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料视域下《人民日报》文学研究述评

龚 奎 林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关键字：《人民日报》；文学史料；刊载文艺；述评

新中国七十年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推动了文学的生产，而70 年的文学描绘了人民创造新生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新貌。《红岩》《烈火金刚》《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红色革命战争画卷；《青春万岁》《在和平的日子里》《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诠释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人生》《沉重的翅膀》《芙蓉镇》《平凡的世界》《抉择》《大雪无痕》《人民的名义》《蛙》《兄弟》《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艰难进程。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成立。随后，旧中国报刊业、出版业公有制改造的完成。《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以及各大出版社在“十七年”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成为了主要的文学载体。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党刊全面、及时地体现着不同时期党的意志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权威地诠释着当代中国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这种文学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转型发生变化，其文学生产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一直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势，引领着文艺健康发展和为人民服务的主流方向。《人民日报》作为时代的晴雨表，与当代文学互动共生70 余年。因此，梳理《人民日报》与当代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也就尤为必要。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文化提升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高度，认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同时，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放在首位予以强调和重申，并且只强调“领导权”，不再提“主导权”，足见党对文化的重视。文艺报刊和党报副刊无疑成为新中国以来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话语呈现。党报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呈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报纸，它是体现、传达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志的最主要、最权威媒介，是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导的重要载体。作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重要一环，《人民日报》等党报文艺副刊，具有意识形态性、文学性和规约性，成为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文学载体，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平台，是众多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发生的起点。其价值不言而喻，对其研究首先要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理论综述和观照。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视角

随着晚清时期自由撰稿人的出现、报刊的繁荣、通俗文学的兴起，印刷生产的完备、文艺控制的放松和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追寻，文学生产在写作者的文学活动中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文学繁荣发展离不开报刊、出版社等媒体的产生及其媒介作用。媒体为文学提供了平台，也提供了传播渠道，积聚了文学力量，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作家群和文学流派；一批著名作家介入报刊出版业，起着转换思维、更新观念、引导与规范文学发展流向的作用；媒体也参与文学活动，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运动遥相呼应。中国近现代出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语丝》《小说月报》《新诗歌》等期刊，《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以及商务印书馆、上海生活书店等图书出版社。

1949 年后，《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萌芽》等报刊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的变迁，共同推动现当代文学发展。周海波认为：“就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现代传媒构成了一个大的文学场，这是一个制约着文学生产和发展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报刊以其特有的姿态对文学形成了强大的影响。现代传媒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载体，而且带来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是一套全新的，既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同于西方文学的体系，现代传媒以其特有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式，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文学观念，改变了作家的身份特征，改变了传播方式，也改变了文学的样式。”［3］这就要求研究者通过文学史料的爬梳和报纸的研究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中，注重报刊研究与文本研究、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研究的结合，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作家在特殊时代的文学抉择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坚持史料梳理和理论阐释相结合、历史原初和当下主体意识相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借鉴版本学、考据学、语言修辞学、阐释学等理论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才能有比较妥当的认识，进一步融入到当下史料研究的热潮中去。海外学者首先进行了探讨，运用西方文论和文献实证研究中国文学，建构文化研究模式，强调文本价值，呈现两种范式：（1）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华裔学者重新挖掘被遮蔽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如李欧梵以《申报·自由谈》为中心，探讨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开创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2）顾彬、高利克、魏安娜等汉学家擅长原始资料的积累和严谨论证，如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魏安娜对中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学期刊和杂志进行了文本细读与研究，尽管她没有研究《人民日报》，但给我们提供了理论视野参照。

