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郁悲慨到豪放飘逸——王韬前后期诗风转变及成因探析

李 婵 妃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王韬（1828—1897），苏州府长洲县甫里（今甪直）人，原名利宾，字仲衡，号兰卿。他是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教育家，亦是一名诗人。他一生著述颇丰，《弢园醵资刻书启》录其书目有36 种，其中文学类著作主要有：政论散文《弢园文录外编》；游记散文《扶桑游记》与《漫游随录》；文言小说《淞隐漫录》《遁窟谰言》及《淞滨琐话》；诗歌《蘅华馆诗录》，以及未刊稿本《弢园未刻诗稿》《弢园集外诗存》《弢园诗词》；等等。学界对王韬诗歌前后期诗风问题进行了多方探索，尤其是对其《蘅华馆诗录》的风格特征的研究较多［1］。李景光在《简论王韬的诗》一文中，将《蘅华馆诗录》的诗风概括为以豪放、粗犷为主，此外，他认为王韬后期诗作以声情恳切、笃挚感人特点呈现［2］。现有研究将王韬后期的诗作概括为尚奇主变、风格多样等特点，如党月异《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3］、林蔚《王韬诗歌研究》［4］、陈玉兰《王韬诗歌尚“奇”主“变”论》［5］等。但这些研究，由于研究目的、切入点、视野等差异，且多不是王韬诗歌风格研究的专论，所以无论在王韬前后期诗歌风格特点描写，转变成因分析，还是在价值探寻方面都仍需进一步挖掘。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1867年王韬游历欧洲诗风发生转变为界限，将其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对其前后期诗歌风格作出论述，并结合他生存境遇的转变来重新认识王韬诗风转变的原因，探讨其诗风转变的诗学价值。

一、王韬前后期诗歌风格比较

王韬的早期人生充满坎坷与不幸。他家庭境况日益衰落，十八岁的王韬被迫走出甫里书斋，来到锦溪教书贴补家用。参加科举的王韬也未能顺利进入预想的仕途生活，他的意志深受打击，大病一场。大病过后，虽然王韬与好友杨醒逋的妹妹杨保艾完婚，但是婚姻的喜庆仍未能冲淡王韬内心的哀愁。他在《夜坐》一诗中记载道：“此夕风寒酒易醒，银屏时见堕流萤。隔窗灯影凉于水，长夜无人月到庭。”［1］21王韬的失落惆怅只能用酒来缓解，但酒醉终须醒，他仍得面对凄冷的灯影和孤寂的长夜。王韬的困苦不但没有消停，反而变本加厉地接踵而来。他的妻子杨保艾婚后不久就因“久劳患病”不治而亡。这已是对王韬的深重打击，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王韬的弟弟王谘卿结交游手好闲之徒，抽鸦片成瘾，不事读书。而王韬为弟娶的弟媳“娶未三载，遽以疾殒”［1］70，其弟亦因烟瘾愈发不可收拾，娶妻未满三年便溘然离去。王韬的母亲在王韬“上书案”案发后，连惊带吓，含悲而死。悲惨且不幸的经历使他前期的诗作熏染了一种沉郁悲慨的底色，这从王韬前期诗作的用词、意象、意境等方面可见一斑。

王韬的人生经历是波澜起伏的，因为先后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投靠依附，他被清政府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之名通缉，在香港及欧洲度过了23年的流亡生活。1862年，王韬乘坐英国游轮南下香港，其时虽有友人作伴，但王韬的心情依然沉重。王韬母亲离世后，在英国英华书院院长里雅各邀请下，王韬才毫无顾虑地应邀前往欧洲。此时王韬见识了异域风光，他惊叹于英国精妙的机器制造，又深感其典章制度的优越性。如他在《元日偕珠浦诗人游西人别墅》中描绘说：“元日登临眼界开，春光先自海边回。……异地园亭殊结构，良时裙屐快追陪。”［1］136又如其在《游伦伯灵园有序》中写道：“同治戊辰夏五月，我来英土已半年。……初临犹未获奇境，渐入眼界始豁然。”［1］131可见，异域的先进技术与奇特风光，增进了王韬的见识并开阔了其胸襟。

