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民警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以陕西省部分市、县公安民警为例

时间：2024-08-31

张江涛，郭秦

(1.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8;2.陕西省人民警察培训学校，陕西西安710054)

0 引言

“职业倦怠”又被译为“工作倦怠”、“工作枯竭”、“职业耗竭”等。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职业倦怠”一词［1］。在众多对职业倦怠概念的界定中，被引用最广泛的是美国心理学家Maslach和Jackson所下的定义。即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连续不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包括情感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其中，“情感衰竭”是指个人认为自己所有的情绪资源都已经耗尽，感觉工作特别累，压力特别大，对工作缺乏冲劲和动力，在工作中会有挫折感，紧张感，甚至出现害怕工作的情况;“玩世不恭”(或译为“去人性化”、“疏离”)是指个体会刻意与工作对象以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热心和投入，总是很被动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表示怀疑，并且不再关心自己的工作是否有贡献;“成就感低落”是指个体会对自身持有负面的评价，认为自己不能有效地胜任工作，或者怀疑自己所做工作的贡献，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组织、他人并没有什么贡献［2］。

应对也称为应付，就其实质而言，可理解为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做出认知评价，继而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应对方式则是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3］。

基于Maslach和Jackson对工作倦怠的定义，警察职业倦怠的概念可界定为：警察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的一种极端反应，是警察伴随于长期压力体验下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的衰竭状态，同样具有情感衰竭、去人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4］。

当前我国公安民警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危险性之大前所未有，职业倦怠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而，开展相关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选取

在2011年2～3月，从陕西省所属市(区)及县级公安机关进行整群抽样，共抽取320名民警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308份，回收率为96.3%，有效问卷274份，有效率为90%，其人口学资料见表1。

表1 被试的人口学资料

1.2 研究工具

1.2.1 职业倦怠通用量表(MBI-GS)

职业倦怠通用量表(MBI-GS)由 Maslach和Jackson(1986)开发。本研究采用中科院心理所李超平、时勘对MBI问卷进行测试和修订而成的中文版。该量表共15道题，包括情感衰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三个维度。一般说来，在情感衰竭和玩世不恭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倦怠程度越严重，而在成就感分量表上得分越低表明倦怠程度越严重。

1.2.2 应付方式问卷(CSQ)

本研究采用肖计划1997年编写的《应付方式问卷》，有6个分量表，分别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解决问题、求助分量表属于积极的应对方式。自责、退避、幻想分量表属于消极的应对方式。合理化分量表属于混合型应对方式，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均与合理化呈正相关。

电能替代技术选择体系的建立主要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体系设计简单明了，保证指标的健全性与相互独立性[12-13]。然后，根据上文梳理的电能替代技术，按照本体系进行评估，从而筛选出区域应该发展的电能替代技术优先级，进而指导电能替代推广方向。

1.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根据本研究设计，从陕西省所属部分市(区)及县级公安机关民警中进行整群抽样，共抽取320名民警作为被试进行问卷测查。测试时使用统一指导语，集中作答，当场收回问卷，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公安民警职业倦怠总体情况

被试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各维度上的平均分数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情感衰竭维度上分数较高，超过中位数15;在玩世不恭维度上分数中等，低于中位数12;在成就感维度上分数最高，超过中位数16。根据职业倦怠通用量表的评分方法，说明陕西公安民警情感衰竭程度较严重，玩世不恭程度中等，但有较高的成就感。

表2 被试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各维度上的分数

2.2 公安民警职业倦怠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2.2.1 公安民警职业倦怠在年龄上的差异

调查时，将被试分为25～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岁、50岁以上6个年龄段。但样本中46岁以上被试只有一名，故只对前四组被试在各维度上分数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年龄段被试在情感衰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的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成就感维度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说明年龄变量对民警成就感存在极显著的影响。

