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赋庙堂文学分类的三重维度

辛 梓

（1.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桂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199）

萧统编《文选》略芜秽集清英，采摭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成总集之编。其中赋体以下分15类，以“京都”为首，次“郊祀”“耕藉”“畋猎”……言王政、祭祀等国事原是诗的题材，班固说赋“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是“雅颂之亚”［1］19，即言赋可承担先秦时期诗作为庙堂文学的功能。而萧统对《文选》赋的编排，体现出其以正统为先，以文附经，使庙堂文学分类在前的宗旨。《文选》赋的分类有此体系宗旨，与之相应需要我们解决几个问题。同为庙堂文学分类，萧统为何将“京都”题材列在分类体系首位，而不将“郊祀”“耕藉”“畋猎”题材列在首位？“宫殿”题材亦为庙堂文学的敷写对象，何以“宫殿”居“纪行”“游览”题材之后？后世《文选》广续本常于庙堂文学分类下少无所取，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本研究就这三个问题从大赋体式、分类次序和赋集无类三重维度进行讨论。

一、大赋体式与润色鸿业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称“窥昭明之意，特取孟坚两都赋序，赋者雅颂之亚之说，故以两都两京为冠冕也。如是，则虽主文学有独立之价值，而仍必以文附经，故刘勰文心雕龙亦以宗经为其开宗明义之首篇焉”［2］22。这段话说明“京都”作为庙堂文学分类的重要性。“京都”是以文附经的赋体题材，京都赋是对《诗经》中“雅”“颂”体裁的文学继承。《文选》中的赋分为15类，为何以“京都”题材居首位，总领整个分类体系？这个问题需要从“京都”在人文中的定位以及京都大赋的功能谈起。

（一）“京都”的人文定位

《文选》是文学总集。文学是人以体验视角对人文不同形式的“记录”。那么，“京都”在人文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第一，“京都”是人文发展的产物。何谓“京”？《尔雅·释诂》曰：“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此皆谓大，方俗之殊语也。”［3］10《尔雅·释丘》曰：“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3］203大而人多的地方可称“京”，可以理解为“京”是人聚集的地方。何谓“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291周朝时各国的政治中心被称为“国”，仅有宗庙和先君的城市称为“都”，如若没有就称为“邑”。《说文解字》载录：“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5］127我们可以认为“都”的含义与城市有关。若合“京”与“都”为“京都”，即指君主所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从“京”“都”至“京都”，其概念始终与人的活动有关。在以血缘维系宗族、部落的原始社会，还没有“京都”的概念，更无城市的概念。后在人群聚集的地区逐渐建立城市。在国家管理的众多城市中，“京都”被用来指代占有重要行政地位的城市。同时，京都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京都，是伴随人文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成为人文首要的城市。

第二，“京都”是人文的代表题材。早在“京都”题材作为文学分类之前，地理学就有“京都”的概念，用来代指古代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地理学中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学科分支。自然地理指未受人类影响或受到人类间接、轻微影响的天然环境。相关地理志主要记录山川形势及河流走向，是对客观存在的自然情况的描述和记载。以《山海经》和《水经注》为例，前者以山海为纲，后者以水系为纲，虽有涉及人文的内容，但编纂的内容大致是依天然环境划分的。人文地理则主要讨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划分地域，研究人类活动。“京都”伴随人文的发展而出现，原本是从人文中产生的具有地理概念的分类。人文地理的分类，是以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为导向的，如《礼记·王制第五》：“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6］398该句区分平原生活族群和山区生活族群的不同，从性情刚柔、身体轻重、行动快慢、饮食好恶、工具制作与衣服选择等人文角度，说明环境对人群习性的影响。民俗民风属人文内容，以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进行分类，属于人文地理的研究视角。州县志书是系统地记录人文地理的代表文献。在人文地理的众多分类中，“京都”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地理志编类提出了一套标准，曰：

