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与正负性情绪在西北地区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杨健珍 哈丽娜

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 Values, MV)是一种以财物及其获得为生活的首要目标，将金钱和物质作为生活方式以此来彰显社会地位的价值观[1]。伴随着我国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这种价值观念不断刺激着我国人民的生活和行为，甚至已经成为制约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2]。同时，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得关于幸福感话题的关注度也显著上升。所谓幸福感是人的精神在进行自我觉知时而产生的满意状态[3]。大学时期正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医学生因为学业压力大、学习周期长，客观上面临更多产生消极情绪的风险因素[4]。当前社会及大学校园中流行的物质主义不可避免会对医学生产生极大的诱惑性与影响力。因此，如何在物质主义兴盛的时期提升医学生的幸福感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

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者纷纷探讨物质主义的兴盛对幸福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较多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5，6]。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在某些条件下, 两者之间呈正相关甚至无相关性[7，8]。关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性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神秘，这也说明二者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因素[9]。已有研究证明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环境变量与幸福感、积极情绪以及消极情绪之间存在关系[10]。社会支持是个人与他人的一种客观联系，这些联系能够帮助个体获得情绪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援助以及信息上的供给等[11]。虽然目前有实证研究分别论证了物质主义价值观、总体幸福感、社会支持以及正负性情绪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尚未有研究将社会支持与正负性情绪结合起来探讨他们对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状，明确当前医学生对物质所持有的态度和看法，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正负性情绪与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作用关系，从而可以为学校对医学生的教育提供真实的数据支撑，且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9～10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西北地区三所医科院校，分别选取宁夏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青海大学医学院的各年级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专业分层，以班级为单位并考虑性别、年级等因素进行随机抽样，利用晚点名期间在每个班级中随机抽取学生进行现场调查。所有调查均征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通过所在单位的研究伦理审查后进行的。本次调查共发放4 300份问卷，回收4 21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95%。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社会人口学特征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含内容有学校、年级、性别、民族、户籍、家庭经济情况等基本人口学资料。

1.2.1.2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 MVS)[12]采用郭永玉于2009年在大学生群体中修订的 MVS，该量表包含中心、幸福、成功三个维度，共13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量表计分，从“很不赞同”到“非常赞同”计1～5分。总分为各个条目计分之和，得分越高说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43。

1.2.1.3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ale, GWB) 采用美国心理学家Fazio[13](1977)修订的GWB，我国学者段建华于1996年将该量表编修为中文版[14]。修订后的量表共18个项目，计分为依次1～10分，其中1、3、6、7、8、9、11、13、15、16项为反向计分，总分按照选项1～10累计相加，得分越高，幸福度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6。

1.2.1.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15]采用肖水源于1986～1993年设计的SSRS。该量表有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取1～4分评分，总分即10个条目计分之和，总分≥20分为正常。总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2。

1.2.1.5 正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采用由Watson D等[16]于1988年编制的PANAS。黄丽等[17]将该量表修订为中文版。包含两个情绪维度: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共20个条目。采用1(非常少或没有)～5(非常强烈)的评分方式，正性情绪总分10～50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快乐情绪越高，精力越旺盛；负性情绪总分10～50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负性情绪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5。

1.2.2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进行数据录入及分析。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各变量间人口学特征差异，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若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来描述；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四分位数间距描述。在控制性别、年级、户籍等人口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采用相关性分析及分层回归分析对关键变量的相关程度进行分析。此外，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6，使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检验社会支持与正负性情绪在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4 212名调查对象中男生1 088名(25.8%)，女生3 124名(74.2%)；大一至大五年级分别为1 144名(27.2%)、732名(17.4%)、1 091名(25.9%)、230名(5.5%)、395名(9.4%)，研究生620名(14.6%)；城镇户籍1 231名(29.2%)，农村户籍2 981名(70.8%)；汉族2 188名(51.9%)，少数民族2 024名(48.1%)。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尽可能减少某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数据处理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进行了统计分析[18]。结果显示,共有19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量只有17.80%，低于规定的40%的临界值[19]。由此可以推断，本研究中各个变量受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影响不严重。

2.3 MVS、GWB、SSRS及PANAS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MVS、PANAS在性别、年级、户籍和经济状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GWB、SSRS在年级、经济状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GWB在性别方面、SSRS在户籍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MVS、GWB、SSRS及PANAS的人口学特征差异比较

2.4 MVS、GWB、SSRS及PANAS的相关性分析 将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MVS与GWB、SSRS、PANAS均呈负相关(P<0.01)；GWB与SSRS、PANAS均呈正相关(P<0.01)；SSRS与PANAS呈正相关(P<0.01)。见表2。

表2 MVS、GWB、SSRS及PANAS的相关性分析(r)

