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劳动：追求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

李留义

(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 201318)

一、“积极劳动”：马克思劳动思想在新时代的出场与回应

学界对“劳动”研究的内容涉及不同层面，如常识性的理解，哲学意义的深刻反思，经济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解读，以及政治学意义上的诠释等等，具体内容涉及到：马克思劳动理论问题、劳动人权问题、劳动幸福问题、劳动价值问题、劳动伦理问题、体面劳动与人的尊严问题、劳动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劳动关系与现实困境问题、劳动与社会发展问题，等等[1]。从有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劳动思想的专著与论文，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黑格尔的精神劳动，直至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劳动阐释，不一而足。特别是学者们对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的探究，产生了一些高水平的专著、论文等，如顾海良、张雷声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曹亚雄的《马克思的劳动观的历史嬗变》、吴学东的《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研究》、王江松的《劳动哲学》、刘永佶的《劳动主义》和黄云明的《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研究》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人类解放暨人与劳动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何云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陈学明、姜国敏)、《劳动的张力：从斯密、黑格尔到马克思》(白刚)、《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再探析》(刘同舫)、《经济全球化与劳动阶级的解放》(李崇富)、《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真蕴》(张国钧)和《论作为劳动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毛勒堂)等等。另外，伴随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挑战所引发的思想碰撞，也产生了一些给人启发的理论探讨。如阿伦特以行动消解劳动，马尔库塞以精神分析寻求劳动解放，鲍德里亚是以符号绘制劳动幻象，哈贝马斯则是以交往代替劳动，等等[2]270-316。诸多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劳动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已不是奴役劳动的时代，但我们又没有达到自由自觉的美好社会。换言之，当前的生产力还未高度发达，劳动与休闲还未完全重合，劳动还未完全成为一种真正的享受和愉悦体验。现在的劳动是多重内容、多样形式和多种矛盾叠加的劳动，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时代眼光及理论和实践态度来审视劳动呢？

随着人们对劳动的愈益重视，以及马克思劳动思想价值的日益彰显，学者的研究都自觉地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依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充分挖掘马克思劳动思想的价值，激发出劳动思想中深切的现实人文关怀。可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又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现实问题。回溯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发展历程，他的劳动思想可以溯源至古希腊相关的劳动观念，并批判借鉴黑格尔的劳动思想，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劳动思想，明确人劳动的生存意义，剖析异化劳动，批判雇佣劳动，重视谋生劳动，直指自由劳动。其内在的现实和理论逻辑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现在，我们所从事的现实劳动能否得到马克思劳动思想跨越历史时空的回应呢？事实肯定了这一点，但这种理论的“回应”，无法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原典”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为现实往往都是一种理论综合“叠加”的“原本”，需要我们在现实与理论的张力中找到属于新时代的答案。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及主要矛盾决定了必须重视劳动的社会现实意义，因为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还需要劳动去解决。现在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力量”在我国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还比较尖锐。为此，“人的幸福和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人民生活的现实性在一些领域被物化劳动所遮蔽，劳动的本真和价值逐渐被消蚀。那么，面对劳动的现实，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对此，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但他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曾强调：“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在此过程中，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历史地构建。这是在理论意义和理想状态下对本真的劳动的表达，即它体现着人作为主体在客体中的展现和确证。但当我们考察劳动的时候，又无法回避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社会形式和境况。如马克思在研究劳动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过“异化劳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雇佣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等等。鉴于此，有的学者在研究人类与劳动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还提出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4]12-18。反思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立足中国的现实，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一个重要的实现方式就是劳动。站在时代的前沿，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精神状态进行劳动，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塑造“积极劳动”，激发主体不断进行生成和创造，“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从而创造幸福生活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在时代条件下给我们的回应和答案，也是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现实选择。“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说，当奴役劳动基本被消灭了以后，就要考虑如何降低劳动的谋生性，以便进一步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那样的社会里，既要降低劳动的谋生性，同时还要保护人们参与劳动的积极性。也就是说，任何好的社会制度，一方面不能让谋生成为劳动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要让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劳动的意愿性得到保持，不能把人变成懒汉”[4]12-18。可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缺乏人们进行“积极劳动”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无法使人们真正做到“积极劳动”。为了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自觉劳动，马克思运用理论和实践的革命武器进行了斗争，积淀了丰富的劳动思想，为我们今天能积极劳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二、“积极劳动”：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与人相伴而生。到了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劳动则被看作财富的源泉。在马克思的劳动思想中，劳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现实的体察中，融入了一个重要的人学命题，即劳动塑造着人。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劳动创造了人。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个体的人到社会的人，从异化的人到人实现自由解放，劳动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具体来看，马克思对劳动的关注点和价值旨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劳动追求理想生活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谈到追求理想生活的层面提到劳动，认为“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5]。马克思通过职业选择的劳动诉求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中第一次使用了“实践”的概念，主要是从哲学的意义来谈“实践”，其基本意义是“做”或“行动”的意思，带有很强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色彩，他用“实践”范畴在“哲学”的层面上表达着“批判”的意思，并不具有马克思后来意义上的劳动内涵。