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7］30

人文之中帝王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我们联系“尊宸居”的说法来看，“京都”与帝王的关系紧密，所以可成为人文地理分类的代表。这种代表性尤体现在内容分类的首位上。在地理志书中，如《元丰九域志》将“四京”放在内容分类的首位，《明一统志》将“京师”放在内容分类的首位，《吴兴备志》有“帝胄”分类，《朝鲜志》有“京都”分类，《日下旧闻》有“京畿”分类。人文地理志书中将“京都”居首位的做法，说明“京都”是人文分类中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题材。

人们对“京都”分类的重视，不仅在人文地理志书中如此，在人文之学的总集中亦如此。如《诗经》的“国风”收集了15个不同地区的风谣、民歌，纪录各地的人文风尚，其编排以《周南》《召南》始，便是重视周南、召南这两个地区分别为周公、召公所治理的体现。人文从精神上说是人类文明，从物质上说直接体现为人类生活。总集编纂是人文中重要的文化活动，《文选》分类亦体现人文的多面性，其赋所分15类题材大都与人的行为、思想、情感有关，即便如“江海”“鸟兽”以写物为主题的赋，亦多为赋家通过体物以写志的作品。“京都”题材的赋写国都繁荣、辞义远大，在体式上属大赋，篇幅宏大、气势凛然，是集人文精华的分类。《文选》选赋排列以“京都”居首，是对“京都”在众多人文题材中重要地位的认可。

“京都”是人文发展的产物，并且逐渐在人文观念中为人所推重。《公羊传·桓公九年》载：“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8］94这段话称“京”是天子居所，需要用表示人口众多、地方广大的词来描述。“京都”的概念随着人文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得到认可，逐步成为人文之要。《文选》既选人之文，将“京都”作为人文中需要优先展现的代表性分类，以“京都”题材为首，反映出编纂者对京都在人文中定位的认识。

（二）“京都”与选赋相辅相成

《文选》为何将“京都”题材列在分类体系首位？在此之前已有众多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如许结认为：“萧梁赋论以书写大汉盛景为宗旨。……但比较‘校猎’‘郊祀’类大赋的单一题材，京都赋更能体现‘宏博之象’。”［9］3-4我们表示认同。同时从赋分类体系建立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体系与所选赋篇共生相辅。“京都”题材列在分类体系首位与萧统选赋也有关。萧统《文选序》说：“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1］1“荀、宋、贾、马”四人以下谈源流自“述邑居”始，亦表明京都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天子居所的重要地位。我们对“京都”与选赋的相辅相成的进一步讨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两都赋序》作为赋体总论的重要地位对萧统产生影响。萧统《文选序》中引班固称赋是古诗流变之语，可见他受班固论赋的影响。而萧统以《两都赋》为首篇，也是对班固《两都赋序》之说的认可。“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是汉代大赋的重要特征。班固《两都赋序》对汉赋功能的讨论具有代表性，序曰：“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1］21这段话表明，班固认为赋是继诗之后，为国家帝王润色鸿业、称颂伟绩的文体，也明确了赋体作为庙堂文学继任者的功能。其序讲赋体的发展流变，并论及文章与国事、统治的关联及汉代赋家的创作情况，等等。该序与其说是《两都赋序》，不若说是对汉赋发展的总论。

第二，《两都赋》的歌颂功能符合萧统的编纂需求。京都赋在歌颂功能上与其他汉代大赋有所不同。《文选》以班固《两都赋》为所选赋的首篇，而非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为首篇，或是出于萧统对赋功能的认识。司马迁撰《史记》评司马相如赋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0］3073司马迁认可司马相如赋的讽谏功能。至班固撰《汉书》评司马相如赋，则曰：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11］3575

