒家，都带有外在信仰的特征。也就是说，都是以外在对象为主体的偶像崇拜式的信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各种外在的仪式来修证和体现自己的信仰，虽然其中也不乏主体的自觉。而阳明学把儒家信仰的外在性基本摈弃，创造了一套以内在的主体自觉为修证方式的信仰体系，把儒家信仰内在自觉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在阳明学中，其信仰对象——良知就是靠内心去体认的，虽然也会有一定的外在仪式。但这些外在的修养仪式，如果没有内心的体认与自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在约束机制上，宋儒的信仰——天理，其约束方式主要是通过外力的惩罚，所谓天理昭昭、赏善罚恶；而阳明学的信仰——良知，则主要靠自谴发生作用，所谓良心不安、无地自容。良知的自觉性使得阳明学作为一种信仰，不依赖于外在的偶像崇拜和仪式，而重在内在心性体验能力的提高。王阳明认为：“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5]85所谓“道必体而后见”的“道”即是良知，此句意即“良知必体而后见”。“体”即是体察，也就是内在的自觉。没有内在的体察与自觉，良知即不可见。所谓“讲之以身心”，同样强调的是内在体认，强调内在的自觉。在阳明看来，孔门儒学，都以内在体认与自觉为根本法门。

3.日常性

信仰的常道性格，是儒家信仰的一贯特征。如北宋学者陈淳所说：“道之大纲，只是日用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的方谓之道，大概须是就日用人事上说，方见得人所通行底意亲切。”“道非是外事物有个空虚底，其实道不离乎物，若离乎物则无所谓道。”[6]这里所说的“道”即是儒家的信仰，陈淳的两段话，表达了儒家信仰的常道性。不过这种常道性在阳明学之前并没有使“百姓日用”具有本体性，因而也就未能使儒家信仰的常道性得到充分彰显，而阳明学使其充分体现了出来。在阳明学的信仰体系中，以良知为信仰体系的修行不需要特定的场所和领域，日常生活就是我们修行的舞台，它的修行，就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里，体现在每一件平常的事情中。王阳明在其诗《别诸生》中说：“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握手临歧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其中“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强调的就是良知的日常性。

更重要的是，阳明学赋予了日常生活以本体属性，从而从根本上挺立了儒家信仰的常道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阳明弟子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王艮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良知信仰的常道品格，认为“百姓日用之道”即是良知，它和圣人之道具有同等地位，但却是简易的，愚夫愚妇皆能行之。其后学罗汝芳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捧茶童子却是道”的命题，使儒家信仰的常道品格得到最为充分的彰显(1)关于阳明学的常道性格，参见拙著《生命的圆融——泰州学派生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版，第28-42页。。

由于王阳明强调良知的常道品格，因此主张事上磨炼，是把事上磨炼作为良知修证的根本方式。所谓事上磨炼，就是在每一件事上体现良知。它要求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什么环境，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要按良知的要求去做，都要“致良知”。所以，事上磨炼磨的就是信仰，磨的就是良知。《传习录》记载了一个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炼的故事：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1]19-20

王阳明这一事上磨炼的主张，把儒家的常道性格落到实处，并使这一性格变得具体、生动。

具有上述三个显要特征的阳明学，是中国文化奉献给我们的一种独特的信仰模式。了解、学习阳明心学，本质上就是去了解、学习一种信仰模式。阳明心学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信仰模式展开的，其哲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等，都是这一信仰体系的表达，脱离了这个根本宗旨去了解和学习阳明学，那就是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是没有价值的。

二、价值之维：充分了解阳明学的当代价值

如上所述，阳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主体性、自觉性和日常性特征的信仰体系，其当代意义可以从三个特征中得到理解。

1.为人类文明贡献弘扬人的主体性的智慧

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一旦创造出来就有独立的力量，会反过头来成为控制和约束人的力量。于是摆脱文化对人的控制，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程。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奠定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以偶像崇拜为特征的早期基督教，成为宰制和约束西方人的文化力量。于是，他们有文艺复兴运动，从肯定人的本能欲望来肯定人的主体价值；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因信称义的主张把基督教信仰模式由偶像崇拜转化为内在体认；有十八世纪以来，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家兴起的存在主义思潮，以肯定意志、情绪等人的非理性来挺立人的主体性。但是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问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如理性与情感、日常与神圣等问题，都没有获得圆融性的解决。

