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徙记忆与诗人的复活——论冯至对杜甫的接受及其创作转变

刘 青 青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冯至作为一名京派的代表作家，其思想轨迹和创作轨迹一直与国内时局大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冯至留学归国之后，虽然好友杨晦劝其“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看现实”，然而时局的混乱、各类矛盾的冲突让身处其中的他陷入更大的迷茫。1938 年到1946 年间，冯至随学校搬至昆明，他在昆明阅读、思考、研究，与新旧朋友交谈文学、政治，才真正重新认识自己。如果说此前的冯至让自己遨游在德国思想家的知识海洋中，那么此时的冯至则从里尔克、歌德、杜甫的思想和创作中读出了自己。其中，冯至对杜甫的态度转变来自其在南方各省的流徙经历。冯至曾直言，自己青年时期和杜甫很疏远，直到抗战时期的流亡岁月里才和他渐渐熟悉起来。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人生追求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在探讨杜甫对冯至的影响时，我们不可忽视两位诗人所处时代背景的内在相似性和差异性，也不能忽视冯至自身的主体性。因此，诗人的“复活”不仅指古代诗人杜甫在战争年代的召唤下再生，还指现代诗人冯至自身的觉醒和成长。

一、流徙记忆与杜诗的“复活”

20 世纪30 年代末，抗日战争打响，不少高校师生被迫经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向西南边地内迁。这段流徙记忆和内地生活成为这一代人独特的人生体验，给予他们意外的收获和启迪。例如，闻一多就曾在给一名学生的信中写道：“十余年专业之考据，于古文纸堆中寻生活，自料灵性已濒于枯绝。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逐致童心复萌。”［1］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轨迹，让许多新朋友得以相遇，旧识好友得以重逢，许多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刚刚留学归国的冯至来说，辗转于南方各省的流徙记忆以及七年半的昆明生活则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冯至在流亡途中读杜甫的诗，越读越有感觉。一方面，这种感觉是“始信少陵句句真”的悲愤仓皇。在访谈《我与中国古典文学——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中，冯至提到自己早年读了不少唐诗，因为受年轻人的感伤情绪的影响，他更加偏爱晚唐诗。他对于杜甫的关注和研究多半受客观环境影响。1938 年，冯至随同济大学内迁，他十月下旬从江西出发，辗转金华、赣县、昆明等地，一路上舟车劳累，备极艰辛。冯至在这场访谈中提到，他从南昌坐小船到赣县，在路上花了七八天时间，当时他随身携带《杜工部选集》，一路读着，愈读愈有味儿。由于处在流亡时期，他对“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一类诗句体味弥深，颇感亲切。安史之乱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场景重叠在一起，相同的流亡经历和国之将危的愤懑心境让冯至一下子读懂了杜甫诗中的悲喜。另一方面，这种感觉是“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的悲喜交加、豁然开朗。刚归国不久的冯至茫茫然随着学校众人开始了在南方各省的迁徙之旅。他在《昆明往事》中这样回忆道：“熟悉的事物越走越远，生疏的景物一幕一幕地展现在面前，一切都仿佛是过眼云烟。在广阔的天地之间，只觉得与狭窄的船和拥挤的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日以继夜，将永无止境。体力的疲劳与精神的振奋在我身上同样起着作用。”［2］342此外，1944年，他在《替将来的考据家担心》中写道：“抗战初期，我在大江以南的几个省流离转徙。生活虽然不安定，但是回想起来，也很有意义。因为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生疏的城市，还可以意想不到地遇见许多旧日的朋友……我想，战争使许多人分离，也使许多人聚首，在这一瞬间，心里充溢了诗情。”［2］36对于这一时期的冯至来说，他在南方各省流离的经历并非只是单纯的悲惨和疲惫。虽然感觉到劳累和消沉，但是他也感受到一种振奋和诗意，一种在短时间内经历各种变化、看过各色陌生风景之后的恍然，一种虽处于动乱之中却有可能产生新突破和新改变的期待。冯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他自身的性格和回国之后的经历有关。冯至是一名内倾性的诗人，留学期间一直囿于书斋，这成为他一直苦恼的问题：多流连于书本而与现实社会隔绝，“我认识到，自己的根底是单薄的，对人世的了解是浮浅的”［3］198。归国之后，他在赣州同济大学附设高中当主任，又陷入了杂事纷争，他在《谈诗歌创作》中回忆道，“那里的政治斗争很激烈，要处理学生中左派右派间的斗争，就顾不到写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与文学断了缘”［3］253。突如其来的流亡，使他能够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脱离无谓的人事纷争，真正参与到现实生活中，与时代同频，同更多的新朋友和老朋友相逢、交流，能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发出美丽且有意义的声音。