正是在海外学者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原有重视史料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从现代文学先驱者胡适、鲁迅、郑振铎、朱自清，到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创立者王瑶、唐弢、任访秋、李何林等，都很重视史料工作。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出版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3 套大型丛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很详实的史料。例如，版本校勘研究就是运用“版本学”进行新文学考证。20 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阿英、唐弢等几位新文学专家主要从事新版本的搜集和考证，因此被叶圣陶先生誉为“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朱金顺在《新文学史料引论》等论著中呼吁建立新文学校勘学这一学术概念，但是在西方文论东渐的热潮中，这一呼吁响应聊聊。倒是研究者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学出版史料方面的成果，马良春、樊骏、严家炎、姜德明、龚明德、倪墨炎、黄裳等推动着这项工作。而新时期开始零星的校勘研究论文也逐渐出现，如杨芝明的《关于〈女神〉的初版和一九二八年版本》、史承钧的《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秦川的《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赵康太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问题》、陈开鸣的《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问题》、龚明德的《巴金〈家〉的版本变迁》、黄淳浩的《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从郭沫若〈文艺论集〉的版本说起》、卜庆华的《郭沫若的诗编成多少诗集出版过——敦沫若著作版本考之一》、王锦厚的《谈〈死水微澜〉的修改》①这9篇版本校勘的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如下刊物：《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4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4期；《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2 期；《文学评论》1983 年6 期；《贵州文史丛刊》1984 年2 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2 期；《人文杂志》1986 年2 期；《零陵学院学报》1988 年4期；《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4期。等，应该说在20 世纪80 年代对文学的版本研究还是较为重视的。从版本开始，逐渐拓展到文艺期刊、报纸副刊、大众媒介等视角，如《大公报》《申报》《解放日报》《文艺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人民文学》等，研究者开始探索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和市场文化环境下文学生存的新场域，社会转型的现象研究、内在动力与运行机制研究、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等课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研究者的关注。因此，通过文艺报刊研究文学生产机制的历史流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视角。

从史料研究的学术条件而言，贾植芳、陆耀东、吴福辉、刘增杰、朱金顺、谢桃坊、温儒敏、陈思和、陈平原、洪子诚、陈子善、曾枣庄、刘增人、王中忱、王锦厚、解志熙、朱正、程光炜、商金林、刘福春、关爱和、金宏宇、黄发有等在文学史料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等高校的史料学研究传统以及史料学会的建立都促进了文献史料研究的发展。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等相继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会议呼吁重视史料学研究。《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刊物也成为史料学研究的学术发表平台。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于2006 年在河南大学成立，且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更是直接推动了学科的发展。甚至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交流群”微信群，在陈子善、刘福春、金宏宇、郭娟、沈卫威等群主老师引领下，青年学者刘涛、刘卫国、张钧、易彬、武新军、周立民、廖久明、袁洪权、侯桂新、杨华丽、凌孟华、李斌、彭林祥、张涛、付祥喜、张武军、李建立等相互切磋探讨文学史料研究的范式、方法、理论、角度和新材料，梳理各类媒介史料。由此可见，无论是研究者、研究单位还是学术平台都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着文献史料研究尤其是媒介史料研究的发展，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越来越受到中青年学者、研究生选题的重视，在下文的研究现状阐述中可见一斑。金宏宇认为：“这种研究应该是朴学学术话语与现代文论话语的整合，是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的整合。……首先要利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考据学的知识和技术，还要借助创作学、文本发生学、语言学、修辞学、观念史学的研究经验，也要运用传播学、接受学、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4］由于每一个作品都需要出版并传播，故对当代报刊史料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尤其是《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第一大报，对当代中国影响深远。

