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文学观念的后身体性

刘 亚 斌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

同人文学基于日本动漫界的影响，其增长趋势异常迅猛。同人论坛丰富多样且分门别类，各有众多专属的粉丝群体。就国内来说，其主要阵地是各种文学网站，内设同人社区，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和飞卢小说网等主要文学网站有大量的同人作品，有的甚至超十万部。百度贴吧、豆瓣读书等网络社区更是各种粉丝的集结地，里面亦不乏优秀作品。在新媒介时代，当代文学生产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生产者的主体身份、性质和意义等突显后人类倾向，同人文学观念建构后身体性，从而推进文学书写的范式转型。

一

目前学术界对“同人文学”的界定有种内涵较为专门化的特殊看法。所谓同人即“相同人物”［1］，主要指同人作品中常以原著形象或现实人物为创作角色的直观性特征，足见其肉身形象或身体图像的重要性。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率先道出人类喜爱和追逐形象/图像的原因，“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2］。现实事物被图绘成艺术形象，对其感觉可由痛苦转为愉悦。现场暴力、恐怖事件等被图像化后，便能产生吸引力，有审美活动。立足于图像或形象的审美转化和增值效应，当代艺术寻找其自身定位、扩张效应和商业化价值。在文化产业中，肉身想象和图像化都是重要手段，借助于技术力量，身体被全力打造成明星形象以吸引粉丝，不仅促进影视、广告和动漫等文艺行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带动主题公园、玩具和实用性商品等周边、衍生产品的开发，形成以某种形象或图像产品为龙头系列的生产模式，肉身图像化和商业化时代真正来临。

文学作品常以刻画各种形象著称，别林斯基提出形象思维作为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尽管叙述的事件一样，哲学家却用三段论说话，而诗人则使用形象和图画。“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用形象来思维”［3］，文艺有其自身的图像化特性。突显人物或形象不仅是作品成功的感性技巧，还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手段，也是其经验确立的本体依托。岩城见一指出，“我们是形象内的存在，是被封闭在形象内的存在”，所有的虚构想象或者理论假说，只有通过形象被人眼见为实，“在人的感性身体经验的现场得到确认之后，其‘正确性’才能得到证明。”［4］换句话说，图像或形象化活动既是人类身体感性也是其理性思维的确证，具有本体论的价值，即主体性的内在表现和需求。如果说文学书写使用形象还有其语言文字的隐喻性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图像化时代则表现出语图和符码化的明晰性机制，表现人类拟化行为的历史趋势。

同人文学观念将相同人物作为其本质特性予以揭示出来，其文本间性的依据是某个具体人物形象，数部作品来展示、衍化和丰富其生活经历与思想情感，从而构筑其互文本的主体世界。多次复写某人物形象是西方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俄狄浦斯、安德洛玛克等古希腊悲剧人物形象到近现代时期仍作为主角被写入文学作品里；唐璜出现在戏剧家莫利纳和莫里哀，诗人拜伦和波德莱尔，小说家梅里美和普希金等作家的笔下，甚至莫扎特还创作了两幕歌剧，各种文体书写构筑其精神生活。相较而言，中国古典作家并不重视复制主角的创作行为，可是到网络时代却异常兴盛，网络生产继承了现代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流水线上工人按时做工变成用户随时上网生产，肉身在劳动生产中的利益价值逐渐被网络游戏中的感性价值所取代，而文学肉身也从具有深刻意义、极富灵韵的膜拜形象向平面性、电子化的展示图像转变，陷入符码与语图的狂欢。今何在的早期网络小说《悟空传》、明白人的《唐僧传》和林长治《沙僧日记》等当代同人作品都是借用《西游记》为人熟知的原型，却不再具有神性、宗教文化和教育意义，反而颇有调侃、杂糅、怪诞和去主体崇高的后现代风格。在日记体的唠叨中，沙僧形象被彻底颠覆，各种网络元素和流行要闻以另类、幽默和限制级调料，甚至降格、猥琐的方式构建虚拟性、大众化生产时代的新感性之美。