在思想上，欧洲之行给予了王韬强烈的冲击，使他逐渐淡化了传统“以中原为正中，以四方为夷狄”的同心圆式世界观，即“一元天下观”，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世界观［6］。此时的王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看到的西方社会不再是人们观念中的“夷狄之邦”，相反，在当时他的眼前是一片器物发达、制度文明的异域国土。王韬的思想随着眼界的开阔而得到解放，他后期的诗作也渐渐呈现出一种豪放飘逸的风格，其后期诗风的转变在用词、意象和意境等方面得以显现。

（一）用词方面

王韬前期诗歌用词偏于哀婉，这与他前期的人生遭际有很大的关联。生于晚清时期，科举仕途是读书人的必然选择。然而，他科举屡屡失意，家人又相继离世，更糟糕的是“上书案”①陈玉兰在其校点的《王韬诗集》里谈到王韬自1859 年始屡次上书清朝地方官员，为其献策，但均遭到冷遇，与太平军给予王韬的礼遇与器重相比，这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因而，怀才不遇的王韬在1862 年2 月化用“黄畹”之名上书太平天国官员，谋划进攻上海之策略。次月事情败露，王韬遭到清政府通缉，幸得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帮助，同时，在英国驻华领事卜鲁斯与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的庇护下，王韬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署藏匿了135 天，最终得以逃离上海，逃亡香港。案发后他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逃亡国外。“人处困顿之中，或自怨自艾，或乐观豁达，自身的情绪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7］在这种窘迫处境下，他的心境与意绪受到影响。因而，其诗歌的用词往往带有悲凉、凄苦、哀伤乃至黯淡的色彩。王韬前期诗歌频繁出现“愁”“酒”“病”等字眼。这些字眼出现在诗人对生活穷窘、科场失意及亲人离世等不幸遭遇描写的诗歌中，更显哀伤之象。如王韬在《无题》中写道：“隔帘蝴蝶双双见，刚触侬心旧日愁。……楼台寂寂雨浪浪，到此离愁总断肠。”［1］25-26又如他的《夜坐》写道：“此夕风寒酒易醒，银屏时见堕流萤。”［1］21在《问梦蘅病》一诗中，王韬写道：“无端薄病便添愁，肮脏情怀不自由。”［1］33此处描写王韬经历坎坷人生时的惆怅、痛苦与哀伤的心情，这也是其前期诗风偏向于沉郁悲慨特征的表现。他喜欢吟咏秋意和夕晖，例如，“悄剔银釭结绣肠，秋风吹堕十分凉。……四野无声寒玉笛，半栏斜影倚红装”［1］23；“苍烟斜照里，愿与尔同盟。……残月初醒梦，寒花欲殿秋”［1］20-21；“遥指寺门处，苍然夕照沉”［1］6；“暮鸦斜照外，帆影总昏昏。……窗竹鸣秋急，墙花弄影重”［1］12-13；等等。秋意的凄冷色调与夕照的昏黄染就了王韬前期诗歌的底色，形成了凄冷、悲慨的风格。王韬笔下抒写的秋天带有人生无限的苦闷与哀叹，映照出诗人心中一个生命凋零的秋季。显然，王韬前期诗歌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狂放与豪气，大部分都是悲苦之音。在家国危难面前，他发出“丈夫拔剑誓杀贼，径持寸铁奔狼群。手枭贼头掷帐上，功成却赏名甘沦”［1］90的壮志豪言，虽然也表现出其雄壮豪迈之气，但是自己一介儒生根本无法为国上阵杀敌的处境又使他倍感无奈，只能空叹息。