2.警惕文化对人主体性的戕害有着漫长的传统

道家的“贵我”思想反映了道家维护人的主体性的努力。中国佛教的代表禅宗则是以机锋、棒喝等方式切断人们对理性的依赖，以明心见性的主张高扬人的主体性。但是，道教和佛禅未能在入世与出世、个体与社会等方面得以融通。

3.阳明学在秉承儒家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融合了佛道的主体性智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体性哲学

在儒家历史上，孔子就强调过“古之学者为己”的内在诉求和“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主体地位，孟子提出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主体自觉。北宋大哲张载把知识分为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又推崇德性之知以强调人的主体性。南宋大儒陆象山以“发明本心”的命题把儒家的主体意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王阳明之前，儒家塑造的仍然是以外在权威为特征的天理信仰。这种信仰的载体——程朱理学，由于元代以来的官方地位和科考等因素，日益走上了知识主义和功利化的道路，湮没了人的主体性。读书沦为利禄之学、口耳之学，不复知有身心，儒学滋润心灵的功能日益丧失。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4.阳明学以“心即理”的命题肯定了信仰之源的内在性

以“致良知”的命题强调了修养过程的自觉性，以“知行合一”强化了修养结果的自主性，成功地解决了人类永恒性的诸多问题——形上与形下(心即理)、内在与外在(良知即天理)、信仰与实践(知行合一)、凡俗与神圣(事上磨炼)、入世与出世(尽职与辞官)、繁琐与诗意(案牍不辍与文艺成就)、意义探求与职业生涯(四民异业而同道)、感性与理性(发而皆中节)，从而为人类摆脱知识主义、物欲主义对人的宰制，为弘扬人的主体，提供了一种卓越而独特的智慧。

5.为个人赋予生活以意义提供路径

阳明学的核心概念毫无疑问是良知，把它作为信仰对象让我们去用，就是致良知。为什么要致良知？王阳明认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1]51

“致良知”的目的，是“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即让事事物物因为体现了良知而对人具有意义的属性、精神的价值。意义追求和精神向往是人特性的属性，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本途径。因此，阳明学是一种意义赋予的学问，是一种精神哲学(2)关于阳明学的精神特质，参见徐梵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也是由意义追求而获得幸福的学问。它可以让我们从事的任何一项工作都具意义感和精神性，即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1]1036-1037

这段话出自王阳明为一个商人方麟(字节庵)写的墓表，即《节庵方公墓表》。王阳明在文中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充分肯定各行各业(包括商业)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意义。经商、从政、务农、做匠人都能从自己的职业中求道，实现人生的意义。现在许多企业家学习和运用阳明心学，是因为王阳明认为经商也可以求道、做圣贤，能让他们知道经商做企业的精神意义。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成功地在经商做企业中践行了阳明心学，成为企业家们学习的榜样。每种职业都有意义是因为每种职业都可“致良知”，从而使职业活动获得精神价值。王阳明讲格物致知时，是反过来讲的，是致知格物。这不是笔误，而是他思想的体现。在他的解释中，“格者，正也；物者，事也”，致知的“致”是行，致知的“知”指良知。致知格物就是将良知(知)运用于事物(致)，而事事物物才得其“正”，成为良知的体现。所以只有致知，方能格物。我们从事的职业，都应成为良知的体现，从而获得精神的属性，实现人生的意义。这是阳明心学的基本主张，也是阳明心学给当代人提供的最好的精神食粮。

6.可以为中华民族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其深层的表现是：认为中国的哲学思维水平不如西方，进而在政治、军事、科技各方面都不如人，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军队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人慢慢在多方面找回了自信，文化自信也日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而要增强文化自信，从中国历史长河中选择有影响力的思想体系进行学习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阳明学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之一，自然是不错的选择。阳明学植根于深刻的哲学体系、深厚的文化土壤，以儒为主，融合佛、道的精髓，吸收了兵家、法家诸派的智慧，融会了诗文书法的精神，形成了博大精深却又平实简易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成功地解决了人类永恒性的内在与外在、入世与出世、理性与情感、信仰与践行、当下与超越、日常与偶然的矛盾，成为世界文明中最卓越的思想传统之一。对此，***总书记说，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三、实践之维：准确掌握阳明学的研习之方

