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价值审思——基于传播学视角

王亮亮，权小龙

（1.湖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武警警官学院政治工作系，四川 成都 610213）

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构建和庞大内容体系进行了凝练、概括和比较准确的把握，其思想对助推马克思主义传播，让广大群众更容易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要义具有重要贡献。我们以“5W”传播模式理论为视角，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基本传播学要素出发，审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下简称“《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写作特色和成文价值，对于研究该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说史、发展史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概述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作为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光辉篇章，人们对它的瞩目从未停止。我国理论界围绕该文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数量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各执己见，有“一部分说”“三部分说”“四部分说”“多部分说”。“一部分说”的代表人物郭大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结构的梳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诸多观点的思想体系”［1］。“三部分说”的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如田毅松、凤秀林从文献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进行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已浸润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诸多文献之中［2］。“四部分说”的代表人物俞吾金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四个组成部分。他通过考察列宁思想形成史，指出列宁没有接触过《人类学笔记》，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归纳不够准确，并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四个组成部分”科学体系的论断［3］。“多部分说”的代表人物高放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域出发，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十几个组成部分”［4］。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表述创始人的研究。时家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表述的创始人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列宁，而是“人类社会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5］；高放则认为，“列宁第一次明确亮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6］。三是关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翻译的研究。邹东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别于资产阶级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历史长河中的“流”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应将“三个来源”表述为“三种史料”［7］。四是关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划分后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对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划分后产生的影响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断是在最直接、最主要来源的意义上使用的”，“‘三个组成部分’是逻辑自洽的统一整体”［8］。“三个组成部分”凝练明了，能够便于群众接受，切合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9］，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使得马克思主义条块分割，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在实践中造成马克思主义片面发展，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除以上四个方面外，学者们还对《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结构体系、主要内容以及个别表述展开了解读与推敲。

通过梳理系列研究成果可知，学界从文献考究、理论阐释、翻译转换等角度对《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丰富研究，这些研究对深刻把握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来源”和“组成部分”的归纳具有重要意义，为在实践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研究和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关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研究还存在着些许问题。一是研究视域较为单一。大多数文章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证，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没有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二是研究内容不均衡。对于这篇文章的研究，学者们侧重论及“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概述之合理性和科学性，追溯马克思主义到底应该是几个来源和组成部分，而对于其话语构建、历史价值等方面的研究略显单薄。因此，本研究从传播学视域来研究《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重新审视该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同时，剖析其广为流传的话语特色，从而为当今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

二、《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传播特征分析

（一）传播者具有权威性和主体性

传播者即传播主体，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能动性要素，担负着传播目标的设计、传播内容的塑造、传播媒介的运用、传播过程的推进等职责，进而影响着传播效果的发挥。列宁作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构思者与执笔者，在塑造这一文章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了极强的主体性。他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使《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具有接近马克思主义实质要义的可信度，体现出了极为权威的专业性。

1.传播者是当时较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与坚守者

（1）该文献成文于列宁思想的成熟时期。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掌握是随着革命实际发展和理论需求扩大而逐渐深入的，是一个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由不系统到系统的辩证发展过程。莱文、伽罗蒂等人将列宁思想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894—1905 年青年列宁时期；1905—1914 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时期（伽罗蒂称之为思想成熟时期）；1914 年至列宁逝世，这是写作《哲学笔记》时期（伽罗蒂称之为晚期列宁时期）［10］。由此可见，《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成文于列宁思想的成熟时期，这表明列宁写作此文之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所作论断的浅薄性。

（2）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集大成者

19 世纪80 年代末，列宁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革命斗争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家和实践大家。在写作《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前，列宁已经发表了《从何着手？》《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许多标志性著作，至今仍被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名作。《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及其内容构成的整体性把握”［11］的结果。列宁前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门别类的研究为其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列宁重视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写于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该文主要是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与批判。《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的不同特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学说又是实践指南，是二者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回顾了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同工人运动结合中，在同各种反动势力和错误思潮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程，初步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历史阶段。这三篇文章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阐述。《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写作于上述三篇文章之后，“三大组成部分的划分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认识的具体表现”［12］。《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和部分性辩证统一的典范，是整体把握基础上的部分论述，是部分论述基础上的整体把握。