2．提出“异化劳动”，批判工人的“非人”生活

随着马克思不断接触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的悲惨生活，并直接地参与政治斗争，马克思也遇到了“物质利益”的问题，这促使他的实践观发生了转变，开始由哲学实践转向了政治实践。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不断深入，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市民社会生活的探究。因此，马克思把对实践的理解不断地推进到物质活动领域，也不断地接近劳动的概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马克思虽然从现实生活的层面加深了对实践的理解，但他并不是借助物质生产活动来诠释实践，而揭示的只是一种政治生活实践，强调批判和推翻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劳动”的概念，把对生产活动的认识纳入了对实践的理解之中，并且更多地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异化和劳动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最初，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并没有十分清楚地区分出劳动的本质及其形式之间的关系。他借助黑格尔的劳动范式，把劳动与工人的贫穷及资本家的富裕结合起来分析，把劳动延伸至工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类生活的视域中，分析劳动的手段与劳动目的对立。在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要吸纳和整合了黑格尔的劳动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并且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研究的不断深入，他探究了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两种性质状态，即对象化和异化，提出了“异化劳动”。马克思正是通过“异化劳动”概念，来揭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异化劳动严重遮蔽了本真的劳动，压抑和摧残了人类的生命，要摆脱这种非人的异化生活，人类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是对黑格尔的劳动观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批判性的突破，抛弃了黑格尔仅仅把劳动看作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思想。他把劳动置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层面上，从而克服了黑格尔把对象与异化等同的思辨唯心主义，同时又在经济层面上克服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劳动不仅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活动，更是体现人的生命本质的活动。但从总体上看，当时马克思的劳动思想虽然还有着较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把劳动置于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视阈中来考察，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6]196。“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186。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体察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思维范式寻求突破，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深化着对劳动的认识。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基础以及人性复归的手段，把劳动看作了人的本质，展现了它在人类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实践意义。并且，马克思借助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逐步深入剖析劳动被异化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并鲜明地指出，为了消灭异化劳动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就必须诉诸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6]185。在这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克服，再一次彰显了他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