在海外游历期间，王韬见识到大量新奇的事物并且用诗歌来记录他的见闻，这就使得新奇的用词充斥在他后期的诗歌里。王韬后期的诗歌多选用带有奇特、新鲜、明快色彩的词语。王韬后期诗歌出现“海外”“海边”“奇境”等字眼。他用诗歌记叙从异域体验到的风俗景观，例如，“海外人情尚醇朴，能容白眼阮生狂”［1］126；“元日登临眼界开，春光先自海边回”［1］136；“初临犹未获奇境，渐入眼界始豁然”［1］131-132；等等。这些描写异域风情的诗句，用语鲜亮、爽朗，既让我们看到异域风光的精彩，也让我们读到流淌在诗人心间的畅快之情。可见，从这些诗句的选词中，我们看到诗人开阔的视野，明快愉悦的心绪，这给人一种畅快通达的感觉。

由此，王韬前期诗歌充斥着人生的悲苦、哀愁的情感，狂放与豪气并不占主导，其用词多带有凄冷、哀伤及黯淡的色彩。然而，海外游历的经历致使王韬眼界顿开，其后期的诗歌多选择带有奇异、鲜见、明快色彩的词语。从王韬前后期诗歌用词的变化中，我们看到诗人在异域风光的熏染下，视野开阔、心情畅快，诗歌风格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二）意象方面

王韬前期诗歌的意象呈现出幽凄的特点，主要通过象征性意象和描述性意象淋漓地渲染出一种凄婉冷清的气氛。象征性意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且与情感有内在关联的相关物。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意义。”［8］49英国美学家赫尔伯·墨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写道：“象征是感情的一种相关物，而不是感情的一种表现。”［8］49也即是，象征性事物是暗示某种相关情感的，而不是直接表达它。王韬前期诗歌对象征性意象采择颇多，他用得较频繁的象征性意象是“夕阳”。“夕阳”在中国古诗词中寓涵着凄凉失落、苍茫沉郁的情感，多用来比喻人生的晚年或游子思乡。最著名的是李商隐《登乐游原》里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美好事物即将消逝的惋惜成为李商隐笔下“夕阳”的诗意写照。这样的“夕阳”在王韬的诗中频繁出现，如“散发坐成夕，凉风来衣边”［1］8；“山衔斜日下，风急客衣寒”［1］9；“隔岸寒云残照暝，闭门疏雨过人稀”［1］18。王韬对“夕阳”如此之青睐，似乎夕阳是诗人坎坷人生的“聆听者”，是诗人情感的栖居地。描述性意象在王韬前期诗歌中也多有运用，他用得较多的描述性意象是“高树”“寒风”“乌啼”“堕月”“灯影”“长夜”等。例如，“高树风寒乌欲啼，空墙月堕天将曙”［1］25；“隔窗灯影凉于水，长夜无人月到庭”［1］21；“不隔青山隔绛河，中间淼淼逗微波”［1］61；等等。显然，在这些诗句中，高树、寒风、乌啼、灯影、长夜、堕月等意象的引入及相互联结，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清幽凄然的意境，让我们体会到一个诗人内心无法言说的悲苦。

王韬后期诗歌里“花”的意象用得较频繁，但减弱了它在传统诗歌中载负的伤春感怀情绪。例如，“好酒好花兼好色，能书能画又能诗”［1］178；“酒国诗坛称宿将，花间月底见仙心”［1］204；“我见君时在日 东，樱花初落犹余红”［1］192；“去年我归君招 饮，庭宇花香开菡萏”［1］207；等等。在这些诗句中，“花”的意象呈现于美好的景致前，诗人与朋友把酒言欢、畅叙心志，因而诗人笔下的“樱花”“菡萏”等意象颇有一种清新自然、明媚欢愉之感。此外，在王韬后期诗歌中，“山川”的意象出现得也比较频繁，“山川”意象在他笔下不仅蕴含着诗人对家国的眷恋之感，还寄寓着其对民族存亡与命运抉择的深刻思考，如“两戒山川分北极，一洲疆域限南轮”［1］126，这是诗人在游览英国苏格兰岛风光后留下的诗句；此时是他在国外漂泊的第七年，满怀对故土的思念，“七年孤负故乡春，到眼风光客里新”［1］126。“此行阅历壮奇怀，万里山川入诗笔”［1］193，此处是诗人见识异域山川风物时，其眼界与心胸顿为开阔，对家国前途命运更有信心的写照。但是同处日月之下，异域风土文明如此奇特先进，而此时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却身处危难之中，诗人重新回归到对国家出路的思考，如“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1］128。从王韬后期诗歌的“山川”意象描写可见，身处异域的诗人领略到异域奇特的风光与文明，似乎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前途与出路，因而其内心深处表达了一种豁达自如、清新俊朗的情怀。