流徙体验开启了冯至走近杜甫的通道。以相似的经历和体验为切入点，冯至顿时打破了与诗人杜甫长久以来的隔阂感，开启了对杜甫的长期性关注。刚开始冯至对于杜甫的认识和阅读是浅层的、感性的，他在杜甫的诗中寻找历史认同和情感共鸣，但是还未体味到杜甫诗中深沉和厚重的现实性。冯至在一篇名为《山水斜阳》的访谈中直言：“我更喜欢杜甫的诗，也是1942 年以后的事。”［3］256冯至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教授德文，偶然间在书店购得了一本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从头到尾细读一遍，由此形成了对杜甫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冯至通过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获得了对杜甫的进一步了解，将杜甫从一众唐朝诗人中单独列出，他对杜诗的体会由一种浅层的情感共鸣转入深刻的体悟，并开始对杜诗的研究。

流徙体验带给冯至的情感印象影响了他对于杜诗的选择和讲述。在访谈《我与中国古典文学——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中，冯至所引用的诗句“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出自杜甫的五言古诗《北征》，它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从凤翔赶往鄜州探亲，一路上有感于所见所闻写成的诗歌。冯至曾多次提起这首诗，他在《杜甫传》“流亡”一章中写道：“这次回家使他写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先后媲美的名篇《北征》。这两篇诗是杜甫的代表作……后者的诗句则比较艰深，不是人人所能接近的。虽然如此，《北征》中叙述他回家时家庭情况的那一段，每个读者读了都会惊讶杜甫具有怎样一种卓越的写实的才能。”［4］65在《论杜诗和它的遭遇》一文中，冯至则说道：“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北征》……这两首长诗里都交错着这些丰富的内容，心情起伏不定，语言纵横驰骋，说明作者在这变化多端的时代面对着社会和自然的种种现象都锐敏地发生强烈的感应。”［4］179冯至认为《北征》这首诗以极为写实的笔触描写了多变的时代现象，因此他给予了这首诗很高的评价和地位，从而成功推动了这首诗的经典化进程。《北征》这首五言古诗因其艰深朴涩，不像杜甫其他名篇一般传诵甚广。然而，据王兆鹏的《唐诗排行榜》统计，《北征》在古代选本中出现3 次，在现代选本中出现12 次；郝润华和王燕飞在《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基于对20 世纪以来杜诗选本的考察》中提到，20 世纪以来在国内杜诗选本中，《北征》的出现频次达18次［5］。20世纪以来的杜诗选本大多受到冯至《杜甫诗选》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影响。可见，冯至基于流徙经验和民族意识评价杜甫诗歌的举动，对20世纪以来的杜甫诗的选择和传播形成了不小的影响。

二、在接受中审视自我

冯至在青年“北游”时期曾读杜甫诗歌，他选用杜甫诗歌《乐游园歌》中的“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作为《北游》一辑的题记。这一时期冯至初步接触杜甫的诗歌，他在1924 年9 月写给杨晦的信中说道：“我或者不是从先的‘那样’了：素日不甚注意的《杜诗》同《史记》，近日同它们发生了绝大的爱情。”［6］19实际上，这时的他更为偏爱佐藤春夫那样清朗忧郁的作品，读《杜诗》有着完成任务的意味。直到1927年冯至前往哈尔滨任职，他感叹“多少伟大的人一辈子都在同苦痛交战，我为什么一出头便要逃避呢？”［6］88部分沉郁哀痛风格的杜诗才真正进入冯至的世界。对于彷徨在哈尔滨这座陌生城市的冯至而言，杜甫困居长安所作的宴饮诗或许更加贴合他这一时期的心境，杜诗中情感低落哀愁的句子更能引发他的内心感触。