经对不同年龄段被试在成就感维度上分数的单因素方差齐性检验表明，方差齐性成立。故进一步进行LSD多重比较，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25～30岁组的被试，在成就感维度上的分数显著高于31～35岁组(P＜0.05)，极显著地高于36～40岁组和41～45岁组(P＜0.01);31～35岁组的分数显著高于36～40岁组(p＜0.05)。由于不同年龄段被试在另外两个维度上的分数没有显著差异，可认为25～30岁年龄段的公安民警职业倦怠程度最轻;31～35岁年龄段者轻于36～40岁年龄段者。据此可对各年龄段公安民警职业倦怠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排列如下：25～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组无法判断)。

表3 不同年龄被试职业倦怠各维度分数差异比较

表4 不同年龄段被试在成就感维度上的分数差异

2.2.2 公安民警职业倦怠在岗位上的差异

在调查中，将公安民警的岗位分为刑警、治安(巡/特)警、派出所(社区)民警、交警、机关(或其他岗位)民警。不同岗位被试在各维度上分数的差异见表5。从表中可见，不同岗位的被试在情感衰竭和成就感维度上的分数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在玩世不恭维度的分数整体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工作岗位变量对公安民警职业倦怠的情感衰竭和成就感维度有极显著影响，对玩世不恭维度没有整体性的显著影响。

表5 不同工作岗位被试职业倦怠各维度分数差异比较

经对不同岗位被试在情感衰竭和成就感维度上分值的单因素方差齐性检验表明，方差齐性成立。故进一步进行LSD多重比较，结果见表6。从表中可以看出，机关(或其他警种)组被试在情感衰竭维度上的分值极显著地低于刑警、交警组(P＜0.01)，显著低于派出所民警组(P＜0.05);在成就感维度上的分值极显著地高于治安警和交警组(P＜0.01)，显著地高于派出所组;刑警组在成就感维度上的分值极显著地高于治安组(P＜0.01)。由于被试在其他方面的分值没有显著差异，可以认为机关(或其他岗位)的公安民警职业倦怠程度低于刑警、治安警(巡/特警)、交警、派出所岗位的公安民警，治安(巡/特警)岗位的民警成就感低于刑警岗位的公安民警。

表6 不同岗位被试在情感衰竭和成就感维度上的分数差异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民警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为考察这一举措对民警职业倦怠的影响，特在被试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中设置了相应的项目。被试在这一变量上，职业倦怠通用量表各维度分数的差异见表7。从表中可以看出，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情况不同的被试，在情感衰竭维度上的分数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在玩世不恭维度上的分数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成就感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说明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的情况对公安民警职业倦怠的情感衰竭维度有极显著的影响，对玩世不恭维度有显著影响。

经对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情况不同的被试在情感衰竭和成就感维度上分数的单因素方差齐性检验表明，方差齐性成立。故进一步进行LSD多重比较。从表8中可以看出，从未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的被试在情感衰竭维度上的分数极显著地高于经常和偶尔接受者(P＜0.01)，在玩世不恭维度上的分数显著高于偶尔接受者;偶尔接受者在情感衰竭维度上的分数显著高于经常接受者。3组被试的分数在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说明，经常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的公安民警，职业倦怠程度轻于偶尔接受者，偶尔接受者轻于从未接受者。

表7 接受培训情况不同的被试职业倦怠上的差异比较

此外，对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警龄、不同职级被试之间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分数也做了同样的比较分析，因未见显著差异，在此不作表述;在样本中未婚和离异者的被试数量太少，故未作比较分析。

表8 接受培训状况不同被试在情感衰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的分数差异

2.3 公安民警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9。从表中可以看出，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因子与职业倦怠的情感衰竭、玩世不恭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与成就感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解决问题因子得分越高职业倦怠的程度越轻;应对方式的求助因子与职业怠倦的情感衰竭和玩世不恭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与成就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求助因子得分越高情感衰竭和玩世不恭的分数就越低，成就感则不会受到明显影响，相应地职业倦怠的程度也越低。总之，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越多，职业倦怠的程度相对越轻。同时，应对方式的自责、退避、幻想以及合理化因子均与职业倦怠的情感衰竭和玩世不恭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成就感没有显著相关，表明采取消极或混合的应对方式越多，职业倦怠的程度相对越重。

表9 应对方式与工作倦怠相关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