班固认为，司马相如赋虽有赋后讽谏，但实际上没有实现讽谏的功能。班固认为司马相如赋是“劝而不止”之作，这反映出他对赋的讽谏功能是否能实现存疑。汉代大赋的“劝百讽一”，许多只在形式上空有赋后讽谏的议论。扬雄论赋家极貌写物使赋“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11］3575，以赋之丽辞作为重点，极言铺排之丽使人流连忘返，因此扬雄说赋应讽谏，但讽谏常有“然览者已过矣”的情况。这涉及以何者为赋的主要功能的认识问题。扬雄一方面认为赋应有讽谏，另一方面认为赋无法避免讽谏效果在铺排丽辞之后的边缘化。而班固批评司马相如赋讽谏不足，将歌颂改为赋的主要功能，即其在《两都赋序》中称赋是“润色鸿业”之体。所以说，《两都赋》虽在立意上劝帝王去奢就素、强调礼制与崇儒，并保留了赋后讽谏，但在实际创作中，《两都赋》以歌颂汉代宏业、帝王伟绩为中心，其赋主旋律中的歌颂要大于讽谏，实际已经弱化了赋的讽谏功能。班固谓：“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矅，折以今之法度。”［1］22将歌颂之旨放在前，以此为重，这是班固对赋的主要功能的认识。从司马迁到班固，对司马相如赋评价的不同，体现出时人对赋的主要功能观点的变化。从“与诗之风谏何异”到“润色鸿业”，这是班固说赋是“雅颂之亚”，而非风雅之亚的原因，因其更重视歌颂而非讽谏。

萧统亦重视京都赋歌颂的价值，所以将“京都”题材列在分类体系首位。《两都赋》在题材、内容和功能上，都比《子虚赋》《上林赋》更符合萧统的需要。虽然司马相如作为汉代杰出赋家，对汉代大赋之定型贡献卓绝，虽然萧统将“京都”题材列在分类体系首位，是采用了班固之说，认为赋是“润色鸿业”的文体。而京都赋又以歌颂当朝为主旋律，作为总集之赋首、开篇鸿制，是庙堂文学的代表。班固之前的“京都”赋，如扬雄《蜀都赋》之类，皆比不上《两都赋》。且《两都赋》推动形成了京都赋这一类型的赋题材。萧统的《文选》所选的为赋中精品，其赋分类是以庙堂文学为先，以汉代大赋为正统的人文视角。“京都”题材下首篇列班固《两都赋》，班固在该赋序中论赋的发展与国家兴盛之关系。萧统作此安排亦有使此序总领赋卷之意，所以说其将“京都”题材放在分类体系第一位符合体系宗旨的编排，是出于综合考量的结果。

南北朝对京都赋比较重视。《隋书·经籍志》所载赋集，以子目分类的京都赋为名的有《五都赋》《杂都赋》《二都赋音》，而专录京都赋的还有《杂赋注本》，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萧统分类体系既重赋的庙堂文学功能，又兼重汉代大赋之体正。“京都”赋不仅符合“雅颂之亚”的宗经需要，还可歌颂当朝，是最能体现润色鸿业功能的大赋体式，在各方面皆为上选。而且，班固《两都赋序》的文论性质又兼为赋体开宗明义。因此，《文选》将“京都”题材放在分类体系第一位，以《两都赋》为首篇。

二、分类次序与事在物先

萧统《文选》中赋的分类体系使庙堂文学分类居首位，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为何将“宫殿”题材列在分类体系第七位？就题材而言，宫殿赋写天子居所，是汉代大赋的重要题材之一。“宫殿”题材本应与“京都”“郊祀”“耕藉”“畋猎”四类同属庙堂文学分类。甚至如“京都”这种包含广大的题材的赋中，亦处处可见对离宫别馆、宫室形制、周边景貌的描写，这在“畋猎”题材的赋中亦不罕见。按理“宫殿”题材作为对天子居处描写的题材应置于“京都”题材之后。赋分类的联系亦当由大范围的整个京畿到具体化的个别宫殿。为何萧统没有这样安排而将“宫殿”题材列在分类体系第七位？以下就分类次序从“宫殿”在赋分类体系中的定位，“宫殿”与其他庙堂题材类的赋在主题和功能上的区别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宫殿”衔事起物