3．批判雇佣劳动，逐步揭示劳动的本质与人的发展

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4—1845)》中，进一步对异化劳动的根源和后果进行了批判，鲜明地提到，“‘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的私有财产”[7]254。“‘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7]255。在《神圣家族》这篇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把物质生产置于实践的视阈之中，并把生产活动作为实践的根本性内容，鲜明地指出：“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6]350-351在此基础上，不断指向雇佣劳动，“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穷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6]261。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在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所以，无产阶级为使自身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当时作为生活条件的雇佣劳动。到了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把劳动与人的生命存在、现实的生产结合起来，“第一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6]519。“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6]520。在这里，马克思就是把人的生命作为人们生产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生产劳动的探讨，揭示了“生产劳动”对人存在的现实意义，阐释了劳动本质状态就是人的生命活动表现样态，并且体现为两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8]74。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逐步出现了资本和劳动的劈裂，“现在它们相互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的形式)则表现为手段”[8]75-76。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过着一种非人的雇佣生活，对他们来说，“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它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8] 57，并且大工业“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8] 68。对他们来说，劳动作为一种外在于自身的力量，只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无产者所无法控制的，是现实强加给无产者的生存条件。只有当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自主互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及“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的时候，才能消灭雇佣劳动，实现自身的解放[8]77。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科学地对劳动和劳动力进行到了正确的区分和界定，指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6]715，而劳动则是“劳动力的表现”，“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表现”[6]715，“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6]72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提到雇佣劳动，“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9]43。雇佣劳动只是雇佣工人为能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而进行的劳动，是为增值资本的一种活动。这种劳动作为一种“活劳动”不断地实现着“积累起来的劳动”，从而变为资本、货币和地租等，变为一种垄断的社会力量。消灭这种“劳动”即消灭资本，“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9]48，因为“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而“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9]46，同样，要消灭雇佣劳动，就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4．劳动价值论的逐步创立与完善，指明未来社会美好生活之路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其自己的劳动价值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价值实体，第一次阐释了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矛盾的根源，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和私人性之间的矛盾。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二重性研究的推进，工人的悲惨生活的根源也得到科学的解释。“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10]286。对资本来说，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而资本的提高就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性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日益激化，“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同时现存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大，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程度地消耗”[11]150。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分析劳动的基础上，对人的发展也提出远见性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劳动条件的不断发展，雇佣劳动随着资本主义在历史舞台的退出也逐步消解，“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1]100，劳动的真正本质是一种体现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一方面体现为人通过劳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表现为改变自身。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把劳动方式与人的发展样态紧密结合起来，描述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0]107-108。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1]101。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应如何来理解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12]218-219马克思在强调劳动所应具有的物质内容及社会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并鲜明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是指和资本相交换并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灭亡后，当工人创造的价值超过自己消费的价值而有余额时，这种劳动就是真正的生产劳动[12]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叙述的逻辑起点，由商品的二重性，追溯其根源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逐步在社会的层面上揭示出蕴含在劳动中的矛盾，如“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以及“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等等。马克思通过劳动的二重性找到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3]，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也找到了如何打破“雇佣生活”的“魔咒”，找到了通向美好生活之路。

三、“积极劳动”：马克思劳动思想对当下生活的启示

“劳动”与“生活”，作为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对于“劳动”的基本内涵，前面已经谈及，不再赘述。 “生活”，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下，马克思也都赋予其一定的内涵和意义，不能一概而论。他在论及人最基本的存在问题时谈道：“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6]162“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520“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532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在基本的层面上把捉到(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与“劳动”最基本的立足点，即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及展现。换言之，马克思对劳动和生活的研究都是放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上来考究的。就两者之间的不同来看，劳动是作为产生人的生命的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手段和途径而展现，而生活则是人在自然、社会等各种“关系”中的展开和呈现。在劳动和生活还没有完全重合之前，我们则倾向于劳动是实现生命的手段，而生活则是人生命多维关系的呈现。