列宁深耕马克思主义，其由浅入深的写作方式使得《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具有极高信度，显示出列宁本人的权威性。这一点在后来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编辑给列宁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1914 年，列宁由于工作繁忙，无法继续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作《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这一词条，遂给编辑部写信表示无法完成该项工作，请另择作者。编辑部秘书收信当天即回复，表示他们翻遍了俄国人乃至国外人名单，实在物色不到其他作者，并恳请列宁继续承担这一工作［13］。在这个词条中，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章节的表述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表述是基本一致的。由此可见，传播者的权威性是提升作品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2.传播者是充分发挥主体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传播活动要想达到预期目标，须以传播效果为核心，传播主体要充分发挥主体性，选择恰当的传播媒介，认真研究传播受众，并对传播内容作出适应性调整。”［14］列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来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展示出了强大的主体意识，充分体现了传播主体的主体性。

（1）写作目的明确。列宁写作《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另一方面旨在以简单明了、逻辑严明、布局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反驳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彻底粉碎“改良主义”幻想，坚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统一思想认识，铲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为渐趋兴起的俄国革命做思想准备。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不仅从正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而且还从反面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中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2）内容结构有选择。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著述丰富，形成了一个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的庞大理论体系。列宁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体现出列宁作为传播主体的主动选择性。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的选择，不仅表现在整体框架的构造上，而且体现在具体内容论述上。《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着墨论述阶级斗争学说即是其根据革命形势，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5］，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具体选择。

（3）表述有创造。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需要与时偕行，创造性地运用它。列宁深谙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16］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逻辑严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将剩余价值论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归结为空想社会主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与超越。此外，列宁还创造性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概述为“哲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概述为“马克思经济理论”。

（4）形成有计划。《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最终现世历经了长期的酝酿。1908年，列宁写作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该文罗列了剩余价值理论、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哲学唯物主义几个条目［17］。《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提纲”所论及的方面几乎都有所显现：剩余价值论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论述的内容；阶级斗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论述的内容；哲学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哲学主要论述的内容。在哲学唯物主义部分，《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内容的逻辑衔接关系基本上也是按照《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中的表述安排的。总之，《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深入了解过程中有计划地被提上议事日程的。

综上所述，列宁以严谨的为学态度深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构建使其成为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权威人物，体现出了他极强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担当。这造就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舆论领袖”的形象，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主体动力。

（二）传播内容具有经典性和简明性

传播内容是传播信息的外现形式，影响着受众的感知。“内容作为传播的一个要素，始终是整个传播领域中最具基础意义的元素。”［18］《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实现了质与量的统一。就质来讲，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关键少数，而且是贯穿于整个理论系统，影响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质要义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就量来看，其达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简明化、大众化的目的。

1.传播内容十分经典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涉及许多知识领域，如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新闻学等，因此，选择那些经典性、实质性的，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精神核心的观点和内容进行传播是现实之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9］，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典性论断。以此为传播内容，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本真要义，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又能增强传播内容的影响力。

2.传播内容高度凝练

“三大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主要的部分和理论渊源，内容相当丰富。如何将丰富的内容凝练出来，使受众明了，将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时，恪守了简明的原则，避免了冗长啰嗦。《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全文3000 多字，充其量不过是一篇较为扎实的新闻评论类文章的字数。然而，在这极为有限的字数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篇文章从框架来讲共分为五个部分，遵循了“总—分—总”的布局结构。第一部分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鲜明特征——革命性、发展性、科学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世界观”，存在“三个来源”，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是分论，是“三个来源”和“三个组部分”的展开论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它们的产生过程、主要内容、精神实质；最后一部分则从总体上论述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逻辑关系，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两大理论基石之上的”［21］41-48。值得提及的是，《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因为凝练而笼统，它对所提及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对比1908 年列宁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更加明了，使受众能够一目了然地捕捉关键信息，增强了传播力。列宁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表述，正如其夫人克鲁普斯卡雅所指出的一样，“善于清楚、简单、具体、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和农民讲解重要和严肃的问题”［20］。