赋因其尤善体物，赋作之名也多以物名赋，一篇赋的写作对象常常直接体现在作品名称中，因而其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在内容的甄别上较事件和情感更为直观。后世赋的题材更加深入日常生活，分类更加细化，并且以物名类者之数远胜于以事名类者。《文选》中“宫殿”仅为一类，而至宋代《文苑英华》仅“宫室”分类下又分明堂、殿、象魏、楼、台、阁、厦、柱础、阶堂共9个子目。胡大雷在《〈文选〉赋的以类相分》中说：“赋以物名类者有京都、宫殿、江海、物色、鸟兽、论文、音乐；而以事名类者仅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而赋不以抒情为主，故抒情写志之作以笼统的‘志’‘情’言之，只‘哀伤’特别标出。”［12］266这里指出了赋的分类在定名立目方面的特点。

上文已经讨论过京都赋。京都赋是最能体现赋家书写万事万物的汉代大赋题材作品，在所写内容及对象上都极大极广，甚至可以涵盖《文选》赋分类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止于单一具体的小赋中的对象。正因如此，“京都”题材作为统筹《文选》赋的分类有其特殊性，以下的其他分类大都以“京都”为中心，向各个方面细化。“京都”后所接五项皆为以事名类者。“郊祀”“耕藉”“畋猎”三类皆写以帝王、天子为中心的政治事件，“纪行”“游览”类所写的却并非天子特有的行为。萧统认为其所需承担庙堂文学功能的分类仅止于此。而其后的“宫殿”“江海”“物色”“鸟兽”题材的赋则逐渐偏向书写自然的写物主题，而后又是偏向书写人文的写物主题和写情主题。这从分类方式上，又将《文选》赋分类体系划成了几个板块。“宫殿”题材处于板块与板块之间的衔接位置，上衔写事主题，下接写物主题。

（二）“宫殿”别于庙堂

“宫殿”题材衔接前后分类，而“纪行”“游览”题材将“宫殿”题材与前四项庙堂文学分类隔开。“宫殿”作为人文建筑，似又与“江海”等分类缺乏连贯性。“宫殿”分类为何居第七且后于“纪行”“游览”二类？通过研究具体选赋的内容，我们认为“宫殿”题材起到了两方面的界限功能。

第一，“宫殿”是写物主题与写事主题的界限。“宫殿”题材选赋2 篇，分别为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和何晏的《景福殿赋》。《鲁灵光殿赋》序陈述鲁灵光殿的历史沿革，写其存之不易，在众宫殿尽遭毁的战乱中岿然独存。这引发了王延寿的思考和慨叹，他在序中写道：“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1］168他认为鲁灵光殿之所以能留存至今，是因为其规模法式、建筑标准都能与天上的星宿布局对应，与国运相生。王延寿进而言明了作赋缘由：“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遂作赋曰。”［1］168可见，王延寿在序中已经明确该赋的内容是咏物。其赋咏物分为4 个部分，先“瞻彼灵光之为状也”［1］169叙大殿之外形，“于是乎乃历夫太阶，以造其堂”［1］169接叙正殿，“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1］170详叙屋梁、房檐与星宿相应之设计，“于是乎连阁承宫，驰道周环”［1］171再由远观之。除文章开端述前人先王之德业，末章升华主题赞鲁灵光殿存留之可贵并称颂汉室外，中间部分皆是对宫殿建制、布局、色彩、架构等各方面从整体到细节及远近变换的铺叙描述。何晏《景福殿赋》在内容上同样偏重咏物。赋的首段叙魏国开创基业的历史及景福殿的营建端由，之后以汉代大赋的手法多方位多视角地对景福殿进行铺排描写，末段重议论礼法之合规。《景福殿赋》在思想上是歌功颂德之作，铺叙后兼有议论、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且亦有大赋劝讽功能，类似庙堂文学的主题。但就内容而言，该赋重点仍是对宫殿的描写，强调合乎“规矩既应乎天地，举措又顺乎四时”［1］178的建制布局。就所选的两篇赋来看，“宫殿”的内容，与其以物名类的分类方式相同，以对宫殿及其内部具体事物外貌形制的写物为主。

