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的诗——西南联大时期穆旦诗歌风格的形成及其原因浅析

古 桦，李志元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隐忍”的诗
——西南联大时期穆旦诗歌风格的形成及其原因浅析

古 桦，李志元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穆旦是我国现代派诗歌代表人物之一。进入西南联大后，他的诗歌风格发生明显变化。通过文本细读西南联大时期穆旦的诗歌，用文学外部研究的方法来探究穆旦诗风转变的原因，发现社会现状、西南联大教学环境、学习氛围以及外国现代派、浪漫派诗歌的影响是促成西南联大时期穆旦诗歌风格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

穆旦；西南联大；隐忍；现代派；转向

穆旦是走在中国诗歌前端的一位诗人，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生存在中国最动荡的时代，时时刻刻为国家、民族、人民担忧。诗人目睹一部分中国人沉迷声色，另一部分人受尽剥削和压迫却麻痹不仁、不知反抗，因而诗人矛盾痛苦、绝望愤怒，诗中也处处透露对现实的关注；穆旦为人性格内向，尽管绝望愤怒，也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因此诗歌感情深沉。穆旦的诗，沉重中隐藏着澎湃热情，故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创作的诗称为“隐忍的诗”。西南联大对穆旦诗歌风格的转变是一个关键，谢泳先生曾写文章评析西南联大对穆旦文学道路的影响，肯定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因此，对穆旦西南联大时期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原因的探讨很有必要。

一、动荡的岁月，压抑的歌喉

穆旦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1935年9月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抗日战争打响，“平津沦陷，北大不堪纷扰，清华园听到枪声了，八里台南开挨炸了”［1］57，在日军疯狂的轰炸下，三所高校决定迁至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当时平津的情况如穆旦诗歌《古墙》中所写“野花碎石死死挤着它的脚跟，苍老的胸膛扎成了洞穴”、“怒号的暴风猛击着它巨大的身躯”、“苍老的腰身痛楚地倾斜”［2］33，古墙象征当时的中国，受尽摧残，仍坚强地于风雨飘摇中矗立不倒。穆旦随校迁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被分配在南岳圣经学院上课，后随学院迁至衡山脚学习。战火虽未波及长沙，但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消息早已传遍此地，敌机空袭的警报声时不时地回旋在山间，这些都一刻不停地敲击着每个学子的心，国家处于危亡之中，怎能安心沉醉在幽静的山水之间？有从北大逃到长沙来的同学叙述平津陷落的情况，“他自己一路上千辛万苦通过几处封锁线，亲见日寇杀人放火，掠夺财物等情况引起了大家无限悲愤”［1］61；“当时借读于长沙临大者很多，全国各大学学生几乎都有，表面虽似混乱，而实皆为一种国难期间悲壮紧张空气所包围。校中有时事座谈会、演讲会等，每次都人满为患”［5］65。

至1938年，日寇的铁蹄逼近武汉，长沙已不安全，三所学校决定迁至云南昆明，一批从海路走，一批从陆路走。穆旦随教授和其他同学共300多人一起步行，跨湘、黔、滇三省，路程共三千多里，走了68天到达昆明。这次经历为穆旦在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也促使他诗风的变化，他联大的同学王佐良在文章中写道：“后来到了昆明，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3］关于穆旦步行途中的见闻见于他1940年发表的《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和《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4］215短短几句话道出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整日辛苦劳作仅为生存。“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人！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的希望。”［4］217，此处借写生机盎然的原野，来表现当前整个中华民族和人民受到的压迫与伤害，尽管如此，世代中国人仍顽强地抗争。

至云南后，穆旦先后被安排在蒙自、昆明上课。云南是我国边陲之地，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在战乱时期是个适宜安心学习的好地方。1938年9月28日、1939年10月13日，日军飞机的两次轰炸对西南联大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的住宅区，也全炸毁了”［5］68。战火已燃遍中国大江南北，西南联大几次迁移也未能“逃脱”。如此动荡的时局，使许多高校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加入抗日的战斗。穆旦作为联大的学生，这些亲身经历使他的救国之心更加坚定了：中国的神州大地因外敌的侵略而四分五裂，中国的百姓因战争而家破人亡，战火烧灼着每一寸土地，江河被火光照得通红，眼前破败的景象让穆旦痛苦，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抗争会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国难在激励着人们，我们对于日人最有效的答复就是拿工作的成绩给他们看”［5］68，穆旦忍耐痛苦、怀抱希望，写下一首首深沉又热情的诗篇。

