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的“建设性”到建设性新闻

彭焕萍，陈孟南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党性原则观、人民中心观、舆论引导观和新闻规律观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涵［1］。我国的新闻媒体机构是党的附属机构，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一直是我国主流媒体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新闻媒体自然也是为这一目标努力，解决人民的内部矛盾及其面临的特定问题是新闻媒体的分内之职。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观、人民中心观与当今新闻学界、业界所提倡的“建设性”不谋而合。

此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所包含的舆论引导观与我国新闻媒体所坚守的新闻规律观也能够体现我国新闻的“建设性”。引发并引导舆论是新闻媒体的功能之一。***在“2.19”讲话中提到我国新闻媒体应该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高度统一”，应该“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新闻媒体直面社会丑恶，激浊扬清，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这些新闻思想与“建设性新闻”所提倡的“积极情绪”“解决问题”“公民赋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我国新闻“建设性”的理论溯源

（一）我国新闻媒体的党性

报纸自近代出现以来，一直是阶级的舆论工具、宣传工具与思想武器。在毛泽东看来，报刊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一环，“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关于党性原则的最早论述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的。他认为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接受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党对报刊的绝对领导”。这一理论具有建设性意义。

新闻媒体作为党的事业的附属机构，是党的耳目喉舌，其从事新闻活动的出发点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原则，紧密联系民众，解决现阶段人民的内部矛盾，针对国际纠纷、国际贸易等问题上表达正确的观点和态度，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对于构建我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和谐的社会环境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1950 年5 月16 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要办好地方报纸，适应地方工作需要的问题。他希望报纸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这也证实了我国新闻媒体的党性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为了解决群众问题，是为了群众需要，是具有“建设性”的。

（二）舆论监督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提出过如下论断：“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其中“造成舆论”的说法被现如今“舆论引导”所替代。在“舆论监督”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我国新闻报道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41 年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讲话，提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自此“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形式正式出现在新闻界。1950 年5 月16 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也提出了要想办好报纸，必须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

1987 年9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时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历史方位，并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和使命。20 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兴盛使得媒体行业内刮起了监督报道之风。此后，我国新闻思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出现在2003 年12 月31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第三章“监督制度”的第八节上。该节专门就舆论监督作出规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4］。***在“2.19”讲话中也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与引导；他提出的“48 字方针”也突出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在新闻行业兴起之初，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民众虽然没有如今较强的舆论监督能力，但也能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党外人士言论、刊登群众来信、建立工农通讯员队伍以及机关、学校等单位自己办报等方式实现舆论监督。如今，随着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我国公民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移动智能工具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舆论监督渠道和方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赋权，再加之我国新闻思想所倡导的舆论监督导向，一系列新闻监督节目在各级电视平台播出，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焦点访谈》、宁波市鄞州区融媒体中心推出的《桥头热线》《鄞视聚焦》《局长问政公开赛》等，这与现如今建设性新闻所提倡的“强调公民赋权”这一理念主旨相一致。

（三）“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理念

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理念最早可追溯至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解放区文学作品存在“消极描写”的现象，毛泽东在批评这种现象的同时提倡文艺作品应该歌颂无产阶级事业。随后，这种对于文艺作品的指导思想迅速影响到新闻媒体领域，直接影响了《解放日报》的改版。歌颂无产阶级事业这一思想对新闻事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1989 年11 月25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正式确定了“以正面宣传为主”作为我国新闻报道工作的基本方针。他将我国新闻报道的“正面性”与我国新闻宣传的党性结合起来论述，“既然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承认并坚持新闻宣传的党性，那么在新闻报道中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去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5］。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适用。***在“2.19”讲话中提出“48 字”方针，其中“团结人民、鼓舞士气”也突出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理念。

虽然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思想理念排斥西方新闻界一直以来盛行的揭黑报道以及冲突性、戏剧性的负面新闻，但是从对社会的建设性意义而言，我国新闻思想中的“以正面宣传为主”与建设性新闻所提倡的“积极情绪”的加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都强调积极情绪对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正面促进作用。虽然二者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但其对于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感的要求以及引导社会积极向上的期望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四）尊重新闻规律观

新闻规律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新闻工作者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坚持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2002 年，胡锦涛要求‘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2008 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2009 年10 月9 日，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的致辞中再一次提出了‘遵循新闻从业基本准则’的要求。”［6］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新闻界为了反对新闻失实发起一场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运动，史称“反客里空运动”。“客里空”被《晋绥日报》借用作为一切不真实的和弄虚作假的新闻工作作风的代名词。1947 年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带头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1947年9 月进入高潮，1948 年春结束。这一运动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是我国新闻史上坚持新闻规律观的典型事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新闻作品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变化，PS 技术、H5、AI 沉浸式体验等新技术的出现对于新闻工作的挑战也在不断升级，我国新闻工作者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在遵循新闻规律这一层面，建设性新闻的出现是对西方新闻界过度揭黑报道的修正。戏剧性、冲突性报道层出不穷，导致西方新闻媒体失去自身公信力，专业媒体工作者的领地逐渐被蚕食，而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正是新闻规律观的回归［7］。

二、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与价值内核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舶来词，是当今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界对其概念溯源众说不一，当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由丹麦广播电视台（DR）新闻部前负责人乌瑞克·哈根洛普（Ulrik Haagerup）在2008 年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主张未来的记者应该用建设性的新闻标准来调整传统的新闻价值观”［8］。中国台湾学界认为，何日生在2005 年早于西方学界提出建设性新闻概念。他认为“建构式新闻的主旨，就是以同理心报道事件，在发掘问题之际，同时寻求解决之道；记者的职责不是批判，而是为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9］。如果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梳理，会发现早在1998 年，“苏珊·贝娜施（Susan Benesch）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讨论了建设性新闻的产生问题，谈到了《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在报道对策新闻方面的突出表现，其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践行了这种新闻理念”［10］，只是当时这一概念并没有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影响甚微。