文学肉身并非仅像传统文学那样，对现实社会的语言模仿以形象化生活在所型构的艺术世界中，也非仅以某种图像和片断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与作用，更重要的还是其自身呈现的问题，即它以何种身体图像出现。当一种机械化和符码化的文学形象得以展示，具有去肉身化和去人类化的性质，其背后都是新媒介技术的使然。艾吕尔指出，“除非技术媒介引导、介入和审查，否则无法进行人类活动”［5］，这便是当代技术社会的法则。在同人文学作品中，有着机械化秩序的生产模式、计算机的算法美学、人工智能的数字化程序等主宰其人物形象的设置。王哲提到一种欧美同人写作的典型模式：首先以男女性别为小说架构原则，分门别类辅以各种对应属性，并设立顺向和反转层级，最后加以配对发展性爱、恋情和婚姻关系［6］。其人物形象不再追求性格丰富、个性复杂、灵魂深刻和无限遐想的余味，而是团队为完成某项任务，将个体功能化、类型化，机械般生活和按程序作事，不再有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无法理解的遭遇性。

由于粉丝市场的需求，用户以某位明星作为小说人物，演绎出另类同人作品。其文学观念用现实人物直接作为作品的主要形象，以某个相同人物弥合文学与现实间的鸿沟，但并非以现实原型来敷演成文，而是让现实人物直接进入文本；这些作品却又非真实性的传记散文，而是虚构戏仿的杂糅小说，借真实肉身的拟化来表现用户的一厢情愿，如虚拟配对“CP（Coupling）”、改造人物形象或情节等标志性特色的“OOC（Out of Character）”、同人特设的耽美“BL（Boy’s Love）”等。在这类作品中，肉身及其现实关系被悬置，代以形象或图像及其名称出现在网络、电子符码世界里，是肉身的媒介化。机械化生产相同的产品，摄影技术用图像复制事物，网络技术则以符码虚拟肉身，最终抵达全息影像的世界。科幻电影《机器人瓦力》（Wall.E）的未来世界中，人类肉身退化，不再运动，只能通过界面、影像来消费和生活，一切都在机器、媒介和影像化的掌控与处理中。福山认为，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人类本性“起源于基因而非环境因素”［7］，人性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可是肉身被基因图谱化并能修改替换，基因编程工作去人类化。《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肉身成码，人物随时可以消失和组接，而工作、家庭和生活等亦都是在人工智能构造的虚拟世界中，生物性身体已不再重要。

贡布里希认为，早期人类就知道将抽象观念拟人化，用肉身形象或图像去表达，如维纳斯是爱的化身，智慧是雅典娜，“理念世界便住进了拟人化的抽象概念”［8］，对抽象、未知和异质世界的拟人把握本身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随着新媒介、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社会法则的形成，文学肉身从形象、图像再到拟像，迈向机械复制性、电子符码式和去人类化的后人类主义。也就是说，网络文艺生产以大众化参与、虚拟化生产和新感性等方式构筑其后身体性，即作为一种拟化肉身的体现。按照反映论的说法，文艺作品本身就是生活的语词复写，同人作品的标识就是与原作有联系，是以其为生产资料衍生出来的“本本主义”，同人作品中从沙僧形象的网络化、算法程序的人物配置、肉身的悬置、电子符码化及其虚拟生活，满载着人类情感、理性逻辑和灵魂深度的沉重肉身被消解，其历史文化的包袱被甩开，去具身性成为后身体性的主要特征，也是其拟身性的典型体现。说到底，人类不过拟像而已。

二

在同人内涵的界定上，有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同人是指同好者，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志趣相投或志同道合，那么同人作品指“同好者在原著或原型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及产物”［9］，其同人内涵有两个特性：其一，创作者是同好者；其二，作品是有基础的二度创作。“同人”概念获得认可并有广泛影响，可追溯到现代时期。鲁迅、梁遇春等现代作家创办的《语丝》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创造社》，都自称是同人团体的杂志，具有共同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思想。“创造社实际上是一种同人团体，《创造季刊》以下各种刊物，实在是同人杂志。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说了”［10］，这可视为以同好者范例解释同人，但就其所表现出的专业性和组织化，与同人文学还是有区别的。再者，他们的创作并非是以往作品的回炉再造，而是讲究独创性，其共同处只在围绕杂志所表现出作者的观念、精神和创作旨趣上。