显然，王韬前期诗歌的意象选择，以夕阳、寒风、乌啼、灯影、长夜、堕月等意象为主，诗人在领略海外风光后，后期诗歌以异域山川的意象描写为主。可见，诗人从坎坷的人生际遇中挣脱后，在异域景象与视域中获得心灵的旷远豁达、透亮光明。

（三）意境方面

王韬前期诗歌的意境多蕴含愁苦的韵味。我们翻阅王韬前期诗歌，发现其中多是悲苦惆怅、凄婉哀伤的情感基调。例如，“灯昏酒冷谁消遣，强起濡豪赋恼公”［1］3；“名场征逐不得意，出口都成危苦辞”［1］4；“春深犹有余寒在，路近何愁欲寄难”［1］8；等等。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一个科考失意的诗人在灯昏酒冷或深春时节，抒发心中愁苦悲慨、怅然若失的情感。此外，王韬前期诗歌里多使用“夕阳”“暮鸦”“落花”及“秋”等意象，这些意象之间相互组合，构造成一种物是人非、凄苦哀伤的意境。例如，“遥指寺门处，苍然夕照沉”［1］6；“暮鸦斜照外，帆影总昏昏”［1］12；“一度花开一度思，今年人非去年时”［1］4；“澱曲孤云吴苑树，忆君最是落花时”［1］5；“秋士闻秋声，使我心中恻”［1］13；等等。足见，王韬在人生的低落时期生发出对四时景物的感慨，营造出一个凄清愁苦、孤寂落寞的意境。

梁启超在发动诗界革命时说：“若作诗……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9］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可开展“诗界革命”［10］。这里所说的“‘新意境’主要指有别于传统诗歌内容的异国文化思想、异国风光和异国人物”［11］。王韬后期诗歌里多用“海国”“山川”“海天”等意象，诗人徜徉于异域风光、结交海外友人之际，勾勒出一幅幅优美风光的异域奇景图，营造了一种开阔壮美、奇光异彩的意境。例如，“七万里程来海国，旅中书籍难多携”［1］127；“两戎山川分北极，一洲疆域限南轮”［1］126；“海天风景足勾留，水国苍茫一望收”［1］138；等等。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品味到王韬诗歌抒写的一种海天壮阔、山川秀美的异域风光，及其诗歌带来的新奇独特且雄壮开阔的意境享受。

质言之，王韬前后期诗歌意境的变化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由前期多用孤凄落寞、哀愁孤苦的意境转而到新奇独特、雄阔壮美的意境，这是王韬诗歌风格发生转变的关键因素。

二、王韬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成因探析

王韬作为晚清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后期诗风转变反映了晚清社会环境及其人生际遇的真实情况。探寻王韬诗风转变的原因，我们不仅能发现晚清诗歌创作的演变轨迹，更能发掘近代历史发展的意义和价值。王韬后期诗风转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异域文明的启迪引起王韬诗风的转变。王韬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游历欧洲，领略到异域文明的先进。期间，他见识到当时西方相对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中国本土仍持狭隘的“一元天下观”感到失望，他在技术和制度上都主张学习西方，并且在见识中视阈日益开阔，思想上也变得豁达自适。他在《葬身》中写道：“远游历欧洲，大地如球绕。”［1］141这种见识与传统文化的“天圆地方”之说迥异。西方科学技术的崭新观点使王韬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更新，换言之，他懂得了更多实用的科学知识，打破了传统文化里宗教迷信的许多观点，这使他的思想突破了科举仕途的狭隘藩篱转向与世界格局接轨的康庄大道。