“建设性新闻”在西方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西方新闻界将自己定位为“看门狗”的角色，一直以来遵循新闻自由主义以及追求“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新闻理念，一时间揭黑报道以及冲突性、戏剧性的报道盛行。西方媒体将冲突的形式和对立观点的呈现放在新闻报道的首要位置而忽视了真实、客观的新闻传播规律，使得民众怀疑报道内容的真实性而最终导致新闻媒体逐步丧失自己的公信力。此外，西方新闻报道所体现出的压抑、紧张气氛与消极情绪，也使民众对于报道产生了抵触心理。“建设性新闻”的媒体实践为西方新闻界面临的困境提供了解决之道。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做了一次测试，让受众分别阅读普通冲突性报道和包含解决方案、倡导积极元素的建设性新闻，他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解决方案新闻会减轻负面新闻或冲突新闻所带来的某些有害效应，可以减轻典型负面新闻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使得受众对新闻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11］。

关于“建设性新闻”的价值内核学界有多种界定，也有多位学者将其与对策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相比较，认为“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伞式概念，包含以上几种新闻类型的核心要素。目前，凯瑟琳·戈登斯特作为建设性新闻的先驱，其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她认为，建设性新闻就是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我国学者徐敬宏教授等人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从多位学者提出的“建设性新闻”的定义中归纳总结出其特征，认为“建设性新闻”的价值内核是：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12］。

“建设性新闻”由于其清晰的价值内核和模糊的开放性边界，能够有效适应不同国家的媒体环境，为其实现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对于我国而言，虽然我国的新闻思想在此之前没有正式提出过“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体现着“建设性”的光辉。

三、我国新闻“建设性”内涵的创新发展

我国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蕴含的新闻思想与“建设性新闻”有诸多相似之处。兴起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由于其宽泛的内涵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本土化发展。在技术迭代更新、信息变幻莫测的今天，我国建设性新闻发展是值得思考的热点话题。

（一）新闻媒体工作者应积极发挥自主性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随时随地发布新闻、接收信息成为可能。视觉技术的更新换代，PS、H5、VI、AI技术的应接不暇，使得信息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展，从文字、图片传播，到音视频传播、短视频传播，再到慢直播和沉浸式传播，每一种传播方式变革的背后都意味着受众行使媒介接近权、表达权的便捷化。媒体赋权下的公众参与也变得更加简单与迅速。

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发挥是我国建设性新闻发展的新的方向。新闻媒体工作者应走出去寻找公民真正所需，使“公民赋权”得到真正实现。脱离民众所需与记者的亲身实践，不仅使“公民赋权”达不到期望的实现效果，也会降低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只有将公民所需与记者的自主性真正结合起来，才能发现真正的民众所需，才能将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公民赋权”落到实处。

（二）媒体从业者向“调解者”角色调整

我国新闻工作者多被称为“船头的瞭望者”，职责是及时报道事实真相，协助社会治理。然而，在报道事实之后，新闻工作者未能及时参与问题的解决，大多“虎头蛇尾”；新闻报道引起全民轰动，而对事件的处理结果却关注不够。西方新闻界早发现了这一弊病，他们提出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便强调“记者干预”。“记者干预”并不意味着新闻记者直接参与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让公民、政客和专家参与这一过程。换言之，受众成为了一个更加活跃的社群，他们能够成为新闻制作过程的参与者。记者所扮演的不仅是传播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还扮演着积极的调解者。

由此反观我国新闻记者的职责，也可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由观望者转变为调解者。当然，政府仍然是主导力量，新闻记者充当中介将公民意愿、政治家思想与专家意见结合起来，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强化与政府的共生协作机制。“政府和媒介不是独立分开的个体，虽然双方承担的主体责任不同，但当涉及社会治理问题时需共同协作、共同解决。”［13］

（三）新闻报道中加入“积极因素”与“未来导向”

我国新闻报道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正面宣传”并不意味着仅仅报道正能量的新闻事件。当然，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等诸如此类的事件理应值得颂扬以提高人民心中的幸福指数，但除此之外，反映社会弊病、暴露社会问题的新闻事件也应加以重视。记者在报道负面新闻时，为了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应该借鉴“建设性新闻”做法，加入“积极因素”。在报道社会冲突、社会问题的同时，积极提出应对措施，让受众看到希望。例如：在关于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报道中，记者有意识地加入积极心理学内容，减少此类报道带来的负面情绪。记者将希望、理想、幸福、快乐、和谐、团结、成就等积极因素融入到新闻报道当中，在缓解受众紧张、压抑心情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作用。

除此之外，建设性新闻注重新闻报道的未来导向，即立足于未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新闻报道的深度。现阶段，我国新闻报道多立足于当下，以解决本篇新闻报道中所提及的问题为主，较少从宏观及未来的站位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

四、结语

建设性新闻，顾名思义便是对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国家进步有建设性作用的新闻报道。从这一意义而言，从西方兴起的“建设性新闻”与我国新闻思想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具有建设性。我国新闻媒体的党性要求新闻事业以人民为中心，新闻是党的耳目喉舌；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监督渠道和方式的多样化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民赋权；我国媒体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的方针以及遵循新闻规律等理念都体现出了我国新闻思想中的建设性。在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新闻媒体行业面临着资本侵入、多方利益冲突等多种挑战，在此情况下发展建设性新闻显得尤为重要。在党性原则下，我国媒体工作者应积极发挥自主性，媒体工作者角色应向“调解者”调整，新闻报道应立足“未来导向”的站位，这些都是我国新闻媒体建设性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