就第二特性而言，那同人作品的范围非常宽泛，可囊括至中国历代文学，如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就有很多同人作品。《西游记》作为广受欢迎的四大名著之一，早有各种同好者改编、仿作和续编之举，如《续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和《天女散花》，甚至还有《东游记》《北游记》和《南游记》与其合称《四游记》。这些作品在创作技法、主题内容、时代风格和精神旨向上，都与上述当代同人作品以及周星驰主演的搞笑电影《大话西游》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换言之，将同人文学仅视为某种文学史上的常见创作现象，以情感认同和喜欢为中心的、借原作而发挥的界定实在无法突显其时代特色，也难以说明其流行的真正原因。网络同人作品的英文译名是Fans Fiction，直译过来就是粉丝小说或粉丝文学，从侧面反映出新媒介文化的背景及其性质。同人界定的关键词如同好、分享、粉丝和草根性等都是与界面、感性化和后主体性关联的，即是当代新媒介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产物。

从文学媒介史来说，口传时代的文学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汉书·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就是将分散于民间的风雅颂收集后经孔子删改而成，民间诗歌无疑是同好者文学活动的见证，且流传下来的文本多是佚名的，作者是谁无法确定，也不重要。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抬木头觉得累，其中有人叫道“杭育杭育”，“这就是创作”；用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也就是文学家［11］。那些参与者都可能是作家，没有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和区隔。本雅明认为农夫和水手是有故事的两类人，前者世代安居，熟悉部族历史传统，后者泛舟通商，走南闯北见闻多；爱好故事者聚集一处从时空维度讲述和构建人类生活，“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12］。在早期文学创作中，身体是在场的，参与者的体态、姿势、口语和表情等都在相互凝视和交流中。

印刷时代的创作更侧重个体化行为，与现代性构建一致，确立其主体性，充满了个性化的浪漫想象和天才创造。雪莱《为诗一辩》中说，“诗人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这与柏拉图的神灵附身或神之代言人说法不同，诗人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3］；文学天才即世间立法者，所有一切都能汇集到天才身上并通过语言来表现，“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学的意象，都专横地集中在作者方面，即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14］。文学作品就是作家肉身去感受、汲取和涵纳世界，然后将其封闭在狭小寂寞的空间里，经过个体理性咀嚼、反思和灵感创造，从此就独享该作品的著作权，并依赖于文本所有权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甚至也是其作品唯一有效的阐释者。

波斯特从信息方式将人类文化阶段分为面对面的口传媒介交换阶段、文字书写的印刷媒介交换阶段和电子媒介交换阶段。前者特点是符号对应，自我被嵌入面对面关系的整体而获得言说位置；印刷阶段特点是意符再现，自我被建构成理性、想象自主性、中心化的行动者；到第三阶段则出现信息仿拟的特点，“自我充斥着持续的不稳定性，被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15］，由于信息海量的特性与网络资源，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出现，超文本和跨（融）媒介的方式，肉身利用界面参与进去，产生各种可能性的虚拟体验。如果说口传时代具身性创作是参与者共同的行为，那么网络同人文学则是拟身性的群体创作；如果说印刷时代的文学是个体性的长久酝酿和精心创造，那么新媒介时代更具有同好者即兴创作的感性意味；如果说口传时代文学是总结人类经验而成，印刷时代文学是天才的文字创造，那么电子文学显然更是用户拟身性和各种交互性生成的作品。