“洪水越过了无声的原野，漫过了山角，切割，暴击；展开，带着庞大的黑色轮廓，和恐怖，和我们失去的自己。死亡的符咒突然碎裂了，发出崩溃的巨响，在一瞬间，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从空虚到充实》）［2］56战争犹如洪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苦难，诗人看到尸殍遍野，内心崩溃绝望，但诗人没有放弃，“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从空虚到充实》）［2］57战争虽暂时摧毁了人们的家，人们却因此更加团结坚强，传统制度被撼动、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的思想如洪水洗刷着中国人民古老的灵魂。《祭》中将普通工人与年轻工厂主对比，一个死于保卫国家的战场，一个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过着奢侈的生活，讽刺了那些只图物质享受的人，赞扬了社会身份低微但以国家存亡为己任的普通百姓。诗人创作这首诗时无比痛心，他恨那些麻木不仁的中国人，但在另一些为国奋斗的人身上看到了希望，类似的诗还有《蛇的诱惑》《漫漫长夜》等。在《玫瑰之歌》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2］70诗人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渴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危难的祖国和人民。

在进入西南联大读书前，穆旦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中，直到他跟随国立清华大学迁至长沙、昆明，动荡的时局、路途中的经历和见闻，使他深入地接触到社会生活和人民，他痛苦绝望，想要嘶吼却抑制住了自己，或许是因为一味地宣泄相比隐忍后再缓缓道出，使诗歌更具理性、情感更真实、更容易感染人。

二、宽松的环境，自由的翅膀

穆旦西南联大时期诗风的转变，与这所名校的教学环境和学习氛围有密切的联系。西南联大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高等院校组成，它在当时拥有文学各领域的顶尖学者和教授（从事新诗创作和研究的闻一多、朱自清、叶公超、林庚、陈梦家等，小说家沈从文，哲学家冯友兰，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吴宓，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罗皑岚、吴达元，以及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威廉·燕卜逊等），这里的教师资源在全国是最“先进”、最丰富的。同时，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杜运燮、赵瑞蕻、王佐良、周珏良、罗寄一、林蒲、陈士林、王般、杨苡、向长青等），他们汇聚此处讨论学术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创办社团报刊，学术气氛非常浓烈。

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由接受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的学者和接受外国文化教育的留学海外的学者两部分人组成，教授集团兼具中西文化背景。此时的西南联大，中西皆融、海纳百川，为穆旦阅读外国现代派诗歌提供了条件。据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赵瑞蕻先生回忆：穆旦选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燕卜逊先生的“莎士比亚”和“英国诗”等课程，“在一次英文课上，燕卜逊先生大讲威廉·布莱克……那时，真巧，穆旦除喜欢拜伦、雪莱、叶慈外，也特别喜欢布莱克；穆旦有一本很厚的美国教授佩其编选的《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选集影印本，视为珍品，时常翻阅，反复吟诵”［1］66。穆旦的好友杜运燮回忆：“英国‘粉红色30年代’诗人奥登、斯本德、代·路易士等的新作品这时也传到了西南联大图书馆”［1］51，特别受学生们的欢迎，穆旦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课程的开设培养了穆旦对外国现代派诗歌的兴趣。

除西南联大的教学环境对穆旦影响较大外，学校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杜运燮写到当时的情况：“联大是自由的，爱写什么写什么。现代主义不是主流，但在外语系很有影响，受现代派影响也很大。”，社团报刊虽比不上五四时期那样繁荣，但同学们在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蒙自时创办了南湖诗社，诗社经常举行朗诵会、谈诗会、诗歌墙报等活动，后外文系搬至昆明，南湖诗社更名“高原文艺社”，陈士林、向长青、穆旦、杨苡、赵瑞蕻等人都参加了文艺社。此外，学生们还办了一些刊物，如《文聚》，联大的教授学者（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卞之琳等）和学生都在其上发表作品。社团和杂志的兴盛为穆旦进一步了解和尝试创作现代派诗歌提供了平台。穆旦自己也在文章中写到联大浓厚的学习气氛：“课室中同学们都专心听讲了，实验室就是在暑期中也都从早忙到晚，而图书馆，则是永远挤满了人。”［5］67在学校经历敌人轰炸后，“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4］。不管环境多么艰苦，联大的同学们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激烈地讨论着个人对时政的见解，更多的人如穆旦一样用手中之笔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三、现代的悲伤，浪漫的情感