二、媒介文化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

首先，学者对新中国文艺生产机制中的媒介进行研究，阐明传媒视域下当代文学发展、文化领导权、文化主体的建构法则和文艺发展状貌。如洪子诚、孟繁华等考察了传媒的“一体化”控制对文学的影响，而吴俊、旷新年、郑纳新、欧娟等的《人民文学》研究，程光炜、孙晓忠、武新军等的《文艺报》研究，切入具体现场，还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少学者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体制入手，立足政策、出版、制度、稿酬、报刊、评奖、大众传播等史料进行文献解读，探讨社会、文学、媒介和文化的关系，梳理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王本朝、何言宏、樊星、周晓风、陈建军、郝富强、张钧、谢泳、王秀涛等研究文学制度的演变和文学空间的变异，黄发有、邵燕君、陈霖、路善全考察市场化进程中传媒与文学的互动及文学的转型，分析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大众传媒在当代文学传播接受中的功能与模式。如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对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政策、文学组织、文学传媒、文学会议、文学批评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认为：“通过作家、作品的生产与流变，将文学还原为动态、立体而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是文学制度史的精髓所在。”［5］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从期刊的版本改制、方针政策、作家培养、文学刊物的目录选题，文学出版的版本、编辑理念、出版现象、投资方针与作家作品关系，跨媒体、文学期刊、影视趣味、网络文学等新兴艺术与文学之间的互生性关系，结合具体文学期刊、出版社、跨媒体传播个案从当代文学根源、发生史上进行了深入思考［6］。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采用知识考古方式对稿酬制度、文学接受制度、组织制度、出版制度、评论制度等各项制度具体问题的发生、变迁有较为细致地考察［7］。王秀涛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以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制度”作为研究的聚焦点与切入点，详细而严谨地梳理、再现了1949 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化场域的生产中“关系与结构”的演变及其历程［8］。

其次，学者对当代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进行研究。20 世纪文艺报刊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的研究方兴未艾，如知名学者杨义、钱理群、陈平原、吴福辉、刘增杰、王晓明、王中枕、刘增人、程光炜、吴俊、谢泳、李频、何言宏、邵燕君、黄发有及海外学人李欧梵等对《新青年》《七月》《语丝》《小说月报》《人民文学》等期刊和《晨报》《大公报》《申报》《解放日报》《文艺报》等文艺副刊以及地方小报进行了研究。从传媒视域探讨现代文艺报刊视阈下文艺生产机制中的媒介力量，也是年轻学人硕博论文的重要选题，如周海波、李楠、李宪瑜、陈伟军、方迎九、颜浩、马永强、谢晓霞、欧娟、孙晓忠、武新军、李钧、陈霖、李迎春、李军等研究者以传媒为中介，立足文学史料梳理、生产文献分析、传播叙事解读，研究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关系。这主要源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国外传播学的引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各种理论拓展了国人的阅读视野，上文所说的文学生产理论、艾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布迪厄的“文学场”、比格尔的“文学体制与现代化”等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冲破了国内研究者原有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范式，使得很多国内学者在社会政治学的文本细读基础上关注西方文论的审美观照和文献史料的挖掘。目前，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文艺报刊研究已经很全面系统而深入，且研究成果也很丰硕，而对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期刊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吴俊的《人民文学》研究，程光炜、武新军等人的《文艺报》研究，邵燕君、黄发有等的新时期文学期刊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于几个大型文学刊物，而较少去研究影响新中国广大读者阅读视野的报纸文艺副刊。目前学者主要研究报纸副刊的渊源、风格特色、发展趋势与挑战、刊载作品体裁与走向，以及某一报纸副刊或某个时段副刊史的规律，如田建平的《当代报纸副刊研究》、姚福申等的《中国报纸副刊学》、魏剑美等的《报纸副刊学》。截至目前，在现有的学术专著以及博士、硕士论文中，专门深入研究探讨党报党刊上文学的，或以党报党刊为切入点、参照物研究当代文学发展变化。但深入探讨党报党刊对当代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不多，大多是针对某一种特定刊物的专论，没有对党报党刊文学整体情况进行全景式解析和总结，而且这些成果中关注更多的是文学制度问题、接受机制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缺乏对党报党刊的具体文本形成的原因和特点进行分析，主要有郑纳新的《新时期（1976—1989）的《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谢波的《〈文艺报〉研究（1949—1966）》、李迎春的《建国初期〈文艺报〉研究（1949—1957）》等。同时，还有一些短篇期刊论文和回忆录式专著谈及此领域，如袁鹰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黄福兴的《党报文艺副刊散文的新闻文学风格》，李寿生的《试论党报文学副刊的“亮色”》，魏宝涛的《〈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标准和模式的建构》，等等，但都同样没有真正从客观的角度，对党报党刊文学的特点和其对文学的意义进行系统、深入地梳理研究，而多是解析党报党刊文学的新闻性或明晰、澄清一些文学事实和发展史料，或倾向于传播学理论对报纸副刊的研究。陈叙研究了20 世纪90 年代报纸副刊呈现多元化和芜杂化特点，张苑琛则考察了《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各时间段的特色及成因。