3.传播内容通俗易懂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以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展示出来，避免了晦涩、乏味、无趣，大众化特色十分鲜明。正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材料对于普及和实际论证马克思主义很有帮助。我希望能把这些重要材料论述得清楚明了，使俄国那些日益增多的、渴望了解世界经济进展的新读者易于接受”［20］。列宁将这一“通俗易懂”的原则贯穿于《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始末。在文中，列宁用比喻、反衬、夸张等众多手法来阐述，力争使内容富有情趣、通俗易懂。譬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时，列宁强调：“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1］41对内涵深刻、极具抽象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方式来论述，这是有别于马克思的，易于知识水平不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不深厚的工人群众接受和理解的传播方式。

综上所述，《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择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以简明凝练、通俗易懂的呈现方式表现要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契合了传播学的“传—授”逻辑，提升了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传播受众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22］而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国家的需要，只有最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传播内容才最容易传播。《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写作有着特定的受众群体，它的内容是由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实际需要决定的。

1.受众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时，就曾开明宗义、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回应问题的。无产阶级并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3］。

列宁所作的文章旨在宣介马克思主义真理，使群众掌握真理，掀起无产阶级革命。《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有着明确的传播目的，有着特定的理论指向的。列宁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多次提及无产阶级。“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21］45；“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21］47；“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21］48；等等。这些表述显露着该文面对的对象是无产阶级。

2.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理论维度来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满足了无产阶级对于“掌握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列宁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 年）；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 年）；从俄国革命至“今”［24］。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直至《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从未有人明确地论述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列宁是首创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界定，对其逻辑关系的详细论述和严密推理能够满足受众的需求，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从实践维度来看，无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摧残和修正主义蛊惑，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方面，新的革命时代即将到来，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残酷压迫和剥夺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这昭示着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即将结束，革命时代将要到来，工人阶级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国内的机会主义甚嚣尘上，急盼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站出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俄国国内机会主义分子罔顾事实，篡改马克思主义，打着“修正”的旗号，宣扬阶级合作，鼓吹“和平进入共产主义”，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到处散布“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不良言论。当时的广大无产阶级政治鉴别力不强，知识水平不高，容易受到他们的蛊惑。

值此紧要关头，列宁予以坚决的回击，从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演进历程及其超越性做了充分的说明，并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重申二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主张阶级斗争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可行途径。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中，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起，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底”，“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以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形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说支持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了现实，找到了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道路——进行阶级斗争，以革命的力量推翻反革命的力量。

列宁的这番论述破除了“机会主义者”所鼓吹的“阶级合作”，粉碎了他们臆想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幻想，指出了其天真、欺骗和自欺欺人的本质，彻底揭露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正统家”自居的虚伪面目，使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原形暴露无遗。正如《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21］48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无产阶级为传播对象，以满足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需求为导向，布局谋篇，实现了在无产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丛生，西强我弱之局势有所改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谋和平、求发展提供着有益启迪。“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5］，将当代马克思主义声音说出去、传开来。列宁编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成功经验，对讲好中国故事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权威

权威是一种力量，无形中使人主动趋从、自觉追求；是一种威望，接触中使人望而生敬、闻而亲切。权威人物自带强大气场，能够将听众带入自己的情感世界，激发他们的心理共鸣，从而为听众认同和信仰一种理论、观点增加筹码。培养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权威人物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前提。这种权威是现代化的魅力型权威，能够以自己扎实的学识、犀利的眼光、专业的水准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抢占话语权。首先，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共同体，互通有无，加强合作与交流，凝聚力量，分享研究进展，集中攻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疑难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实的能力，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境界。其次，要加强对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原始手稿的收集、整理与翻译。铸就马克思主义传播权威，要以马克思主义本真思想为内容，要讲“马言马语”，而不能自言自语，以讹传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译注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而原始手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手材料，具有最高的可信度。我们需要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原始手稿为蓝本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后，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权威的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故步自封。权威人物要通过国际学术平台扩大影响，及时“望窗外新春”，不断对外交流，强化马克思主义权威地位。