在本土怀才不遇的王韬却因其历史著作《普法战纪》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众多学者联名坚决邀请王韬抵达日本进行交流。这在心理上给予王韬些许安慰与鼓舞。王韬在到访日本的过程中既增长了见识，又结交了许多学识渊博的日本友人。不仅如此，王韬在访日期间意识到日本不再是在文化上仅仅依存于中国唐朝文化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积极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日本在探索中不断进步并且力求追寻当时西方兴盛发达的原因，取其所长补己之短，这与晚清时期的中国差别很大。王韬在《芳原新咏并序》一诗中写道：“紫云几效樊川乞，惭愧东来眼界新。”［1］162异域风光使王韬的心胸与视野得到开拓。在日本考察期间，王韬对明治维新下的日本抱有复杂心态，因昔日一个“不若我甚”的弹丸小国竟能如此迅速崛起，这引起了有心救世的王韬的震惊与关注，他试图探索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成功的原因，因而，他每到一处总会去其博物馆及书籍馆参观，而且在东京购买了大量图书。

其次，早期维新思想的洗礼引起王韬诗风的转变。19 世纪60 年代以后，早期维新思想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王韬身处晚清时期，拥有漫游欧洲及考察日本的经历，在思想意识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成为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维新派主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革新。在政治上，早期维新派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在经济上，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都把发展近代经济作为重要议题，提倡“商战”，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反映了晚清第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高度觉悟［12］。早期维新派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引入近代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的目的仍是为了挽救晚清时期岌岌可危的君主制度，这局限了其改革的力度与深度，也成为早期维新运动未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预示着以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已敏锐地洞悉到中国历史将发生新的转机。

在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下，王韬后期诗歌里出现了抒写他渴望改革政治制度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篇章。例如，“荷兰久已驻崎阳，二百年前有约章。……维新以来始变法，献颂中兴夸盛业”［1］193；“前代武功谁足比，远方长技亦堪师”［1］125；“方今朝廷重西学，语言文字烦征求”［1］211；“欧洲形势若指掌，谈天凿空轻邹枚”［1］201；等等。王韬的海外经历与见闻，以及在早期维新思想熏染下，他的诗歌显示出更多先进的政治及经济改革主张元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我们看到王韬对当时社会背景下西方政治制度及经济改革的领先认识后的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观点。在早期维新思想的熏染下，王韬后期诗歌显现出独特的世界观，这是在其游历异域风光，思想发生转变的表露。这种思想转变进一步促使其诗歌风格发生转变，王韬走向世界了，他的诗歌也具有记录近代发展史的意义。从王韬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富有开放眼光的先驱者，其维新主张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 年以后，其理论探讨、践行措施与具体实践更加具有切合时代需要和现实的借鉴意义［13］。

最后，王韬豪迈性格与开放胸襟引起王韬诗风的转变。王韬前半生热衷于功名，他对科举仕进之路充满信心，但是在屡次受挫及近代列强入侵，而传统儒生无能为力的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实业救国才是可行之路。思想得到解放的王韬，其性格豪迈的一面也日益彰显。在游历欧洲及日本时，王韬开始重新审视当时的西方文化，他认识到世界格局多元化的事实，并逐渐转变原有传统的中原独大的“一元天下观”，这使他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领先的思想意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韬清楚西方文明的相对先进性，在教育上力主改革并学习西方的教育体制，在中国创办了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格致书院。晚年的王韬还是一如既往地与友人密切联系，但对功名已非常淡泊。在身体愈发孱弱之际，王韬在《久病不痊枕上口占聊以自挽》中发出了“著述半生虫鸟语，功名一笑马牛风”［1］231的感慨。可见，王韬已超出功名的圈子，对功名已经不萦于怀了。