“纪行”题材选赋3 篇，分别为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纪行，顾名思义即记录行迹路途的所见所闻。与游记的游赏心态有所不同，纪行赋自刘歆作《遂初赋》以来，在主题上有羁旅行役的情调。如《北征赋》《东征赋》随着路线推进，书写国事民生，怀古凭吊、议论抒情。《西征赋》在篇幅上属于大赋，其引事用典众多，并且追溯各地史事时兼有议论、褒贬。“游览”题材选赋3 篇，分别为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和鲍照《芜城赋》，在内容上皆偏于通过纪事述景、抒情写志。钱穆说：“若以京都、郊祀、耕藉、畋猎为雅颂之亚，则纪行游览当为国风之遗矣。”［2］22这是重视此二类赋作的抒情纪事的功用。由此观之，“纪行”“游览”二类题材下的赋作，正与其以事名类的方式一样，在内容上亦以写事为主。这使其与“宫殿”题材的咏物区别开来。

另外，若仅从分类名目上看，“纪行”“游览”似乎与“江海”“物色”关系密切，但四类并没有衔接起来。这是由于在分类下作品内容主题存在差异。“江海”题材选木华《海赋》和郭璞《江赋》，“物色”题材选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和谢庄《月赋》。虽江海、时令、节气皆可作为览赏的对象，但“江海”“物色”二类题材的赋，其内容皆以对具体对象的咏物铺排为主。物色赋虽兼有感悟生思，但其与纪行赋、游览赋作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纪事和写志抒情有所不同。同理，宫殿虽可作为览赏对象，但“宫殿”题材的两篇赋亦以咏物为主，所以与“江海”题材的赋并列。

第二，“宫殿”是有无宗经功能的界限。萧统选赋的分类体系以庙堂文学在前，所以可认为他选赋在重视作品文采的同时，又尽可能兼顾作品主题的宗经功能。这在“纪行”题材的赋中也有体现。如班彪《北征赋》曰：

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1］144

此处以圣人之行与经文书辞证己之见，总结议论。班昭《东征赋》有“以叙行历而见志焉”［13］185，是纪事写志之作；也谓“敬慎无怠，思嗛约兮”［1］146，即要师法古人、谦恭谨慎，亦见其宗经征圣的内涵。《西征赋》中则更多是对史事的评价，虽是与潘岳的个人情感寄托相映，但在内容上仍不乏政教之思。因此，以“纪行”题材上接庙堂文学分类，亦有其道理，其后“游览”题材也是一样。钱穆说：“若以前四类为赋体之正，则此二类乃赋体之变。”［2］22《文选》赋分类由正及变，对分类体系的思考与衔接，可能是刻意安排。

与之相对，“宫殿”题材位列第七亦与赋作内容的功能有关。如同样涉及宫殿的描写，扬雄《甘泉赋》归在“郊祀”题材，而《鲁灵光殿赋》《景福殿赋》归在“宫殿”题材。《甘泉赋》虽铺写甘泉宫之景貌、极叙建制之豪华，却被归入以事名类的“郊祀”题材，可见萧统认为此赋属于写事主题。贯穿《甘泉赋》全赋的事件线索，是汉成帝祭祀天地之事，赋中对甘泉宫的诸多描写，皆为衬托天子郊祀的宏大场面与渲染肃穆氛围，且此赋专写郊祀事开赋体此题材之先河，郊祀又属庙堂之事，所以被萧统列于“郊祀”题材下。《文选》赋的分类体系，前四项皆为与国制、国事有关的题材，而“宫殿”题材下二赋，在内容上偏向纯粹的体物铺叙，尤其流于对宫殿建制的详细刻画，在宗经、政教方面有所欠缺。