在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发展进路中，他颠覆了传统哲学的逻辑，实现了“从人间到天国”“从太空到地面”的转变，并把“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建构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来实现人的美好现实生活的价值旨归，这也是渗透于马克思思想中最深刻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在早期就时刻关注着人的问题，这也与他从小受到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密不可分。从为人类服务的理想到对个体自由的关注，从个人到社会，从理论到现实，从最初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其中的主题就是人、人的生存。他所寻求的突破点就是实践。从理论实践到现实实践，再具体到生产劳动。从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批判，到自由自觉劳动的理想，从经济层面的剖析，到哲学层面的提升。时至今日，处于新时代的中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我们砥砺前行，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即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美好生活，当然，途径有很多，但基本的一点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501，“人要吃喝住穿就必须劳动”。而“马克思正是从劳动的视域，深入揭示了作为生活世界之主体的现实的人的劳动本质，深刻揭示了作为生活世界之基本内容的社会交往关系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质，从而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生活世界的劳动根基上，在劳动及其关系中求解人的本质，在劳动中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内在逻辑的”[14]。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如不少的人并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劳动，而是急功近利、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社会浮躁的现象有所蔓延。这些问题如何来解决呢？***总书记指出：“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15]只有积极劳动，通过“肯干肯学肯钻研”，才能为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首先，积极劳动是人们理解当下生活的一把“钥匙”。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生命存在的基础和基本条件，劳动塑造了人的存在。劳动把人从动物中解放出来，促进人脑的发育和语言的产生，使人成为一种高级的自然存在物，把人从自然人提升为社会人。劳动让人脱离了自然界，同时又把人与自然界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连接起来，并且创造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概言之，劳动创造了人，同时劳动也为人们生活的意义追寻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人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劳动发展的过程中，开始不断地寻求生活的良好感受和愉悦体验，开始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可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体验不是一种“精神的幻想”，而是存在于人们对劳动的态度之中，它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因为人生活的存在感和意义感，是通过积极劳动来生成和破解的，是在积极劳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产生的。当今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劳动出现了多种形式，但社会对劳动的要求和价值指向是不变的，即不断实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新时代应积极劳动最有力的回应。

其次，积极劳动凸显了构建当代生活世界的主体性维度。

在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理论中，首要的前提是人，现实的人即“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具体来看，是处于不同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构建着现实的生活世界。放眼整个人类生活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人的劳动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最基本的关系，进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所以，劳动者的劳动作为人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16]。同时，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凸显了现实的人作为劳动主体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人的劳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总之，生活世界不是精神构造的，而是人积极劳动的创造。在积极劳动的过程中，人不断地实现自由自觉的行为，不断挖掘自己作为人的潜能，从而创造出真正属于人的生活世界，进而享受生活的乐趣和美好。

再次，积极劳动是批判和剖析当代生活方式异化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人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产生异化和消灭异化的手段和途径。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的劳动能力很低，仅能维持甚至还不能维持人的生存，伴随着人们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出现了剩余劳动。随着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和人们之间交往的发展，一种自然的分工逐渐发展起来，产生了私有制，特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成为资本存在的前提。在此过程中，劳动(剩余劳动)作为一种力量，逐渐由一种生产的力量变为一种破坏的力量。劳动成为一种异化的劳动，由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6]166。马克思也认识到，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消灭这种异化劳动，为此，他诉诸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6]542-543。雇佣劳动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它还包含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所以，消灭劳动就必须消灭资本与劳动分裂的条件。可在当今这个社会中，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还在一些领域起作用，还有雇佣劳动的存在。在精神领域中，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不接受劳动创造价值和产生幸福的观念，而表现出拜金和享乐主义等倾向，缺乏对劳动积极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劳动，特别是积极的劳动才是获取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积极的状态下劳动，劳动才是一种享受，也只有“当一个人在劳动中是主动的、可以自我控制的时候，他就能够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与他人交往的乐趣，获取共同体安全的保障以及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等”[17]。

最后，积极劳动是实现当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路径。

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一直是马克思对劳动的终极追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精神的历程，而是实践的活动，必须通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实践即劳动来实现。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实现了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它成为人们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自身的发展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人们由“片面化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转变。总之，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6]616，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中理想劳动的设想，它的实现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而“劳动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劳动内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提高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劳动内在逻辑发展的过程”[2]219。现在，人类还达不到这种理想的状态。从我国的发展来看，我们还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人们的劳动还不能真正实现自由自觉的状态。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劳动的谋生性逐步地淡化，人们更多则是以积极劳动的理念实现自我，创造价值，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劳动带来的乐趣，也正是以积极劳动的方式追求着美好生活。

总之，马克思劳动思想中所蕴含的劳动辩证法、劳动历史观和劳动价值观等，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应积极劳动，因为积极劳动的塑造，肯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凸显了生活的意义，是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纠偏与重塑，不断地实现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本质统一，从而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