冯至在流徙期间再读杜甫诗歌既是受到时代氛围的感染，也是个人焦虑的驱使。冯至对于自身的封闭性和狭隘性报以极大的恐惧和警惕。这种焦虑几乎伴随着他走过人生的大部分历程。例如，他在1934 年写给好友鲍尔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日常生活仍旧机械地进行着，但是我感到心里常常在骚动。——我非常需要使我的生活具有新意，并使它振作和扩大。”［6］181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他流徙各省的人生经历让他拥有丰富的社会见闻，致使其在诗歌中呈现出多样又真实的内容。冯至称赞杜甫道：“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大大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4］178冯至在杜甫的人生和诗歌中寻找的是能够与当下现实对应的可能，以及接近和看待现实的方法。冯至通过《杜甫传》构想和还原杜甫的人生，这又恰好和他当下所处的境遇和未来畅想的人生道路相吻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冯至对于人生封闭虚无的焦虑感。

冯至从杜甫身上挖掘和宣扬的特质都与他自己的人生选择倾向和抗战时期全国洋溢的爱国主义乐观精神息息相关。在《杜甫传》及相关的文章中，冯至都在强调杜甫，投入时代、走向社会的人生转向，赞扬杜甫执着的人生态度和乐观主义精神。在杜甫众多的人生节点上，冯至都捕捉到了流徙经历对诗人及其创作的意义。冯至在《杜甫传》中的《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一章里记述了杜甫离开长安时的人生转向，“他从那狭窄的天地里解放出来了，对于他的诗的发展却是一个大的恩惠：他由此才得到机会，又接近战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因此而恢复并且扩充了他的广大的诗的国土，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4］71。在冯至看来，每当杜甫从安定走向漂泊，都是对其诗歌发展的恩惠。冯至在诗人身上寻找与社会保持交流的各种渠道。杜甫与所处社会保持相通的渠道之一就是流徙途中的见闻，这给予冯至以新的视角，使他在各种生活境遇下都保持着细心观察、与人交流的状态。

冯至在明确杜甫写实主义风格的同时，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发掘出两个时代本质互通的爱国主义乐观精神。冯至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中提到，杜甫和其他古代诗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没有洒脱，只有执着：“这里边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中国的自然诗很多，但是有谁写过像杜甫从秦州经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样的纪行诗，使人‘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呢？”［2］109他在《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中说：“他的积极精神从不曾被艰危压倒，他的诗才也不曾因为生活上的阻碍而枯竭。他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始终是兴旺的。”［4］168虽说冯至一直试图走出书斋去接触更广大的社会现实，但他仍旧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保持着较为疏远的距离。在昆明生活的几年里，他在茅屋观察自然、阅读书籍，与西南联大师生交际以接触社会，仍然不超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学院派生活。这一时期正是他心仪的“品画论文还骂世”的生活，在观察社会和体察自我之间维持了巧妙的平衡。他对杜甫诗歌现实性的理解和体会，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间接体察和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亲密无间，相互砥砺，师生上下怀抱着为新中国的远景而斗争的爱国理想。因此，冯至对杜甫诗歌和人生的解读，混合着个人的生命热情和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浪漫激情。

三、创作转变与文学成果

在冯至20 世纪40 年代的创作成果《山水》《十四行集》《伍子胥》中，我们能看到冯至对于杜甫诗中深刻而炽热的思想情感的接纳和转化。杜甫的流徙和纪行给冯至提供了观察世界的一种心态和视角。

以《伍子胥》为例，杜甫一生辗转于各地的经历和且行且吟的纪行诗给了冯至书写伍子胥深刻的启示。杜甫的流离人生和冯至自身的经历重叠，使得《伍子胥》的构思由一个浪漫传奇式的出逃复仇故事转变为一个潜在的讲述磨炼、背负、抉择的诗性自白。写于1942 年到1943 年的历史小说《伍子胥》是冯至构思已久的作品。他在《伍子胥》的后记中谈到，在少年时期他就十分喜爱伍子胥出逃的这段故事，直到后来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他着迷于里尔克诗歌中绚烂、幽郁、神秘的色彩和音调［7］426。他将伍子胥的故事和这种神秘梦幻的色调联系在一起，反复幻想着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早期冯至对于伍子胥这个故事的幻想和构思显露出少年人的遐想和空浮，直到后来诗人逐渐走进现实生活，这个故事才得以成熟。抗战初期，冯至再次构思这个故事，“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7］426。冯至的流徙经验充实了伍子胥这个故事的内核，他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冲淡了故事原本的梦幻色彩。于是，在历史小说《伍子胥》中，我们能看到少年的传奇故事和在现实影射下冯至对命运道路的抉择。冯至仍旧保留了《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中的几个情节：林泽逃亡、昭关之难、江上赠剑等，但是他并非单纯地搬运和改写原本的逃亡复仇故事。光怪陆离的林泽，心旷神怡的江上，冯至少时想象中的浣衣女、渔父，使这个故事保留了几分浪漫主义抒情色彩。《伍子胥》在一定程度上是冯至假托历史人物的自我表白，他羡慕林泽狂人的清闲生活，但“还是爱惜他自己艰苦的命运”［7］379；太子建幻想破灭的背后也有着冯至对自我世界的关注，“他的世界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卑污，他生也好，死也好，恐怕要比任何一个人都可怜”［7］387；伍子胥走到宛丘如同冯至迁徙至昆明，“也许只有在这平凡的山水里才容易体验到宇宙中蕴藏了几千万年的秘密”［7］390。这些无不浸透着冯至自身的经历和思考。