萧统《文选序》说：“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1］1论赋之纪事在咏物之前，从以事名类到以物名类、事在物先。“宫殿”题材位列第七，实际上是以此为界限，即在分类上从写事主题到写物主题，在内容上从政教宗经到咏物抒情。

三、赋集无类与大赋式微

今观后世《文选》广续本，虽沿用《文选》赋的分类体系，但常出现赋集无类的情况：庙堂文学四项分类下，无选赋而删其目，或是选赋仅一两篇。如刘节《广文选》无“耕藉”题材，仅“京都”题材下选了扬雄《蜀都赋》、杜笃《论都赋》、阮籍《东平赋》这3 篇，“郊祀”题材下选了扬雄《河东赋》，“畋猎”题材下选了孔臧《谏格虎赋》。周应治《广广文选》无“郊祀”“耕藉”，仅“京都”题材下选了徐干《齐都赋》、刘祯《鲁都赋》，“畋猎”题材下选了虞世基《讲武赋》、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汤绍祖《续文选》无“京都”“郊祀”“耕藉”题材，仅“畋猎”题材下选了李白《大猎赋》。胡震亨《续文选》选赋较少，仅9 篇，概无一属此四类。以上几本广续本在选赋时皆同《文选》以类分。又有以时代、作者编次的广续本，庙堂文学的选赋亦不多见。如陈仁子《文选补遗》仅选孔臧《谏格虎赋》1 篇，《文选增定》仅增选扬雄《河东赋》1 篇。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庙堂文学分类下为何无赋可选？

第一，赋集无类主要是由于长篇大赋的式微。相关内容的创作减少，总集的可选对象自然也减少。尤其是之后律诗、词、曲等文体的出现和繁荣，赋的创作受科举声律取士的影响而律赋渐多。此外，观诸总集之题材，亦以咏物小赋为多，罕见大赋。“京都”“郊祀”“耕藉”“畋猎”是庙堂文学题材，也是汉代大赋的代表题材。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曰：“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14］989不仅是京都赋，这四类大赋题材，皆鸿篇巨制，非朝夕能成；因此创作难度也高，对赋家积累要求也深，需博练亦需博见。之后，抒情、咏物小赋盛行，赋家多由体物写志，转向对天地气象、动植物、器具起居乃至情感世界进行开拓。小赋的创作与大赋相较，在体式和内容上，都难以承载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21的庙堂文学功能。并且《文选》此四类题材下凡15 篇赋，其中仅潘岳、左思二家的5 篇非汉代作品。可以看出汉代以后，庙堂文学题材创作的递减，可选的优秀作品减少。清代陈元龙奉敕编《历代赋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论为“二千余年体物之作，散在艺林者，耳目所及，亦约略备焉”［15］77，认可是书录赋之全，可谓自周末至明代赋之全集。《历代赋汇》中与“京都”概念相近的分类“都邑”，从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九录赋63 篇①依《文选》录赋之体例，班固《两都赋》计为2 篇、左思《三都赋》计为3 篇、李庾《两都赋》计为2 篇，皆以所赋都城数量进行篇目计算。。由于“京都”是一国之都城，而“都邑”又有大城市之含义，故亦录入鲍照《芜城赋》之类；因此自卷三十七李白《剑阁赋》以下28 篇，都不具备汉代京都大赋的体式和内容，所以筛去，余下35 篇。其中选汉赋8 篇，选魏晋南北朝赋8 篇，选唐赋2 篇，选宋赋5 篇，选元赋2 篇，选明赋10 篇。可见自唐以后，京都大赋之没落式微。而明代由于受到复古思潮的影响，不乏拟作，但就其作品的质量和文采而言，亦难企及汉代。前文所列众集，如《续文选》的选赋范围，皆不限于《文选》原有而扩及唐宋元明等朝，但仍出现了无赋可选的情况；是因赋体繁荣主要在唐前，庙堂文学题材的繁荣则又更早，之后更罕见佳作，所以无赋可选。