2.5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社会支持、正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由于物质主义价值观、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正负性情绪四者之间皆存在显著关系。因此，拟进一步考察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总体幸福感的独立预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与正负性情绪是否在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在PROCESS验证模型6中以总体幸福感为因变量，物质主义价值观为自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1，正负性情绪作为中介变量2，以性别、年级、户籍及经济状况为控制变量，构建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负向预测总体幸福感(β=-0.238，P<0.001)、社会支持(β=-0.116，P<0.001)和正负性情绪(β=-0.310，P<0.001)；社会支持正向预测正负性情绪(β=0.378，P<0.001)和总体幸福感(β=0.183，P<0.001)；正负性情绪正向预测总体幸福感(β=0.858，P<0.001)。见表3。

表3 社会支持与正负性情绪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和正负性情绪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25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7.73%，模型中各个路径均显著，链式模型图如图1所示。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组成，分别是间接路径1：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间接路径2：物质主义价值观→正负性情绪→总体幸福感；间接路径3：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正负性情绪→总体幸福感。3条间接路径的效应值分别为-0.0213、-0.2663、-0.0377，分别占总效应的3.78%、47.26%、6.69%。各路径的95%CI均不包含0，说明这3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见表4、图1。

表4 社会支持与正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注：*P<0.001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级和户籍的医学生MVS与GWB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表现在女生MVS评分高于男生，这个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20]。李洁等[21]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增加,女性对于物质的重视是远高于男生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对于时尚的追求更胜一筹，加之女生多存在从众性和攀比性消费心理，尤其是对奢侈品牌的消费,这些都促使其对物质更为看重[22]。MVS在年级上的差异表现在大四及以上年级评分高于其他年级。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加，加之在多元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学生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会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对物质与金钱的态度的转变[23]。MVS在户籍所在地方面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生活在城镇的医学生物质主义倾向高于生活在农村的。这可能是因为城镇相较于农村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学生能够更快接触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受到各种价值观冲突的影响思想观念也比较活跃[24]。而农村学生由于受生活环境、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加上家庭经济收入受限，所以他们对于物质的消费更加传统节俭，而城市生活的大学生更注重现代物质消费。

本研究中医学生总体幸福感总体状况是良好的，不同性别的医学生GWB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男生GWB评分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女生幸福感高于男生的结论不一致[25]。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样本来源有关，以往的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男生多、女生少的理工科院校[26]。而本研究由于是以医科院校的医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医科院校女生多、男生少的失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受性别观念的影响，由于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角色以及客观层面承担的压力不同造成男性在社会上的角色往往倾向于将负面情绪隐藏起来,而女性则更容易表现出消极情绪[27]。另外，总体幸福感在年级上的差异表现为高年级(大三、大四及以上)的医学生GWB评分低于低年级(大一、大二)医学生。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长学生面对的学业压力、生活压力更多,由于临近毕业各种考试、考研和就业压力以及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因此幸福感也相应地下降[28]。本研究中不同户籍所在地的医学生GWB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29]。因此，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根据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等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方案，更好地保证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本研究发现，在排除了性别、户籍等人口学变量的干扰后，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总体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对于医学生来说, 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其总体幸福感起削弱作用，这与以往基于大学生和其他人群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0,31]。研究发现，随着物质主义在我国的不断兴盛，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个体的幸福感指数却未得到明显提升[32]。不可否认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刺激个体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人们更努力的工作，而人们在工作中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改善了生活水平，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然而，更多的研究则指出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人们的幸福指数和生活满意度已经在慢慢下降[33]。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更容易沉迷于追求和消费物质财富，而对财富、物质等外在生活的高度追求会使他们偏离自身的基本需求, 从而降低自身幸福感[34]。因此，希望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大学生内在心理需求的培养与发展，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

链式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正负性情绪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医学生总体幸福感，还可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医学生的情绪体验，进而对总体幸福感产生链式中介影响。国外学者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这种直接关系称为主效应模型,把二者之间的间接关系称为间接效应模型[35]。社会支持和正负性情绪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可能是:社会支持改变了个体生活中所获得满足感、安全感、自我价值感等方面,进而改变了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及自我情绪[36]。Marsha LR等[37]认为高物质主义者更看重财物的获得, 渴望更高的经济收入, 从而重视经济安全而较少注意人际关系，且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这种行为很有可能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不佳，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精神和物质的社会支持也相对较少，进而增加了自身焦虑、抑郁、不安全感等强烈的负性情绪，最终影响到总体幸福感。而低物质主义者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中与人的交往，他们更愿意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获得更加丰富、愉悦的体验，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减少负性情绪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

因此，家庭、学校、社会应及时洞察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通过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倾向，改变他们对物质占有的错误认知，同时帮助他们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增加对他们的关心与支持，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体验足够的安全感、归属感来增强对生活的满足感，以此提升他们的总体幸福感。

本研究表明，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社会支持和正负性情绪在医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物质主义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医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另一方面会分别通过社会支持和正负性情绪间接影响到幸福感。此外，本研究基于现有的调查数据，在中介因素的研究上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各国学者对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尚存在争议，它们之间可能还受到更多潜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从多角度出发，探讨其他因素对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为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