由于阳明学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特、严整的信仰体系，其当代价值也基于其信仰的特质，因此，其学习方法显然应该以信仰的方式去接近、理解和学习。那种仅把阳明学当作“一段话头”，在文字上做文章的学习与研究，不仅是王阳明本人曾经强烈反对的，也是无法把握其精髓、徒劳无益的。阳明学的本质，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1.知行合一

阳明学是实践的学问。阳明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人生实践中的问题。它提出的命题和思想，无不围绕着人生实践而展开。脱离践行去学习和研究阳明学，就如只在岸上学游泳，就成了口耳之学，于身心无益，只徒增一段口实而已。王阳明曾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1]51

不过，阳明学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其主旨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信仰与践行的统一。它主要解决的不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不是指认识外部世界然后据此行动达到知行合一；而是信仰与践行的关系，旨在强调外在的行为必须诉诸内在的信仰，内在信仰必然贯穿于人的外在行为，达到信仰和行为的统一。知行合一的“知”，是指良知，实即人的信仰。知行合一的要旨，就是要将人的信仰支配、贯穿人的行为，使人生修养达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境界。以通常所谓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理解知行合一，不符合阳明由内向外的宗旨，又把阳明拉回到朱子的窠臼。

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既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学习和研究阳明心学，必在阳明心学主张的“致良知”实践中去学习、去研究，方能得其精义。杜维明先生曾用“行动中的儒家哲学”来标举王阳明的思想，甚得阳明学的精髓。

2.养心为本

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因此，种树者先种其根，养德者先养其心。必须说明的是，王阳明的“心”，如孟子所说的“大体”，是指人的生命主宰，实际上即指人的本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信仰，因为人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秉持的信仰，决定着人的行为，支配着人的生命，即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人的行为准则，都源于人们对人的本质或信仰——“心”的理解，故曰心外无理；一切事物都源于人的本质——“心”的展开，故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所谓养心为本，即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修养自己内在的本心和信仰展开的，离开本心和信仰的所谓修，即是务外，即是虚妄。王阳明所主张的“事上磨炼”，磨的是本心，是信仰，务使本心纯净，无一毫人欲之杂；务使信仰坚定，无须臾离道。

长期以来，我们有过误解，即认为阳明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实这是个极大的误解，下面一段话常被用来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证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22王阳明在这里用的是“寂”而不是“无”。所谓“寂”，就是沉寂，没有打开。当你看此花时，你的心看到这朵花，于是这片世界便被呈现出来了。所以，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主体实践是世界呈现的根本方式。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都是主张人的生命实践的至上性。根据阳明的思想，所谓世界观，重在“观”，即人们的实践，世界就是我们“观”出来的。

导致对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误解，其根本原因是机械套用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导致的。这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其实，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并不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因此不存在西方哲学所谓的唯物唯心的问题。中国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境界哲学，它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唯物唯心不是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哲学关注的中心是天人之际、人禽之辨、君子小人之别、境界高低之分等关涉生命的根本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和成就的高低，因而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用唯物唯心就是用西方的尺子量中国人的脚，你怎么量它都是不对的。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来理解中国哲学。

3.四句教的启示

四句教即王阳明用来表述自己思想精华的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133。意思是心的本体晶莹纯洁、纯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的是“良知”；格物就是“为善去恶”。四句教言简意赅，简易直接，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精义，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阳明心学的指南。但是，如此简易直接的四句教，却经常被误解，其中最大的误解当属很多人用“白板”说解释“无善无恶”，说人的本性是空无一物、没有善恶的白板。这种解释不仅误解了阳明心学，也误解了整个儒家学说。

众所周知，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立场是人性善的观念。王阳明作为旷世大儒，自然秉承的是儒家这一基本信条。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1]1066其又在《大学古本序》里说道：“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1]271

非常明显，阳明学秉持的是人性善的人性论观念，决非空无一物的白板说。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是被字面意思所迷惑，没有深刻把握其中的精髓。阳明心学坚持的是儒学的一贯立场，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是纯善无恶的，因为纯善无恶，因此没有善恶对待，故曰无善无恶。这就好比世上全是富人，也就没有了富人，又因为没有穷人，故曰无穷无富。

四句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秉持纯善无恶的先天本性，这是我们成圣的根据，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其动机是有善有恶的。动机的善恶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而良知是知善知恶的。在良知区分善恶的基础上，我们要做为善去恶的功夫。阳明心学，简易直接，只是去做。当然，也只有去“做”，才是真正对阳明学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