穆旦在西南联大受外国现代派诗歌影响很深，这与外国现代派诗歌的产生有一定联系。外国现代派诗歌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和发展的驱动下产生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发展如火如荼，为人们带来了先进的科技和丰富的生活，但不久，资本主义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使人们只知整日享受物质，精神愈加萎靡；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底层人民受到资本家的严重剥削。二战爆发，战火蔓延至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惨状与中国无二。一部分作家看到此状，对发达的科技、对资本主义开始持怀疑态度，他们厌恶资本主义文明，以自己的方式批判这个社会。他们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工业化文明的弊端、嘲讽物质生活、描述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作品中充斥着颓废、阴暗，如：叶芝、艾略特、奥登等。

穆旦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动荡的年代，外敌入侵，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国文化思潮的冲击，面对外来的新文化，穆旦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诗歌。他对当时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目睹中国遭受外敌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穆旦忧虑而痛苦，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情形下，仍有人趁机发战争财，穷人软弱求全、不知自救，富人只顾享乐生活，他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穆旦骨子里充满着爱国热情，据他的朋友杨苡说：“穆旦表面上不问政治，也没有参加‘群社’，但他是一个‘左派’。”［1］77，他对将来的胜利充满希望，愿倾尽自己的一切去拯救祖国和人民，穆旦忧虑无奈又心怀希望，这与外国现代派诗人的心境是相近的。因而穆旦在阅读外国现代派诗人的诗歌时产生了共鸣，也影响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创作。

外国现代派诗人中，奥登、艾略特等人的诗都对穆旦产生了影响。艾略特诗中有“荒漠”、“荒原”、“虚幻的都市”等意象，穆旦诗中有“洪水”、“荒原”、“荒野”等意象，以此说明社会的混乱不堪，人精神价值的缺失，身处荒原，绝望无助，只有死亡。艾略特善用反讽手法，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他在《棋戏》中将贵族妇女与平民女子的生活作对比，一个衣食无忧，一个靠出卖肉体来维持生活；在《火诫》中描绘都市人在工作之余空虚、糜烂的生活。穆旦诗歌中借鉴艾略特的反讽手法，对虚伪、自私的人性进行批判，“我是太爱，太爱那些面孔了，他们谄媚我，耳语我，讽笑我，鬼脸，阴谋，和纸糊的假人”（《夜晚的告别》）［2］97。华参先生与杨小姐爱情的破碎，与这个物质社会有分不开的联系（《华参先生的疲倦》）。防空洞外炮弹乱坠，防空洞内娱乐仍在继续，“他笑着，你不应该放过这个消遣的时机，这是上海的申报，唉这五光十色的新闻”；“我想起大街上疯狂的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防空洞里的抒情诗》）［2］48。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为自由解放战斗着，而“大使夫人、简任秘书、专家、厂主”，他们是“臭虫似的，饭店、商行、剧院，汽车间爬行的吸血动物”，“笑脸碰着笑脸，狡狯骗过狡狯，这些鬼魂阿谀着，阴谋着投生”（《漫漫长夜》）［2］72，人性如此虚伪、冷漠。除此之外，艾略特诗中形式上的特征——散文式的对话，在穆旦诗歌中也有继承。穆旦诗中融入对话，但叙述者多变。增加了诗歌的模糊性，消解了诗人的个性与观点，让读者自己领悟、感受诗歌的情感与用意，因而穆旦的诗读起来晦涩难懂。比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虚无》《蛇的诱惑》《祭》等都运用了散文式的对话。

许多人都只关注外国现代派诗歌对穆旦诗风的影响，实际上浪漫派诗歌对他诗风转变也产生了一定作用。穆旦接触最多的是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浪漫派诗歌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国家战争频仍、政治腐朽、人民受压迫、渴望自由平等，法国大革命直接冲击了传统封建制度。为“对抗”传统古典文学，许多作家发扬个性自由，以诗描述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英雄人物，充满激情和浪漫。

拜伦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解放，他目睹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剥削人民，曾多次参加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拜伦诗中高傲孤独的情感、忧郁悲伤的情调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这些在穆旦诗中也同样存在：在祖国受外国侵略，人民陷于水火之中时，穆旦忧虑地诘问自己：“风在怒号，海上的舟子嘶声的喊：什么是你认为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你的理想的探求？”（《夜晚的告别》）［2］97他嘶吼着反抗充满虚伪、欺骗和阴暗的生活；当穆旦在呼吁人们起来反抗时，发现自己的呼吁似一颗石子丢进大海，漾起了轻轻的微波又不见了，仿佛只有自己一人在战斗：“生命的变质，爱的缺陷，纯洁的冷却，这些我都继承下来了”（《我向自己说》）［2］99，“O爱情，O希望，O勇敢，你使我们拾起又唾弃，唾弃了，我们自己受了伤！我们躺下来没有救治，我们走去，O无边的荒凉！”（《哀悼》）［2］126，穆旦内心忧郁、绝望；但他告诉自己即使最后只剩他一人，也仍要坚持：“虽然不断的暗笑在周身传开，而恩赐我的人绝望地叹息，不不，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仅存的血正毒恶地澎湃”（《我向自己说》）［2］99，自己若是一只“夏日的飞蛾……我要盼望黑夜，朝点灯光上扑”（《蛇的诱惑》）［2］65，飞蛾扑火是自取灭亡，但它们勇敢无畏的精神正是穆旦所欣赏的。

