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冯 汝 常
(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海南三亚 572022)
“拿来主义”“全盘西化”曾经是描述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变革与文学转型等领域的常用词汇,用以阐明当时人们对来自域外理论经验或制度文化等所持的态度。今天,当我们面对创意写作这个来自域外的概念时,“拿来主义”已经在多个层面得到验证,而中外大学制度的差异使其“全盘西化”绝无可能。但是,从“拿来主义”角度看,国内高校进行的写作教育实践,还需要进一步中国化,即做到与旧有写作教育体系的融会贯通。
创意写作本来是从域外传来的一门写作课。相较于本土写作课,它自带流量的不同身份以及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变化,打破了旧有写作课由文体类别与写作理论等多年传承维持的平衡。近十年来,创意写作的作家驻校制度、工作坊式课堂、自成体系的写作理念与实训等,使它得以多种灵活的方式逐渐进入中国的大学。那么,为什么创意写作能够在传统写作课程一统江山的现实中突破重围获得发展?这是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创意写作教学能够进入高校写作课堂,这反映出传统写作教育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虽然师资良莠不齐,且课程五花八门,但‘创意写作’这四个字的确对现有的大学中文教育产生了冲击,且渐渐走进了通识教育系统”[1]。为什么在国外已有了百年发展的创意写作,现在会进入中国的大学写作教育系统,并被列入汉语言文学类课程指导标准的专业(选修)课目录[2]?
如果把创意写作看作是对大学中文教育的“冲击”,那么它主要的冲突点或对接点就是写作课及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因为“在那种传统的中文话语结构中,历史话语高于现实话语,理论话语高于实践话语”,表现之一是一般大学中文课程体系中“文艺理论课程时长是创作实践类课程的4 倍”[3]总序。实际上,正是传统的大学教育中重写作理论传授,轻写作实践技能训练,才导致了传统写作教育中重视理论性的“基础写作”,而缺乏各种文体训练与实际能力培养;也才让创意写作这一着重构建“实践领域”的写作理念被写作教育者认同接纳,重新唤起大学文学写作教育对写作能力的思考;才出现了敢于质疑“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认知,重新让从事写作教育的有识之士去思考大学写作教育的目的或人才培养目标。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我们很难发现写作教育的文学培养目标或目的。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例,该学院官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与能力进行的描述中涉及到写作能力方面并不够明显或突出。如《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2019 年)》规定了要拥有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较强的文本解读能力以及口语、书面语表达能力,养成纯正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等。在师范性的要求上,该学院提到了要具有良好的语文教学设计能力和课堂组织能力,具有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具有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解读与分析古今文学作品的能力、协作能力和设计实施语文教学的能力等多种能力,但是没有点明或强调文学写作能力。与此相对应,在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概况”介绍中,尽管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但是在其下设的11 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13 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中,没有一个属于写作类别。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艺与文化传播学、文体研究与文学教育、跨语言文化研究以及美学(硕士点)、课程教学论(语文教学论方向硕士点)等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序列的人才培养体系中,都没有写作学科的位置。这种情况既有旧的教育观念问题,如写作需要经验积累、需要天赋等,也有缺乏对自媒体时代与文化创意时代写作人才培养的即时反馈。因此,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创意写作悄然兴起,能够对这些使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传播者”进行系统的写作能力培养。这就是近十年来创意写作会“火”的内因与外因。
有的学者认为创意写作存在两条发展路径:“一条路通向研习课程,关于其实践历史和理论或许都未形成自觉的‘学科’。……另一条路则通向创意写作研究,一个新兴的学术探究领域。作为学术科目,它致力于创意写作的教育教学研究。”[3]前言在课程教学看来,无论是研习课程,抑或是学术性的写作研究,都应是创意写作教学的基础。