第二，分类观念的更迭对此四类题材选赋有一定影响。总集的分类方法受编纂者分类观念的影响，尤其一些书籍卷帙浩繁，分类体系复杂且细致，编选入类的界定标准不一。《文苑英华》分类虽与《文选》的15 类赋题材有诸多可对应处，但其分类体系已不同于《文选》，即不再以庙堂文学分类在前，而改为以天地自然分类在前。分类观念的更迭主要体现为后世总集对分类的细化和整合，使选赋的界定范围发生改变。正如《历代赋汇》之“都邑”，不仅囊括“京都”，也包含其他赋城之作。《文苑英华》赋一百五十卷，其中卷四十四“京都”下仅有李庚《西都赋》《东都赋》2 篇，卷五十三“苑囿”选赋8 篇，卷五十四至卷五十七“禋祀”选赋33 篇，卷七十“耕藉”选赋9 篇。《文选》从此四类题材中选赋，内容上集中描写天子、帝王之事；而《文苑英华》在此四类题材中选赋，在作品内容上已不专指帝王天子，而将对象扩大到皇室其他成员及百官。如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杜顗《集贤院山池赋》。“耕藉”题材下亦附田、农内容的创作，如杨涛《揠苗赋》、陶洪《减裂禾赋》等。

后世总集在赋分类上进行细化，在众多题材分类下又细分子目。如《文苑英华》中有“帝德”题材，《唐文粹》分出“圣德”“失道”题材等。若就其思想内容看，皆可属庙堂文学题材，编纂者却已另立别目。分类的整合则如《明文海》专以“国事”涵盖众类，不再细分。这使沿用《文选》体例作为选赋标准和指导的广续本，在“京都”“郊祀”“耕藉”“畋猎”题材分类下的选赋难以进行。

四、余论

《文选》赋的分类体系以“京都”“郊祀”“耕藉”“畋猎”四类题材居首位，统筹其他分类，体现了萧统以庙堂文学分类在前的宗旨，同时亦使整个体系的主干和支脉关系分明。其中“京都”题材作为人文之要的分类居第一，其首位与选赋相辅相成。“京都”是成熟的汉代大赋代表题材，同时班固《两都赋序》又从文体的角度对赋作出了阐释，有赋体大纲的功能。萧统认可赋是接续诗歌成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代表文体，因此将“京都”题材位列第一。“宫殿”题材位列第七，因其所选赋篇主要写物而少政用，所以没有接续庙堂文学分类；同时，它也是《文选》分类从纪事到咏物的界限。庙堂文学分类的题材本是汉代大赋的代表题材，然而后世小赋、律赋兴起，大赋逐渐式微，此四类题材的创作减少。同时由于分类观念的更迭，或有庙堂文学分类并入“国事”，或有其他子目的细化，使界定的标准发生改变，因此后世《文选》广续本在庙堂文学分类中常无赋可选。

《文选》赋分类的体系宗旨，同时引发对另一些问题的思考：《文选》赋卷是先采摭作品而后有分类，还是先有分类再进行作品的甄选？又或是在选赋后，再以分类体系为指导进行作品的增减？分类与选赋孰先孰后是一个较难统筹的问题。若单就庙堂文学的分类来论，萧统既组织文人共同编选总集，在编选之前当有一个大纲体系来指导编纂工作。尤其是《文选》的赋分类体系，以庙堂文学在前，以正统为先总领其他分类。萧统既定此体系宗旨，则其选赋与分类就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以分类去寻找能诠释的赋作，选佼佼者的赋从而更好地呈现此观念。当然，京都赋等题材作品本为经典，又兼起到为体系开宗明义的作用，可谓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