王韬的豪迈的心态使他的视野与胸襟更加开阔，他在经历前期的人生坎坷之后，意志得到磨砺，异域风光与文明使其思想发生转变，因而其对待人生的态度更为乐观、豁达。在《敬呈张朗斋宫保》一诗中，他写道：“多少英豪争识面，泱泱东海表雄风。”［1］230可见，走向世界的王韬更加自信，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豪迈飘逸之态尽显。王韬历经磨难的人生使他变得淡泊功名、心胸豁达，从而也使得他的诗歌风格由前期的沉郁悲慨走向后期的豪放飘逸。从王韬后期诗作中我们能看出他的“真狂士”形象，他在《小集柳桥川长楼赋呈座中诸同人》中写道：“东国名儒谈道学，南州狂士说莺花。”［1］158可见王韬与友人相言甚欢，似已忘却烦忧。

显然，王韬是近代积极有为的知识分子，在异域文明的启迪下，他不断探索富国强国之路，同时，早期维新思想使其观念发生转变，其豪迈性格与开放胸襟也使其视野及见识不断增长，他的诗歌随之朝着豁达自适、豪放飘逸的方向发展开去。

三、王韬诗风转变的诗学价值

王韬作为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他及他的诗歌作为记录近代社会的缩影，他的人生与整个近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因而，王韬诗风转变的诗学价值的探讨，对于王韬性格的复杂性的辩证分析，对于近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命运史的展现，以及对于近代诗歌的“通”与“变”的探索极具价值。在王韬身上，我们认识到近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感受到近代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体会到在晚清诗歌创作中注入的新内容与新意象。

第一，对于王韬性格的复杂性的辩证分析。王韬处于变化之中，终其一生唯独结交友人和沉醉红楼的爱好没有改变，但是其豪放性情是后期才逐渐发展形成，所以，我们不太认同学术界“倘若描述其人的性格，怕只有‘豪放’二字最搔到痒处”及将王韬过于简单地定位于豪放文人之列［14］。王韬前期的诗歌多处出现“酒”字，很多学者将其定位于一个狂放的文人，我们对此不敢恭维。王韬前期诗歌里的“酒”是“苦酒”“愁酒”和“悲酒”，王韬的前半生有太多的不幸，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只有在醉酒后暂且忘却人生的苦痛，所以，他前期诗歌里的“酒”算不上“豪酒”，顶多算是“苦酒”。不仅如此，王韬前期诗歌中出现大量的“愁”和“药”等字眼，他在《无题》中写道：“隔帘蝴蝶双双见，刚触侬心旧日愁。……门前丝柳带寒痕，往事辛酸欲断魂。无计著书且闭户，药炉经卷度朝昏。”［1］25-26王韬仕途受挫、亲人相继离世，而且身体多病，每每都要吃药，这样的王韬是苦闷而愁郁的，所以我们不认同单凭王韬前期诗歌里多出现“酒”和一些狂放的言辞就断定王韬性格豪放，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与前期诗歌，我们发现了一个内心悲苦惆怅的王韬。

然而，王韬后期的人生经历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豪放飘逸的诗人形象。他后期诗歌里的“豪”与“狂”更为显著。经历了“上书案”后，王韬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在麦华佗的帮助下避开了清政府追捕者，逃往香港，直至后来漫游欧洲、东渡日本，他的见闻日益增广，交友亦更广泛，同时，他意识到异域文明给救国带来的希望。正因如此，他对拯救处于危难中的民族充满信心，心胸更为豁达，从而，他的诗歌里出现更多的是与朋友畅饮的“豪酒”，抒发胸臆与壮思的酒，这杯酒或许是略带苦涩回忆的酒，但晚年成为中西文化“通儒”的王韬喝起来却是甘甜的，因为探寻到挽救中国的道路，他内心的乐观与豪放早已成为坎坷人生的调味剂。他在《送秋山俭为归日本即次其留别原韵》一诗中谈道：“诗坛何必分唐宋，酒国还能辨圣贤。……豪气盟心如月朗，才名震耳若雷颠。”［1］229此处可见晚年王韬心胸之旷达。再如他在《久病不痊枕上口占聊以自挽》中写道：“著述半生虫鸟语，功名一笑马牛风。”［1］231晚年王韬对功名是一种“都付笑谈中”的洒脱态度，他已经成为一位真正豪放的诗人，他后期的诗歌正是记录这位诗人由沉郁悲慨到豪放飘逸的诗歌风格转变的载体。