（二）努力创新传播话语

话语是沟通的桥梁和交流的介质。中国故事最终要通过中国话语传播开来、传播出去。创新传播话语是弘扬中国价值、理念、方案的关键环节。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我国传播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语言表达。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指导我国传播话语创新，事关“为谁话语，话语什么”的问题，这是区别于西方话语、体现中国立场的首要问题。创新传播话语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点内容，以当代中国实践为主要依据，以“三大规律”为历史视野，遵循“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活学实用”的理念，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其次，要树立话语自觉和话语自信。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了有别于西方依靠“殖民掠夺”“圈地运动”等进行资本积累以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和谐、文明、普惠、光明的人间正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5］实践上的成功是理论上自信的牢固基础。我们要以“舍我其谁”的精神站稳中国立场，做精神上的强手和行动中的巨人，自觉担当解读中国实践、凝练中国话语、彰显中国特色的伟大使命，在建构和创新中国传播话语的伟大实践中树立自信。最后，话语表达要具有艺术性。话语也是一种艺术，富有感染力的话语能够激发受众兴趣，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我们要善于提炼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注重话语的学术性、时代性、亲和力、感染力和大众化，赋予话语生机活力。

（三）精心构思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影响对外传播话语的方向，影响着传播目标的实现。现如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构建还未体系化、专业化，从而束缚着对外传播话语效果的深度、广度。精心构思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内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环节。首先，要突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内容十分丰富，各内容的地位与作用并不是平行的，其影响力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突出对外传播的核心内容要坚守中国立场。其次，要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体系。构思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不仅要突出核心内容，而且还要完善内容体系。增强对外传播内容的系统性，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深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力争使传播出去的内容具有理论说服力，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在叙事中讲道理、摆事实，以完整而科学的理论进行传播。最后，建立健全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更新机制。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独特品格，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时代课题，立足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能够形成适应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内容系统和表达方式。用发展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这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重视对外传播内容的时代意蕴，做好时代传承与转换工作。建立健全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更新机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内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弥合传播内容与受众的时代鸿沟，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强对外传播工作的实效性。

（四）提升分众传播质量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和基因的特殊性决定了个体的独立性，社会分工的层次性和广泛性决定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多元化，这表明不同的传播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敏感性、接受性等都不是一致的。在推动中国故事远播海内外的进程中，不能“大水漫灌”“包打天下”，要结合实际，区分对象，掌握重点，兼顾主次，既要会讲“普通话”，又要会讲“地方话”，提升分众传播质量，让中国声音听得懂、传得开、叫得响。提升分众传播质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之一。首先，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传播受众的现实需求：明确传播群体，尽力满足其理论需求；以“需要”为引领，以“群体指向性和针对性”为目标，切实提升传播效果。其次，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根据不同类型的受众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运用不同的传播话语。在了解不同群体的现实需要后，我们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受众设计适宜的传播内容与话语，以便不同层次的传播受众都能接收到中国声音，从而扩大传播面。为此，我们需要分类构建对外学术传播话语、对外国际交流传播话语等。最后，加强对传播效果的反馈分析，及时倾听受众的心声。受众是否接受中国故事是衡量分众传播质量和传播效果的“刻度尺”。传播后的反馈工作是解读传播效率、查摆问题、整改推进的关键。传播前注重传播效果的科学预计，传播中要主动引导受众群体的关注和讨论，传播后要进行传播效果的总结与反馈，及时调整策略，优化内容，创新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