换句话说，同人文学在网络媒介时代表现出三种后身体特性：其一是肉身化的交互性。由于新媒介界面平台提供的及时互动的交流，使得用户无法深思熟虑，只能将理性悬置而即兴发挥，更富有感性色彩，即便如此都有可能被群言大潮所淹没。因此，存在着各种感性置换、直白、跳跃、眼球化和瞬间闪灵的特性，导致诸多接龙文学最后都无法完成，成为“太监文学”的主要类型。众多用户参与的感性化书写，艺术水准偏低，具有实验性和新奇性。早期网民共同书写的接龙小说《网上跑过斑点狗》《城市的绿地》等早已不为人所知；《大话红楼梦》里异间少年石柳穿越成为贾宝玉，并结识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各路英雄，在他们的辅佐下成就一番大事。这些作品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造，在古典文学名著间实现并轨和穿越。其二是拟身性的声誉。网络用户都有其虚拟身份，唐家三少的本名是张威，我吃西红柿是朱洪志的马甲，这些网络文学大神、白金作家等都是以网名著称，许多同人作品都以马甲来组队创作，用户以语言、音频、图像、符号等媒介手段构筑其虚拟形象，脱离其具身性的现实世界，也赢得了比实际生活更多的知名度。理查德·罗蒂曾说，语言和信念之外，真相并不存在，语言是真理确证性的关键要素，并延伸到社会实践中，语言的隐喻来自逻辑空间外的声音，其功能既非填补也非澄清，即无意于将其系统化，而“是一个要求改变一个人的语言和生活的号召”［16］，这是网络时代的写照，体现出各种书写表达的英雄主义及其虚拟新生活的向往，“肉身终将会被抛弃，仅留下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思维”，这些精神和意识永存，“接受着不断被后人下载的命运”［17］。其三是信息体的自我构建。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自我技术。弗洛里迪指出，自我意识既涉及到自身认知和他人对自身的认知，因此在网上建立身份认同是具体迫切的要求，是项严肃进展的工作，用户每天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其他虚拟主体互动交流，重塑和更新身份认同，“他们会将自己的观点、个人爱好、私人信息甚至一些极为私密的经历，在Facebook、Twitter、网上视频和即时信息应用上不断更新状态”，人类变成“信息体”，只是获取、交换和累积信息，用信息来构建自我意识［18］；对于同人文学而言，诸多马甲围绕某部原作的故事情节、原型人物和社会背景等展开互动交流和书写，不断地在作者与读者、艺术家与批评家、生产者与消费者、明星与粉丝等之间切换传统的角色或身份设定，在不同文体、艺术类型之间实现跨越和融合，从而展现具有多元要素、互动性和符码化的虚拟身份，成为名副其实、囊括各种信息的信息体。

三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带动某种类型文化的流行，甚至席卷全世界，已是具有普遍性的常态现象，学术界也能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考量文学现象的兴起。网络流行的“同人”一词源自日语“doujin（同人）”，已是较为公认的实情，它由动漫界扩展至网络文学、轻小说、游戏和包括网剧在内的影视等新媒介文艺。“同人”本身即ACGN 用词，其含义是相同志向者，而同人写作则有“两次同人”的说法，“特定的文学、动漫、电影、游戏爱好者组成的团队，不受商业影响进行合作创作（‘一次同人’）；或在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基础上进行改编（‘二次同人’）”［19］，这种解释具有跨学科或跨文化的当代性，“二次同人”相当于上述比较普遍的含义。因其切合国内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学界也常用于界定同人作品，而“一次同人”使其区别于相同人物的续写现象，有可能创造新的人物形象，具有跨（融）媒介的性质。随着文化产业的布局，同好者出于兴趣的团队制作已经成为新媒介文艺的生产类型，不仅有商业因素的掺入，而且广泛利用分众化、服务性的粉丝运作获取经济效益，突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产业化特色。

日本动漫是同人作品发展起来的主要推力，其相关业界协同助推，形成权责分明、结构合理和整体高效的运作体系。据范周先生介绍，日本动漫产业有拓展演艺产品的衍生授权行为，通过成立专门委员会投票决策和执行，委员会有五家单位派遣人员组成，分别是“有本子能拍摄的单位”“能投钱的金融单位”“播出单位”“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授权单位”和“播出平台”，他们都有否决权，一旦达成整体协议，既独立尽责又通力合作，如制作单位需一心一意钻研质量问题，但其是否过关则由授权企业决定，“在授权单位的推动下，所有的著名动画电影都是衍生产品的宣传品”［20］，文化产业一体化让同好者、各种媒介组织、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卷入其中，非常重视用户培育，将爱好者发展成粉丝，积极反馈其分享和体会，并在作品的再次改编中加入诉求元素，满足粉丝们的各种需求。如2013 年发行的日本游戏《舰队收藏》中的女性人物赤城，其航空母舰每次出击都要消耗大量的铝，被玩家戏称为“吃货”，在两年后改编的动漫中其吃货属性被官方正式标签，再次广受好评，产生粉丝群体的链式化效应；与此同时，在这些深受粉丝热捧的同人作品中，原来的粉丝完全可能转变为新一代的偶像作者。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常盘庄就是漫画爱好者的聚集地，在这些粉丝当中就产生了石之森章太郎、赤冢不二夫和藤子不二雄组合等漫画巨匠，同人作品形成了“一次同人—粉丝消费—二次同人—新粉丝消费”的不断衍生下去的经济体系。