王韬作为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他的人生与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近代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因而，研究王韬诗风转变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窥探，研究其诗风转变的诗学价值对近代社会转型价值的剖析具有一定意义。王韬的人生几乎与近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品阅其诗歌及探寻其诗风转变原因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触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的形象，一个从“小我”走向“大我”的知识分子王韬，从其沉郁悲慨的诗风到豪放飘逸的诗风转变中，我们也看到了王韬身上显现的中国近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决心，更看到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立时代潮头的姿态。

第二，展示近代早期文人的心灵史、命运史。王韬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他崇尚“性灵说”，其诗歌大多抒写人生命运遭际与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纵观王韬的一生，有“三失三得”。“三失”分别是科举之失、亲人之失和健康之失，这“三失”对王韬的人生产生了极其深重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近代社会的某些弊病。科举失意为王韬诗风转变埋下伏笔，他在《反游仙诗并序》中写道：“仆本无心仕进，读吾师诗，悚然久之。……穷则善其身，何事徒悲咤。……管乐志有在，终非百里才。”［1］21-22一个仕途失意而略带自嘲的王韬跃然纸上。屡次科考不第对王韬的打击很大，像巨石累压在胸前。亲人之失是王韬最为悲痛的事情，在《哭舍弟谘卿》一诗中，王韬写道：“沪上况繁华，鸦雀声如市。……痛杀北堂母，同谁奉甘旨。……只鸿迷所向，此痛何时止”［1］92，既表达出王韬为痴迷鸦片的弟弟的离世深感苦痛，也暗指鸦片烟泛滥对国人生命健康的极大危害。王韬自身的健康也在二三十岁期间出现问题，他在《目疾》中描绘说：“如何万卷坐相对，反觉双花眩渐生。口耳俱穷惟恃目，喑聋已备虑兼盲。”［1］13035岁的王韬已经眼花耳聋了，另有“酸齿”“洛血症”“肝气不畅”和“烂脚”等疾病。这不仅是王韬的处境，也是晚清社会处境的象征。因而，王韬的科举之路坎坷经历是大多数近代早期文人可能面临的处境的一个缩影，同时，其所处的现实社会的弊端在逐渐显露，像王韬一样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改良国家的方案。

王韬人生的“三得”是促使王韬诗风转变的直接原因。这“三得”分别是一得视阈开阔、二得广交友人、三得救国之道。正是这“三得”使王韬重振信心，走出人生“三失”的低谷。视阈开阔是像王韬一样的近代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结果，“初临犹未获奇境，渐入眼界始豁然”［1］131-132。结识友人，尤其是“上书案”案发后，英国领事麦华佗对王韬的保护，以及协助其乘坐英国邮轮前往香港避难使王韬人生发生逆转。当王韬在国内怀才不遇之际，日本众多学者却由《普法战纪》认识了王韬，坚持邀请其前往日本交流。王韬在此结识了大批日本友人，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获得挽救中国的启发，因此，他重振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希望。王韬在《成斋编修集诸同人大张祖席于中村楼酒酣作歌留别》中写道：“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敢云提唱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屣。”［1］188可见，王韬已从困囿于科举之路的儒生，成长为面向世界且肩负起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使命的通儒，他的经历与成长在后期诗风转变中足以彰显。