康德有句著名的论断:人是目的。“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4]康德从理性思考中得出的哲学论断可以提醒我们思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关于“人是目的”的问题。创意写作把写作人才的培养当作自己分内的事,它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相信写作能力是可以教出来的。所以,有作家这样说:“我深信每一个人生来都会写作,每一个拿起笔写作的人都具有作家的潜质。”[5]创意写作不仅超越了培养写作人才,而且涉及文化创意产业。创意写作是“以创意思维养成为目标,以写作为呈现手段,面向创意产业,培养创意产业原创从业人才及创意事业服务人才的学科”[3]前言。可以看出,创意写作的学科定位比较高。
创意写作的发展说明,它借助创意写作特有的实践“手段”,把培养具有写作能力的人才作为“目的”,这种“拿来”引进是成功的。
创意写作在中国大学教育的开展并不局限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三亚学院、西安翻译学院等一些院校开始把它当作素质教育课,并推广到全体大学生的通识教育中,以促进基本能力的培养。这与创意写作的出现与推广背景大体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爱默生演讲背后的历史语境,是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文学写作、文学作品、文学教育不受重视的现实”,所以,“主张重视文学本身,提倡创意写作和创意阅读,这两点都是围绕文学写作和文学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在教育中的合法性而提出的”[6]。目前大学课程中文学教育的缺乏,正是一些学校开展并推进创意写作的原因。
但是,在创意写作快速“拿来”与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一套自上而下的学科体系与实践规范,人们对作家驻校制度、工作坊课程模式、创意写作教学理念等的借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创意写作正从当初对于传统中文教育来说的革命性反对者,变成了这个立场的另一方面的合谋者。”[1]前言除一些出于改革目的而简单借用创意写作名号改革却没有实际变革之外,现实中的大学教育学科体系不完备、借鉴经验中的模仿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功利性等成为问题的根源。
众所周知,域外创意写作的开展往往采取的是作家驻校制,与之相连就是作家工坊方法。“创意写作工作坊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作家工坊方法,它是创意写作教学、学习的基本场所,被称为作家的摇篮。”[7]13现在国内高校也把这种作家工作坊教学方法引进大学,开始了一系列尝试,如复旦大学采用作家工作坊方法聘请了知名作家王安忆为创意写作驻校作家,开设MFA 硕士课程,对学习者进行系统的写作训练,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作家。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有条件的高校都采取了作家驻校的工作坊教学方法。然而,考虑到大学师资与教学管理的种种规定,这种作家驻校制度本身是否具有可复制性,目前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一方面,一些学校规定,任课教师必须是拥有教师资格证并具有一定职称的人,而多数作家并没有教师资格证和职称证。部分知名院校由于具有较大办学自主权限,并且不存在经费制约问题,因此可以放宽标准让作家驻校授课,承担创意写作教师的职责,但是多数学校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们既受有关部门对教师资格与职称等规范约束,又受编外人员工资经费来源的困扰,使得驻校作家制度的实施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一些作家也未必愿意到高校任职授课,因为这些高校并不能为其带来名声。这使得创意写作的驻校模式难以获得简单复制与广泛认可。
与作家驻校制相关的是对“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写作可以学习”等理论认知与实践经验的现实接受。在中国的大学教育规划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并没有提出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作家的明确规定,在硕士、博士培养目标中,也没有培养作家这项要求。然而,现实资料显示,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他们凭个人天赋与课程中有关的文学理论、写作、文学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综合知识学习,并由于某种机缘或者个人爱好等原因,成为了作家。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没有创意写作这种以作家为培养目标的课程之前,传统的中文专业出身的作家是如何在“无意”间的写作教育或自我实现中成长起来呢?