实质上，同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体经济都依赖于各种新媒介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它们与人类构成了新型的身体关系，即人-机合作的后身体时代。温纳指出，“在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中，控制的概念以及‘主-仆’关系的隐喻，是用来描述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工具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21］。那时，技术还只是人类控制的工具和手段，与人类的主体地位、价值相差很远，可是当其具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时，技术就成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基本事件，并获得统治地位，是人类主体的内生性力量，甚至造成促逼、异化人类的现实。如今计算机、人工智能、数字化、生物技术和仿生工程日新月异，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有在人类肉身上装置各种人造器官、电子系统和大脑芯片的赛博格（Cyborg）；有通过界面进入虚拟世界、构建其身份的信息体，“在横向网络上、符号学和系谱学意义上分享共同的‘骨肉’”，在共生性和共同诗性（sym-poetically）上制造亲缘（kin）性［22］；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体等，它们将遍及整个世界，与人类共同生活。后人类的出现必然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出现新型的创作主体，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智能体利用新媒介资源，运用文字、语图、符号、音符和影像等手段共同书写，创造具有时代性的同人文学。

早期欧美数字文学的爱好者就经常聚集，交流技术和书写经验，广泛使用文字处理器、版面设计程序、文本编辑系统和桌面出版软件等数字化工具，借计算机界面从事同人文学创作，如“专门为文学创作设计的超文本编辑系统”的故事空间（Story Space），其作品有乔伊斯（Michael Joyce）的《下午，一个故事》、摩斯洛坡（Stuart Moulthrop）的《胜利花园》和杰克逊（Shelley Jackson）的《拼缀女郎》等；还有比较著名的超卡编辑器，其创作的文本包括麦克戴德（John Mcdaid）的《巴迪叔叔的幽灵乐园》、拉森（Deena Larsen）的《大理石温泉》以及那些销售不佳、被人遗忘的作品［23］，这些作品具有实验性，制造随机性的超文本。随着人工智能和软件技术的开发，起来越多的便捷有效的写作机器、软件程序或电子代理被用户用于创制各种人机合作的文艺作品，它们可以提供线索框架、组合生成文段以及梳理、修改写作思路，更不用说校对文稿和资料储存、查找等功能。目前，人工智能体已能实现独立创作。例如：微软小冰的作品已广为流传，并在2017年线下出版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经过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小冰熟悉自20 世纪20年代以来共500多位诗人的创作，反复训练和模拟人类诗歌写作。就此而言，作为众多诗人创作资料的储存库，并作为其模仿和改编对象，抛开创作灵感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借助于人工智能和界面技术，同人文学更显其同“人”协作以及与原作关联的特性。

机器人自身的文学制作与出版，用户与机器合作的文学生产，利用软件和程序来改变文本装置，甚至作家只是将计算机当作打字机那样敲打书写，文学的产出机制都已经与计算机、人工智能和软件程序等媒介技术不可分开。从人类身体对机器、软件的运用，从赛博格作者（Cyborg Author）创制文本的出现到人工智能体的文学创作，后时代意义上的作者已经不能仅将媒介与机器当作工具或手段来看待，它们也不仅是人的延伸，而是与人类在肉身上赛博格式的共同协作，并在符号、思想和精神领域中实现信息体式的共同生成；文学作者从相互合作与经验传承的群体、具有天才创造的个体，到出现交互协作的人-机关系体或多元智能体，不仅存在合作者的责任分配、虚拟美学和语图创作等问题，还存在作者的著作权向智能体扩展所带来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生物的肉身将被人工机械化、电子信息化，从而变得不再重要，人工智能美学产生，新美学和新文论时代即将到来。

对参与创作的同好者而言，网络界面平台提供即时的、感性化的互动书写条件，他们以匿名的、悬置肉身的虚拟身份参与进去，成为各种类型的信息体，在粉丝群体中打造虚拟世界的书写英雄和大神身份。这些变化都依托于人-机新关系的建立。人类与机器、技术不再是主仆式的权力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交互共生性，无论是大脑芯片、人造器官和神经网络对接等人工智能机器嵌入、接通肉身，还是人工智能体以模拟人类思维和具身性反应而独立存在，人-机关系在机械化结构和智能信息等方面获得了一致性基础，在界面领域获得多元生成的空间，从书写者使用编辑程序和排版软件进行文本形式的构建，到人工智能体对文本内容的直接参与，最后其进行独立写作出版，创作主体肉身机器化和信息化，这革新既有文艺学话语，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后身体性角度去把握同人文学观念，才能得其内蕴和真义，并与既有文艺话语框架下的书写观念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