三、《人民日报》副刊与文学传播研究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报纸的文艺发展演变史进行整体研究，尤其是引导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还未进行充足和必要的研究，现有研究更多从新闻传播角度研究《人民日报》改版、新闻报道、版面版式等，这显然不足以反映引导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中国第一大报的实情。目前，对《人民日报》文学媒介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

首先，从知识分子精神史进行观照。如李庄、袁鹰以《人民日报》经历者身份对该报文艺政策、文艺媒介、文艺事件等进行个人述史型梳理，还原了许多历史细节。袁鹰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通过史料考古学方式对创刊初期的《人民日报》及其文艺事件进行了史实梳理和现象还原。仲呈祥认为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理论“定力”是《人民日报》培养的。李秀卿、逯艳等梳理《人民日报》中有关楼适夷、郭沫若的文章时发现，楼适夷在十七年时期从“自我”走向了“无我”的精神蜕变，而郭沫若在“儿童本位”创作理念下成为儿童文学的护航人。郭运德、肖玉清、陈利云等分析了《人民日报》副刊的文化责任和刊载作品的影响力。

其次，对《人民日报》部分刊载作品的分析。例如马研、许珊珊等考察《人民日报》刊载文本特点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发现《人民日报》对“十七年文学”规范生成扮演着重要角色。马研的博士论文《〈人民日报〉、〈文艺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人民日报》《文艺报》上刊载的文学文本和相关文学的评论文章为研究基础，结合不同时期文坛的发展趋势，抓住最具代表性的、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流变，兼顾党报党刊自身独特的内在机制，力求以全景的视角，揭示党报党刊文学的自身特点和党报党刊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她认为，党报党刊是众多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类型发生的“原点”，在特定时期里成为了一种左右文学不断发展变化的看得见的“影响之源”，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长河中独特且又无法回避的文学载体［8］。高金鹏的硕士论文主要梳理《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探讨“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在1949—1976 年是如何被建构和阐释的过程［9］。南京大学窦金龙的硕士论文主要考察《人民日报》所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引导，进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新理解［10］。笔者本人一直在进行《人民日报》文学传播研究，对刊载文体进行了逐一分析，也对《人民日报》在新媒体挑战下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发表了18 篇论文。黄宇一撰写的硕士论文《1956—1966 年〈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转载研究》梳理了《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转载文章，认为转载文章在《人民日报》二次传播的过程中影响范围扩大，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文学规范的生成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呈现报纸副刊其作为一种文学生产方式的历史图景及文化镜像［11］。李道新整理《人民日报》里的电影信息并探讨其有关电影的议程设置发现，1949 年至1979 年间的《人民日报》为新中国电影构筑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独一无二的生存空间［12］。

总之，这些研究视野开阔，促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格局的变化，拓宽了学术空间，为《人民日报》刊载文学研究提供了思维启迪和研究范式、方法、文献等参照。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探讨《人民日报》推动文学生产及其副刊的文艺生态与文学传播、文学接受的策略与方法，挖掘其文艺宣传舆论走向、理解文学传播规律、总结党的领导文艺的经验，探寻文学生产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渗透，有助于梳理审美意识形态转化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及传播的经验，重新认识文艺价值的创造、传播和接受过程，呈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跌宕起伏的时代镜像，进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引导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凝炼、传播，获知媒介与文学、历史之间博弈的复杂全貌。正如黄发有所说：“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渗透，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