创意写作旗帜鲜明地倡导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理念。那么,单靠这一门或一系列写作课程,而无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文艺学、现代汉语等其他课程构成的写作教育体系或配套,能够实现把大学生培养为作家的目标吗?因为创意写作要培养的“作家”,其意义比单一的文学作家更为丰富。“作家就是‘有创作能力的人’,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家’。”[7]2
此外,从根本性质上看,创意写作也不只是一门课程,而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虽然,它的学科目标“就是培养作家”,但是其“作家”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等同于“文学作家”,而是“只要你能写作,在写作,就是‘作家’”。如此,创意写作语境中的“成为作家”就有了超越一般认知的多种内涵,即“成为文学作家;成为创意写作作家,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7]10-18。创意写作自己重新定义了“作家”,而且,这个“作家”也把它与传统的汉语言文学的课程体系无意间孕育的“作家”区别开来,使之形成了一种相对自足的写作人才培养理念与学科体系。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中文学科的层级构成中,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写作学学科让创意写作在大学教育中以学科之名立身。打开国家专业课程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创意写作仅列入专业(选修)课。目前,一些大学的做法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中,选择增加一个创意写作方向或特色人才班的方式推行创意写作,而课程体系中继续保留了传统的文学类课程。如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汉语言文学(创意中文实验班)比较有代表性,它既有创意写作课程,又有传统中文课程,包括创意写作基础、创意思维训练、文案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口述史写作、策划学、应用美学、写作工坊、作家讲坛、文体写作、创意文化产业等课程。
创意写作的学科化发展将面临多重困难。有研究者在肯定了创意写作近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后,也指出了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广阔的。在当下,越来越多知名作家进入高校,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文学教育;部分批评家转向创作实践及教学研究;文化教育产业的扩大促使学科升级、产学研合作,进而推动各类创意写作生产,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机制创新和新领域的开拓。当然,对创意写作的前景也不宜过于乐观。教育及学术体制创新任重道远,新的学科成长不会一蹴而就;创意写作专业队伍建设还不够稳定,部分专业人士仅把创意写作当成教研第二方向;创意写作理论体系建设及创意实践探索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当下的社会发展与文化产业状况也时刻检验并考验着创意写作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成效。”[8]尽管创意写作已经从“拿来”到逐步本土化,并引起国内写作教育界的重视。但是从全国高校的开课数量和各大名校的态度看,创意写作未来的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
一方面,创意写作作为专门的创意写作专业(方向)建设,创意写作课需要融进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并需要与其他写作课程结合起来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在2018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下称《国标》)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一,在中国语言文学类“培养目标”中,它明确提出了与写作相关的各种目标要求,如“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基础和较高的文学修养”“运用母语进行书面、口语表达的能力”“有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能力和人际沟通、交往能力”等[2]85。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课程设置,因为课程教学才是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措施与具体依托。其二,在“中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第一次把“创意写作”列入了“专业(选修)课程”[2]87,使之获得了与汉语史、文艺美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相同的“专业”课程身份。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语言文学类的“通识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的模块中,“创意写作”是作为专业课程设置的。其三,“专业(选修)课程”以及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专业定位,把创意写作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使它有机会能够与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基础课等实现“兼容”或“共赢”的融合发展,以共同完成人才培养任务。但是,作为以培养写作人才为目的的创意写作课程,仅靠此一门课的教学是不够的。从写作能力培养上看,高校列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意写作课程,不仅需要来自汉语、文学史、作品选等汉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支持,而且也需要诸如文学理论、美学、文学批评等理论课程的共同建构。例如:三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创意写作之外,还开设了公共基础课“大学写作”,在专业核心课中开设了“文学评论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秘书公文写作”“网络文学与新媒体写作”“影视文学写作”等专业课程(含方向性选修),以多门写作课程组成的写作课程群形式来落实人才写作技能培养目标。
另一方面,创意写作仅作为一门非汉语言文学基础专业,它既缺乏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基础课程支持,又难以在缺乏具体实训的教学环境中授课[9]。因此,它不必像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样强调培养作家的口号,而是能够唤起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教给他们创意写作的基础素养,能够激发他们表达的欲望或为他们未来想要发展写作潜力进行引路。为了能够与学生原有的写作知识与学习经历对接或接轨,创意写作课程目标需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创意思维,教学内容也需要对接传统的写作教学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坚持“让写作引领阅读,在阅读中学会写作”的理念[10],以“定向阅读”训练学生的阅读感悟,以“点燃创意”让学生从阅读中发现作品中的写作方法与写作特色,并通过互动交流方式开展写作训练。这种把阅读纳入创意写作的教学方式,不仅对接了学生原有的写作知识积累和各种写作经验,而且能够在“定向阅读”的引领下学习他人的创新,从而获得对写作的启悟与兴趣,找到进入写作的有效路径与方法,实际上就是做到了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的融会贯通。
综上所述,创意写作无论是作为专门的创意写作专业(方向)建设,还是作为一门非汉语言文学基础专业,将创意写作理论强调创意思维与传统写作理论重视文学传承有机结合起来,把创意写作的创意特色与传统写作的合理内核融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这也是写作教育应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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