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欧化句式、欧化词语在穆旦诗歌中均有呈现。穆旦诗歌中经常出现英语的“定语后置”句式，汉语中定语一般放在宾语之前；而英语中一般情况下亦是如此，若定语过长，英语为避免头重脚轻会将定语放在所修饰的宾语之后，如：“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赞美》）［2］135，定语分别是“溶解过他祖先的”和“凝固在路旁”，宾语分别是“泥土”和“受难的形象”，中文的句式分别是“溶解过他祖先的泥土”和“凝固在路旁的受难的形象”。此类的句子还有“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诗八首》）［2］148、“他正等着我们损耗的全热，投回他慈爱的胸怀”（《祈神二章》）［2］160等。将英语句式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形式新颖，但不符合中国人的用语习惯，自然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穆旦诗歌中有诸多欧化词语，譬如他借鉴了雪莱诗歌中的感叹词：“O”，如：“O光明！O生命！O宇宙！”、“O，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O！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等。而且诗歌中融入欧化词语，涉及科技（天文台、望远镜、电力、总枢纽、星体、化合公式、原素）、宗教（亚当、禁果、撒旦、圣水、契约）、政治（资本主义、辩证、唯物、奴隶制度）、音乐（爵士乐）、医学（疾病、子宫）、心理学等领域，这些词语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属于新词，生僻的现代化词语使诗意变得隐晦。此外，穆旦诗中存在大量抽象词语与具体词语拼接的情况，例如：“叫光明流洗你苦痛的心胸，叫远古在你的轮下片片飞扬”（《合唱二章》）［2］45；“而感情和理智，枯落的空壳，播种在日用品上，也开了花”（《蛇的诱惑》）［2］66；“谁知道暖风和花草飘向何方，残酷的春天使它们伸展又伸展，用了碧洁的泉水和崇高的阳光，挽来绝望的彩色和无助的夭亡”（《在旷野上》）［2］75；“还有五月的黄昏轻网着银丝，诱惑、溶化，捕捉多年的记忆，挂在柳梢头，一串光明的联想……浮在空气的小溪里，把热情拉长……”（《五月》）［2］88。将抽象词语与具体词语拼接是一种创新，与传统诗歌相比，给人新鲜感；但追求陌生化效果的同时会使诗歌艰涩难懂，这也是称其诗为“隐忍”的诗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穆旦西南联大时期及之后的诗歌艺术成就较高，当时中国受外敌入侵，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西南联大的二次迁移给穆旦提供了走近现实的良好机会；西南联大中西皆俱的教授群体、丰富的学习资源、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为穆旦广泛阅读和接触中外文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外国浪漫派和现代派诗歌对穆旦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充分吸收外国浪漫派诗歌和现代派诗歌的精髓，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成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派诗歌。穆旦的现代派诗歌描述国家、民族、人民苦难，对胜利给予深深的期望；诗歌情感饱含悲伤痛苦，又隐藏压抑着随时会喷涌而出的热情；运用大量欧化句式和词语，诗歌风格晦涩深沉。

［1］李怡，易彬.穆旦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李方.穆旦诗全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3］杜运燮，袁可嘉，周珏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M］.南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

［4］李方.穆旦诗文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李方.穆旦诗文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The Forborne Poetry——Analyzing the style and reasons of Mu Dan’s poetry during his stay i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GU Hua,LI Zhi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530000 China）

MU Da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Modernist Poetry.His poetry changed greatly after he went to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method of outside elements study,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tyle and the reasons during his stay i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nd finds out that social reality,study environment and in⁃fluences of Modernist poetry and Romantic poetry are the three major reasons to form MU Dan’s poetic style during his stay i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MU Dan;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Forborne poetry;Modernist;change

I206.6

： A

： 2096-2126（2016）06-0066-05

（责任编辑：雷凯）

2016-10-12

古桦（1992—），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李志元（1967—），男，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