王韬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时，他也获得了世界性的名望，国外甚至兴起了“研究王韬热”。王韬在旅居和漫游英国时接触并见识了许多新奇的西方事物，而雄才好辩的王韬在理雅各的陪同下前往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作演讲。王韬诗风的转变也得益于其走出国门，他领悟到近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比个人仕途功名更为重要，探寻救国之路才是近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因而王韬对功名利禄看得更为淡泊。在《久病不痊枕上口占聊以自挽》一诗中，他写道：“著述半生虫鸟语，功名一笑马牛风。……归隐未成山未买，此身合葬鹿城东。”［1］231王韬的一生得失交纵，但在诗歌中聊以自慰，其诗风转变不仅反映了他广博的阅历、渊实的学识，还反映出他能以一种豁达明朗的乐观态度去面对坎坷人生的可贵。王韬仅是近代文人之一，但他和他的诗歌却展现了近代文人在动荡社会中向外部世界探索与反身自求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第三，表征近代诗歌的“通”与“变”探索。传统古典诗歌流传到晚清已经积淀深厚，尤其是经历唐朝诗歌创作的高峰，经典诗作浩如烟海。近代诗歌流派众多，钱仲联先生在《近代诗评》中说道：“聆八音之并奏，知吹万之不同。真性各存，郁为风气，矩矱有在，无愧雅音。”［15］其评述真实反映了王韬所处的近代诗坛概况。1880 年，王韬将其平生所写诗结集成册，名为《蘅华馆诗录》，共收录600余首，反映了这位倜傥而有奇气的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境［16］。在诗歌上主张“诗贵性情”“不驱唐宋”与“诗能穷人”的王韬［4］，终于在题材上冲破了前人的藩篱，开拓了海外纪游诗与海外酬唱诗的新的题材领域，对后期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及诗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17］。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18］此处道出了文章的体制规格要求必须师法前人的模式，但文辞风格变化无定式，通变方法一定要参考当代所作的新声。晚清时期，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已经积淀千年，因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要求，传统诗歌在题材内容、意象用典及思想情感的表达上都呈现出僵化状态，王韬前期的诗歌风格呈现出沉郁悲慨的特征，一方面与个人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与传统诗歌对诗人的表达方式限制较严有关，题材内容主要是赠别诗、感怀诗、政治诗，以及爱情诗等类型，尤其是在意象选择上几乎很难跳出传统诗歌的“牢笼”。晚清诗坛主张拟古复古的诗派尤其如此，王韬却对此种复古的现象提出挑战。他倡导“崭新词句”，即对传统诗歌过于歌功颂德和僵化的诗歌语言的革新［5］。在《我诗》一诗中，他写道：“客来问我诗，我诗贵笃挚。”［1］107王韬后期诗歌在题材、内容、意象上都有新的突破。如其海外游历诗歌，“元日登临眼界开，春光先自海边回。……异地园亭殊结构，良时裙屐快追陪”［1］136，王韬对海外新奇风光的描写为诗歌注引入了新的内容与意象，其海外诗歌在中国近代诗歌发展史上是新派诗创作的先声，对其后的文人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意义。

综上而述，王韬诗歌风格转变显现了在晚清社会背景下，近代社会进步知识分子将域外文明与中国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有机融合。这种大胆尝试既是近代知识分子在探寻救国之路时心灵史与命运史的反映，也是近代诗歌的“通”与“变”问题在晚清诗歌中新变的产物。由此，王韬诗歌风格的转变与诗学价值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究整个近代文人的创作与心态意义重大。

结 语

探究王韬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及价值，一方面可以增进我们对王韬生平事迹的了解，另一方面以王韬为突破口，我们从其诗风转变中看到了近代社会的转型，看到近代进步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放下“华尊夷卑”观念，与西方文明接触，学习西方技术及典章制度的先进思想，从实用角度为晚清的发展作出贡献，虽然他们的努力未能挽救清朝，但这些探索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及深远影响。我们更应看到传统诗歌向近代诗歌发展的新趋势，还有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热忱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王韬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积极探寻国家与民族命运出路的近代社会的先进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