冯至的《十四行集》包含了他的战时经验和当时的集体情绪，还杂糅了他所仰慕的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里尔克的人生道路。其中，杜甫给他的人生注入的是一种乐观又执着，永不熄灭的热情。早期的冯至沉溺于自我封闭的孤独之中，他在《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一文中感叹道：“群众尽是些盲目而无意识的。朋友，情人，不过是暂时的。只有你的影子是一生不能离你，孤独便是你终身的伴侣了。”［7］171他表现出自我放逐、自怨自艾的衰颓之态。早期代表作《昨日之歌》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情感的抒发上呈现中国古典婉约派的意味：“燕子，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的？莫非是我昨夜相思，相思正浓的时候？”［8］43我们从他的不少诗句能看到古典诗歌的影子，其表达的思想情感多是个人化的低沉和虚浮。在《北游》中，诗人发出悲痛的自我质问：“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欺骗自己，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8］167在《北游》的末尾，诗人终于醒悟，开始尝试走出自己的狭小世界“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这里不能长久埋葬着我的青春”［8］175。由此可知，冯至的内心处于一种想要突破小世界而不得的骚动状态。直到他在昆明生活，在个人生命激情和爱国情绪的驱动下，冯至受杜甫执着又乐观的政治热情所感染，与外部世界保持开放、相通的状态。他广泛接触社会，与各种朋友交际，和卞之琳、李广田聊文学，和陈逵、夏康农聊政治和社会形势，参与冬青社、文聚社、新诗社的活动，和学生也保持频繁的联系。这份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让他扩大了眼界，不再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冯至在昆明的经历解开了他长久性的郁结，他走出自我封闭的小世界，在广泛接触社会之后，他的心境一下子打开，整个生命境界广阔无垠，如此处境和心境使得他写下“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样的诗句，使得《十四行集》全篇流动着生生不息的生气和灵光。

杜甫的流离和纪行让冯至更加在意无名的人物、山水、飞虫、小草，这些正是在《十四行集》和《山水》中部分散文的写作源泉。冯至在《十四行集》的序言中说道：“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8］214冯至认为杜甫笔下的纪行诗与其他诗人所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诗里的山水并非单纯的山水，而是与时事相连的山水，“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4］181。这给予了冯至新的启迪，山水、草木、人物都与我们的生命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8］231。在冯至的散文集《山水》中，写于1944年的《忆平乐》以真诚的心回忆他途经平乐时遇到的那个寂静平乐而又认真守时的无名裁缝。冯至对于现实生活中小事和小人物的关注和挖掘，受杜甫亲民、爱民、平等的思想的影响。

结 语

在诗人冯至身上，我们能感受到长期困扰他的焦虑。无论是在他的散文、书信中，还是在他的诗歌和小说中，对于个人经验困乏和个人世界封闭、狭窄的恐惧被他一次又一次提及。这种恐惧源于他的创作期待，他渴望与他人、与时代建立紧密的联系，创作出既能抒发自我真实感受，又能真正引发人类共鸣的文艺作品。基于此，冯至在南方各省的流徙记忆，以及杜甫本人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对其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人生意义。杜甫强烈的人生热情和政治热情是开给冯至的一剂良药，使得冯至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执着、开阔、平实的风格特点，同时他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时刻保持着和社会的联系，也开辟了战时文人知识分子观察社会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